民科的基础知识(民科是一个好词儿)

原创 shengminwujiang 生民无疆 2022-07-20

一、共军与国军、美军

又看到嘲笑“民科”的奇文,我不禁笑了----因为我正好在复习电视剧《亮剑》。

正好看到楚云飞与参谋长对话。

李云龙指挥部队水平太高,仗打的太漂亮,黄埔出身的楚云飞首先想到的是:李云龙一定是个官科---某军校毕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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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云飞: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蹦出来的?是那个军校的?黄埔前五期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或者是哪个讲武堂的?

参谋长认为:李云龙八成是个泥腿子出身,民科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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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长: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那,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子出身吧。

楚云飞一听这话,眼睛放亮:如果是官科,那就算了;如果真是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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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云飞:他要真是个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这就是楚云飞的可贵之处。

在国民党军队里,许多的连长排长也是军校毕业生。在国军高层,留美、留德之类海归将校多如牛毛。

而共军的各级指挥官,十之八九都是泥腿子出身,许多人小学没毕业。共军的最高指挥官毛教员,也没有上过军校,与保定军校毕业后东渡日本镀金、曾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委员长相比,学历差距不知道有多大。

站在“军事专家”的角度进行“专业性”地思考,不难发现:共军是一支地道的“民科”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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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意外的是,留德出身的常乃超少将对于李云龙及其所作所为十分不屑:

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贵军不待我的部队展开,火炮还没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英雄。

常将军的意思是:李云龙,军校教科书上就没有你这种打法,你的指挥太不专业了,虽然你赢了,我照样蔑视你!

楚云飞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在国军中楚云飞这样的人太少了。因此,国民党至今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会败得那么快那么惨。

不管服气不服气,事实终归是事实:洋气十足的国军,被泥腿子共军彻底摧毁了。

其实,共军三年打败国军,真的没啥了不起,可以说是稀松平常的战绩

抗美援朝一战,恰好也是三年时间

“联合国军”的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据称是西点军校历史上最优秀的毕业生,后来又担任了西点军校的校长,算得上是代表了西方世界最高水平的“官科”。麦克阿瑟的继任者李奇微、克拉克,都是揣着西点军校的文凭混入军界的。他们手下一大把一大把的西点军校毕业生。

既然是“联合国军”,其中当然还有英国、法国等等七七八八的西洋军校的优秀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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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官科的逻辑,十多个国家组成的西洋联军,手握绝对优势的高科技装备,在西点军校校长的亲自指挥下,一定是宇宙无敌的了。

遗憾的是,和蒋校长的军队一样,麦克阿瑟校长的“联合国军”,也是在短短三年时间里,被泥腿子共军给一锅烩了。

我不明白,当今某些人把西点军校吹得神叨叨的,依据在哪里?实在太不靠谱!

西点军校确实比国内某些官科有出息,因为他们承认失败,一直在研究:西点军校为什么在朝鲜战场上败给了泥腿子?他们一直在总结:泥腿子共军到底有哪些优点。

二、三个著名的民科

在当今学术圈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学富五车的“民国大师”从来不正眼看蒋委员长。因此,对于上面这段文字,“民科”论者自然不会服气,因为在他们看来,军事指挥官哪能跟我等“学者”相提并论?

其实,所谓的“民国大师”,几乎统统是地道的“民科”。

按照当今的标准,不是博士不够格踏上大学讲坛。反观民国时期,一个留洋本科生,便被视作高级人才;民国头号大师胡适,还是靠着抗战时期的特殊环境,在当上驻美大使后才忽悠到了洋博士帽。要想在“民国大师”中找一个正宗的博士,真的要打好几个灯笼。

“民国大师”的平均学历之低,令人发指。例如:

1933年,一个年仅23岁的初中毕业生、开杂货铺的小伙子,被聘任为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助教;次年,被提拔为讲师。

三年后的1937年,这个年仅27岁的初中毕业生、开杂货铺的小伙子,当上了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教授,是正教授,不是副的。

这个小伙子,名叫华罗庚,至今无人匹敌的大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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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与陈景润

下面谈第二个例子。

1930年,一个年仅28岁的小学毕业生、四处流浪的乡下小伙,登上了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前身)的讲坛,次年,被提拔为讲师。

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这个小学毕业的乡下流浪汉,竟然当上了当今某些人心中“学术圣地”西南联大的教授,是正教授,不是副的。

这个乡下流浪汉,名叫沈从文。如雷贯耳吧?

估计会有官科出来说:作家嘛……

其实,沈从文先生的前半辈子是作家,后半生是历史学家。他是中国服饰史开山之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作者,是独著,不是“主编”、“合著”。他在这一领域的成就,至今无人可以匹敌。

实在忍不住,我要再说一个例子。前不久,在某个微信群里,某历史学博导教授盛气凌人地指责本人是“民科”。

以他的逻辑,他的祖师爷张舜徽教授,才是地道的民科。

张舜徽教授可以算作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的奠基人,他是该领域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

想知道张舜徽的学历吗?告诉你:没有,连小学毕业证都没有

没念过小学、小学毕业、初中毕业,如果这样的三个人不是民科,还有谁是民科?

也许有人会质问我:要脸不,你以为你有华罗庚一样的才华?

我打算这样反驳他:胆大不,你以为你有熊庆来一样的眼光?

三、24史作者和古代史学名家全是“民科”

中国历史上,在文史哲领域,从来就不存在一个自封自夸的“学术”“象牙塔”。

先说文学。《诗经》之诗多采自民间。《离骚》是官员屈原的抒怀之作。辉煌的唐诗宋词多是士大夫修身养性的业余产品。今人总在称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唐宋八大家是“文学家”、“诗人”,其实,这些头衔是今人硬性安上去的,因为他们没有一位是“专业作家”。古往今来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作者也是地道的业余选手。最早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同样是官员闲暇之作。总之,没一人是“专业人员”。

再说哲学。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是站在中国哲学山巅上的一群人,他们没有一人是象牙塔里的人物。董仲舒、韩愈、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他们的著作,全是用业余时间写出来的。以前,佛道也不如现今拥有专门的“学院”。据说六祖慧能不识字,《六祖坛经》基本是他的人生感悟。总之,没一人是“专业人员”。

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古代的文学、哲学高度繁荣,但是,几乎全部是“民科”的成果。

总之,今天的文史哲“象牙塔”,完全依靠几千年民科成果构筑的。一篇“业余”涂鸦的《石头记》筑起了“专业”的“红学”;一本文盲口述的《坛经》引出了高大上的“禅学”。

下面专说史学。

重视历史记载,是中华的传统。仅以传世的史籍而论,自公元前841年起,中华大地上每一年发生的大事,史书皆有明确记载,后人难以随意编造。

最晚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就建立了设置了专职的史官,建立了完备的修史制度。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外篇》曰:

“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伴随专职史官的诞生,史学也专业化。早在唐代,科举考试中,史学便列为一个独立的考试项目。

因此,中国史学极其发达,早在汉朝,就形成了成熟的史学流派。《史通·内篇》曰: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有趣的是,代表中国史学的成就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通典》、《水经注》、《元和郡县志》等等皇皇巨著,均属史学“民粹主义者”的瞎折腾的结果,因为,这些作者,统统不是“史学专业”的人物。

先说《水经注》。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地理学”专著,作者是南北朝时期郦道元,这是一位“没有受过历史地理学专业训练”的官员。《北史·郦道元传》:

“道元字善长。初袭爵永宁侯,例降为伯。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执法清刻,自太傅掾引为书侍御史……景明中,为冀州镇东府长史……后为河南尹……诏道元持节、兼侍中、摄行台尚书,节度诸军,依仆射李平故事……后除御史中尉……遣为关右大使。宝夤虑道元图己,遣其行台郎中郭子帙围道元于阴盘驿亭……道元瞋目叱贼,厉声而死……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为《七聘》及诸文皆行于世。”

郦道元终身为官,最后为叛军所杀。他一辈子好学不倦,工作之余 “撰注《水经》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为《七聘》及诸文皆行于世。”

《通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典章制度史”专著。作者杜佑是唐代著名官员,一辈子做官,位至宰相,他也是一位“没有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官员。《新唐书·杜佑传》:

“杜佑……以荫补济南参军事、剡县丞……元甫奇之,署司法参军,府徙浙西、淮南,表置幕府。入为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迁容管经略使。杨炎辅政,历金部郎中,为水陆转运使,改度支兼和籴使……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出为苏州刺史……改饶州。俄迁岭南节度使……召拜尚书右丞。俄出为淮南节度使……拜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检校司徒,兼度支盐铁使……拜司徒,封岐国公…….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佑资嗜学,虽贵犹夜分读书。先是,刘秩摭百家,侔周六官法,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称才过刘向。佑以为未尽,因广其阙,参益新礼,为二百篇,自号《通典》,奏之,优诏嘉美,儒者服其书约而详。”

杜佑一生经历丰富,多担任任务繁剧的地方官和主掌国家财政的长官。他一辈子“夜分读书”,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通典》。

《资治通鉴》的作者,是众所周知的司马光。尽管《资治通鉴》名气巨大,有泰山北斗之地位,但是,事实上,司马光是一位“没有经过史学专业训练”的“民科”。《宋史·司马光传》:

“司马光……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除奉礼郎,时池在杭,求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亲,许之……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擢为翰林学士……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帝乃拜光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请判西京御史台归洛……《资治通鉴》未就,帝尤重之……及书成,加资政殿学士。凡居洛阳十五年……起光知陈州,过阙,留为门下侍郎。……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

司马光进士及第后,终身为官。工作中,因为觉得史籍浩繁,有必要编撰一部便于皇帝以史为鉴的专著,他便利用业余时间动笔了。写了几卷呈给皇帝看,皇帝阅后大喜,赐名《资治通鉴》,亲自作序,并为他完成全书提供条件。此后,即便是担任宰相时,司马光也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撰写该书。后来,因为与王安石等朝廷官员政见不合,便恳求赴洛阳出任“判西京御史台”,远离政治中心,集中闲暇时间,完成了《资治通鉴》。

民科的基础知识(民科是一个好词儿)(8)

再说二十四史的作者。

众所周知,《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司马迁是今天所谓的“专业的历史学家”吗?错!

《汉书·司马迁传》: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

汉朝的太史令即“天官”,是主持国家天文台工作的官员,《后汉书·百官志》: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

用当今的话来说,司马氏世代为天文学家,而不是当今的“历史学家”。至于司马迁后来担任的中书令,则是“掌凡选署及奏下尚书曹文书众事”,担任汉武帝的秘书了。

由此可知,司马迁先是国家天文台台长,后是皇帝秘书,总之,撰写《史记》,并非他的“专业”工作。

后人以《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因此人们习惯性地称司马迁为文学家、史学家。其实,按今天某些人的标准,司马迁既不是文学家,也不是史学家,至多可以称之为天文学家,属于史学领域的民科

《汉书》的作者班固,比司马迁的情况还要差。他在动笔撰写《汉书》时,仅为一介平民。《后汉书·班固传》:

“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檄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后以母丧去官。永元初,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与参议。”

班固家世代书香门第,“家有赐书,内足于财”,藏书丰富,家境富裕。父亲班彪去世后,他回到老家专心致志地撰写《汉书》。后被人告发而下狱。他的弟弟班超上书朝廷,获得汉显宗(汉明帝)召见,皇帝读了班固的著作后大为赞赏,立即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让他专业从事修史工作,支持他完成《汉书》。由于他才华横溢,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时,专门请班固担任助手。

如此说来,班固原本是一个“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乡野“民科”。幸亏班固弟弟班超胆子大,班固的作品被皇帝看见并获得皇帝认可,被调入“学术圈”工作,因此,班固勉强可以够得上“官科”了。

《后汉书》的作者是范晔。范晔终身为官,虽然博学多才,但热衷于政治,还因参与谋反而被杀。《宋书·范晔传》:

“范晔……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高祖相国掾,彭城王义康冠军参军,随府转右军参军,入补尚书外兵郎,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父忧去职。服终,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道济北征,晔惮行,辞以脚疾,上不许,使由水道统载器仗部伍。军还,为司徒从事中郎。倾之,迁尚书吏部郎……左迁晔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在郡数年,迁长沙王义欣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为始兴王浚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及浚为扬州,未亲政事,悉以委晔。寻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范晔撰写《后汉书》,纯属业余爱好。他在担任宣城太守时,开始动笔。这部史书,他完全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而且是一边写,一边还想着官场的事情。毫无疑问,这位终日瞎折腾的范晔,是“没有经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

《三国志》的作者是陈寿。陈寿本为蜀国臣子,蜀灭后入魏晋,后在晋做官。同样,撰写《三国志》也是他业余成果。《晋书·陈寿传》:

“陈寿……仕蜀为观阁令史……及蜀平……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汉武帝诏曰司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书。使者得其遗书,言封禅事,天子异焉。臣等案,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

陈寿的《三国志》一书能流传,还颇多曲折。直到陈寿去世后,根据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人的建议,朝廷派人到陈寿家中抄录《三国志》全文,因此,《三国志》得以传世。

《晋书》,是唐朝宰相房玄龄主持编撰。房玄龄大名鼎鼎,众所周知,不再赘述。

《宋书》,是南朝梁朝权倾朝野的沈约所撰。沈约诗文俱佳,众所周知,不再赘述。

《南齐书》,为南朝公子萧子显所撰,他是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公子王孙,更不可能接受史学专业训练了。

《梁书》、《陈书》,由唐朝姚思廉所撰,他是唐太宗创业时期核心团队的十八学士之一,据《旧唐书·姚思廉传》,基本情况如下:

“太宗入春宫,迁太子洗马。贞观初,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写其形像,列于《十八学士图》,……三年,又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思廉又采谢炅等诸家梁史续成父书,并推究陈事,删益博综顾野王所修旧史,撰成《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卷。”

《魏书》,由北齐官员魏收主持编撰。据《北齐书·魏收传》,魏收编撰《魏书》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天保元年,除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县子。二年,诏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优以禄力,专在史阁,不知郡事。”

《北齐书》,由唐朝名臣李百药所撰。《旧唐书·李百药传》:

“贞观元年,召拜(李百药)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受诏修定《五礼》及律令,撰《齐书》。”

《周书》,唐朝名臣令狐德棻所撰。《旧唐书·令狐德棻传》:

“令狐德棻……高祖入关,引直大丞相府记室。武德元年,转起居舍人,甚见亲待。五年,迁秘书丞……贞观三年,复诏……德棻更与秘书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师次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次齐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陈二史,秘书监魏征次隋史,左仆射房玄龄总监。”

《北史》、《南史》,唐代李延寿所撰。《旧唐书·李延寿传》:

“李延寿者,本陇西著姓,世居相州。贞观中,累补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尝受诏与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又预撰《晋书》,寻转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延寿尝撰《太宗政典》三十卷表上之。历迁符玺郎,兼修国史,寻卒。调露中,高宗尝观其所撰《政典》,叹美久之,令藏于秘阁,赐其家帛五十段。延寿又尝删补宋、齐、梁、陈及魏、齐、周、隋等八代史,谓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颇行于代。”

《隋书》,由大名鼎鼎的魏徵主持编撰。

《旧唐书》,由后唐、后晋时的宰相刘昫编撰。《旧五代史·刘昫传》:

“刘昫……明宗即位,拜中书舍人,历户部侍郎、端明殿学士。明宗重其风仪,爱其温厚,长兴中,拜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平章事……清泰初,兼判三司,加吏部尚书、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天福初……诏为东都留守,判河南府事,寻以本官判盐铁。未几,奉使入契丹,还迁太子太保兼左仆射,封谯国公,俄改太子太傅。开运初,授司空、平章事,监修国史,复判三司……以病卒,年六十。”

《新唐书》、《新五代史》,是北宋宰相欧阳修主持编撰。此人众所周知,不再赘述。

《旧五代史》,是宋朝初期的宰相薛居正主持编撰。关于薛居正修史时的情况,据《宋史·薛居正传》:

“薛居正……晋天福中华帅刘遂凝辟为从事……奏署盐铁判官。开运初改度支推官……显德三年,迁左谏议大夫,擢弘文馆学士,判馆事……擢刑部侍郎,判吏部铨。宋初,迁户部侍郎。太祖亲征李筠及李重进,并留司三司,俄出知许州。建隆三年入为枢密直学士,权知贡举。初平湖湘,以居正知朗州……乾德初,加兵部侍郎……以本官参知政事。五年,加吏部侍郎。开宝五年,兼淮南、湖南、岭南等道都提举三司水陆发运使,又兼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又监修《五代史》,逾年毕,锡以器币。六年,拜门下侍郎、平章事……”

《宋史》、《辽史》、《金史》,为元朝宰相脱脱主持编撰。关于脱脱修史,据《元史·脱脱传》:

“脱脱,字大用……年十五,为皇太子怯怜口怯薛官。天历元年,袭授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二年,入觐,文宗见之悦……元统二年,同知宣政院事,兼前职。五月,迁中政使。六月,迁同知枢密院事。至元元年……历太禧宗禋院使,拜御史中丞、虎符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左阿速卫。四年,进御史大夫……授金紫光禄大夫,兼绍熙宣抚使……六年二月……脱脱知枢密院事……至正元年,遂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三年,诏修辽、金、宋三史,命脱脱为都总裁官。”

《元史》,为明初重臣宋濂主持编撰。关于宋濂,据《明史·宋濂传》:

“宋濂……太祖取婺州,召见濂。时已改宁越府,命知府王显宗开郡学,因以濂及叶仪为《五经》师。明年三月,以李善长荐……除江南儒学提举,命授太子经,寻改起居注……基佐军中谋议,濂亦首用文学受知,恒侍左右,备顾问……洪武二年诏修元史,命充总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学士。明年二月,儒士欧阳佑等采故元元统以后事迹还朝,仍命濂等续修,六越月再成,赐金帛。”

《明史》,为清朝大学士张廷玉主持编撰。此人众所周知,不再赘述。

上述名家,竟然没有一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

顺带一说,常常被称为二十五史之一的《清史稿》,则是一群完全没有接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晚晴余孽”的产品。

如果按照当今某些人的说法,上述这些人物,无一例外,全是“民科”。

显然,“民科”是一个很好的词儿,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头衔。

民科的基础知识(民科是一个好词儿)(9)

四、学术土围子

没念过小学的张舜徽,小学毕业生沈崇文,初中毕业生华罗庚,这三位“民科”之所以能登堂入室,晋升为“大师”,主要应该在于:当今的某些“官科”还没有进入“学术界”,当时只有一个开放的“学术界”。

自从当今的某些“官科”成长起来后,“学术界”大有蜕变为“学术圈”的势头,他们力图把“学术界”打造成为唯我独尊的铜墙铁壁的“学术圈”。

按照这些人制定的“圈规”,华罗庚、沈从文、张舜徽将永无出头之日。

这三人中,华罗庚学历最高,初中毕业。但是,如果华罗庚再世,下辈子也别想通过发表“论文”,获得熊庆来的青睐。

如果华罗庚向某“学术期刊”投稿,仅凭他的“工作单位”为“XX杂货铺”、“学历学位”为“初中毕业”,他的稿件便会被编辑扔进废纸篓。

即便是某编辑胸怀博大且慧眼识珠,但是还是杂货铺工作人员的华罗庚不通洋文,无法将论文题目、摘要翻译成英文,且没有一大串的“参考文献”,这完全不符合“学术规范”。毫不意外是:论文被“审稿专家”扔进废纸篓。

即便是华罗庚因为发表论文获得了熊庆来的青睐,八辈子也上不了大学讲坛。

华罗庚本科毕业于哪个985、211?硕士博士是哪个985、211的?有美国、英国哪一所世界名校镀金的经历?这三样,一无所有,也配登上大学讲坛?

初中毕业生华罗庚尚且如此,沈从文、张舜徽自然是十八辈子也进不了“学术圈”。

“学术圈”的“圈规”是:认出身不认学问,重圈子不重学术。

前不久,有历史学家宣称,历史学是一门门槛不低的学问,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者是不够格进入的,因此,历史学是历史学家的事情,非历史专业的民科别瞎参合。

想想挺幽默的:

1.一群民科撰写了令举世仰望的《二十四史》;

2.有人依靠《二十四史》晋升为“学术”官科;

3.官科建设了“学术”门槛,把民科拦在门外。

4.官科有资格研究二十四史及其作者,二十四史的作者不够格研究自己和自己的作品。

毫无疑问,如果天文学家司马迁再世,是没有资格研究司马迁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史记》的。司马迁不是“史记专业”的研究生,没有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发表一篇又一篇“司马迁研究”和“史记研究”的论文了。

同理,欧阳修、司马光也只能成为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民科了。仅当今“专业训练”和“论文”格式,就足以把欧阳修、司马光整晕。

最近,又看到有大专家宣称:民科参乎史学,会使得史学“民粹化”。如此言论,就有点欺师灭祖了!因为如果按照此君之说,历史地理学的祖师爷的郦道元也是民科,为了防止历史地理学的民粹化,必须取缔郦道元参与“历史地理学”研究资格。

“学术圈”正在成为学术界的土围子。

正是这些终日醉心于构筑“学术土围子”的一批人,整天在高喊大学“去行政化”,换句话说,他们不要领导。

华罗庚他们不要,领导他们也不要,他们到底想干嘛?

他们就想要一个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相互吹捧、相互壮胆的土围子,而且还必须由纳税人供着养着,伙食稍微差一点他们还不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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