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市区（五六十年代的故市见闻）

共产党教人学好

听老人讲，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渭南故市一带农民普遍种植鸦片。鸦片与小麦同时播种，来年五月前后开出红、黄、粉色的鲜艳花朵，凋谢后结出像棉桃大的骨椟。每天黎明，婆娘女子娃下地，用小刀在骨椟顶端划个“十”字，流出白色乳汁，遍野飘香。太阳照射后，乳汁就变成如胶似的黑色粘稠物，黑色粘稠物有人进村或地头收购。

鸦片吸多了就上瘾，不吸浑身疼得难受，得花大价购买。许多家财万贯的人家，子孙后代因抽大烟而败落。故市南门口的田西海，继承祖业土地数顷，骡马成群，富甲一方，名震渭北。可是他把丰厚的家产不几年就抽了个精光，连老婆、女儿也卖了，成了没房住的赤贫户，流落街头乞讨，解放后被定为“破烂地主”。沾染上吸毒的“瘾君子”，个个瘦得皮包骨头，没劲劳动，懒得出奇。甚至为了吸毒不知羞耻，啥坏事都做得出来。有个叫余×贵的烟民，除夕晚上实在没钱买烟，趁妻子睡熟，把包好的素水饺偷了出去，卖给没有女人做饭的铁匠老谢。第二天早晨起来，妻子没有水饺下锅，知道是丈夫卖了抽大烟，气得大哭。另外一个烟民为了吸毒，晚上竟把他婆娘的裤子也偷的卖了，使女人羞得无法出门。

民国吸食鸦片的瘾君子

解放前，我家的西邻住着王姓老夫妻俩，儿子被拉了壮丁，没人养家，就做起了贩卖鸦片的生意。那时，我父亲在外奔波，丢下奶奶、母亲和五妈带着几个小孩度日。每到晚间更深夜静，抽大烟的人偷着去买烟泡，隔壁便会传来“蹬、蹬、蹬”的走动声。

有一天夜晚，隔壁又传来凶恶的打骂、吵闹、哭啼声，吓得我钻进奶奶怀里不敢动弹。第二天早晨，奶奶从外边回来说：“夜黑来，官人来抓大烟客，把王老汉打伤，抢了钱，跑了！”

没几天，王老汉病重，老婆只好把房卖给从合阳来做生意的张吉祥。听说老俩口去了乡下，不久都死了。解放后，他儿子回到故市没有住处，租房独居在二组某家。

1950年春，新政府颁令，彻底铲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流毒、恶习。开展禁烟、禁赌、禁娼工作，主要由本地的民兵负责。一乡为一个连队，故市乡民兵连连长是王丙戌，文书兼文化教员是霍纪成。

隆冬某天，听说有人来故市送烟泡。晚间，王丙戌、霍纪成等几个人冒着严寒，埋伏在南门外乱坟岗。半夜抓住了两个携带毒品的人，他们承认了贩毒事实，交代了北关田×义、何×笃等买大烟人的名字。民兵们立即到这些人家里没收烟具，村干部给那些“瘾君子”开会。对于屡教不改者，就强行安排参加劳动。

我老姨夫田养民一家住在我家的斜对门，家有几十亩土地，在城外开有车马大店。虽是富裕之家，老姨夫因吸毒脾气暴躁，又黑又瘦，走路能被风吹倒。政府从种烟、制毒、贩卖上予以根治，他有钱买不到鸦片，便去渭南城内外甥开办的博爱药房去戒烟，渐渐饭量增加，身体康复，终于能够料理家务了。

南巷兴芳伯戒烟后也改头换面，发挥自己泥瓦匠技能，常给街坊邻里修缮盖房。合作化时，他担任生产队长期间，承包了固市中学的环卫工作，肥多地壮，粮食丰产，成为先进。他常对人说：“共产党能教人学好！”

妓女到哪里去了

旧社会到处都开设妓女院，渭南城区南塘巷就有多家，净是那些乌七八糟的流氓出入，鼓乐拌杂打情骂俏声，吵得街道不宁。正派的人气愤地称其为“嫖娼巷”。

接受改造妓女在一起唱歌跳舞

解放后，我随父亲在渭南北塘小学上学，住在东风街与北塘巷交界处的东边路北，开办博爱药房。离南塘巷较近，大人不许我们到那里去玩。

记得1950年早春，某天中午，警察逐户通知说，晚上要早停业，任何人不能出外，也不许给外人开门、留宿。

下午药房来了一位姓贾的巴邑村乡党，说了几句闲话就走了。

午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惊醒。父亲起床，走到门边说：“政府规定今晚不准开门，我家不卖药。”来人答道：“我们是警察。”

父亲把门打开，只见那位巴邑乡党被捆着押来，警察问：“他是你药房的人吗？”

父亲老实回答：“他不是我字号的员工，是我的乡党。”

一个警察指着那人训斥一番，向我父亲解释，“他去嫖娼被我们抓住了，没你们的事，打扰了！”随即将那乡党押走。

第二天一大早，街道民众闹烘烘，纷纷议论：“昨晚，城里所有的妓院全部取缔了！”南塘巷的几家妓院门上贴了封条，那些妓女到哪里去了，却不得而知。

“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游行队伍里最突出的是纺织厂的女工腰鼓队，人们拥挤上前，争先恐后地观看。有人指着队伍里的几个女工喊：“啊！那不是xx、xx姐儿吗？”

原来那些妓女经过教育，成了让人们羡慕的工人，成了新时代的新女性。

记得看过一个影视剧，是演毛主席在北京某胡同看见妓女拉嫖客的丑相，说：“一定要革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渣滓。”新中国刚建立，果然一晚上就把几千年来的社会丑陋现象除掉了。

神会保佑你

解放前，故市老城西街路北，一个四十多岁名叫刘虎臣的中年人，前屋开布店，后屋大厅敬神传道，他以帮人实现愿望为诱饵，哄骗人入道。

我父母已到而立之年，膝下只有两个女娃，自然望子心切。一天，刘虎臣老婆对我母亲说：“你入了道，神会保佑你生男娃，传宗接代。”

那时，我家住在前屋，寡居的五妈住在后屋，领着三个孩子，生活拮据。刘老婆又对五妈说：“你入了道，会见到你丈夫，神会保佑你母子平安。”两个妇人听了刘老婆的劝说，信以为真。付了钱财入道，可是连这神的名字也不知道。

某天，俩位母亲带着我姐妹几个去刘虎臣家烧香敬神。走进黑洞洞的后屋，只见地面跪着十几位信徒，鸡啄米似的不停地磕头。北墙上挂着一张模糊不清的画像，供桌上摆放祭器，蜡烛忽闪，香烟弥漫。刘虎臣的大儿子一盘接一盘地往桌上端祭品，刘站在桌前接应摆置，接着烧纸念经，我们一句也听不懂。

回来后，两妯娌议论：说是敬神为啥要在暗室举行？民间最大的礼是三跪九叩首，它为啥要不停磕头？一般敬神烧香后，都给香灰面面当药用，而它啥也没有给……，百思不得其解。

一天，我父亲从渭南回到家中，母亲向他叙说此事。父亲立即制止道：“敬神拜佛向来是骗人的鬼把戏，要过好日子得靠自己勤劳。”从此家里人再也没有去过那里。

1953年春，政府打击反动会道门，在城隍庙举行公判大会，把刘虎臣等头目绳之以法。此时，人们才知道那叫“一贯道”。群众入道要交“入道费”“功德费”“献心费”“尽孝费”“免冤费”等。入道的人有为“躲灾避难”的，有为求儿女的，有为治病的，有为保佑小孩长命的，有为见死后亲人的，也有为求和睦家庭的。

经过打击取缔，原来入道的群众纷纷退道，一贯道终于偃旗息鼓，消声匿迹了。

文盲成了读书人

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广大群众，连肚子也填不饱，哪儿有精力供娃娃上学读书，女孩子识字那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建国初期，全国开展扫盲运动。农闲季节，利用空闲的房舍、院落，聘请稍有文化的人士当教员，开办民校、夜校、识字班……，动员不识字的群众，特别是妇女参加学习。初期是教常用的汉字，后来教注音字母。

建国初期的扫盲运动

有位名叫韩文忠的街坊，祖籍渭南丰塬，逃壮丁来到故市镇落户，租赁我家房暂住，以贩卖竹器与打短工为生。因不识字常常受骗，即使再忙再累，晚间都要去识字班学文化。由于所认的字不久就忘记了，他不耻下问，像我这刚上学的娃娃也成了他的老师。他爱看书，遇见一张小纸条，也会拾起捧在手中读，不认识的字读作“我(e)啥、啥……”从不怕人笑话。正是这种坚持不懈的求学精神，认识了一千多字脱了盲，当贫协委员。合作化时还入了党，担任生产队长。

我的邻居詹婶爱看戏，也会仿学唱几句，常为不会看戏本感到苦恼，听说要办妇女识字班，就积极参加。下午，她抱着孩子去上学，怕娃哭给塞个奶头哄着。做饭时，一边给灶内塞柴，一边在地上划刚认识的字。后来她终于可以粗略地看戏本了。

人们尝到了学文化的甜头，稍好的家庭对子女上学也重视了。在小学中(三四)高(五六)年级的班里，学生的年龄相差悬殊很大。往往大的十七八岁，有的已结婚生子，小的才八九岁，还是个流鼻涕的孩童。这些学生上课同聚一堂，大的好好听讲，小的在做小动作；课外，大的看书写字，做针线活，小的只顾疯逛。那时刚建国，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才。稍大的学友纷纷离校，参加工作，有的还当了部门的领导人。

解放初，渭北只有故市、下邽两镇设有初中。1958年大跃进，各行各业都扩建，小学设立名叫“带帽”的初中班。以前失学的许多小学毕业生，又纷纷进入学校读书。

我当时17岁，经过参加渭南县师资培训，被分配到桥马小学任教。有几位我小学的同学，如张秀琴、马兰芝、王尚勋、李梦乾等，就在这里续读初中，我没事便到女生宿舍去玩耍。若学校临时开会找不到我，校长对工友说：“到女生宿舍去叫，准在。”

有一次，轮我当值周员，熄灯铃后去检查学生就寝。当走到男生宿舍楼下，我吹哨喊：“把灯熄了！”他们听见是我的声音，一个说：“田西莲来了！”另一个说：“她不敢上来！”

一听此话，我不知哪里来了一股冒劲，蹬、蹬、蹬走进楼，说：“谁说我不敢进来？”一看我这个小女老师竟敢进男生宿舍，他们又羞又怕，一个个钻进被窝不敢言传了。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950年，毛主席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响应热潮。渭南举行各种会议，宣传抗美援朝，剧团上演《岳飞抗金》《穆桂英挂帅》等节目。街道、村头到处书写张贴巨型标语。中小学生用厚纸制作话筒，傍晚趴在城门楼上，向群众读报，宣传抗美援朝的事迹。霎时，“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荡气回肠，群情激昂。

全民动员抗美援朝

故市村先后有几批青年志愿入伍，八组的李长庚、三组的田振元，曾一起驻守保卫汉城。那时我上小学，听说同学郭庆智的哥哥在朝鲜牺牲了，记得上级为他家颁发了烈士牌匾与证书，村民们为他召开追悼会。

l951年6月，故市村同时参军的还有现四组的田忠炎、八组的袁甲戌、九组的雷友恒、韩子理和李文孝共五人。他们披红戴花，骑着高骡子大马，穿街而过，受到村民们的热烈欢送。

听说他们参军后，先到渭南县赤水镇郭家村营房，进行新兵训练，学习刺杀、射击、投弹、拼刺、夜行军演习等。田忠炎是高中肄业生，还担任训练时的文化教员。经过一年多的培训，正当他们待命出发之时，板门店停战协定签订了。l952年，他们被编入到解放军工程兵师。

1953年3月1日，部队战士分头进入各大专院校学习深造后，后来分别转业到地方各部门工作。田忠炎到武汉建筑学院，后分配到西宁市建筑公司任技术员；袁甲戌到兰州某工厂当会计员；雷友恒到西安行政学校干部训练班进修，先到兰州建三师基地搞统计，后调到西安建筑工程部第三工程局联合工程公司。

买粮背被子

1949年以前，故市镇北关是粮食集市，逢二八会便有粮食交易。解放后，穷人分得土地，但由于生产底子薄，还是过着少吃没喝的日子。加之奸商的囤积居奇，粮价猛涨，造成人为的恐慌。特别是到了青黄不接的二三月间，揭不开锅的人家比比皆是。

为了解决百姓的吃粮问题，政府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利用板桥村常家大厅房作为粮站，进行交易。然而卖粮的人极少，而买粮的人却很多。没粮吃的人急着买，有粮的人也争着买。为了买到粮食，有人晚间睡在粮站门口等待。当时有句顺口溜是“活了半辈子，没见过买粮背被子。”甚至有抢劫粮站的案件发生。

粮站要有粮食才能卖给群众，可是大张旗鼓的收购宣传动员并不见效。有一天，故市乡长刘应林带领民兵宣传队，到板桥村常明轩家，说服动员他家卖余粮。看见他家的小仓大屯积攒着白豆、黑豆、扁豆、豌豆，足有一千二百多斤。难道他家只吃杂粮，没有一点麦子？又见常的老婆守着一间卧室，谁要走近便发疯似的骂人，引起人们怀疑。刘乡长对常明轩讲了党的惠民政策，感动了他，主动说：“我家这间房子地下，还藏有四瓮小麦，挖出来献给国家。”说着，把他女人拉开。

民兵们按照常明轩的指点，扒开铺地砖，铲出半尺深的土，石盖下果然是满满的四瓮麦子。

我外爷家住在固寨东村，是上中农成分，有土地四五十亩。外爷是个典型的辛勤老农，粮食仓高得能接住屋梁。但除大年初一能顿吃白馍外，一年四季都是吃黑馍，喝米汤。有两句老话，“辣子、黄菜(腌制的油菜叶子)，是庄户人的常菜”，“黑面馍馍要是有，就是财东大地主”。尽管外爷这样省吃俭用，但听了统购统销的政策宣传后，便把粮食装上车，孙子披红压辕，他吆着牛，将粮食拉到五里路外的板桥村去交售。在他的带动下，村子掀起卖余粮的热潮。外爷披红戴花参加故市区劳动模范表彰大会。

不再小脚女人走路

经过土革，贫雇农虽然分得了土地，却由于缺少劳动力，没有生产工具，天灾人祸等问题，又出现了买卖土地的现象。照这样下去，又会形成贫富差别，走回头路。为此，政府号召人们成立互助组，解决生产问题。

由于父亲长年在外，我家二十亩土地无人耕种，一部分租出，一部分由外爷代耕。而他年老了，不能长期依靠。母亲就和本家族的二、三伯、五婶商量，组成互助组搞生产。可是，二伯只有一头牛，要耕种四家几十亩地的确困难。母亲就买了头高大的叫驴(公驴)与几件农具，交于二伯经管、使用。老话说“亲戚要好远离乡，兄弟要好高打墙。”时间长了，家族间难免也有口舌之争。

此时，社会上出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周曹村最早成立，附近村庄也都纷纷效仿。那时，我常到周曹村大姑家去出门，听姑父讲他村的新鲜事，记得写了一篇记叙文得到老师赞扬。

街坊有位无儿女的董老伯老俩口，为人正义豪爽，村民们选他当农会组长。他看到穷人种地实在不容易，就和一些人商量成立农业社。

入社群众大体分作四种类型：其一是劳多地少者。此时地主、富农不敢雇长工，贫农无活可干。为了生活想出卖劳力没有去处，还得受穷，便希望合作起来搞生产。其二是像我家这样的有地没劳户，要生活就得种庄稼，又找不到代耕者，希望有人帮助干活。其三是像我外爷家，有地有劳力。虽然不缺什么，但大家的土地连成片。丢下他一家半户怎样耕作？忙不过来找谁去？只好随大流。其四是成份不好的地、富家庭，他们害怕不入社成为落后分子，受到批判斗争，更“积极地”申请加入农业社。

1955年，毛主席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赞扬合作化的好处，批评“小脚女人走路”的落后做法。故市各村便由互助组，发展到劳地各半平分的初级社，又发展到只按劳取酬的高级社，最后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一步步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

我家的粮食不够吃

1957年春，城市开展整风运动，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进而是“反右”斗争。冬天，这个运动波及农村，上级派来工作组当领导，召集社员每晚开会，东正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王西平，让我当会议“记录员”。

首先是收集意见，号召群众对党的政策、生产建设、干部作风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开始没有人发言，工作组就对一些会说、敢说的人予以表彰，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于是群众发动起来了，多半是提出农业社的生产与定人定量，粮食不够吃的问题，有些出身不好的人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第二步是梳辫子，把所记录的问题分门别类，整理出来公之与众。

第三步是大辩论，通过读文件，学政策，讲事实，说明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好，粮食定量供应做得对，以此统一认识。

第四步是纯洁阶级队伍，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贫下中农提不同意见者，给以说服教育，宽容原谅。而对于出身不好，历史有污点的人予以批判斗争，连他们的子女也羞得抬不起头来。

故市三组有个叫宋×贵的人，贫农成分。解放前，因家穷被拉壮丁，在国民党部队当兵，后被提升为团副。有了点钱娶妻生子，便回到家乡务农。由于妻子多病，孩子又多，只有他一个人劳动挣工分，生活窘迫。有一天晚间开会，工作组启示他提意见。他便说了“我家的粮食不够吃”的话。

划分阶级界限时，因东正社(今三组)无地富分子，没有活靶子批斗，便抓住宋×贵的历史问题，说“粮食不够吃”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给他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予以批判斗争。这件事情之后，人们再也不敢说老实话了，以防被抓住是反动言论挨“整”。

遍地挖成黑窟窿

市地处咸水地带，地下打不出甜水。又是缺少雨水地区，冬季缺雪，春季少雨，夏季伏旱，严重地影响农业生产与人民生活。人们只好在家中放几口瓮蓄雨水，或在涝池挖个坎儿井，每天黎明到那里刮津出来的稠泥水等沉淀后使用。

1957年冬，轰轰烈烈的打井抗旱运动开始了。可是生产队底子薄，国家又不给投资，没有钱买砖怎么办？那时，故市老城四街路口都有高大宏伟的城门楼子，又有一尺长五寸宽厚的四棱砖砌的台阶，于是各队组织人员拆城门砖砌井筒。砖不够用，又拆了街中心闻名秦东的城隍庙与大戏楼，还不够，又组织人挖掘砖砌的古坟墓。埋在地下几十年的砖异常潮湿，又有非常恶心的血腥味，全被用来箍井了。

农村干部没有水文知识，打井选址很随意，觉得哪儿方便，就在那儿划个直径六米的圆圈。先由十几个人挖土，到三米深时留个一米宽的二楞，以便下面的土往上传递。等到六米深时，放下一张直径有四米、边宽一尺的木头圆盘，在上边一层层砌砖，达到两米高度用绳子捆紧。再由四个精壮小伙子一人占一角先从中间挖泥土，再慢慢向边伸延，最后掏空木板下边的泥土，使砖砌的圆筒慢慢下沉，依次反复轮作。到十米以下才会出现浑水，一尝，尽是又苦又涩的咸水。

在井口上方，会架起一个三角架，上边装上滑轮，一条三十多米长的粗绳穿过滑轮，绳下吊个大水桶，在井下边挖的人把泥土装在桶内。井上有十几个人奋力拉绳，把泥土运上来倒掉。井下见了水就得昼夜不停地挖，稍有懈怠，新掘的井便会报废。等水淹没了砖砌的圆筒，再一层一层地往上砌砖，一圈圈地填土夯实，直到井口用砖箍结实才算完成。往往打成一口井需要月余时间。

打井运动是集体作业，出现了许多模范人物和事迹。东正社(现故市村三组)有个十六岁名叫刘丁法的小青年，干活勤快、麻利，人们送他一个雅号叫“十八春”。同时，在打井中，由于作业不当或地质问题，曾出现几起倒塌事件，皆有人员伤亡的事故发生。

当时故市有句顺口溜，“打井拆了城门楼，遍地挖成黑窟窿。”故市周围打了不少井，都是咸水，水量很少，基本不能灌溉。那时没有电，提水全靠人力吊水，或在井上架辆水车，像推磨一样转动。来年春旱，井下没有水，上级却要求各队昼夜不停浇地灌溉。为了应付检查，群众只好推着空水车转动，劳民伤财。

六十年代中期，故市大队书记刘进贤请了专业打井队，用机械化操作，也没打出甜水井来。从此再没有人提说打井的事了。

政协渭南市临渭区委员会

民进临渭区委员会（阴金荣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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