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府筹银经典故事（为何说三年清知府）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描述清代官员收入的一个经典说法，其实这句话并不完全对，至少有以偏概全的嫌疑，准确的说它指的是地方官的收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京各部官员却面临入不敷出，甚至是常年借债度日的窘境。

​清代官员实行的是低薪制，但这并不是清代所独有的。历朝历代，除了汉初和宋朝中后期外，中国历史上官员的俸禄一直都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准。以一个县令年俸为例，折合粮米进行对比便可见分晓。汉朝为15000至25000斤，东晋南北朝为20000斤，唐朝为15000至32000斤，宋代为31000至70000万斤，明代为3000斤，清代为5400斤。

可以看出，官员低薪制到了明清时期已经十分严重了，以至出现了收入和支出完全不匹配的现象。雍正时期，鉴于官员生活情况，雍正帝实行养廉银制度，地方官的薪俸水平几十上百倍的增长。大致来看，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一级的增长了约90倍以上，道员增长了50倍有余、知府增长了35倍有余，知县则接近50倍。

​养廉银制度的实施，基本解决了地方官的收支不平衡，但同时京官没有享受到这一待遇，从而导致了“外重内轻”的收支局面。尽管后来在京官中实行双俸制，但这一差距依然十分明显。

以一个七品京官而言，其年收入只能满足开支的三分之一，比如曾国藩在京城为官时，他既不挥霍也较少地参加社交活动，但即便是这样，还是要到处借钱度日。

然而，京官所面临的还不仅仅是收入的微薄，而且开支相对也比地方官要多很多。首先，租房便是京官的一大开销，不管是何品级，他们毕竟是朝廷官员，必须要住的光鲜体面。况且，京城的房价很高，几乎占了官员俸禄大半年的收入。其次，京官应酬交际繁多，各种官场规费开支甚巨，这也是他们贫穷的主要原因。

​清代还有一个十分不人性化的规定。在正常的财政体系中，官员的办公经费基本是没有或者是很少的。也就是说，官员因公支出的费用都得自己掏腰包，这也无形之中增加了京官的积经济负担。雍正帝实行的养廉银制度，解决了地方官员因公开支的压力，但京官并未享受到半点好处。

低薪制的实行虽然对于缓解朝廷财政有一定的好处，但坏处更加明显。因为生计问题，官场上出现了很多潜规则，即陋规。官员要吃饭，要过上体面的日子就不得不想办法捞钱，于是各种名目的“敬”、“节费”、“规费”应运而生，从而侵蚀官员的道德素质。

光绪二年，朝廷鉴于低薪制带来的弊端，实行了薪俸调整和官制改革方案，首先在官员因公开支方面进行了力度较大的补偿。比如出使官员可以根据级别和出使国领取400两至1400两不等的公费。

​清末时，朝廷开始讨论并制定了新的俸禄方案，其中一种得到广泛的认同。其具体内容是：一二品官俸禄为15000至40000两，三四品为5000两至15000两；五品至七品为1000两至5000两。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实行，那么以二品京官为例，他们的俸禄比此前增加了100倍有余。

不过这个官俸改革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还未等到实施大清便已灭亡了。不过，在此之前，外务部已经率先实行了京官养廉制。1901年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时，定总理王大臣养廉银为12000两，会办大臣10000两，侍郎8000两，左右丞5000两，左右参议4000两，郎中3600两，员外郎3200两，主事2400两。

或许有人会说，清代的官员哪有靠俸禄过日子的，谁不是到处伸手大行贪污贿赂。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不过仅限于那些权臣及内务府、户部等个别部门。倒不是说大多数京官不想贪污，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贪污。如翰林院、詹事府、太常寺等清水衙门，想要贪点银子还真是没有门路。

​从京官的实际情况来看，再总结清代官场贪腐问题便可知道，清代的贪官其实大部分指的是地方官，基本不涉及京官。而所谓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对于京官来说也不过是句空话，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