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及其影响（著名历史学家布朗是如何解释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的）

1911年，中国大地上可怕的灾难接踵而至，加剧了老百姓生活的动荡。这年春天，一场罕见的鼠疫横扫满洲（今东北地区），3个月里死了5万人。肆虐的洪水吞噬了中国的中部省份。虽然长江流域和黄河河谷地带水灾频发，但1910至1911年的两大干流的洪水是40年不遇的，非常严重。长江洪水泛滥，在离入海口还有250英里的江面竟然宽达40英里，安徽、江苏、湖南省的大部分地区被洪水吞没，几百万人无家可归。中国的鱼米之乡、富庶的安徽和江苏可谓灾害连年，这是两省的农作物在5年内第三次被毁。去年洪水肆虐的地方，可怕的饥荒和瘟疫横行，真可谓是哀鸿遍地、尸横遍野。与这三个省份临近的山东、浙江、江西和湖北等地也遭了灾，有的地方是洪涝，有的地方是旱灾。粗略统计，以上7个省份约有60万个家庭受灾，大约300万人陷于饥馑，处于垂死的边缘。

受灾中国人民

清政府的官员们，却不顾人民死活，依旧生活奢华，不但救济措施虚弱无力，甚至照样贪污各种慈善团体和其他省份提供的救济品，哪怕是外国慈善团体的援助物品。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彻底绝望了。有迷信的人传言：上天将会发怒，清政府应该受到惩罚。在民众没有活路的情况下，一点儿愤怒的火星轻易就能点燃燎原的反叛大火。

清朝官员

然而，在布朗看来，以上的原因只是革命发生的背景，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如此惊人的巨变。换句话说，以上原因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

布朗认为，更大的原因在于，偌大的中国不是被居住人口占主体地位的汉人统治，而是被来自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满人统治着。满人开始了他们对中国的统治，他们对汉人的态度专横跋扈。满人会尽可能地与汉人隔离开来，只要人数够多，他们就住在高墙环绕的城市中，或聚居于城市的部分特定地区。每个八旗子弟都有政府的俸禄，不过他们要登记，因为作为“旗人”，随时可能要服兵役。

清朝统治者最初的想法是让庞大的汉族臣民供养少数的满人，而满人将作为世袭的军人，除了操练、打仗之外，不必为生计发愁，以保持八旗强大的战斗力，威慑敢于造反的王朝境内的其他部族的臣民。可是这种以提供“养尊处优”生活条件来保持八旗兵的战斗力的方法，很快就行不通了。政权掌握在满人手中，有庞大的收入供他们挥霍，有丰厚的职位让他们挑选，有臣服的汉人供他们驱使，满人自游牧时代一直保持的那种好战的英勇逐渐消退了。权力、安逸和自我放纵腐蚀了满人的身体，让他们道德堕落。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满人当中除了少数的例外之人，比如湖广总督端方还比较引人注目外，满族统治者在整体上既狭隘自私又反动腐败。由于满族只占中国庞大人口的极小部分，而且他们不再孔武有力，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不可避免地变得难以驾驭。能让汉人这个强大的民族卑躬屈膝，自认仆人，忍耐数百年，真是奇迹。只有考虑到汉人整体上的温和的民族性，以及懒散的满人留给汉族士绅掌管的地方的自治空间（当然了，汉人要上缴巨额的税收款项），才可以理解这一点。

端方

《中国革命1911：一位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像》，阿瑟·贾德森·布朗著，季我努译，重庆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作者 阿瑟·贾德森·布朗 著名传教士、美国远东问题专家。他曾游历多国，并与多国皇室政要有密切往来。布朗曾分别于1901—1902年和1909年到访中国，并对中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先后写下了17本调查日记。在华期间，布朗利用传教士的身份往来于官方和民间，并与袁世凯有过亲密接触。不同于西方傲慢的学者，布朗对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有独到而清醒的认识，著有《中国革命1911：一位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像》《近东与远东》《远东的主人》等多部作品。

译者 季我努 国内著名民间学术团体，以整理出版中国近现代史料为职志，代表性作品有《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国抗战历史影像全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