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做人的道德准则）

“三纲五常”是中国儒家和理学思想的代表，是提倡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是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也是人应信守、践行的八种高尚品格。遵循三纲五常，提倡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每个人行为规范的标尺，并非是封建伦理思想的“糟粕”。在当今坚持文化自信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倡导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我们要对三纲五常的定义重新认识，并加以保护和大力弘扬，不可再妄加指责，信口诋毁了。

那么，什么是“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叫“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五常指“仁、义、礼、智、信”。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化在潜移默化的渗入，一些洋节、洋品牌名和洋地名的兴起暴露的我们文化不自信，浅薄的文化观。我们一度简单地认为三纲五常是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们自然欲求的伦理思想，这种认识大大违背了先贤们的主观意志,。仔细分析三纲五常的深刻内涵，才知道他是提倡君臣、也就是领导、下属、同志、家庭和男女之间的礼义之道，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尊从于明智之君、慈爱之父、贤达之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做出表率，当好“主心骨”。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和主次顺序。

什么是“纲”？“纲”就是纲举目张。《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一个好的渔民在撒网时总是拉着渔网上的纲绳以张网，此所谓“举一纲而万目张”。此“纲举目张”常常用来比喻抓住事物的关键，以带动其他环节，这才是“纲”的本来意义。具体到“君为臣纲”上，就是说，君是社会这架大机器的关键所在，是“纲”，自然应当起关键作用，要正确地动做起来，换言之就是说，君要尽君道，要成为仁君，这样，才能统领作为“目”的臣子，带动社会这架大机器正常运转。没有任何一个字典将“纲”解释为“绝对的统治权”。当然，“君为臣纲”也具有臣服从于君的含义，但这种服从，是很自然的，只要纲举了起来，目自然就能张开，只要君尽了君道，成为仁君，臣子自然就会尽臣道。纲要举，目要张，社会这架大机器才能正常运转；而纲不举，目则不可能张，国家就一定会归于灭亡。“三纲”的根本目的是要纲举起来，目张开来，并非一味地强调“目”必须服从于“纲”。

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这里的从是依靠或跟从的意思。说明在“三纲”的伦理关系中，主导方应该承担起更多的道德责任和社会义务，“当家作主”既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要敢于担当。在“君臣体系”、“父子体系”和“夫妻体系”中，“三纲”体现了整体性、主导性和有效性极其重要，如果没有这个“纲”，就难免出现互相推诿、彼此扯皮、责任纠缠不清的问题。因此才有了男人要作顶天立地男子汉，要有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英雄气概，要有学富五车，足智多谋，运筹帷幄的才智。有了“三纲”，复杂的社会、家庭关系就会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处理方法，才会达到纲举目张，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也就是说，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三纲是古代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各有各的道德准则，君就是君，一定要当好领导，会用人，能用人，用能人；臣就是臣，一定要摆正位置，到位不越位；父亲要担当起家庭的责任，孩子要孝敬父母，丈夫要当好妻子的保护伞，妻子要相夫教子。这些伦理决不可偏颇，否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整个社会就没有了规矩，将会大乱，出现一些反目为仇不和谐的现象。

仁：仁者，人人心德也。心德就是良心，良心即是天理，乃推己及人意也。所以仁字，从二人相处，因为人不能离群而独存，别人之观念立，人之人格显，方能雍容和谐，以立己立人，发挥老吾老幼吾幼之怀抱，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物为人，而不为己，发为恻隐之心，宽裕温柔，仁也。

义：义者，宜也，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之意也。所当做就做，不该做就不做。见得思义，不因果滥取不义之财物。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所以人发为羞恶之心，发为刚义之气，义也。

礼：礼者，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释名：礼，体也，得其事证也，人事之仪则也。进退周旋得其体，乃是正人身之法也。尊卑长幼有序，处事有规，淫乱不犯，不败人伦，以正为本，发为恭敬之心，斋庄中正之态，礼也。

智：智者，知也，无所不知也。明白是非、曲直、邪正、真妄，即人发为是非之心，文理密察，是为智也。

信：信者，信字从人言，言非曰，乃有定之文也，以今之概念定义可解为“学说”、“思想”。信与知对立，知宜者唯宜以行，不知宜者从他人言而信，进而守礼以近仁。因此言：必信者无义。

程朱理学的思想诞生于嵩山地区，是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思想体系。从广义上说，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摄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的学说，并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后学及整个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于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学。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7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把过去散乱记述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综合完善在一起联用，成为理学的“流行语”，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何晏集解：“马融曰：所因，谓三纲五常也。”是说三纲五常之礼仪源于夏朝，夏朝建都在嵩山脚下，他是华夏（中原）礼仪文化和道德精神之根，并代代传承了下来。

儒家理学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天阴地相互依存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易纬》还以大量的篇幅对 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永恒合理性进行了论证。《乾凿度》卷上说：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夫万物始出于震；震，东方之卦也，阳气始生，受形之道也，故东方为仁。成于离；离，南方之卦也，阳得正于上，阴得正于下，尊卑之象定，礼之序也，故南方为礼。入于兑；兑，西方之卦也，阴用事而万物得其宜，义之理也，故西方为义。渐于坎；坎，北方之卦也，阴气形盛，阴阳气含闭，信之类也，故北方为信。夫四方之义，皆统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维。中央所以绳四方行也，智之决也，故中央为智。故道兴于仁，立于礼，理于义，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际也。圣人所以通天意，理人伦，而明至道也。很显然，《易纬》的这段话，是用其卦气说来说明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禀于五气 、合于天。按方位五常分别是：东为仁，西为义，南为礼，北为信，中为智；按五行五常分别是：金为义，木为仁，水为信，火为礼，土为智。其中把智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智”是中心，是魂，是帅，是五常的根本所在，没有智就成就不了一切，社会就不会发展。这种论述，比董仲舒的以五行论证忠、孝更加系统而有条理，并充满了神秘色彩。

程门立雪，尊师重教的标杆

儒家对三纲完整的阐述是:“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国为民纲，国不正，民起攻之；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子为父望，子不正，大义灭亲；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妻为夫助，妻不贤，夫则休之。”“三纲”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积极作用，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