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投王世忠简历（他却成了今天的）

“于敏是谁？”

这个名字出现在1987年“全国劳动模范”名单中时，其余4人都有详尽的人物事迹介绍，唯独关于于敏只有短短13个字：“于敏是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

除此之外，人们对他几乎一无所知。

《功勋》电视剧中于敏单元的剧照

他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他为国家隐姓埋名28年铸核盾卫和平

用2年8个月研制出我国第一颗氢弹

却婉拒“氢弹之父”称号

今年，是中国首颗氢弹爆炸成功55周年，于敏这个名字值得被重提和铭记。

“国产土专家一号”

1961年，苏联试爆氢弹“沙皇炸弹”，威力相当于美国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弹的3846倍。一时震惊世界，舆论哗然。彼时，悬在中国头顶上的，不仅是美苏霸权主义，更有原子弹和氢弹两大块乌云。

1961年冬日的一天，于敏被通知到钱三强办公室。钱三强直言不讳：“经院里研究决定，请你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你看怎么样？”

为什么选中于敏？

1957年5月，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率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代表团回国后发表文章称，没有海外留学经历、仅在北京大学学习过的于敏是中国“国产土专家一号”。

20世纪60年代的于敏

只是，当时一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的于敏，要转向氢弹预先研究，并非他的兴趣所在。

接受这个邀请，就意味着又一次改行，要放弃在原子核理论上取得的一切成就，隐姓埋名地投身于核武器事业。”于敏之子于辛说。

2022年6月9日，于辛在北京接受专访。

但对于这个影响一生的抉择，于敏当即就答应了。

从此，于敏的名字就在原子核理论界，乃至整个物理学界“蒸发”了。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回忆道。

“百日会战”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转年，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提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立即要求有关部门作出全面规划。

于敏就是在这个时候率队加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今北京九所）的，与主任邓稼先和副主任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周毓麟、江泽培、何泽慧，共同被称为理论部“八大主任”。

杜祥琬于1965年3月到理论部报到，那年27岁，是理论部里的小字辈。

他说：“当时，我们不分领导职务大小，一律以‘老’‘小’相称。邓稼先、周光召、于敏叫老邓、老周、老于，我是小杜。大家常常在一起开‘鸣放会’，不管老小，谁有想法，都可以到黑板上去画、去说。从不同的意见中发现每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理论部聚集了全国的顶尖高手，但天才并不等于天然成功。

一条条途径、一个个方案被提出来，经过仔细讨论和计算分析，又一个个被否定了，“山穷水复疑无路”是于敏等人当时常有的感觉。

最终，理论部形成了几种可能成形的方案，需要在计算机上进行大量的数值模拟计算。

1965年国庆节前夕，于敏按上级要求带领几十位工作人员前往上海，利用国庆假期使用J501型计算机抓紧验算。

“核武器爆炸后，每个时间、空间点上，都有温度、速度、压力、加速度等物理量。计算机就把这些物理量计算出来后打印在A4纸大小的连续纸带上。”杜祥琬说。

经过3个多月的分析、比较，于敏带领同事们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杜祥琬说，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百日会战”。

为突破氢弹原理，于敏可谓废寝忘食。有一次，妻子孙玉芹让于敏去食堂买饭，他随手拿了一个破底的塑料袋。包子和米饭装进袋子里，没走几步就漏了出去，散落一地，惹得大家哄然大笑。

1996年，于敏在北京办公室查阅计算机数据。

“三万六千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

很多人看到过一组数字：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空军飞行员驾驶轰-6甲型轰炸机，在预定着弹点成功投弹。

1967年6月17日，空军飞行员驾驶轰-6甲型轰炸机在新疆罗布泊成功投放氢弹。

“这种心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从心提到嗓子眼上，到成功，心情是无法概括的。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不只是欣慰，也不只是喜悦，是种说不出来的心情。前面提心吊胆得很厉害，知道成功了，好像五脏六腑、三万六千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于敏回忆道。

1978年集体照（二排右四起郑绍唐、李学书、黄祖洽、何桂莲、周光召、于敏、王立欣、周毓麟、韩潮、符鸿源）

多次的来回奔波，巨大的精神压力，于敏为国铸核盾几乎是拼上了自己性命。

“我愿以身许国！”这是王淦昌院士生前的一句话，也代表着一代核科学家们的精神信仰。

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于敏不仅一次次突破关键技术，更敏锐地意识到，核武器发展到一定程度，美苏肯定会采取措施，限制其他国家进行核试验，中国必须加速核试验！

1984年集体照（中排右起：曾德承、郑绍唐、于敏、胡思得、马文杰）

1986年，301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内，总是能看到于敏去探望病人的身影。他的老朋友邓稼先已进入直肠癌晚期，除了探病，于敏同邓稼先谈论更多的，还是中国的核试验发展。

于敏问邓稼先：“我们是不是到头了？”

邓稼先也很忧虑，但两人都意识到中国核试验决不能“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当时邓稼先已经进入生命倒计时，全身出血不止的他坚定地对于敏说，我们现在就上书中央！

在邓稼先生命最后的期限里，他们和同事们反复商讨，并由邓稼先和于敏联合署名写成了一份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建议书，建议在世界全面禁止核试验前，加快中国的核试验步伐。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之后，于敏和他的同事们十年如一日将两人合作的最后一份规划一步步变成现实。

1996年7月29日，在邓稼先逝世10周年这一天，中国郑重向全世界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1996年9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正是因为邓稼先、于敏的战略眼光，为我国争取了十年宝贵的核试验时间，大幅度提高了我国核武器研制水平，为我国国家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在于辛印象中，父亲从不谈起他的工作，只说是做科研。于辛说：“那时候，经常有他的同事来家里探讨工作，这时候妈妈就带我和姐姐出去玩。”

直到1999年，于敏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于辛才真正知道父亲具体是干什么的，才知道父亲的成就有多大。

除了氢弹，于敏还是中国中子弹理论设计的技术把关者和负责人。中子弹也是一种核弹。

于敏又被人们称为“中国中子弹之父”，但他生前并不愿意人们叫他“某某之父”，曾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对于敏老师生动的写照。由于长期过度的脑力劳动，他身体很虚弱，有时实在不舒服，无法来办公室讨论，就约我们去他家里讨论，而且一讨论就是三四个小时。孙阿姨说：‘你们一来，老于就好多了。’”北京九所研究员、于敏带的博士生蓝可说。

他把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国家尖端国防科技的发展上，甚至无暇出版学术专著。

记者苦苦搜寻于敏写的书，结果只发现60多年前出版的那本定价1.1元的《原子核理论讲义》。201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印了这本书。

1959年夏，于敏与北京大学教授杨立铭合作在成都主办原子核物理培训班，并以此为基础出版了《原子核理论讲义》一书。

“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于敏最后一次在公众前露面还是在2015年1月9日。那天，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亲自颁发了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而这样的抛头露面，于敏也就经历过两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

于敏所获得的这些国家最高荣誉，铭记着他一生所做的巨大贡献，寄托着我们崇高的敬意。

但他并不习惯这样的大场合，因为此前的几十年里，他一直都是隐姓埋名。

在我国研制核武器的进程中，于敏从未停下脚步。由于长期艰苦坏境的工作，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还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于敏的身体极度虚弱，连走路都很困难，走平地还勉强，上台阶则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同事都劝他多多休息，但他坚持要到小山冈上观测火球。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在工作现场，于敏几近休克。

1971年10月的一天深夜，于敏再一次因为过度劳累休克，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

1973年，于敏在从青海高原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检查，在急诊室打点滴时，又一次休克。

2019年9月，于敏获得“共和国勋章”。遗憾的是，他在2019年1月已驾鹤西去，成为唯一一位获得“共和国勋章”却没有机会佩戴它的人。

如今，于敏已离世3年多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官网首页仍在显要位置展示着缅怀于敏的照片，上书他的自勉诗句：“身为一叶无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

来源：人民日报、环球人物、科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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