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一职在古代算好吗（尚书如果干得好该升什么官）

自雍正八年以后，改满、汉大学士为正一品，六部尚书为从一品，乾隆四年初定协办大学士，秩从一品。至此，清代“准一品”的文官岗位就有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六部尚书、左都御史。至于三公三孤一类的，不属职官行列，各省总督因属加衔，故也除外。

至于“准一品”文官大员的人数也很好计算：大学士5人（本为6人，自傅恒后保和殿大学士不设），协办大学士满、汉各1人，左都御史满、汉各1人，六部尚书满、汉各1人，总计人数为21人。

正常情况下，5员大学士还经常不满，通常只有4人，比如乾隆二十七至三十四年，武英殿大学士就一直空着，乾隆初期，体仁阁大学士也往往不设。还有一些特殊时期，大学士仅设3员。

按照文官的晋升制度，大学士空缺，例由协办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升任。那么，这样就会有一个问题：同样都是从一品，协办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哪一个享有优先权？

乾隆朝重臣刘墉于乾隆四十六年升任从一品的左都御史，期间又当过尚书，但直到嘉庆二年，乾隆才极其不情愿地将其提升为体仁阁大学士，从一品到正一品，刘墉花了16年。

阿桂于乾隆二十六年被授予工部尚书，乾隆四十一年晋协办大学士，四十二年拜武英殿大学士，前后花了16年。就是宠幸如和珅者，从户部尚书到文华殿大学士也花了6年时间。

上面所列举的还都是乾隆朝的几个大红人，一般的大臣升任大学士就更难了。那么是什么情况导致升任大学士有如此大的难度呢？原因很简单：大学士实行的严进严出。

所谓“严进”，可以理解为资历和按部就班。前面提到，傅恒之后大学士常额只有5员，大学士一缺和其他职官不同，需要有相应的资历以及良好的出身。资历高威望重者才有可能晋升。不管是阿桂还是和珅，他们虽然受宠，但毕竟资历不够，故不能一步到位。

所谓“严出”，就是一旦升任大学士，这个头衔就很难被拿掉，除非是有不法情事或是招惹了皇帝。一般情况下都是到干不动的时候，才会出缺。说白了大学士的“坑”还是太少了，而萝卜却太多。

此外，同样都是大学士，也要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以文华殿大学士为例，如果出缺，按例武英殿大学士补缺，文渊阁大学士补武英殿之缺，以此类推。新晋大学士一般情况下都是从最低等级的体仁阁大学士开始，然后晋东阁大学士，依次递进。

所以说，大臣有生之年能够跻身大学士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要想成为首辅文华殿大学士那就更难了。

尚书并非是大学士第一候选人，而是协办大学士。不管是阿桂、和珅还是刘墉，他们在晋升大学士之前，都无一例外先晋协办大学士。还有一个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

甲午战败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所有差事被一撸到底，只剩下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空名。作为李鸿章的政敌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的翁同龢，就想取李鸿章而代之，试图挤掉李鸿章的大学士头衔。

袁世凯作为翁同和的说客前去劝说李鸿章，但遭到了李鸿章的当面训斥，说除非自己死了，否则断不会辞去大学士一职，让翁同龢得了便宜。

其实，翁同龢也不是想当文华殿大学士，因为他仅仅是户部尚书，没有这个资格。翁同龢是想让李鸿章出缺，这样原来的协办大学士也会顺利晋升，这样他就理所当然成了协办大学士。这个事例告诉我们，要想晋升大学士，首先就得拿下协办大学士。

尚书、左都御史并列第二梯队。为何是并列呢？因为按照惯例，刑部、兵部、工部三部尚书很少有直接提拔为大学士的，而吏、户、礼三部以及左都御史还是有一定机会的。但相比而言，左都御史不及吏、户、礼三部尚书，却要优于兵、刑、工三部。实际上，尚书直接升大学士的很少，除非是兼了协办大学士的头衔。

清代的京官与地方官，每三年都要进行一次考核，顺治时期叫“考满”，雍正以后叫“京察”。按例，京察之年，在京三品以上大臣是通过“自陈”的方式向皇帝直接汇报的。

“自陈”不过是走走过场，作为皇帝眼皮底下的三品以上大臣，哪些人干得好，哪些人磨洋工，皇帝心里肯定是有数的。在京察获得一、二等的，按例要晋升，但这更多的是指三品以下官员。

作为从一品的协办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等，在晋升方面已经达到瓶颈，晋升机会少，顶多就是兼个协办大学士衔。不过朝廷也会有所表示，所以便有了“加衔”。

一品大员加衔例加“公孤”衔，如大学士加太师、太傅、太保；尚书加少师、少傅、少保。有些资历浅的尚书，则加东宫三少衔，有些资历深的尚书则直接加太保。尚书、左都御史如加太保衔，也是名义上的正一品官。但加衔毕竟是虚的，始终无法与正一品的大学士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