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海璐说一部戏够老百姓吃一辈子（秦海璐获奖的这部片）

本文作者：少年鞍马

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在上海和老家两地跑。不擅开车，就免不了背着鼓鼓的行囊混迹于客运站的汹涌人潮中。听着大喇叭里嘈杂的广播，看着一张张相似又疲惫的面孔，总会忍不住想起一部讲述上海务工者生活的电影：《到阜阳六百里》。

离这部小成本电影上映已经快八年时间，但这部影片所展示的打工者们背井离乡的孤单，对衣锦还乡的渴望，以及对故土的眷恋，却从未随着时间消失在这片土地上。

01 鲜活的群像

由秦海璐饰演的曹俐经商失败，来到上海，经老乡狗子介绍，到KTV做保洁工作。春节前，狗子和哑巴九子弄到一辆废弃大巴，决定做起春节包车回阜阳的生意。狗子邀请曹俐入伙，帮忙卖车票给同在上海打工的同乡们。

电影的剧情并不复杂，并且由于只讲述了大巴上路前的故事，也没有太多戏剧性高潮。但是，影片却通过扎实的剧本和冷静的镜头语言，刻画出在上海的阜阳人群像。

作为本剧最大的明星，秦海璐的表演尽管挺不错，但让人意外的是最终让她收获金马奖的最佳编剧奖。这意外暴露秦海璐不仅能演，还能编剧，难得的双料金马获奖者。

除了曹俐，片中还几个主要角色，各自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比如，和曹俐同住的保姆谢阿姨，在上海打工多年，目的只有一个，为女儿提供好的生活。然而，却在一次上门保洁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女儿做了有钱人家的情妇，一气之下决定回老家。

包车的发起人狗子，油嘴滑舌，能说会道，看似颇懂生意经，实则一肚子小九九。为了逃掉修车的费用，竟找朋友假扮警察，不仅把车大大方方开走，还将修车师傅教育了一通，令人哭笑不得。

九子，老实木讷，口不能言，只能做做发传单的工作，一心想攒钱送老家的弟弟上大学，偶尔被狗子耍，也不生气。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找曹俐买车票的老乡，他们虽然相貌各异，从事的工作也有所不同。但共同点是勤快、节俭，一年到头，在城市的底层行业埋头苦干，只有在春节前夕，才允许自己从血汗钱中拿出一部分车费，骄傲急切地奔向家乡的亲人。是这些鲜活的角色，铺陈出影片丰富的底色。

02 真实的质感

拍摄这类有纪录片风格的电影，最怕的是浮在空中，沉不到现实中去。但影片却在各种细节上贴近真实。例如，曹俐和谢阿姨共同租住的地方，是弄堂深处一户人家的阁楼上，俗称“老破小”。和《寄生虫》里的半地下室不同，木质结构的阁楼是老上海的特色，但由于幽暗潮湿，逼仄拥挤，随着都市的高楼群起，逐渐不受工资尚可的年轻人待见。但这种简陋又便宜的居住条件非常符合角色薪资微薄、省吃俭用的特征。

此外，在塑造谢阿姨这个角色上，电影还安排了一些看似无关、实则精准的情节。例如，设置了一场长达几分钟的，谢阿姨和一群上海当地人推搡的戏。之后通过谢阿姨口述，我们才知道原来她刚来上海没多久，就改嫁了一个浦东男人，但男人和她结婚其实为了要她拆迁户口的钱。此事至今未能妥善解决。这个情节不仅一下就将影片的时代感烘托出来，也突出了阜阳人淳朴又倔强的形象。

电影还广泛使用安徽方言和上海方言，拉近了角色和观众的距离，让影片中的人物就像每日在我们身边来来往往的打工者，平凡，不起眼，却是维持整个城市高速稳定运转的重要力量。

03 多样的家乡

电影片名是“到阜阳六百里”，但全片却没有出现任何一个阜阳的场景，阜阳成了一处虚置的地点，一种精神的象征，一个生命的印记。

过去，小农经济，人们自给自足，安土重迁，终日不离家。随着经济发展，城镇扩张，城乡差距拉大，同时农村劳动人口的供给量大于农业产品所必需的劳动力，剩余的这部分劳动力只能流向城市，以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劳动报酬。很多务工人员一年里只有春节才回家，有的甚至因为买不到车票等原因，经年累月不回家。渐渐的，家乡反倒成了一种模糊的概念，一声远方的呼唤。

对不同务工者来说，家乡的意义也是不一的。对九子这样年轻的打工者来说，家乡是一种精神激励，给故乡的家人提供更好的教育和生活资源，是他在大城市吃苦耐劳的最主要的动力；对谢阿姨来说，家乡是提供最终慰藉的港湾，当唯一的寄托女儿也伤了自己的心，回家，意味着跟当下的痛苦诀别，意味着重拾故乡的精神纽带。还有的，像曹俐，因为年轻时和父亲的矛盾隔阂，直到父亲去世，她都没有踏进老家的村口，后来再想回去，却没有了回去的理由。漂泊，将伴随她后半生的旅程。

04 克制的乡愁

虽然电影在题材上聚焦大城市的异乡客，但在抒情上非常克制，没有一径渲染乡愁的忧伤。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用阜阳人的积极乐观对抗现实生活的不公。例如，当做家政的姑娘小月被误会勾引雇主丈夫，她站在墙边委屈哽咽，一位年纪长些的老乡给她下面条，劝她大不了就换一家做，再不开心也不能和自己过不去。不仅要吃面，还要放辣，意为日子红红火火。这份独属于劳动人民、简单直白的达观乐天，是他们对抗种种无可避免的烦恼的天然良药。二是毫不避讳城市文化对务工者观念的冲击。在曹俐售票过程中有一位大姐，已经付了票钱，却在听说没有坐车凭证时，坚持退款。可见现代社会的契约观念已经不知不觉同化了这些背井离乡的人，这不能说是对人情社会朴素道德的背弃，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正是这种具有延展性的思考使电影没有仅停留在封闭的乡土情结上，没有一味地唉声叹气，对着乡村文明顾影自怜，反而诚恳地披露城市巨额财富背后底层小人物的悲喜，冷静地关照着游离在城乡之间的务工者的命运。或许，在对造成现实问题的根源的剖析上还有一定表达空间，但凭借清新又清醒的视角，这部电影在八年后的今天反观，依旧是一部完成度相当高的华语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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