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词人的文集（卢曜天文集尽瘁桑梓）

目 录一、 文史篇，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古代词人的文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古代词人的文集

目 录

一、 文史篇

盧曜天自传（1955年）

谒见王震将军（原载《民族报》）

大夏河筏运业的兴衰（原载《临夏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回忆五、六十年代的临夏水利事业（原载《临夏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马鸿宾在临夏二、三事（原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毕生致力于地方教育事业的张敬伯（原载《临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民国时期临夏三县长轶事（原载《临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集）

临夏颂

回忆戊辰年

樵夫传

黄河赋

悼朱贵德

《回忆录》（存目）

《姚川盧氏家谱》（存目）

二、诗词篇

(一) 满江红·忆往事

(二) 牛棚谣

(三) 七九年腊月二十八参加州委统战部茶话会有感（附：陈文俊和诗）

(四) 咏杭州（五首）

(五) 庆贺积石山自治县成立

(六) 积石山县庆喜逢牙含章、沈遐熙同志

(七) 独饮思古

(八) 夜不成眠口占

(九) 调任政协副主席自勉

(十) 赠陈文俊

(十一) 偶 感

(十二) 赠政协诸同志（四首）

(十三) 读叶剑英委员长对台讲话有感

(十四) 植树有感

(十五) 回忆五四年马集救灾

(十六) 团拜会咏诗

(十七) 赠鲁敬贤

(十八) 尊老爱幼会赠言

(十九) 向白义斋求字

(二十) 赠冯择善

(二十一) 谏马希贤副主席

(二十二) 赠单得真同志

(二十三) 赠金仲明副主席

(二十四) 咏马玉清

(二十五) 到夏河县政协交流

(二十六) 陈文俊·赠曜天老同学

(二十七) 喜逢鲁瑞林将军（二首）

(二十八) 赠蒋云台副主席

(二十九) 祝贺民革临夏支部成立

(三十) 参加民革临夏市委员会仲秋赏月大会

(三十一) 宁夏行（二十五首，附赵崇德诗四首）

(三十二) 邀陈文俊、冯化如、鲁子俊、王忠四友来寒舍品茗聊天（六首）

(三十三) 和胡历山同志（附胡历山诗）

(三十四) 热烈欢迎班禅副委员长莅临视察（二首）

(三十五) 赠马玉海州长

(三十六) 勉马子俊委员

(三十七) 讽房产公司

(三十八) 元旦偶感

(三十九) 为儿孙题诗勖勉（七首）

(四十) 离休欢送会感言

(四十一) 七十初度感言

(四十二) 勿忘祖德（二首）

(四十三) 马义明：奉曜天先生吾兄有道

(四十四) 咏王竑

(四十五) 盧门新家训

(四十六) 示长孙

(四十七) 广虹孙调州工作（二首）

(四十八) 勉广虹孙

(四十九) 在广虹孙居室题诗

(五十) 赠孙儿东东轩轩

(五十一) 赠孙儿广海

(五十二) 勉广海孙

(五十三) 喜庆家谱重新修成

(五十四) 赠给全市离退休干部会议

(五十五) 广虹赴京学习勖勉（三首）

(五十六) 广虹华东之行回来赠诗

(五十七) 广虹从天津等地游归

(五十八) 联 语（五联）

(五十九) 草帽咏

(六十) 循化道中(七首)

(六十一) 斥腐败分子霸占公房

(六十二) 欢送水电局四青年考取政法干部

(六十三) 夜忆亡卿

(六十四) 读《临夏县教育志》稿本留言

(六十五) 仲夏咏怀

(六十六) 赠临夏县五山池黄酒厂

(六十七) 读张思温《日化楼放歌》 附张思温诗一首

(六十八) 醉花阴·参观省政协书画展兼致吴廷富同志

(六十九) 挽牙含章同志

(七十) 祝贺孔德良、康世杰画展开幕

(七十一) 卜居东郊

(七十二) 赠安有才（二首）

盧曜天自传

盧曜天，原名灵，现年39岁，甘肃省临夏县韩集区双城乡姚家川蒲家庄人。男性，汉族，本人系学生，家庭成份地主。无其他嗜好只吸烟而已。身体健康，惟眼老视力不强。家庭中现有水地15.6亩，水磨壹轮半，油榨坊壹座，骡子一匹、牛一头，全家共有二十三口人，每年劳动所得的粮食及磨坊收入不能解决全家的口粮。但由于四口人长年在外工作并带出了三个小孩，因此每年余粮800斤卖给国家并给家中以经济补助。房屋现有32间。在土改时有土地130多亩，街房12间，住房五十间，牛八头、骡五匹。除留家中少部分外，在土改中全部分配劳动人民手中。现在慈母在堂，兄弟四人都有配偶且各有小孩。二弟震现在兰州女子中学任教员兼班主任，其妻宋彦珍在兰州西关小学任教员。三弟雨解放前夕毕业于兰州大学，解放后曾在甘肃省高等人民法院任法律研究组组长，于1950年因父亲患病请假侍奉，继而父亲病故，适逢伟大的土改运动开始，家中的一切财产无人负责向广大人民交代，又请长假顺利度过了土改的一关。嗣后家中缺乏劳力，为了解决全家人的生活问题即辞职从事农业生产，迄今在家。四弟雷现任永靖中学教员兼班主任。上述三个兄弟中唯震弟在解放前曾任皋兰地方法院推事，其余二人均系学生。三人一贯政治态度端正思想进步，都对我有所帮助，经常互相劝勉，互相总结经验。我的五个小孩中两个已上中学、两个已上小学。爱人晏桂卿小学文化程度，为人老实且能吃苦，侍奉慈母操养儿女尽了她应有的责任。

我从八岁即入私塾读书，十三岁时转入韩集西区高等小学校。刚念了一个月书，因那时马仲英反对国民军地方大乱，遂避难入藏区辍学三年，一九三二年地方平靖学校恢复，于是入临夏城北街小学读书。一九三三年小学毕业又升入临夏联立初级中学读书，一九三六年初中毕业。一九三七年在尕新集新办了云亭第三分校被聘任为教员。虽然任教一年多但所教的学生有回汉一百五十多名，现在临夏中级人民法院工作的马新民、专署民政科的马文清及本区的陈维振等同志都是当时的学生。一九三八年秋，由于家道中落父老弟幼，无力支持诸弟读书，加之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兵款杂税迭至踵来，无力负担，目睹三个弟要失学，于是不得已放弃教学，遂助理父亲从事农业生产，兼营木材商业经十年之久。一九四七年韩集区的群众选我为县参议会的议员任职一年。在参议会替地方公益事业及群众负担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关群众利益的提案并付诸实现，如马步芳军队驻临夏部队，在太子山所砍的柴木强迫东川、北塬、新集、韩集等九个乡的群众运驮，远乡百姓往返三天，人畜的花费代价已超过临夏城市价的两倍以上，且收柴的军队官兵从中苛诈，极大地危害了广大群众的生活和生产，百姓苦不堪言，人皆共睹却无人敢言。我以民之喉舌的责任提议，在双城大桥旁边设立转运站，靠近太子山的群众从山中转运到双城集中，靠近临夏城的群众由双城转到城里交柴，这样不论远近群众往返只需一天，大大缩短劳役时间，减轻了人民负担。因为有了这等行为，在一九四八年在韩集乡的群众公选中又被选为乡长任职一年，于1948年底坚决辞职。在任乡长时现任红台区的区委书记赵瑜同志、韩集乡的副主席马启云同志都曾任保长。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在家务农。临夏解放后由原韩集、马集两区的群众共同推选为区长，当时两区合并共有五万三千多人口，任期三年。当时在区委书记贺崇高同志及上级党政的正确领导下，摧毁了保甲制度，建立了民主政权，支援了大军过境，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在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中曾任马集、龙泉两乡的组长，届时家中虽定为地主，但坚决执行政策顺利完成土地改革的工作任务。一九五二年七月“三反”运动结束后调任大河家区长，时任区委书记安生荣。一九五三年七月调任县修建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修建了临夏县委、县政府办公用房。一九五四年四月被任命为临夏县人民政府第二副县长，时任县委书记王思成同志。以上各位同志对我的各方面帮助很大，他们随时随地从政治上启发、工作上指正，使我能够及时改正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并进一步提高了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对此我深为感激。

在社会关系方面，内兄晏恭南现任专署文教科的文化教员。内侄晏树功现任公安处的干部。表兄贺润山为共产党员现任韩集区的区委干部。姐夫唐中立地主成份在家务农，其子唐振华为青年团员现任南龙区尕杨家小学教员。朋友中王森系共产党员，在北京市检察院工作，刘守信系共产党员，现任省粮食厅人事科长，同学王先云为黄正清副省长的秘书，张维天为专署盐务局的会计。以上亲戚同志同学程度不同的在政治思想上都进步，与我联系比较好，经常彼此勖勉彼此关怀。其中与王森同志及刘守信同志的关系更为密切，如王森同志土改时与我共同工作，他是中央土改团的秘书，回京后经常给我寄书籍杂志，如马列著作干部必读等宝贵书籍，在学习方面对我帮助很大。另外二弟岳父宋茂亭系旧军官，思想较顽固，由组织上再三争取和我私下动员劝告，让其出来为新政权服务，终于未认识自己的历史和转变对新政权的态度被捕劳改。但其二子很进步，长子在伊犁地区宣传部工作，次子在兰大医学院学医，长子是共产党员，次子是青年团员，但自土改后亦未见面又未通信。

我的思想转变方面，本人虽系地主家庭出身，但对于反动政府的横征暴敛及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极为愤恨，在校读书时对于革命潮流及为革命事业斗争中牺牲的革命先烈英雄事迹特别敬仰，唯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背叛革命，不执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蓄意独裁专政，血腥镇压一切倡导革命的先进分子及广大工农群众，不以强国富民为念而以囊括金钱为欲。在校中虽经屡次动员加入国民党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等组织，都毅然拒绝，认为挂羊头卖狗肉即掩耳盗铃的虚伪卑鄙之事我坚决不苟合。始终抱着同流不合污的态度，待后在家生产中除以地主阶级的本质用地租和长工剥削外，都以急人之急解人之危的态度，为邻里乡亲婚丧病灾等事每有所求，只要个人有能力都慨然相助不求回报。再如任乡长时一切个人费用都自己补贴未用公款一文，还从家中拿钱为乡里捐助乘马一匹。当时认为满地疮痍遍街狼犬，人民痛苦已达极点，而革命浪潮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解放之时指日可待，在此万难之中尽个人之力解除群众之痛苦一分，减轻人民之负担一厘应是义不容辞，个人家庭情况总比他人好些，吃点苦垫些钱不算什么。对当时的旧保甲人员及委员、警察等敲诈贪污曾作过无情的斗争。但当时各方面的压力、为难环境、恶劣风气使我苦不堪言，面对此种情势极力设法周旋咬定牙关盼望解放。一九四九年八月解放后积极支援大军过境，在工作中得到各级军政首长及同志们的支持信任，深深体会到共产党的伟大及政策的正确，处处为广大人民谋福利，彻底的领导人民大翻身，努力 建成独立富强的国家。当时读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书及其他有关政策文件，认为个人从小的理想今日果然实现了，便毅然决然放弃了家庭和个人的一切利益献身于人民的革命事业，大胆地向军政首长及工作队的同志们介绍了当地封建势力的根源和派别及地方的各种情况。在一九四九年征收农业税中为贯彻合理负担政策引起漠尼沟42户地主的串联反对和越级诬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白子石恶意散布谣言，将勾结李彦虎土匪的大帽子扣在我的头上，指示土匪堵路谋杀未遂，又将我家价值5000大洋的木料纵火焚烧一空。时值土匪纷起四面皆敌的情况下，我的思想毫无动摇。深蒙地县党政首长明察秋毫明辨是非，识破敌对势力的阴谋，鼓励我坚定相信党和组织，说革命过程是艰苦的曲折的、充满复杂的斗争，并列举革命领袖及英雄人物的事迹予以鼓励。于是在任职韩集区的三年中兢兢业业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参加了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于一九五三年调任大河家后，在距县府百里之外的多民族地区，亦坚持不渝地执行了各项政策，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及一系列社会改革。在亲身参加各种伟大运动的现实教育下，益感共产党的伟大与各项政策 的正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落后破烂的中国在短短五年时间中，不但恢复各项经济工作，而且确定出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经全面展开，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成份逐渐战胜资本主义成份。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平等团结，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毛主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所讲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以上是我思想转变的过程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我对自己的工作信心很大热情很高，抱着无限忠诚决心把人民的事业办好。人民给我的责任是重大的，待遇也是优厚的。只因我个人没有很好地学习和深刻地认识肩负的责任，在工作中还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如在去年生产救灾中工作力度不够，使困难群众大量逃荒或生活困难死亡，对此深感负疚，教训极深，至今还在反思。郭沫若先生曾说过“我们大脑皮质好像一个世界旅行家的手提箧，里面装满了各码头旅店的商标”。我的思想中也残存着旧社会遗留的东西，现在需要清理除去旧的东西装进新的东西。从现在起要痛下功夫加强学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业务水平，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走群众路线，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真诚拥护宪法，遵守宪法，执行宪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争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以期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早日实现并继续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到底。

一九五五年三月六日

注：这是留存在父亲1955年工作日记中的一篇《自传》底稿，可能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向组织递交的个人自传。

谒见王震将军

（一）

事情还得从解放前说起。1948年临夏县韩集乡乡长马效援，被莫尼沟马良少爷撵跑（马良系马步芳的三岳夫马子英的儿子），时任临夏县县长陈茂柏闻讯急赴韩集处置，因韩集乡是“三马”的家乡，社会关系复杂，为了平衡各方关系，陈决定召集韩集乡三、四、九会绅老共同推选一个能负重望的当地人来出任新的乡长。大家反复商议后一致推荐盧曜天可以胜任（我的名字是盧灵，但群众都以字曜天称呼，故从此我就不再署原名而以字行之）。闻此消息后我立即避往甘南夏河县隆窪沟藏寨躲避，陈茂柏出于无奈遂指派临夏城内的怡子耀任乡长。怡不熟悉韩集乡的复杂社会情况，接到任命不假推辞便率十五人组成的乡工队欣然就任。到任后怡即下令各会征收粮食十五公石以完成拖欠的赋税。三、四两会保长如数按期予以缴纳，唯漠尼沟保长马子明凭籍马步芳亲戚势力抗拒不缴并甩手一跑了之。怡命乡工队立即追捕并从后面鸣枪示警。马子明跑到漠尼沟与马德、马子英等“大人”商议后，决定带领漠尼沟各大人（大地主）及地户（佃户）到韩集，扬言要与“麻子乡长”（怡子耀脸有麻豆）血战一场。阴窪保长汪应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给怡子耀报信。怡子耀闻悉后心怀胆怯，率乡工队迅即逃往临夏城向陈茂柏报告。陈茂柏听到此情呆若木鸡、手足无措。这时县政府秘书李亮南建议陈：“你仍亲自到韩集邀请三、四、九会见绅老，强邀盧曜天出任乡长以收拾僵局，否则漠尼沟是马步芳岳丈家族势力所在，惹了漠尼沟的“大人”就等于惹了马步芳，你这个县长也就当不成了。而我在藏区闻知怡子耀已任乡长，便放心回到家中料理农活。一天突然在打麦场上涌来一拔人，为首的即是漠尼沟的大人马德（因马德是逼走怡子耀的主谋，所以在陈茂柏县长面前装腔），他说县长已到韩集，召集大家开会议事，我受县长委派特来请你，请立即与我们一起去见县长。在无奈中我跟马德等人到韩集，在韩集乡绅马太平家中见到陈茂柏。马太平家中坐了一伙老人，都是当地乡绅。陈茂柏指令我当乡长，我坚辞不予接受，找了家中兄弟读书在外、老父年迈等借口。这时马鸿逵的侄子马子扬大声说道：当年你从城中毕业回家，我们各会的人组织人到城西门披红插花迎接你回家，目的是希望你能为家乡出力办事。现在乡亲们两次共推你出来为地方出点力办点事，你却一再固执推辞，我看你在姚家川也坐不成了。除非你带家远走高飞，否则就别想今天又推辞拒绝。其他老人也七嘴八舌地劝我答应此事，给县长一个面子，也顺应众人的期望。在如此僵局中，老朋友王季愚将我叫到东偏房，诚恳劝我看清形势，考虑后果，答应任职并可乘机向众人申明个人想法和条件。我思考了几分钟，感到王季愚的看法有道理，便走进客厅提出五条要求：（一）任期一年，绝不延长；（二）财务公开，接受监督；（三）合理负担，各会平等；（四）公差人员不可到家布置或催逼事务；（五）征兵征款排到全县二十个乡镇的最后缴付。陈茂柏县长和各乡绅代表一致应允，并同意次日我随陈茂柏进城将五条协议写成县长手谕，以备另换县长时无据可兑现。会后我即到乡公所召开各会代表投票选举，然后将票箱密封驮送至县政府共同开箱验票。正验票时，韩起功派来副官让我立即去见他。陈荗柏一听叫我脸色大变，即催促我赶快前往。我到团部时，见韩起功坐在太师椅上，把仁寿乡（即现在三角、北塬、井沟）乡长马召伯吊在梁上拷打，骂他没有完成征兵任务。韩起功向我说：我听你当了乡长，就找你来说征兵的事。韩集乡因无乡长，欠我二十名兵还没有征来，你现在立即去办这件事，提兵的营长已经到韩集等你。马召伯抗兵由我亲自处置，你不要再当马召伯了。原来这是韩起功杀鸡给猴看，威胁吓唬我。从韩起功处出来我返回韩集应付征兵之事，被提兵的营长缠得夜不得宁。一天逢集，有四个便衣警察到乡公所，叫我协助缉拿潜来韩集的二名共产党员。那时我从家中骑马到乡公所上班，将马经常拴在官店韩洒力海的马厩，那天早上拴马时，见有两个外地口音担着卖沙尼罐的人，引起我的怀疑。听便衣队一说此事我就联系到这两个人。我一便叫乡丁将便衣队四人安排到饭馆吃饭，乘机急速赶到官店找见这两个人，他们还在店内休息。我上前问询，一个是甘谷人名叫吴俊杰，另一个叫苏尚德，是会川人，我告诉他们迅即去麻尼寺沟，并嘱咐洒力海，若便衣队来人，就说这两人清早就去三大湾别藏了。饭后便衣队果然查到洒力海店，结果扑了空。解放后这两人在独立营任指导员和连长，见面后二人还记得韩集搞侦察时被掩护脱身之事。

任乡长一年到期，我按协议辞去职务，乡长由马德之弟马禄担任。马禄任乡长后抓兵刮款无恶不作，老百姓恨之入骨。1949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是，韩集逢集，马禄派乡丁叫我到乡公所开会，刚进门马德开口就说我们的“团长”到来了，我一听大为吃惊。开会时他们宣布要我担任韩集民团团长抗击共产党。那时，国民党飞机到处撒传单，鼓吹所谓“前方战果”。但我从传单中看出，解放大军已包围兰州，临夏解放时日不远。在会上我说此事重大，我要回家和老人商议一下再作回答。回家后我考虑祸已临到头上。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准备第二天凌晨逃往藏区躲避，夜间擦枪时忽闻有人敲门，我从楼窗一问，敲门的人说有急信请开门，开门后两个青年递信一封，我接信一看内容为接信后火速躲避，否则天亮韩起功部队派人要来抓拿，并注明请给送信人每人大洋一元以酬谢。来信者后来才打听到是潜伏在兰州师管区的地下党员，当时被派到临夏协助韩起功征兵。我读信后立即写了一封短信委托给这两个青年人（给每个人一吊铜元之酬谢），请他们送到我城中家里，信中我说，若有人来找，就说我昨天下午进城后急忙一收拾去兰州了。在姚川家中，我又嘱咐二位老人不要害怕，天亮若有人来找我，就说我从韩集回来后就去临夏城了。安排好这些事后，不待天亮，我荷枪乘马，从小路出土门关，到古堆寺边的客栈躲了起来。

（二）

1949年8月22日(农历前七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在王震司令员率领下解放临夏，城乡各族群众代表到四家嘴欢迎大军到来，沿途村庄街道张贴标语、放鞭炮呼口号，兴高采烈迎接大军入城。先遣队在各清真寺门口帖标语，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下令部队不准入回族民居。王震将军住在东宫馆。8月26日兰州解放，8月28日临夏各族群众在东教场集会庆祝兰州、临夏解放，王震司令员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特别强调民族团结问题。临夏解放的这一历史巨变，引起漠尼沟和韩集阳窪山及阴窪的地方势力派的极大震惊，为了表明他们的欢迎态度，共推在回汉群众颇有威望的家父吉亭公为首，率三、四、九会老人代表，牵牛两头前往东公馆，晋见王震司令员表示欢迎拥护诚意。王震司令员给予热情接待，但不收慰军菜牛，经家父等再三表示诚意，加上在坐的六十二军政委鲁瑞林插言相劝方才接收。王震司令员还说，大军即将进军青海、河西，希望在征集粮秣和运送工作中积极给予支持。凡是弃暗投明、真心协助共产党建立新政权的进步人士，我们都表示欢迎，具体事务请你们与鲁瑞林政委联系。告辞王震司令员后，鲁瑞林政委派人通知家父，叫盧曜天到军管会报到，有紧急任务要委派。家父回到家中后连夜派人到藏区。第二天我回到家中时，军管会已派吴大队长和一名战士在家等待。当即我就跟他们进城了，见到鲁瑞林政委时，他一口家乡话，态度随和，说王震司令员的部队正积极筹备粮秣渡河西进，地方事务交由六十二军负责主持，他以六十二军政委兼临夏军管会主任，已了解地方基本情况，知道你在韩集一带有群众威信，将来要任命你当韩集区区长，但现在主要工作是紧急筹集大军所需粮秣。我一听疑虑重重，向鲁瑞林政委表示：我是国民党的县参议员和乡长，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我是有田产、油榨水磨的资产阶级，不适合担任新政权的区长；韩集是“三马”的老巢，社会情况复杂，我无能力担当这一重任。鲁政委表示你这些理由一概不能成立。在坐的张乐山、曹毅先两位副专员先生也出言动员。曹毅先说：“我在云亭中学任教期间，受尽了马子扬的气，在危急情况下我去青海做地下工作，你还给我资助了盘缠。我们将这些情况给军管会汇报过。现在是我们的天下，你应该站出来干一场。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我接受了鲁瑞林政委的任命，并在秘书处填了一份简表。鲁瑞林政委非常高兴，说为了提高你的思想认识，我带你去见王震司令员。在路上鲁瑞林嘱咐我司令员派什么工作，你都要坚决应承，不要违拗，否则司令员要发火，你是新区的人员莫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恐怕受不了。在东公馆二楼上谒见王震司令员时，旁边还坐着几位军队首长和杨和亭书记。王震司令员简单问过我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和家庭情况后，就开始布置任务。他说，为了搞好军队后勤工作，已派出支前动员工作的同志到韩集，但因不熟悉情况难以开展工作。我们知悉韩集是“三马”的老家，有许多富商大户存粮较多，我们准备将征粮的主要任务放到那里。你回去后和军队后勤人员一起，一定要注意不要把任务分摊到贫苦农民身上，而把任务派到大户之中，现在时“借粮”，将来可顶公粮，数目不限，越多越好，但不可强迫命令、激化矛盾。如果你带头拿出自家存粮，号召力就一定会大许多。结束谈话告别时，王震司令员还让后勤部长给我赠送了一个皮质公文包和一支金星钢笔，以资鼓励。

从东馆出来时后勤部长和五个股长就备好马随同我前往韩集，当时旧乡公所已土崩瓦解，新政权尚未建立，我将后勤部长六人暂时安排到韩土司衙门住宿。次日召集韩集、马集、多木寺、漠尼沟大户与会，讲明大军解放青海、新疆的重大意义，以及支前工作的急迫性，要大家认清形势多做贡献。在自报公议结果时，却发现各大户所报粮数极少，大多是你十石我八石，总数还不到一百公石，进一步动员时，大户七嘴八舌都装穷不愿多借。后勤部长见只有这么点粮非常不满意，向我说这么小的数字我无法向司令员交待。我说不要怕，明天继续开会动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要求各大户今晚回去好好与家中人商议，这点任务无法交差，这是共产党对我们的考验，希望明天开会时大家能够转变态度踊跃多借。回家后我将借粮情况向家父叙说，提出将家中积粮七十五公石全部捐出，父亲表示支持。与韩集地区的各大户相比，我家只是一户耕读传家的中等富户，如果我在明天的与会中首先捐借七十五公石，大户们肯定会转变态度。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我一宣布七十五公石的捐借数字，会场一下子肃静下来，在经过窃窃私语后，马鸿宾的侄子报出八十公石，马鸿逹的管家报出八十公石。看到这两家的表态，我的胆子就壮了许多，随后按事先掌握的情况向各大户指名提出 捐借数量，从二十公石到一百公石不等，大家见我的态度很严肃，一致表示认可。一统计总数达到一千公石（十六万斤）。后勤部长露出笑容。接着又安排加工面粉和磨炒面的事，我把从双城以西到韩集的21盘水磨的主人召集开会分派加工任务；将炒青稞的任务分派到磨坊附近农户。收集粮食的店设在韩土司衙门，由韩集斗行负责验收，面粉和炒面加工包装由部队后勤部人员参与监督，防止意外情况发生。由于任务紧迫，昼夜运转，十分忙碌，我吃住在韩土司衙门，与后勤部人员共同加班加点。期间又应王震司令员之令，与后勤部长到东公馆汇报征粮结果。王震司令员听后非常喜欢表扬我们真有办法。接着又布置任务，说赴青海的先遣队已返回，因循化黄河上的依麻木浮桥被马步芳军队焚烧，司令部决定从大河家和莲花渡河西进，要我组织民夫协助部队运粮。当时我还建议司令员致信别藏的马子仁（马麟之子）、大河家的马全钦、永靖的魏子藩等协助支前工作，寻找渡河工具和水手。司令员还说，韩集的征粮任务已完成，你可陪后勤部长到大河家、永靖，利用你的关系和经验，让当地开明人士出面组织支前工作。我非常高兴司令员如此信任我，便同后勤部长一路经别藏、吹麻滩到大河家。在别藏见到马子仁，介绍了韩集经验。马子仁当下推荐蒋秀山、马腾蛟二人负责支前工作（新政权建立时蒋秀山任别藏区区长，马腾蛟任民兵营长）。到大河家时，马全钦已接到司令员的信，正积极准备皮筏和寻找水手。到永靖见到魏子藩、朱赞青，介绍了韩集征粮的经验，他们已积极行动征集粮食和皮筏。回到临夏城与后勤部长向王震司令员汇报情况，时杨和亭、鲁瑞林在坐，后勤部长详细作了汇报，司令员很满意。司令员对我说，从今天起你就成为共产党的正式干部了，要好好干，千万不能当墙头草，一定要站稳立场。并送我一本毛泽东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嘱咐我好好学习党的政策。这次会见之后，组织上即任命我为韩集区区长，区委书记是从陕北老区来的贺崇高，文书为王宝才，我们三人同去韩集就职。在组建区委、区政府的过程中，废除了保甲制度，全区共设麻尼寺沟、韩集、掌子沟、双城、漠尼沟、马集、龙泉等十个乡，每个乡有一汉一回乡长。区干部编制十八人。也按民族比例配备。干部来源有县派的我们三人外，其余都在本区选录，专署派行政干校校长何凤仪率数名学员帮助召开各族各界大会选举区长，结果我以全票当选，1949年9月16日，韩集区委区政府正式成立，标志着韩集区人民政权的开始，也标志着我正式成为新中国的国家干部。

回忆加入革命队伍的经过，心情总是不能平静。我虽然出身地主家庭，又担任过旧政权的乡长职务，但因主持公平正义，得到人民群众的好评。在临夏解放后，得到上级组织的信任委派担任支前征集粮秣的艰巨工作，接受组织考验，特别受到王震司令员的接见和鼓励，坚定了投身新政权忠诚革命工作的信心和立场。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我认清形势，选择了正确道路，人生也获得了新生。在我退休之后组织查看档案，发现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是1949年9月2日，于是批准为离休，并按规定给予副地级待遇。

在写成这篇回忆文章之后又成俚言一段：

乌云满天行路难，田地荒芜家离散；

八二二日见晴天，临夏解放万民欢。

有幸谒见王将军，谆谆嘱咐扣心弦；

经受考验建政权，从此登上革命船。

1988年7月

注：此文原载《民族报》

大夏河筏运业的兴衰

大夏河，古称漓水，郦道元《水经注》后误称为大夏河，晚清进士邓隆有《漓水·大夏水考》，详考大夏河名称的变化历程。大夏河发源于青海省同仁县境的西倾山，纵贯夏河、临夏两县，流经东乡族自治县而注入黄河（今刘家峡水库），全长四百多华里。

大夏河有十几条支流汇入。在夏河县完尕滩以南有隔河（杂油河、隆窪河、卡加河）汇入，完尕滩以东有关音河、牙寿河、且隆河、清水河、晓河汇入。出土门关到临夏境内后，沿途又有漠尼沟河、老鸦关河、槐树关河、红水河、牛津河等支流汇入。平时流量为每秒二、三百立方米，汛期可达每秒六百多立方米，有特大洪水时可达每秒一千多立方米。在清朝同治年代以前，大夏河流域特别是两岸，林木稠密，青峦苍翠，植被丰茂，野生动物繁多。在明末清初时有虎豹出没，在清道光年间，漠尼沟还有老虎活动。从乾隆年间起，河州兵燹频起，林木逐渐被毁。到同治年间，马占鰲、马海晏起事之后，河州境内的大夏河流域，林木大幅度减少，而甘南境内原始森林依然葱葱郁郁。到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临夏境内的大夏河流域已经无森林可言，而甘南境内大夏河两岸林木仍然茂盛。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在一九三八年到夏河考察途中，对大夏河两岸的风光有这样的记载：“山之崤、水之湍、林之茂，都当入甲等”。四十年代之后，甘南境内的森林受到大量砍伐，到八十年代，大夏河两岸的森林已所剩无几了。

在清朝同治以前，大夏河流域的河州，官民所用燃料、木材均采自本地森林，俗称“本山木”。就是就地取材，无需长途运输。同治以后，采不到“本山木”，就溯河而上进入甘南境内采木运料。但当时的旱路多为羊肠小道，仅通人畜行走，难以运送木料。所以，只好通过大夏河水路长途放筏运木，于是大夏河的筏运业兴起了。

大夏河木材筏运业兴起之日，正是同治事变中马占鰲、马海晏降清居官之时。他们一跃成为地方上的当权者，拥有武装作后盾，说话行事往往成为“章程”。马占鳌之子马安良就给大夏河木材业及筏运业订了“约法三章”，大意是：（一）大夏河筏运分段进行，互不越界经营。即夏河县林区的人只售卖森林木材，不能自行放筏出土门关；双城以西土门关以东的木材商在夏河县购伐木材后，只能筏运至双城，而不可径直放筏进河州城；河州城的木材商，只能从双城购买木材，筏运至河州城而不能再往下游放筏，也不能直接到夏河采购和筏运木材；喇嘛川的木材商只能从河州城购买木材，筏运至莲花城及兰州，不能越过河州城做上游木材生意，违犯上述“章程”者罚没经营的全部木材及家产。（二）偷盗木材者，不论数量多少，一经发现，罚没全部家产。这一条主要是防范沿河抢、盗犯罪。（三）樵夫、水手在伐木、放筏期间死亡者，回民由业主承担“卡凡”，汉民由业主承供棺材，不论回汉一概不偿命价。这三条通常称之为“马提帅章程”。自规定以来，一直按此执行，未闻有人敢于冒犯。

自筏运业兴起之后，夏河境内的森林，从土门关起溯大夏河两岸渐次采伐。当时的林木基地，依次有清水沟、柏木沟、牙寿沟、且隆沟、观音沟、隆窪沟、达麦沟、江玛沟等，共约有二百多平方公里的森林资源。到解放前夕，已经采伐到夏河县隆窪沟一带。

解放前，临夏县的木材商约有上百户。分别在双城场棚滩和河州城郊木场设有码头堆集木料。在双城场棚滩设木场 的有别藏的马麟（马步芳的叔叔），漠尼沟的马子敬、马永昌，多木寺的马元，坡底村的马福元，高家庄的马六元，双城的宋开良、马三虎，兰达村的张怀德，夹塘的尤铁匠等，还有一些小木材商。在河州城木场的木材商有马廷勷（马安良之子）、马克诚、马万祥（小名“尕主麻”）、 拜华堂、马恕轩、马铁头，还有河州城的刘家“恒顺和”、横磨王家等，在三、四十年代姚川盧家亦是双城的一户较大木材商。

从晚清到解放前的漫长时间里，大夏河的木材筏运入黄河后，继续由下游水手逐渐贩运到兰州、宁夏，一直到包头。到1956年公路开通，前后大约有八、九十余年的历史。

大夏河的筏运，有一套独特的方式：

放筏前，业主雇佣樵夫进林砍伐已经购买好的林木，披荆斩棘开出一道从林中拉出木材的山路，将砍伐的木材一根根拉到山下，然后用牛或马车运到山沟的小河边，凿眼捆集，按木材大小，分成单放、数根并放，从山根小河漂放到大夏河主流后重新编筏，分为“单联”和“全联”。“单联”的木材由三节串联，每节并联七至十根，三节共有二十多根，由一名水手放运。“全联”的木材串联五节，由两名水手放运。筏运木材的长度一般以一丈二尺以上，最长不超过二丈二。特需大材的长度可达三丈二，筏运时绑在“单联”筏子的后面，因是单根称之为“拉麦芒”。

大夏河穿行在千山万壑中，蜿蜒曲折，水流湍急，且多巨石、险滩、漩涡、峡口、急湾，放筏过程异常惊险。在上游的险关有撒索麻的“褡裢桥”，完尕滩的“漕口”，晒经滩的“垒石多罗”，土门关鲁湾桥下“狗娃漕”等处。这些地方两岸石壁、礁石乱叠，河曲流急，浪大旋多，一不留神就会碰礁触岩，人亡筏散。特别是在晒经滩的“垒石多罗”，一筏触礁，百筏尽没，十分危险。尤其是全联的筏子，一般有六丈到十丈之长，危险性更大。所以必须有两个水手分前后桨划运；前桨由身强力壮、经验丰富、技术高超的水手操舵，在曲折险危处操桨，需眼明手快、机智灵活、力大臂壮。在急流险滩中放筏，决不是“小小竹排江中游”的轻松，而是在飞流中全神贯注，迅疾应对、胆大心细、力撑千钧的艰苦劳动。

从双城到泄湖峡，河道较宽，水流稍缓，放筏较为安全，但通过泄湖峡时麻烦很多，先将编排的筏木拆散，一根根放流，俗称“撒峡”，到莲花城大夏河入黄河口，由业主雇用水手一根根打捞，按各家商号打凿的标记归整出售或重新编筏，再经黄河贩运兰州、宁夏等地。筏子中如椽子、小柱子之类的小型木材，过泄湖峡时容易摧折毁坏，所以不能同大木头一样“撒峡”，而是靠畜驮、人拉到泄湖峡下游重新编排成筏。1942年在莲花修建抗战仓库时，买了我家经营的一批木材，经省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可直接放到莲花。为把这批上千大洋的大小木料运到莲花城，我和水手们吃尽了苦头，到大夏河入黄口挑灯夜战，方将所有木料打捞归堆。

解放前，大夏河下游的城乡所需木材，都是夏河县境内的森林之材，只有礼堂、佛庙大殿、清真寺礼拜堂等大型建筑的巨梁高柱采用黄河、洮河的筏木，兰州、宁夏等大部分地区的椽材还是大夏河的筏木，因为洮河、黄河峡多浪大，椽子之类小型木材出峡，容易被碰折触碎，难以水运。

在大夏河上伐木的樵夫、放筏的水手，都是两岸各村庄的回、汉贫苦农民，他们因生活所迫，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这种营生，往往世代相传，生活非常艰辛。但他们极讲信誉，如业主在佣金和生活上不克扣，他们都会主动找上门来找活干。

大夏河林区的木材主要是松木和柏木，以松木居多。在春季伐木时，因树皮下水分较少，削去粗皮后，木质呈红色，故称之为“红刮皮”，木材质量好。立夏到秋分时节，树皮下水分较多，削皮利索，木质带点绿色，故称之为“青皮”，木材质量较差。

夏河境内的森林一般为头人或寺院所有，临夏木材商前去购买时，如按株购买，叫“按份子卖”，每“份子”是三十根，由买主挑选树木，打上自己的“站号”（商号），雇樵夫进山砍伐，木材出山后按号收取。有的森林按林地分布面积出售，买主按凡成材者，一律砍伐，称为“剃山头”。

放筏一般分为三个季节，清明过后放筏，称为“头河”，这时河流水量小，一般从完尕滩起筏。立夏后放筏，称为“中河”，这时水势较大，一般从大夏河上游的小支流单节启筏，到大夏河主流再联为数节。立秋后称为“后河”，这时大小河流皆水涨河满，可以从小支流直接编筏起运，一天可达双城。“后河”放筏时有特殊的“筏规”，因为这时天气变冷，水涨浪急，有时水中有冰凌，放筏苦大险多。所以放“单联”的水手由业主宰一只羖鹿犒赏；放“全联”的水手宰一只羯羊犒赏。每年从清明“头河”开始，到立冬“后河”停筏，前后七个月，大夏河上木筏逶迤不断，吆喝声、花儿声前呼后应，成为一道激越壮观的风景。

解放后，大夏河木材筏运业逐渐衰落，原因有四：（一）一九五二年兰郎公路通车，除长材仍由水运外，其余靠汽车运输，可直接运送到临夏、兰州及更远处的市场；（二）大夏河流域森林面积大幅度缩小，林区后退数十里乃至上百里，离河的旱路较长；（三）由于历代滥伐森林，植被严重破坏，水源涵养减少，大夏河流量变小，不易漂筏；（四）到一九五六年兴修北塬渠时，在双城场棚筑起拦河大坝，阻断下游行筏。至此，为期近百年的大夏河筏运业结束了，人们再也看不到在青山翠谷中急流飞筏的景象了。然而汽车运输的便捷，进一步加剧了对原始森林的砍伐。但愿新的植树造林工程和天然林保护政策为大夏河生态的恢复尽快发挥作用。

写于一九八三年原载《临夏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回忆五、六十年代的临夏水利事业

我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在临夏县和州水利局主持和分管水利工作，除处理日常各项工作外，直接参加了夏惠渠、南川渠、北塬渠、南阳渠等其它一些水利工程的建设，故对水利事业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向四化前进的道路上，继续发展水利事业，仍然是发展农业经济的一大课题。重温五、六十年代临夏水利建设走过的历程，也许对今后工作有所裨益。由于十年浩劫，悉心积存的资料，因遭动乱而荡然无存。现凭记忆摘要追述于兹，以供参考，并请各方知情者补正、批评。

解放初期临夏水利面貌

临夏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境内山丘多，川塬少。虽有黄河、洮河流经边境，大夏河、三岔河、广通河穿流境内，但水利灌溉事业却十分落后，加之历代滥伐林木、乱垦荒地致使水土流失严重，旱灾频仍，农业生产长期低下。解放初全州仅有水浇地十五万三千多亩，约占当时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左右。即使在水量充沛长达百余里有大夏河流域，也只有皇渠、官渠（官办的）、民渠和磨渠（民办的）等几条小渠，水浇地仅有二万多亩，土地平坦的临夏东、西、南川，因争水抢灌经常发生规模不同的械斗。离大夏河不远的北塬更是：“走路不见树，滴水贵如油”、“十年庄稼九年旱，有女不嫁干北塬”。在正常年景下，北塬的亩产也有一百来斤左右，饲料不足，燃料奇缺，磨面人背畜驮，往返数十里，到大夏河边的水磨上去加工。人畜饮水也非常困难，除少数富裕人家打有水窖外，大多数农户要到红水河或大夏河里去背水、驮水，吃一桶水几乎需要一天时间。曾流传着这样的笑话：北塬人洗脸时，全家男女老少每天只用少半盆水，爷爷洗毕儿子洗，儿子洗毕孙子洗，最后爷爷还说，洗脸水清不清，如果还清，用来发酵面，不清的话，给尕驴拌麸草。当大雨滂沱时，川里人怕涝，北塬人却说：“才下了二指”。这些说法，虽有夸张之嫌，但也说明了万顷北塬上水的珍贵了。

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利建设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临夏解放了。广大各族人民经过土改，分得了土地、耕畜，永远摆脱了封建势力的剥削压迫。然而干旱仍然是个难以对付的大敌。一九五三年，全州大旱，春耕后山区溪水断流，泉眼干涸，北塬上青苗黄萎，树木枯死，全州普遍发生饥荒。同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一九五四年，我在临夏县工作。春上，我刚从大河家搞完统购工作回来，县政府即派我和宋善汶（专署粮食科科长）等去马集救灾，当时马集灾情十分严重。不久，甘肃省民政厅厅长李培福和省委组织部部长高健君来马集视察工作。鉴于马集灾情严重，给马集调拨十二万斤回销粮，并给场棚沿、柴东岭等重灾区发放救济款。当时他们听到我们为解决多木寺干旱，发动群众修了一条前寺渠时，他们大加赞赏，说：这个做法很好。并问：还能在那些地方修渠？我们当即汇报了初步设想和存在的困难，特别是缺技术干部。李培福厅长点头赞许。他回省不到一个星期，就派来省水利局长马勋臣及王润、赵兴才、黄宝元、胡兰谷等农牧水利技术人员。省上的大力支持，激励了我们的工作信心。是年七月二十七日成立了夏惠渠工程委员会，开始兴修刁祁的夏惠渠。

夏惠渠是全州引大夏河水上山的第一条渠道。从海拔二千一百七十多米的土门关引水，到大夏河南岸的刁祁、龙泉两乡。渠线长三十华里，灌地一万二千多亩。国家投资十八万元（合旧币十八亿元），一九五四年开工，一九五五年五月完工通水灌溉。一九五七年调查，灌区粮食亩产五百斤，比原来增产三百多斤。

和夏惠渠同期开工的水利工程有：尹集的尹川渠，麻尼寺沟的阳山渠、阴山渠，大河家的大墩渠等等。一九五五年春季这些渠道发挥效益，增加水浇地二万多亩。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我又参加了南川渠的扩建、加固工程。三个多月完成任务，这条渠的通水，使南川、临川、黄尼湾的振华等一带六千多亩旱地变成了水地。

兴修北塬渠的过程

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开始，临夏县掀起了水利建设的高潮，从南到北全面展开，兴修了黄尼湾渠、夏益渠、大峡渠、保安三庄渠、刘李渠、团结渠、四堡子益川渠等中小型渠道。蓬勃兴起的临夏水利工程建设，使北塬人民群众深受鼓舞，也使专、县领导大受启迪。大家提出：“能不能引大夏河水上北塬？”。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专署和省府很快批准了临夏县的报告。同年九月省上派来四名工程师，三十六名技术员，包括专、县抽的干部，组成了五十多人的北塬渠工程测量队，我任队长，下设导线、水平、资料、断面四个组，十月一日开始测量。测量队每到一乡一村，群众自发地张贴标语，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热烈欢迎，沿途杀牛宰羊，馈赠礼品，测量队一一谢绝。我记得当时只收了北塬先锋乡送的一面锦旗，题词是：

千年旱地变水田，世世难忘毛主席。

测量队的同志虽然来自山南海北，但生活俭朴，工作吃苦，作风很好。经过一百天的紧张工作，胜利完成了测量任务。

北塬渠当时的工程造价是四百万元。我给地委汇报时，地委书记马青年回答说：地方财政收入少，经费困难，只能给六十万。我虽然详细汇报工程情况、阐述理由，但地委领导仍感为难。时值春节，暂不开工，抽调的七十二名干部回家过年。春节后我们到省上汇报，省上领导同志也认为造价太大。经与省勘测设计院院长雒鸣岳，水利厅总工程师杨子英、工程师郑载福商榷调整，刷掉西二支干渠，将经费压缩为二百九十万元。省拨二百万元，地方贷款八十万元，民工义务建勤十万元。另外，因临夏市皇渠与北塬渠三级跌水搞合渠并坝工程，由市上筹集六万元，工程费用就这样解决了。

一九五六年二月，成立了“北塬渠工程委员会”，在红水沟段家湾福神庙里安营扎寨。工委主任是专员沈遐熙，副主任是王振邦（中共临夏县委副书记）、王仲山（专署水利局局长）、我和工程师王福滋四人，秘书杜锦春。工委会下设工务、器材、总务、卫生四个科。沈和王仲山是兼职，常驻工委的是王振邦、王福滋和我。王振邦负责全盘和党务，我负责行政和施工，并兼任民工总团团长。王福滋负责技术工作（技术总负责是工程师李贵荣）。工程分为四段：第一段是双城进水闸到一号隧洞的一号天井，段长宋崇德（技术员），副段长李廷辅，任务是栏河坝、进水闸、冲刷闸、老鸦关河的涵洞、扫帚沟渡槽、双城三级跌水、分水给皇渠的口子河分水闸，阳舍沟、赵牌沟、张祁沟、周家沟、张家沟等涵洞及一号隧洞口到一号天井等渠道工程的施工。第二段是从二号天井到到三号隧洞口。段长张子良（技术员），副段长赵文源。负责二号天井、红水沟大渡槽、对岔沟、三台沟、硷土沟、庙沟等涵洞工程的施工。第三段是从三号隧洞到九号隧洞出口。段长王福滋、副段长韩仲明，负责三号隧洞等工程的施工。第四段是九号隧洞到东西支干渠渠尾（第一段完工后开始第四段施工）。段长宋崇德，副段长杜修礼。负责东西支干渠的斗坡、跌水等工程的施工。民工总团下分六个分队：第一大队队长拜占林，指导员陕永福；第二大队队长王五九，指导员宋和祥；第三大队队长陕向前，指导员王明；第四大队队长张廷翰，指导员王占云；第五大队队长冯文彪，指导员张茂珍；第六大队为石工大队，石工是工委派段鸿西去河南林县招聘来二百多名青壮年石工，其中一百多人在折桥湾、场棚滩和八里寺三个料场开山凿石。另外，运输队配有卡车两辆，胶轮大车十八辆。所需隧洞支撑是长白山的红松，水尼是东北的龙头牌。

北塬渠上水工程于一九五六年三月一日正式开工。在双城召开的庆祝开工典礼大会主席台上的对联是：

实现毛主席的伟大计划，必须兴修农田水利，增加产量，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完成北塬渠的艰巨任务，首先发挥群众智慧，努力工作，为促进四化奠定基础。

时近三十年，这幅对联尚有现实意义。当时人们总认为：“自古水往低处流，哪有河水往高走”，引大夏河水上北塬，似乎近于神话。北塬渠工程的开工，向广大各族群众正式宣布，在人民救星共产党的领导下，神话将会变成现实。

我基于当时四年的现实变化，草成俚言一首，以志兴修水利的新局面：

五三大旱五四灾，临夏水利从此开；

先修小型后修大，北塬渠上开红花。

北塬渠是全州引水上山的第一条大型渠道，和玉门昌马河、会宁官川渠并列为全省三大水利工程之一。同时也是临夏解放后一次性建成、效益最大的一条引水上山的大型渠道。长达近五十公里的渠线上，地形复杂，土质结构不良，沿途走砂破山，立土空心，滑坡多，渗漏严重，工程任务异常艰巨。渠道从双城场棚进水后，盘绕十九公里的山腰沟壑后，流上北塬，流经四十七点七公里。渠系分总干、干、支、斗、农、毛六级；总干渠长二十八点八公里；干渠两条，支渠三条，共长五十多公里；斗渠长五十一公里，农渠九十三条，全长八十九公里。渠道引水量为口子河以上每秒八立方米，以下为每秒五立方米。整个渠线共有各类建筑物三百多座。较大的是栏河坝、三级跌水、红水沟大渡槽和几个隧洞。其中栏河坝工程和一号隧洞工程最为艰巨，栏河坝工程要抢在汛期前完工，任务紧迫。工程所用的石料，大部份是从四十里外的八里寺石窝运来的花岗岩，供料较慢。为了抢在洪水前完工，除第一大队的三百多民工昼夜三班轮番上阵，三台机子夜以继日地抽水外，又从漫路调来一千多民工，从各乡调来一百辆牛车拉运石料，终于在同年七月一日完工，历时四月，受到地委和专署的慰问和祝贺。

一号隧洞全长一千零五十米，从六面开口凿挖，即从南北两方洞口向里挖，又在顶上打开两个竖井各向南北掘进。一号天井深八十二米，二号井深六十二米，都打有副井。最大的困难是红胶板地层坚硬，开挖工具落后，民工呼吸困难。料送不上去。所以，从外地租来两台鼓风机、三台卷扬机、一台空气压缩机、一台八吨重的发电机。经过五百天的紧张施工，一号隧洞终于打通。

二号至九号隧洞区，土质结构不良，容易塌方。最严重的是一九五七年元月四日，三号隧洞崩塌，把三十个民工闭在洞内，情况十分危急。工委立即电告县、地、省领导部门。地、县领导迅速赶到现场，省水利局副局长、总工程师杨子英、副局长郑治华、农业厅厅长张兴、副厅长马丕烈也赶来现场。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抢救，二十七人脱险，三人被压死亡（他们是刘景德、仲文才等），他们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对死者开了追悼大会，大会挽联是：“为人民的事业光荣牺牲，永垂不朽；将北塬渠建设努力完成，继续工作”。并对家属给予抚恤安置。记得当时压死在隧洞内三个民工的尸体挖不出来，大家都于心不安，经省上一位同志介绍，我星夜赶去陕西宝鸡，向兰新铁路天宝段戴工程师请教。戴工程师教我以处理塌方的技术措施，并指派三名有经验的工人，立即赶到现场。经过干部、民工的有力配合和日夜奋战，终于挖出三个民工的尸体。死者家属和群众十分理解，当时说了许多诚挚感人的话。

为了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经工委讨论决定，三号隧洞按原线打通加固，二号隧洞处滑坡地带，索性劈为明渠。

北塬渠在施工过程中，得到全专区的支援。地委派来十五名干部，东乡、永靖、广河、临夏市都派了民工大队和中队。驻临夏人民解放军也十分关心，支援帐篷等器材，组织指战员参加工程劳动。省、地剧团曾来工地慰问演出。水电部武功水利学校的四十多名应届毕业生前来实习，给顺利施工帮了大忙。此外，外地和本县干部、工人、农民、学校师生及各界人士都陆续前来慰问和参观。当时，工程规模之大，民工劳动热情之高，都使参观者眼界大开，深受鼓舞，提高了党的威望，群众说：“共产党不但会打仗，而且还善于建设”。

经过二十个月的艰苦奋斗，奔腾不息的大夏河水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试水上了北塬。十一月二十六日，地、县在北塬乡前石家庄举行了隆重通水典礼，召开了万人庆祝大会。省、地及各县代表前来祝贺。万顷塬上家家户户贴对联、放鞭炮，锣鼓齐鸣，人们跟着水头，沿渠奔走相告，欢腾雀跃，这的确是万顷北塬上千古未有的一次盛大的“狂欢节”。

北塬渠的兴修成功，是临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个壮举，也为临夏水利史揭开了辉煌的篇章。同时也用话生生的事例说明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劳苦大众的大救星。同年十二月，甘肃省省长邓宝珊、省政协副主席马敦靖等领导同志，因去甘南，途经临夏，专门驱车上北塬，视察了北塬渠及通水情况，听了工程兴修始末的汇报。邓省长感慨良多，他回顾说，我一九三五年经临夏去甘南，大夏河水咆哮东流，北塬极目荒凉，窃意何日才能引水上北塬。二十年后，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战天斗地，终于引水上山，把幻想变为现实，中国共产党真伟大啊！

北塬渠通水后，不但使北塬当时的七万亩旱地变成了水浇地，而且使五万多人和两万多头大牲畜的饮水问题迎刃而解，挖掉了穷根栽富根，使千年干旱贫困的大北塬变成了美丽富绕的米粮川。省上一位知名人士在赠送给北塬渠工委的锦旗中所写的“苦战廿月，造福万代”八个大字，确实是对北塬渠工程的高度概括。

一九五四年，全专区水利建设揭开了序幕，兴修了夏惠渠、南川渠、和广渠，丰台渠；同时还修了大峡渠、团结渠、陡和渠、保安三庄渠等四条上山渠道，增加灌溉面积五万二千亩。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的第一个水利建设高潮中，兴修了北塬渠、新利渠、石塬渠等灌田万亩以上的三条中型渠道，全州水浇地面积达到二十九万多亩。

“大跃进”年代的水利建设

一九五八年，在反右斗争的基础上，又开始反“右倾保守思想”，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临夏州在农村全面开展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并在全州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平叛和反封建斗争。同时动员各县、市工农商学兵二十四万“劳动大军”，以所谓“踢破地球冲破天”的革命干劲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建设速度，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水利大跃进”。永靖县兴修英雄渠、银河渠、拥宪渠；广河县兴修南岭渠；临夏县兴修了槐龙渠、双岭渠、大峡渠（又叫雷积峡渠）等；康乐县兴修东梁渠等七大干渠；临夏、永靖两县合修临永渠；临夏、和政、广河、东乡四县兴修南阳渠。到十月份，全州共开工修建灌溉面积万亩以上的引水上山渠道十七条；干渠总长八百七十六里。仅临夏县在同一时间内兴修了三百多条大、中、小型渠道。在当时浮夸风中，州上宣布“全州扩大灌溉面积九十万亩”，并“宣告”临夏县、临夏市、和政、康乐、广河“四县一市实现水利化”，“摆脱了干旱的威胁”。

一九五八年众多的上山水利工程中，最大的四个工程是英雄渠、南阳渠、银河渠、南岭渠。

英雄渠是永靖县的一项引黄跨黄工程。从炳灵寺上游的扎地浪上引黄河水，经过寺沟峡的三佛崖、骨岔浪、西方岭、大石坑、黑窟洞、阎王砭等险峻地带，横跨黄河，止于岘子塬下的姬家川，再南渡黄河达扎木池、红崖子。意在解决党家川、白塔川、姬家川等三个乡的三万三千亩旱地灌溉用水，让这三个乡每年增产六、七百万斤粮食。该渠工程艰险复杂。但当时“不要国家一分钱的投资”、“不要工程技术人员”，完全依靠当地群众的劳力和非常有限的物力、财力，在四个月内突击完成了。这在当时，被吹嘘为“甘肃向大自然进军的辉煌成就”，“甘肃人民共产主义风格的光辉典型”，“”无产阶级的一面鲜艳红旗“等等，在报刊上进行了大规模宣传。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亲自提了这样一首诗：

英雄人民英雄渠，黄河飞渡黄河奇；

大禹鲁班不足道，扎地山前树红旗。

长春电影制片厂据此拍摄了故事片《黄河飞渡》。但是时隔不久，黄河木结构大渡槽于六〇年上半年损坏，当即重修，凑合完成，但灌不了地，没人敢动，后于六三年被洪水冲掉。至此，三万多亩旱地变水地的希望化为泡影，这条轰动一时的“英雄渠”便化为乌有了。

银河渠是永靖县与英雄渠同时兴修的又一艰巨水利工程。该渠从临夏县别藏桥头引水，沿铺川、银川的南山山腰到达永靖县城南的莲花台，全长九十公里，途中穿越七十九条山沟，其中最大的八家沟深三十八米，长一百一十六米；后庄沟深五十二米，长一百一十七米。渠道上山高度为四十二米，引水流量为一点七秒立方，有二十八座建筑物。水渠跨过八家沟、后庄沟，采用木制渡槽。当时也和英雄渠一样，由省上组织全省各地前来参观并题过词。其中平凉代表团为八家沟和后庄沟大渡槽的题词，当时流传很广，大家印象很深：

天上银河没天桥，地上银河架渡槽；

牛郎织女俯首看，感叹天宫无英豪。

实际上银河渠也是一项盲目的工程，时过不久也报废了。不过和英雄渠不同的是在七十年代的水利工作中，对原渠线做了大量的调整，渠线比原来缩短六十六公里，渠高降低二十多米，灌溉面积也由五八年的原设计缩小三万多亩。目前只灌溉着积石山的铺川、银川两个乡的四千多亩地，该渠还算发挥了效益。

南岭渠是康乐县和广河县的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从和政县的松鸣岩引小峡水上山，一直到达广河排子坪，全长一百华里。较大的建筑物是槐山子大渡槽、青戚沟木制斗坡、深沟吊管。由州水利局工程师赵贡三负责施工，我曾去开过水利现场会。

南阳渠成立了“南阳渠工程委员会”，工委书记贾书德（自治州副州长），副主任宫维亮（和政县委副书记）、我和马福财（东乡县长），秘书梁维蕃。贾和宫是兼职，工程主要由我负责，马福财主要负责西支干渠。工委下设工务科，科长巩健；总务科，科长马占荣；器材科，科长李成；保卫科，科长王万国。施工共分三段：总干段，段长尹万福；西干段，段长黄义臣；东干段，段长张玉贵。

南阳渠工程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施工的是总干渠及东、西两干渠，要求当年开工，当年完工。第二期工程是牙塘水库（计划蓄水一千五百多万方）和西干渠锁南坝以下的延长段。第一期工程于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开工，十一月底基本完工，通水韩家湾，距锁南坝仅五公里。基本情况是：全渠总长一百四十一点七二公里，是全州渠线最长的一条上山渠道。其中总干渠长四十一点二公里，从太子山下的和政县牙塘麻乃口引水上山，在南阳山下降五十八米，设分水闸，分东西两干渠，西干渠沿南阳山等山梁到东乡锁南坝，全长四十六点八公里；东干渠从分水闸东行到广河县东山坪，全长五十四点四公里。整个渠线纵贯和政、临夏、广河、东乡四县的三十三个乡，越十九座大山，跨七十六条沟。沿途土质类型复杂，滑坡多，填方量大，工程十分艰巨。全渠共有大小建筑物一百一十五座。较大的工程有进水闸、冲刷闸、栏河坝、东沟石渡槽、蛇沟梁大陡坡、撒麻浪三级跌水、南阳山大渡槽。填方共六处，其中最大填方是波罗填方十六万立方。

修南阳渠的意图是：（一）灌溉四县山区的二十六万亩山地，重点是改变东乡部分山区的干旱面貌；（二）计划用水渠一千五百五十一米的落差，建立总装机容量四千五百千瓦的多处小型发电站，“促进四县的电气化”；（三）美化山区，搞多种经营，“山上建水磨，塘坝养鱼鸭，高山深沟建立花果园”。总之，愿望是好的，进展也很快，干部、民工吃了大苦，出现了许多动人情景。

测量队在五八年元月份滴水成冰的严寒气候下，爬冰卧雪，披荆斩棘，在短短的一月内完成了141.72公里的渠线测量任务。二月一日，大雪盖地，朔风剌骨，四千五百多名民工破土动工。在施工中，每天通常保持四、五千人的基建民工外，还利用农作间隙，搞所谓“原子爆炸”式的短期大突击。春播后第一次大突击，上工四万二千多人，五月份第二次大突击，上工二万六千多人，号称“八万雄兵上南阳”。

工程原计划投资三百五十万元，后来通过“大辩论”“反保守”，压缩为三十万元。可以想见工程施工的艰苦困难了。另外，在施工期间，还穿插了许多政治任务：一是开展“兴无灭资拨白旗”运动，组织民工写大字报，搞大辩论，批判“保守派”、“促退派”、“怀疑派”、“观潮派”、“条件论者”等；二是工地上成立“红专学院”，向民工进行“全州苦战三年，抢渡黄河”，“乘风破浪，七年过江，十年实现千斤州”的大跃进教育；三是大搞“军事化”，要求民工“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四是工地上开展扫盲活动，口号是“年内文盲都扫过”；五是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六是组织民工参加平叛和反封建斗争。在解“百和之围”、“双扎梁之围”中参加了激烈地武装战斗。

尽管花费了这么多气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劳动。但是实践证明，南阳渠最后还是报废了。时过二十五年，南阳渠流域四县山区，仍然承受着干旱的威胁，各族人民还得靠天吃饭。

六十年代中期的水利建设

一九五九年九月，州政府派我上北京，去水利干部学校学习水电专业，学水利、水能、水保、地质、机电、施工、数学、测量、工程识图等专业课程，经过五个月，圆满完成了学习和实习任务，取得了优秀和优良成绩。因为我有北塬渠、南阳渠等大型渠道的施工管理实践和对全州水利资源的全面踏勘，再加上这次全面、系统的水电业务学习，不仅熟悉水电业务，而且有了为全州水利建设作出贡献的信心和力量。但是事与愿违，临夏县、市划分，我从州水利局又回到临夏县。恰巧又遇到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水利工程先后纷纷下马，接着开展社教运动，随后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动乱，我的热切宿愿只好付诸东流了。

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全州饥荒十分严重。但是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并未及时刹车。临夏市继续修筑乌龙沟、槐龙、大峡、斜套、石关峡等五个水库（总容量为一千四百零三万立方），共投入劳力五千多人。除乌龙沟勉强在同年“五一”蓄水外，其它水库均未完成，到下半年，不得不下马了。而库容为五百万立方的乌龙沟水库最后也以失败告终了。和政县牙塘水库，库容二千万立方，工程浩大，六〇年二月二十日开工后就大办食堂，组织民工挖野菜来实现所谓的“饭菜多样化”，结果病号越来越多，到六月份就只好下马。就连一些较小的水库也都没成功。

此后，各机关单位、学校、开始大办农场，州人委在积石山下的香水坪建农场一处，我随机关干部去参加劳动。

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后，全州水利工程事业开始复苏。一九六四、一九六五两年，主要是对已发挥效益的渠道进行维护、整修、扩建，这在当时对全州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所促进，但无力修复和新修大型渠道和其它水利工程。到七十年代初，全州水利事业进入“电力时代”。我虽然先后参加过一些水电建设的项目，但已不再负领导责任，而且又处于“监督使用”之列，这方面的工程进展情况，就不便于追述了。

六十年代水利建设的经验教训

回顾五、六十年代的全州水利建设，虽有一些重大失误，但毕竟取得很大成绩。除一九五八年搞的英雄渠、南阳渠、南岭渠、双岭渠、临永渠等大中型渠道和一九五九年、六〇年搞的牙塘、槐龙、乌龙沟等水库失败外，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搞的夏惠渠、南川渠、刘李渠、益川渠、北塬渠等大中小型渠道，都程度不同的发挥了效益，其中以北塬渠为甚。

水上北塬后，北塬人民的生产、生活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革前北塬的亩产达到四百多斤，比解放初增加三倍多，各种树木达五百多万株。到八十年代变化更大。我认为有六大好处，这些好处是：

地平粮多产量变，瓦房栉比住宿变，

林蔬葱茏环境变，细粮清水生活变，

人秀畜壮精神变，闺女上山风俗变。

变化之大，有目共睹，众口皆碑，不用绕舌。

我认为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兴修水利工程之所以成功，主要有以下原因：

1、有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全州各族人民刚刚得到翻身，解放了生产力，摆脱了精神枷锁，具有改变家乡面貌，走富裕道路的强烈愿望和忘我劳动的热情；

2这个历史阶段中，党制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当时的建设项目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

3、有优良的党风、纯朴的民风和良好的社会风气。当时各地钢材、木材、水尼及各种物资随地堆积，很少丢失；收方验方也无徇私舞弊的行为；来自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河南等地的男女技术人员和工人，都深入第一线，吃住都在工地上，不计条件报酬，无特殊照顾要求，工作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纪律良好；

4、工程机构简练，人力、物力及财力都集中使用，同时经常得到省、地领导、兄弟单位和各方面的殷切关注和有力支援；

5、尊重科学，重视技术，充分信任和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工委有一名工程师担任副主任，施工各段有工程师或技术人员担任段长，有职有权；

6、重视渠道的管理、维修，使水利工程能够不断得到巩固、发展和完善等等，所以这些工程和五七年以后的比起来，工程质量高，经济效益大，群众至今称赞不断。

恰好相反，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的水利工程建设，基本上失去或削弱了兴修北塬渠等工程所具有的一些条件。首先，党的路线经过反右以后已经开始走向“极左”。当时，许多干部和群众都提出过水利战线过长，摊子铺得太大，缺乏资金，技术力量不足，建议缓建、改建和停建一些项目。这些意见本来是可取的，但都当“右倾保守”作了批判，拔了“白旗”。其次，当时各行各业“大跃进”，大办水利、大炼钢铁、大扫文盲、大搞军事化、大搞技术革新、大办工厂等等。加上临夏地区特有的平叛和反封建斗争，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和领导力量过于分散。三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始受到破坏。在领导工作中，一言堂、瞎指挥、高指标、一刀切，贪大求多、赶急图快，盲目蛮干、强迫命令，虚报浮夸、弄虚作假等左倾错误泛滥开来，使原来很好的党风和民风遭到破坏。四是违悖科学，鄙薄技术，歧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没有完善的设计。这在“英雄渠”上表现尤为突出，不顾技术人员和干部、社员的合理意见，硬在黄河上架起长160米，中孔跨度48米的叠板木拱大渡槽；安神渠搞了长1246米，压头落差146米的木质倒虹管；槐龙渠以黑剌柳条做了九级跌水等，类似情况不胜枚举。实践证明，这些耗费了大量优质木材和民工辛勤劳动的建筑物，不是被风吹垮就是被水冲塌或朽坏，无一成功。五是由于发生饥馑和经济危机，这些水利工程未能进行有效地管理和整修完善，因而使工程报废，建筑物被毁，器材几乎全部损失，造成极大的浪费。

更为痛心的是，这些工程的兴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1、以“互相支援”“加强协作”为名，大搞平调，大刮共产风，大搞水利集资，使国家、集体、社员的财力、物力、粮食都受到很大损失，使解放以后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来所积累的物质基础受到摧残。2、由于全州到处大办水利、大炼钢铁，林木被乱砍滥伐，挖山动土，树木几被扫光，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生态失去平衡，水土流失严重，加剧了旱涝雹洪等自然灾害。3、大兴水利，大炼钢铁，致使农业生产所需劳力锐减，以致肥力不足，耕作粗糙，地力下降，粮食产量也急剧下降。4、削弱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削弱了党群团结和干群团结，锉伤了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参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积极性。这些水利建设上的残痛教训，是我个人的管见，应该有所记取。

总之，不论是成功的或者是失败了的水利工程，都使我们基本上了解了全州水利资源，摸清了我州的地理地质情况；也使我们积累了水利建设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同时在一系列水利建设工作中，干部和广大群众参加了创造性地劳动，吃了大苦，贡献了才智，锻炼了自己，涌现了许多公而忘私、高度负责、不怕艰难险阻，一心为水利建设事业流血流汗，甚至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我州社会主义水利建设事业的奠基者，值得后来者怀念和效法学习，他们的事迹应该载入我州地方史、民族史，特别是水利建设的史册中去。

写于一九八二年 原载《临夏市文史》第一辑

马鸿宾在临夏二、三事

马鸿宾先生与我同乡，解放前后他在旧新社会军政界供职几十年，为地方群众做过一些有益的事，现就本人亲历的几件马鸿宾先生的事迹回忆追述如下。

关怀桑梓 蠲免钱粮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马仲英起事，河湟屡经兵燹。十月，国民军进兵临夏，地方遂靖。逃亡各地难民陆续上庄，但见庐舍为墟，田地荒芜，饿殍载道，民不聊生。第二年冯玉祥的国民军在临夏县双城设施粥棚两处，四乡万余饥民涌集，乞待早晚一勺稀饭，纵然如此，双城难民饿死者仍日逾数十人。甚至尸首无人掩埋，饿犬争食，惨不忍睹。树皮、草根悉被采剥吃光，农民借贷无门，少事耕作。因种籽奇缺，下种的庄稼没有夏田，全是糜谷秋田。田中杂草丛生，刺棘成林。庄稼将收之际，又起民变，为首者是马应彪(韩集掌子沟乔家坪人)，烧杀抢掠，迫使饥民四处逃生。一九三0年，马应彪被甘肃宣抚使马麟招抚后，灾民复归上庄，黎民含辛菇苦，重建家园，量力耕作，欲维持秋后生活。

在此数重劫难之后，临夏县县长叶超迫于上峰命令，依旧派员下乡，催收钱粮，照征不误。广大人民糊口无着，哪有钱粮可课?适值马鸿宾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我父盧吉亭偕三会(包括今双城，姚家川、沙楞沟一带)汉民代表杨文轩，四会(包括今韩集、阴洼、阳洼山、杨家坪、寺湾、杨家寺、赵牌一带)代表杨秀芳，脚穿麻鞋，背负炒面奔赴兰州，以桑梓名义，谒见马鸿宾，陈述家乡灾情，要求蠲免钱粮。马鸿宾将三人安置在横街子民房寄住，供以煤炭、面粉，解决了食宿。按当时习俗，晋见主席要带点礼物，但农民枵腹从耕，实在无法准备礼品，只好将采集的蕨菜一捆、柳花菜一袋送给马鸿宾。三位代表向马鸿宾哭诉说：“本来我们应带重礼来庆贺你的就任，但穷不聊生，力不从心，只带了些微薄土产，聊表心意，希望主席见谅。”马鸿宾听后莞尔笑曰：“我数十年为宦在外，长时间未吃家乡土鲜，今日蒙三位远道送来，我正好品尝，甚好!甚好!”并约定一周后将免粮事议决答复。

等候了刚刚七天，马鸿宾复召见三人说：“三、四两会汉民受尽兵害之苦，经省府会议决定蠲免两会汉民三年钱粮，使之休养生息。”说毕把写好的公文当面交给三位代表。我父乃求曰：“多谢主席关怀。但你不免回民钱粮，我们就不拿此公文。”马鸿宾面有难色，回答说：“汉民逃难，回民抢富，因此只免汉民不免回民。”我父解释说：“汉民遭浩劫，回民亦受损失。民国十七年，韩集土司衙门成为马仲英司令部，重兵驻扎，军费由三、四两会回民负担。民国十八年，国民军队伍一营又驻双城，全部供养皆取自两会回民群众。回民虽未逃难，也已穷贫至极。尤其是三、四会回民，多为主席家族和亲戚属下，如若我拿此文回去，当地回民定会派代表到兰州求你免粮，势必扰你不安。再说，我们三、四会回汉群众世居为邻，屋舍相接，土地毗连，我们若带此文回去，回众要责难，有碍于两民族和睦。为此要求主席一视同仁，回汉均免。”马鸿宾听罢，沉思一阵后说：“你们再住一星期，待省府议定后答复。”一星期后马鸿宾又召见说：“经省府复议，回民亦免钱粮一年。”三位代表遂带公文返回临夏，临行前，马鸿宾还馈赠兰州白面大饼几个。遇此饥馑之年，大饼带回家中，我们吃饼犹如享食珍馔，甚觉味美。

回民闻讯三代表赴兰告请蠲粮的事后，纷纷到我们家来打听探望，有些人还责难我父为何不曾偕他们一并赴兰。我父遂将事情原委一一陈说，回民皆大喜悦，都说鸿宾主席能关怀桑梓，体恤民疾。此后，汉回团结加强，民困稍苏。

仗义矫枉 立解倒悬

今麻尼寺沟公社寺坡大队解放前有耕地一百多亩，二百多户农民中三分之二为回民，三分之一为汉民，分居在十二个自然村中。从明清以来，此地为韩土司的世袭田产。到末代土司韩振刚时，已经进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了。韩振刚四叔韩润(字玉如)，凭世袭关系在宁夏马鸿逵属下任职，因其出身土司，沾染了吸食鸦片、打麻将赌博等恶习，挥霍无度，穷极无聊，未经韩振刚同意，在宁夏偷偷将寺坡尕庄和上河滩的三石土地卖给马鸿逵的地政局长马宣三。马宣三拿到契约后，当即电告其侄马子扬，并派长子马希范亲来临夏，称寺坡田地由韩润悉数出卖于马氏，令其去接收。马子扬久已垂涎寺坡土地，接电后如获至宝，立即派其四叔父马尕九，五弟马老五，堂弟马牙素，领丁数十人，到寺坡接收。韩土司在寺坡的佃户听说马子扬来接收田地并驱逐佃户的消息，十分愤怒。佃户汉民王顺绪、王什长、王树信、韩青禄、杜尕五、回民王昌林、王振兴父子、妥老五、马三喜等坚决反抗。马子扬见软取不行，便改为硬抢，带领地户、房客、家丁百余人，持棒荷枪，到寺坡强行接收，并派人到东乡县汪百户召来百余户无业贫民，准备把寺坡原来的农民驱赶后召为佃户。王树信、王振兴、马七十五等寺坡广大群众，坚不屈从，上前讲理。不料马子扬一声令下，其随从大打出手，马七十五的门牙被打落，满口鲜血直流。王树信腹部被踢伤，抬到家中未逾半月时间即死去，留下孤儿寡妇，衣食无着。王振兴、韩青禄逃脱幸免。王振兴父亲王长林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马子扬仍不放过，被抓到云亭中学，动刑拷打，关闭一夜。到韩青禄家去抓韩尕庆时，韩的母亲抓住儿子不放，马希范一刀将韩母的双手剁伤。他们把韩尕庆带到妥老五家中，在那里私设公堂，对韩尕庆上脚镣，非刑拷打了二十余天。还抓了十余人，由马希濂亲手砸了“光光”。

正当寺坡回汉百余户农民食宿无着，嗷嗷待哺之际，马鸿宾陪同国民党中央军政部长白崇禧到临夏视察。王振兴、韩青禄等风闻此消息，遂率寺坡难民到四家咀点香跪道，挡车喊冤。马鸿宾见此状，下车询问何故。群众哭着喊叫：“马子扬逼得我们倾家荡产，无处安身。请马主席作主，解民倒悬。”由于白崇禧在旁，马鸿宾甚觉难堪，便和颜劝说大家回去，答应三天之内肯定处理。进城稍事休息后，马鸿宾即召见马秉臣，派他到韩集，责令马子扬退出寺坡，田产悉还韩振刚，让回汉人民各归庄园农耕。马秉臣领仆从先到寺坡召集回汉族群众，宣布马鸿宾指令：业归原主。马尕九，马牙素等强词夺理，不肯接受，马秉臣出于气愤，给马牙素几个耳光，马子扬对马鸿宾无可奈何，只得作罢。寺坡佃户重归家园。

白崇禧、马鸿宾赴别藏拜访马麟之后到韩集。适值逢集日，便在云亭中学礼堂召开群众大会。马鸿宾在演说中主要讲了民族团结问题，述说了临夏地区历史上久经战乱，民族不团结，使得阴谋家得逞，回汉人民备尝痛苦的事实。会毕，其侄马少丕宴请，我亦在场。宴罢，马鸿宾严厉训斥了马子扬和马少丕，说：事业是由先人(指马鸿宾父亲马福禄)挣下的，我们戎马在外，你们却在家为非作歹、欺压平民，往先人脸上抹黑。我们马家在兴起前，原是韩家的属下，老土司(韩振刚父韩汇川)和四大(马福祥)是换帖弟兄，先人们曾在土司家读过书，你们忘恩负义，我回去要和少云(马鸿逵)算帐!

马鸿宾回到宁夏后，将详情转告于马鸿逵，并批评了马宣三。马鸿宾仗义矫枉，解民倒悬，得到了群众的称赞。

关心生产 发展水利

一九五四年大旱之际，时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马鸿宾来临夏视察。只见禾木焦枯，一片荒凉。马鸿宾叹惜大夏河水白白从塬下流去，无益于北塬人民。到三角堡，看到小汇水的水流入沟底，当即指示我修一小塘坝。我马上计算了一下流量，发现蓄水能灌三百多亩土地。于是，发动群众修塘蓄水，当年发挥效益，使穆家阳洼群众引水广种大蒜、大葱，庄稼丰收，渡过荒年（北塬渠修成后西二支干渠代替了小汇水塘坝）。

一九五五年，我负责修南川渠时，马鸿宾副主席和省民政厅厅长李培福同志来临夏视察。专署派人来通知，要我陪同马、李二位领导到黄尼湾视察。我让来人到专署告诉马、李首长，约定翌日上午九点在四家嘴等待。随后又派人去查看道路，发现去黄尼湾的路暂不能通汽车，即通知当地乡干部不必备羊宰鸡，只求把路修成。第二天上午九时，我真赶到四家嘴时，马鸿宾副主席的车还未到，我先去四家嘴小学处理一纠纷。即刻有人来叫我，说马副主席已到。我到车跟前时，马鸿宾批评说：时间是你约定的，可你不守时。当我解释后又和颜悦色说：我的腿不好，不便下车，请别介意。

到黄尼湾后召开了群众大会。马鸿宾讲话说：“解放后黄尼湾出了土匪尕马良，已经平安了。王治国副专员曾到你们这里搞过民族团结工作和生产，这是共产党的领导，不同于国民党了，你们要努力搞生产，加强民族团结，提防野心家扰乱民生。”当了解到当地由于干旱，亩产只有一百来斤时，他又指着我对群众说：“这是你们的县长，你们把田里的水沟打好，渠由政府马上修，北山上可以栽苹果树、养蜂。如天假余年，我还要来尝尝你们的苹果、蜂蜜。”

当时临夏县正在修夏惠渠，南川渠还未竣工，我悄悄地请李厅长向马副省长转达，黄尼湾渠县上安排到后半年开挖，让群众暂且不要在田间打沟。马鸿宾听说后又站起来解释：“刚才你们县长说，黄尼湾渠到下半年才修，希望大家在农闲时备料做准备，到时顺利完工。”马鸿宾副省长的讲话受到群众的热烈鼓掌。

在返回临夏城的途中，汽车多次陷于污尼之中，干部群众前拉后推。他便嘱咐我，修渠时也要兼修道路，方便群众行走和拉运东西。

此后，我每次到省上开人代会，马鸿宾都要到我住处来询问临夏的水利建设事业。北塬渠水利工程完成后，我去兰州开省人代会，他专门走到我跟前说：“听说大夏河水上了北塬，我特别高兴，你们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有功，有功。”

此文原载《甘肃省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毕生致力于地方教育事业的张敬伯

张棨，字敬伯，系晚清监生。民国初年毕业于兰州优级师范。毕业后，先在金树仁、鲁谭玉所办的凤林学校任教,教授历史、国文。他教学严谨，培养有方，当时的学生中有鲁桂舫、宋正福、韩润、赵吉堂、刘云皋等，后来这几个人都考入甘肃法政大学。毕业数年后，鲁桂舫任岷县县长，宋正福任武威法院院长，赵吉堂任马全钦秘书长，刘云皋任武威师范校长，韩润曾在宁夏任营长、局长等职。

张敬伯在凤林学校任教直到河湟事变学校停办为止。河湟事变后，凤林小学改名为中山小学，张敬伯不愿与当时的校长鲁曜同校共事，遂退出凤林学校，创办了“临夏第一小学”（即现在的北街小学）。这个学校的第一批教员有陈省三、徐芳山、贺应焕三人，来自各地的学生多达三百余人。开设的课程有国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公民、美术等。开始时学校经费无着，师资缺乏，经校长张敬伯各方奔走，四处呼吁，终于得到县长郭任天及教育局长鲁效孔的支持，开始聘请义务教员。当时聘请福音堂的德牧师为英文教员，邮政局局长傅培先为算术教员，还有法院检察官孙德耕、推士张福生、警察局长邱惠民、驻军团部秘书长魏栋、参谋长李大民等也分别任教课程。

张敬伯非常重视新法教学，十分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德育方面，提倡向先贤学习。他本人担任历史课，当时课本缺乏，他就选讲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特别是孙中山的爱国事迹，号召同学们发愤学习，为乡亲父老争光，为中华民族争光。要求学生互相礼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力求上进。他还给学生讲一些乡土教材，记得他多次讲过凤林学校校长鲁谭玉威武不屈的事迹。鲁谭玉勤苦办学，校绩卓著，民国十七年，鲁谭玉在永靖成立民团，抗击马仲英，战败被俘后，马仲英要他当随军秘书，鲁谭玉厉声回答：“士可杀不可辱，即使杀头也不跟随你走！”因拒不从命，宁死不屈，在前河沿被马仲英部所杀。张敬伯每当提及此事，便痛哭流涕。

在智育方面，张敬伯曾组织学生创办校刊，因学校无油印设备，就选派学生中字写得好看的人，将学生的优秀作文用毛笔公正地抄写在改良纸上，公布于校园，鼓励学生学习。每年春秋两季，组织学生远足旅行，春去南龙山，秋登万寿观，让学生浏览风景、采集标本，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返校后，让学生写游览日记或作文，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体育方面，每晨让学生跑步做操，并开展打蓝球、排球、乒乓球等活动，每星期三下午由陈省三老师教学生打拳，每星期六下午由警察局长邱惠民给学生教新式体操。当时学校设备差，只有一架风琴，每周各班轮流上音乐课，所教的歌都是赞颂先贤高节伟绩，如孙文歌、曾子三省歌、岳飞的《满江红》、苏武牧羊歌及抗日救国歌等，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绪，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

一九三一年我国东北三省沦陷后，有些人不知沦陷之苦，不觉亡国之辱，过春节时依然张贴对联，悬灯结彩。而张敬伯对国破家危的险恶形势，感到万分痛苦，他在大门上贴的对联是：

大好河山今破碎

那有心思过新年

横批是：谢绝拜年

当时，他还组织学生佩戴“读书救国”的袖章列队上街，在稠人广众之中宣传抗日救国，并配合县府查封日货，使广大民众深受教育。在学校举行第三届毕业典礼时，他在校门上贴了这样一幅对联：

立志向上勿忘那白山黑水

刻苦深造莫负此乌发朱颜

张敬伯爱生如子，在课堂提问时，如学生答不上，他就在学生鼻子上轻弹一下，就算处罚了，从不打骂学生。一次，我们全班同学因天热难耐，乘中午休息时去大夏河游泳洗澡，下午上课迟到了半小时，值班老师贺应焕怒气冲冲，将学生列队罚站，以戒尺打每人手心，有些同学的手被打肿，不能执笔。我性格倔强，不肯伸手挨打，贺应焕便在我的两臂上横剁，打得疼痛难忍，我便向老校长去控诉。校长一见我的臂伤，非常气愤，遂召集教员批评贺应焕。他激动陈词：“学校是培养学生的地方，绝不是蛮横打人的公堂，孔夫子提倡教人要循循善诱，从今以后再不许毒打学生”。并写了一幅对联，贴在办公室里，文曰：

老师勤教学培养学生犹如子

学生苦钻研尊敬师长要当先

以后，将此联作为校训。

张敬伯家在临夏市东川田张家，因办学寓居县城东栅子，此处有土房一院，断垣残壁，环堵萧然。由于他生性好菊，院内种满菊花，经常浇水修枝，孜孜不辍。同时在校园内也栽菊一片，每天浇水，务劳不止，直至鲜花盛开。有人曾问他，为何不栽牡丹。他便答曰：牡丹是富贵花，我不爱富贵，我爱隐公。他不但勤劳务花，而且每年寒暑假都去老庄田张家操作农事。他的学生鲁桂舫任岷县县长时，有次回家期间乘轿车子前往田张家拜望。其时，张敬伯身穿麻布坎肩，脚登麻鞋正背着青稞捆子蹒跚而来。俟鲁桂舫入家后，以麦茶、青稞面馍招待。鲁桂舫见此情景后说：“学生不知老师如此困难！”接着拿出十元大洋给张敬伯。老校长拒不接受，并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张敬伯从不拜衙门，从不奉承显官名贵。清官上任来访时他笑脸想迎，畅谈时政，而贪官上任来访时，他不迎不送亦不受请。

河湟事变后临夏唯一的中学停办。在此条件下，除少数有钱人家子弟小学毕业后可去兰州升中学外，贫寒子弟大多毕业即失学，张敬伯对此深感同情痛心。一九三〇年，他与县长郭任天、教育局长鲁效孔商议后，邀请永靖、和政、宁定三县县长到临夏县磋商，决定由四县共同投资，在原导河县初级中学的基础上，创办联立中学。适值夏河县县长邓隆赴省述职，路经临夏，张敬伯等便向邓隆陈述办学之艰，恳请夏河县捐资支持。邓隆当即慷慨答应按股捐资。联立中学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因此，定名为“临夏区五县联立中学（简称“临夏中学”），张敬伯担任联中第一任校长。

联中成立后，缺教学人员，张敬伯便给岷县鲁大昌写信恳求支持，将该部山东优级师范毕业生马秉良请来教授数学。联中校舍不足，张敬伯多次与驻军交涉，争来火药局一院房子。老校长还带领学生修缮房屋，粉刷墙壁，平整校园，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当时，张敬伯任校长的小学和联中，其校风校貌为全临夏之冠，为地方培养了不少人才，许多毕业生成为家乡教育事业的骨干。如永靖的鲁成训在莲花城兴办了爱莲小学；鲁继周在崦歌集创办了时光小学；王安臣、孔祥训办了大川小学，为地方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张敬伯校长办小学、办联中，呕心沥血，积劳成疾，不幸与一九三三年春溘然逝世。在送葬时，中小学八个班级每班制挽帐一幅，八名优秀学生打帐前行，三百名学生带孝执绋，文武礼宾骑马乘车，随后跟行，葬礼非常隆重，充分表现了人们对老校长的敬仰。

联立中学为临夏中学之前身。目睹今日临夏中学为全州中学之冠，人才辈出，令人振奋！如先生有知，当含笑于九泉！值此老校长诞辰百年之际，谨撰此文，以表怀念。

原载《临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民国时期临夏三县长轶事

民国时期，地方多系贪官污吏，此辈专以横征暴敛、鱼肉百姓为能事。然而，也不乏清正廉明之人，他们整饬吏治，打击劣绅，为百姓所称颂，如曾任临夏县长的魏宝珊、郭任天、宋宗濂等人。现据所知，略述于此，以求知情者教正。

魏宝珊整饬吏治

魏宝珊为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之临夏县县长。魏到职上任后，首先整饬吏治，严明吏风。他每日上班时，按时点卯，县府官吏不得无故缺席迟到。过去县府官吏多以吸食鸦片为乐事，魏却严令禁止，不论县长、科员，一律不得抽大烟。

魏宝珊力矫旧衙歪风，严格要求大小官吏廉洁奉公，勤奋读书。每个官吏必须熟读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文书，每月考试一次。不及格者以为耻，出入县府，一幅羞颜，遭人谈笑。

魏宝珊忌恨贪污腐化。当时，临夏警备司令部有个副官叫马登科（人称巴浪副官），系临夏县马集乡人，是马步芳的族侄。此人贪财苛民，他家又借势抗交三年粮款，县、乡无可奈何。魏宝珊知道后，即派四名警察从街上逮住巴浪副官，解至县府，押入班房。警备司令马为良（池斯拉五）闻讯后，即派参谋长李禹九（又名李鼎鸿）前去县府说情。魏宝珊严词拒绝，并强硬摊牌，如要领回马登科，则必须补交三年粮款，此外不作任何让步。李禹九无奈，只好返回警备司令部如此这般告知马为良。马为良深知魏宝珊硬骨强项，只得按魏所述办事。魏又据此立约存照，以儆效尤。同时，在县门街街口牌坊上挂匾一幅，正面书刻“为民除害，与国分忧，念兹在兹，永世弗懈”十六字，背面书写“民可使由”四个大字，以此昭示官民。

魏宝珊不但极力整饬吏治，而且还注重地方文化教育。首先是提倡扫除文盲，令各学校举办夜校，以高级小学高年级学生为义务教员，组织城镇商铺店员扫盲。与此同时，在妇女特别是青少年女子中提倡天足，严禁缠足，在学校校章中明文规定：“青年誓不与缠足女子结婚”。

郭任天兴办教育

郭任天是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上任的临夏县县长。他上任后，关心地方教育，大力宣扬教育的重大意义。他几乎每个星期一到学校给师生讲话，号召大家敬教劝学，要求老师严格教育，学生勤奋好学。

郭任天对土豪劣绅嫉恶如仇，一有劣迹，便严厉打击。临夏几个土豪侵吞官粮、勒索百姓，称霸一方，郭即将他们全部羁押，令其悉数吐出贪污钱粮。有的不得不变卖家产，抵顶贪污钱粮。郭任天用此笔吐款，在城内文昌宫办起临夏有史以来第一所女子小学，由其夫人担任校长，招收少年女子上学读书，大开女子上学新风。

宋宗濂为民作主

宋宗濂系一九四七年到任的临夏县长。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国民党军政垂死挣扎，地方吏治更加腐败，其二十年统治已摇摇欲坠。时临夏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而宋宗濂仍然尽力图治，时人刮目相看。

宋宗濂刚到临夏上任，前任县长张培世便按照惯例，大事张罗，宴请新任县长，企图讨好，以免追究其弊行。张培任在任期间贪赃枉法，百姓深恶痛绝，其劣迹被宋宗濂闻悉，对张早有防范。张培世不知底里，在城内张吉唤馆子定菜包席，向全城绅士官员下帖请宴，准备为宋宗濂洗尘接风。

设宴下午，宋宗濂提前步入馆子，馆子家不认识宋，便当即声明：“今日张县长包席宴请新任县长，零客一律不予接待。”宋便说：“我就是宋宗濂！”馆子家一听瞠目结舌，忙说“请坐，请上坐！”宋坐定后便说：“给我先来一碗清汤羊肉，一个馒头。”馆子家照办。宋吃罢起身，吩咐馆子家说：“请你给张县长说，宋宗濂有事不再奉陪！”说罢即返回县府。馆子家按定包做好七桌丰盛的酒席，等张培世与众宾客云集满堂时，便上前问道：“张县长，现在上菜吧！”张培世说：“等宋县长到来再上！”馆子家将宋宗濂的留言告知张时，张培世和众宾客顿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结果，宴席不欢而散。过后，宋宗濂即派人清算张培世账项，算出一大笔贪污款，令张悉数退出，最后连家具、骡车等都顶款充公。这一荡产还债之举，使张培世臭名昭著，无法久留，只得狼狈离任，赤手还乡。

宋宗濂还办了一些体恤百姓的好事，名传遐迩。是年秋季，连日大雨，河水暴涨，城南的大夏河桥被洪水冲毁，南乡农民不能进城，城内居民粮草短缺。于是木场帖头（筏渡行中的把头）便占据渡口，放排渡人，乘机发财，人称“排子帖头”。凡乘排渡河者，每人每次收取白洋一元。宋宗濂闻讯后前去视察，以渡河者身份出现在大夏河边，意欲半块白洋乘排渡河，放排者横目相待。宋即亮明身份，叫来帖头严词质询，令其拿出所收渡河款修复桥梁。帖头说，水大浪急，难以修复。宋宗濂则厉声下令：限期三日内用木头搭起浮桥，否则将要严办。聚敛钱财的帖头慑于新任县长的威力，果然三日内在大夏河三股岔道上搭起三座木桥。百姓遂免去苛捐之苦，城镇居民亦解除粮薪短缺危机。

在宋宗濂之前，四乡百姓纳粮，须在午钟响过之后入仓，害得农民数十里、上百里路上赶来又得等候半日，饥渴难耐。开仓时，收粮者即要斗子打尖，又穿着高腰靴子踩入粮堆，将粮食不断拉去倒在箱里，还规定斗底归仓。这样，百姓畜驮人背，称足多装的粮食反而不够，又得二次运粮补交。农民怨声载道，敢怒不敢言，正是“骆驼吃盐，咸苦在心”。宋宗濂知道后，利用县参议会议案一扫此等恶行劣迹。他下令：每日必须天明开仓，随来随收；斗子上刮板，量平升；不准穿靴子收粮；斗底粮食归交粮者。于是，农民个个拍手称快。

宋宗濂平时体察穷苦百姓疾苦，常以扶危济困为快事。有一穷苦老汉，为城里油商背运清油，背一桶清油（每桶一百斤）进城，得一角钱，每日最多背送五趟，才挣五角钱，以此微薄收入寒酸度日。有一日，老汉背油进城时不妨被一石头绊倒，油倒了一地，老汉呼天喊地，宋宗濂路遇老者大哭，问其缘故。老者哭诉说：“这一桶油十块白洋，我赔不起！这不是要了我老汉的命吗……”。宋宗濂便令人将石头抬往县府。街上行人见状，甚觉奇怪，不知县长抬此石头要干什么。顿时，好事者前呼后拥，跟随抬石头者拥进县府大院，宋即命关上县府大门。满院人群正在纳闷之时。宋宗濂开始讲话，他说：“今天，本县要审判这块石头。这石头绊倒老汉，该当何罪？而你们满街的人只看热闹，不怜恤老汉又该如何处置？我看，现在每人都掏自己腰包，给老汉捐些款，让老汉去赔油吧！”说罢即命衙役端上盘子收钱，才一会收了二十元交给老汉。老者感动得老泪纵横，说：“县长，我只要十块，其余十块我不要”，宋宗濂劝老汉收下。老汉因祸得福，喜出望外，爬在地上给宋宗濂连瞌三头，高兴而去。于是宋宗濂审石头的故事传遍城乡。

当时的驻军向四乡征粮征草，百姓苦不堪言。有次，马步芳驻军团长韩得明派人在槐树关东沟砍伐柴木百万斤，命令十一个乡的农民运往临夏。这十一个乡是鱼池、龙泉、凤林、仁泽、仁寿、枹罕、新集、永寿、韩集、多木寺、尹集乡。其中仁泽、仁寿、凤林等乡距东沟一百几十里，往返需两天时间，每个毛驴只能驮百十斤。由于驮柴人马多，沿途道路拥挤，柴木损失很大，运到城里往往交不够原运斤数。于是，驻军团部责令，如交不够数量，要从临夏买白杨椽抵交。当时每根白杨椽价三角大洋，贫苦农民负担沉重。我目睹这种情况，于心不忍，遂以参议员身份向县府交上如下提案：建议在双城大桥南端设一木材转运站，县西南部五个乡在此交柴，东北部六个乡由双城驮运到城交柴。这样十一个乡的农民均能当日往返，并可避免柴木被车辗马踏的损失，从而，不再买白杨椽抵交，减轻农民负担。宋宗濂当即表示同意此案，即交驻军团部办理。但团部与木场贴头勾结，从中渔利，不肯改变收柴办法。过了几天，我去问县府秘书李亮南，李说：“团部不执行，县长没办法。”我又去问县长，县长说：“我虽为一县之长，但手无兵权，奈何不了团部。”我即约县长去见团长，县长面有难色，我说：我们以民之喉舌与他交涉，有什么可怕的！经我们再三申辩，团部处于无奈，只得答应按提案办事。

原载《临夏州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临 夏 颂

——为自治州成立四十周年而作

临夏，古称枹罕、又称河州，山川灵秀，历史悠久。西屏积石山，东流洮河水，北绕河湟玉带，南立群峰翠嶂。古为丝路要冲、唐蕃古道、茶马市场、陇上重镇。历史位置显要，百姓勤劳，人才辈出，名扬西北。

一九四九年王震将军率兵解放临夏，从此揭开历史新纪元，推倒三座大山，人民当家作主，农林牧副全面发展。一九五六年，自治州成立，民族政策大放光彩，大夏河水上北塬，千古旱地瘠土化作沃垠良壤，蔚成陇上奇观。

然而扬帆并不顺风，道路更不平坦，无论三面红旗，抑或十年浩劫，甫得解放欢乐的临夏人民又经社会磨难，坚强度过艰辛岁月。粉碎“四人帮”，人民得解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历史新篇章，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开拓市场，全州一派兴旺景象。粮食连年丰收，林木绿满山川，道路四通八达，集镇空前繁荣，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个体经济遍地开花，电灯电话、电视电脑进入千家万户，摩托汽车川流城乡道路，科学技术果实累累，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好事美景目不暇接。四十周年到来之际，城市改造日新月异，马路宽畅、街道整洁，商场鳞次栉比，商品琳琅满目，高楼林立城镇；鲜花满街、彩旗蔽日，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人民和顺、万象更新，四十年战斗历程，四十年业绩辉煌，值得欢呼，值得庆祝。戒骄戒躁，干劲须频添，再接再厉，快马要加鞭，迎接新世纪，走向更辉煌！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五日

回忆戊辰年

戊辰已去，又逢戊辰年，光荫荏苒，匆匆又经六十年。忆戊辰，尕司令造反，黄土盖天，三法观上扎大营，树大旗，号称黑虎吸冯军。口唱高调：不杀回，不杀汉，只杀国民军的办事员。官逼民反，回汉团结，反抗国民军。同治、光绪遗老闻风胆寒，急催儿孙早逃难，否则历史重演。难民避往全甘南，火日藏、卡家、麦五、色拉、阿木去乎、甘家草原都住满。温疫流行，苍蝇满案，每天都有人死亡，众庶饥苦有谁怜。藏民征收曲十大、杂十大（即吃水要水钱，牛羊吃草要草钱），如果不交，撵出土门关。难民组织团练协同黄正清的藏兵把守尕盖岭、土门关。更可惨者，有一难民名叫祁三旦，在大岗岭砍柴偷扯藏民嘛呢旗，激愤古堆寺更擦布及火日藏的八大头目，齐集古堆寺家禾滩，松毛枝柏香堆如山，一定要把祁三旦煨麻桑，以赎神怨，祁家老小哭连天，难民落泪不敢言。郭太夫人知道后，即遣伯考去营救，伯考挺身进寺院，难民老人跟随一大片，向更擦布求情怜人命，否则我们全体陪同祁三旦，一并火花了神愿。交涉结果以羊煨桑代替祁三旦，罚款救命放人还。从此难民感激当铺仓（即我家的称号），两代与藏民有深缘，否则祁三旦一定火花成灰烬。救人一命给后代积福不浅，此一义举传遍全甘南。

马仲英纠集全州无知回众，四月十九日一围河州城，国民军防守甚严未能得逞，火烧工兵营，三百士兵都烧尽。北塬一战兰亭丧身（国民军营长邰兰亭系师长戴靖宇的勇将），左军马占奎长孙马全仁也丧身。赵席聘、戴靖宇聚愤填膺二人磋商定烧南关厢，头炮打进大拱北，喇团长（承基）告奋勇，赤身进城诉怨情，造反的是马仲英，八坊一人未去跟，良莠要分清。赵席聘派送喇团长安全出南门，当夜发火，八坊顿成火海洋，火烧一月，历史古迹都毁灭，呜呼八坊可怜成焦土。马仲英计穷求左军，左军因丧长孙甚气愤，率领五子，骑马荷枪，威风凛凛，罗家堡里详筹划，要埋地雷炸破河州城，马仲英精神又振奋，从小西关掘地道埋炸药欲冲破西城墙。赵席聘早有查觉，挖战壕埋水缸盖铜锣纠集盲人昼夜监听，地雷发火只毁城墙一小角，早有准备，顿时堵塞，地雷反伤自己人，二围河州城竞成泡影，左军避居右旗湾，闭门不出，郁郁而终。七月份仲英三围河州城，刘郁芬进军四路逼近，三次围城一筹莫展。三攻宁河城（今和政），怜遭失败，率领残部，窜扰陇南，强攻礼县城，县长周文玉（系刁祁乡水禾沱人），率民团固守，寡不敌众，城破血洗礼县城，人迹绝灭，占天水去宁夏屠杀中卫人，尸首满城壕，又窜青海屠杀湟源城，永登县人民也未免，永昌城成为寡妇城。甘肃立足无地盘，出玉门到新疆，古城一战二弟仲杰丧命，国民军枪杀其父马保在兰州城。围攻迪化未得逞，狼狈不堪，日暮途穷，残部留给马虎山，只身出国投靠苏联，至今下落不明。

马占鰲造反三代顶子红，马永琳造反全家斩草又除根，马仲英造反只剩幼苗独一根。

一历戊辰吃尽了酸甜苦辣，二历戊辰告归退居林下：

无忧无虑又无求，从不斤斤计小筹，

清风明月随意赏，绿水青山任遨游。

知足远胜常生乐，克已甘为孺子牛，

切莫得陇又望蜀，神怡梦稳满白头。

戊辰（1988）年元月元霄日

樵夫传

樵夫者，姚家川人也。家乡土地肥沃，山清水秀，宜于耕牧，代代相传，一脉相承。好读书，夜不成寐，红羊劫后，幼而辍学。避居藏区，追随伯父，日穿牙首、且隆、观音三沟，沿村贩卖黄白盐蒜，换得炒面，以糊全家之口。不幸祖母、伯父相继去世。大军解河州之围，扶柩归里，从事耕牧。河城学校恢复，又复攻读，小学毕业，独占鳌头，初中会考，名列前茅。家道不睦，分灶另居，采樵于隆窪沟，经营于场棚滩。八年抗战，备受无限辛苦，解放胜利，献身革命。兴修水利。踏遍千山万水，访贫问苦，了解群众疾苦，剿匪反霸，为民除害，赈济灾荒，解除民困，功成告归，蜗居斗室，鞠躬尽瘁，于心无愧。

附：樵夫诗一首

披星入深山，戴月负薪还，日行几十里，不知暑与寒。

一九八六年十月

黄 河 赋

故人文俊客居武汉，近寄《长江交响曲》华章一篇并求对句。余功底浅薄，胸无成竹，且养疴病榻，忧心忡忡。为重友情遂不揣孤陋，草撰《黄河赋》以答之，以搏友人一笑。

巴颜喀拉，黄河起源。奔腾北国，洪水滔天。鲧治无果，丧命羽山；禹继父志，誓欲回天；济公忘私，时念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古今称为美谈。导河积石，劈开龙门，引脱缰之马，牵巨龙之首。削千丈之悬崖，开万里之长渠，驯服恶蛟，安流东海。解苍生于穴居窠棲之苦，报舜王于忧民忧生之虞，舜感其功，民颂其德，论功行赏，禅位于禹。物阜民康，中华奠基。

自禹之后，治黄乏人。专制君主，高居庙堂之上，恣享无极之福；四野黎庶，失去舜禹之君。屡遭堤决之患，史籍有证，历历可数。道光十三年，黄河涨千尺，淹没百州县，死人上千万。日本侵华，介公败退，迁都重庆，炸堤于花园口，河南淮北顿成汪洋。未阻日寇一步，死亡同胞百万，伤心残目，莫甚于斯。

春风杨柳万千条，十亿神州尽舜尧。征山战洪度难关，新旧社会两重天。全国解放，医治了千孔百疮。大展宏图，树立兴水治河壮举，开发黄河，建成六大梯级水库（注），洪水变清流，长河镶明珠，变千年黄害为水利，造百代幸福于人民。

我是黄河源上人，临流难却一片情，忆昔解放之初，供职于黄河之滨，曾受命赴青海协商临循山林纠纷。出积石关，越锁铜坡，循禹迹溯河西上，途中感慨良深，吟成小诗一首：“七月炎炎赴循化，锁铜马儿受惊怕‚，黄河一线东流去，野狐桥畔咫尺差，绿柳清水辣椒花，撒拉少女互抡帕，陌生人到异乡地，老叟热情献西瓜。”

十月风雷，一扫沉沉阴霾；三中全会，澄清重重是非。罹难劫余，重见光明，即赴刘家峡一游。飞艇载客，轻盈如燕子掠水；浪花欢笑，热烈似迎接亲人。但见炳灵古刹，隐居于千山万壑之中；舟楫往来，荡漾于五女山坡之下。巍峨大坝，锁住狂怒黄龙，林立铁塔，输电秦川渭滨。投资六亿，蓄水六亿，发电六亿，养鱼六亿，高原出平湖，顿成旅游胜地；名人赋词，倍增河山壮美；丹青写意，更添石窟风采。

看今朝，千里陇原，反弹琵琶奏新曲；黄河两岸，剪裁绿衣着新装。遍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四化伟业，由是坚如磐石；长河秀姿，将惊环球殊目。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六日

注：六大水库即三门峡、青铜峡、八盘峡、盐锅峡、刘家峡和龙羊峡水库。

‚俗言有“锁铜坡出了名，马儿坡挣死人。”谓马帮脚户行此路之难也。

悼朱贵德（注）

噩耗惊传，心肝碎裂。月色暗淡，草木凄悲。五山池上，乌云扰扰，雷鸣哀痛之声；老鸦河畔流水汨汨，浪奏呜咽之音。呜呼！贵德！共事廿年，形影相伴，言听计从，志同道合；亲莫亲于手足，知莫知于知音。孟达峡里，三箭高山，解余晕山之险；大夏河上，四尺恶浪，力排沉溺之难。积石山谷，寻找水源；西乡山区，规划农田；龙光坡上，建立提灌；诚哉苦哉，百计千方，解决民众用水之难。疏理银河渠系，浇灌千亩农田；奋战土门关外，解决万户照明。机转灯明，远及和政，利民富乡，众口赞称。大战乌龙沟，荒滩变良田；兴修唐尕桥，险径变通途。方期风华正茂，为国家建设贡献才智，孰料天不作美，溘然长逝。

呜呼！贵德！病魔无情，中道身亡，难睹同仁之颜。子期谢世，伯牙焚琴，永失知音之人，情不尽，笔难言，痛失良朋，永无相逢之缘。人生如斯，夫复何言。呜呼！贵德有知，忠魂当舞，载笑西去，安眠九泉。为人一世，艰苦备尝，死后得人思念，岂不慰哉！

一九八八年古历九月十八日

（注）：朱贵德，临夏县麻尼寺沟人，中学毕业后在家务农，1970年代初参加水利普查工作，后转为水利技术员。为人诚实，业务熟练，知恩图报，有君子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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