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爷爷高考成绩（的农村孩子没上过高中）

“等到2030年，这些不读高中的人，他们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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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高，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发展经济学家。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包括农业政策、农村教育、贫困与不平等的经济问题等。图片来自网络

9月16日，一篇演讲稿在朋友圈刷屏，标题是《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

这篇6000多字的文章，涉及了不少数字、图表和各种各样的概念，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目前处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要想跻身高收入国家，就要缩小城市和农村高中入学率存在的差距。在这份研究报告中，城市高中入学率达到93%，而贫困农村只有37%。

▲2013年中国上高中学生比例与上世纪80年代墨西哥对比。图片来自网络

演讲人是罗斯高（Scott Rozelle）。他喜欢别人叫他Scott，或者老罗。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了半天用英文还是中文来讲，还是决定用中文。”1983年，他从康奈尔大学毕业，由于学过中文，跟着一个老教授到南京农业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做助教。

这一来，就是34年。三十多年间他一直同中国学者合作，足迹几乎踏遍了中国大陆所有省份的农村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大概五六年前，他无意中看到韩国的一个视频。制衣厂里，一群20岁的女工坐在缝纫机后面重复作业。20年后，导演再去拍她们时，她们正坐在计算机屏幕前处理文件，给会计师做助理。片子拍得很一般，但每个镜头都印在罗斯高心里。他忽然意识到，80年代的韩国，农村高中入学率达到90%以上，中国的经济要想发展，农村孩子也得走这条路——上高中。

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和他的研究团队深入秦巴山区、西部地区的村子，挨家挨户做试验。从贫血到近视，从寄生虫到无意识早教，他发现了很多问题。他从年龄上一步步倒推，希望找到孩子不念书的根源和解决方案。

文章发布后，有人说：“一个外国老人家却对中国的教育殚精竭虑。”同时，也有教育学、心理学的研究人员对他的某些观点提出争议和质疑。

这个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讲的那些到底靠不靠谱？他担忧的问题，会真的实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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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没上高中的人在做什么？

新京报：知道自己的演讲火了么？

罗斯高：最近这两年，这样的讲座我讲了不下100次。每次都有三五十人来听，加一起也就5000来个人。上星期六，我刚坐飞机到香港，正在见朋友，突然收到两三百封邮件，他们告诉我有几百万人看到我的讲座，我很吃惊。

新京报：演讲中提到的数字63%，是指贫困农村中没上过高中的人数比例么？贫困农村是怎样界定的？

罗斯高：对。贫困农村我们主要指的中部和西部的农村，不包括东南部那些非常不错的农村。那些地区收入高、社保做得也好。在我的研究里，把中国分成三部分——沿海地区、城市地区、贫困地区。但这里说的贫困农村，也不是云南、贵州那些最穷的地方，仅仅是去掉了东部富裕的地区，大约占到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二。

新京报：数据主要来源是哪里？

罗斯高：这些数字不是我算的，是2010年全国普查得到的基层数据。我们合作30年的一些大学、研究所里的学者朋友，他们提供的一手数据。就算把全国所有城市和农村都加上，18岁的孩子里，上过高中的也只有53%。2015年有一个模拟普查，但确切的数字还没出来，我听到消息是比这个又增长了一些，但现在还不确认。其实是一步步提高了，我要给中国政府一千个表扬。

新京报：但你对这个研究结论还是很担忧，为什么？

罗斯高：这些人现在初中毕业，找工作是没问题的。中国目前还需要大量建筑工人、做iPhone手机的工人这些，他们一年挣四五万块是没问题。但这些工厂以后就搬走了，搬到非洲、孟加拉，搬到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等到2030年，这些不读高中的人，他们要干什么？不会念书，不会算术，不会计算机，你想他们会干什么？他们会乖乖地待在家里种地吗？我整个研究想要表达的最核心问题，就是中国要开始想这件事情。

新京报：你研究的发展经济学主要解决哪些问题，通过什么方式去解决？这种研究对中国发展的作用在哪里？

罗斯高：我们的工作就是做行动研究。发现问题，然后看解决了之后会带来什么影响。主要做大社会的随机干预试验。要看看怎样提高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怎样促进经济发展？这是我们的目标、方向。

▲罗斯高在农村调研。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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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上一年，少挣三万”

新京报：高中入学率里包括了职高和中专，这两个并不难考，你们调研的地区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不上？

罗斯高：对，不难考，甚至有些农村的职高是没有考试的，百分之百能上。我当时想，是不是高中学费太高导致的？想推行免费的高中教育政策，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做了，很好的。

我们就去175所初中，到初一的班级里找最贫困的学生，每个班找4个，其中2个给他承诺，如果你上高中，所有学费我们来出。和他签合同，把钱压在银行里。剩下的2个不承诺，只跟踪。初三毕业的时候，我们就一个一个问，只剩60%多的人留下，剩下的已经到深圳、广州、上海、温州、西安打工去了。承诺给钱的学生，有39%考上高中，不承诺的有34%，只相差5%，并不多。

新京报：所以这个试验算是失败了？为什么？

罗斯高：成绩好想读书的人，虽然上高中要花钱，但家庭想办法借钱也要继续供他念书。成绩差的不想读的，怎么刺激都没用，他也不读。只有中间的那一小部分，你给他钱他就上。那5个百分点就是这部分人。

新京报：那会沮丧么？下一步怎么办？

罗斯高：这个不算沮丧，效果不好我们就想，会不会是他们不了解高中很重要？

我们就给初中生开培训课，给他们讲，作业不会做要上补习班，下课之后不要去网吧这些。100个班培训，100个班不培训，结果培训的辍学率反而更高。他们说，上课之后发现，上高中是好，但多么困难，我们永远都做不到，还不如不上了。他们就去打工。多上一年学，少赚三万块。哎，这我就有一点难过了。做行动研究，不知道什么成功，不知道什么不成功，这就是为什么做这个评估。

我想知道为什么学生能力不够，他觉得难。在儿童和幼儿阶段，我们发现很多孩子贫血，就发放维生素片。我们会进行营养干预、心理干预、养育干预这些。

新京报：涉及到很多社会层面，不仅仅是经济领域，怎么能保障项目可以顺利进行下去？

罗斯高：出了经济学的领域，其他的我就不懂了。每次试验是有各个领域的专家一起参加，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比如和中山大学眼科中心合作发放眼镜，25%的农村孩子看不清黑板，他们就来筛查、配眼镜的技术就是由他们来做。

▲罗斯高文章中公布的数据，中国几乎一半的三岁小孩在贫困农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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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岁”是目前最重要的项目

新京报：没有一个团队测过0-3岁农村孩子的认知水平么？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

罗斯高：对，我们是第一个做的。当时一位营养学专家是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他一直跟我合作，解决贫血的问题。我们做得不错，提高了孩子的成绩。可是有一天他跟我说，Scott，你的试验对象可能不应该是这批人。现在全世界都很重视“0-3岁”这个年龄区间的孩子，我们就打算做这个项目。

新京报：你论文里提到“生命最初1000天的假说” ，这个理论主要是说从怀孕开始1000天内的干预，对一个人会产生很大影响。但也有人说这个站不住脚，你为什么相信这个？

罗斯高：这是很多科学家都公认的一个东西，他们研究发现0-3岁的IQ，会影响后面（3-15岁）非IQ因素的发育，比如耐力、耐心、社会交流等等。

这两个因素加起来，那你的学习就会变好，你上学的年份会增加，你的工作就会更好，你会挣更多的钱，然后你的孩子也会有更好的早期教育。学得不好，就吸毒、犯罪、失业、领社会救济，对社会是一个负担。

这不是我们发明的。亚洲银行、世界银行也都提出过，他们20%的钱在南美是投资给0-3岁的孩子，投资回报率是最高的。我演讲里的有个表格非常重要。你投一块钱给0-3岁的孩子，它的回报率是18块，这都是那个表算出来的。

新京报：你研究中提到的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BSID)测评智力发展指数，和我们通常说的智商(IQ），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罗斯高：是测一样的东西，只是测法不一样。成人智商测验比如瑞文（智力测验）需要自己答题，9岁到70岁的都可以测。而贝利测评是针对婴幼儿，因为婴儿状态不稳定，通常要考四次。但我们有1800个婴儿，做不过来，所以只考一次，最终算平均数。

新京报：也有新的理论说，脱离干预实验之后，孩子们提升的智商又会回落，你知道这个么？

罗斯高：我知道这个，这是今年上半年Science出的一篇文章，非常有名。他针对的是幼儿园时期，3-6岁。我觉得这个文章还是值得看，我会再去看一下。我们第一批干预的0-3岁的婴儿，现在已经5岁了，我们一直在跟踪观察。（智商）或许会提高，或许会减退，这样的试验非常稀少的，我们一直在做。最好的方法是，6个月之后我们再联系，我可以告诉你试验结果。

▲罗斯高和参与干预试验的家庭合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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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是中国农村专家”

新京报：你们目前做的农村早期教育，提到抚养人都是妈妈和奶奶，爸爸去哪儿了？

罗斯高：爸爸98%都在外地，挣钱给孩子盖房子。照顾孩子的基本上奶奶和妈妈，比例是一半一半。爸爸走了，很多妈妈也跟着走，我希望妈妈走之前能知道，留下和离开对孩子有什么区别，她再选择走不走，不能盲目地走。留守儿童的经济条件并不是最差的，如果妈妈在外打工一个月挣3000，爸爸挣4000，一家一年的收入八九万，是当地农民家庭收入的4倍。

新京报：那这种情况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罗斯高：有个人曾经跟我说，你知不知道这里的妈妈和奶奶可能有抑郁症，让她们来养育孩子很困难，她们没有心思。后来我们搞了42个问题，比如会不会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是不是晚上一个人就哭了这些。结果37%的奶奶和25%的妈妈分数都超线了。按理说，她们要考虑精神治疗，但不会有人去的。

这些奶奶很伟大，给老大看完孩子，老二又把孩子送过来，然后老三，这样生活七八年。但是她们不会教孩子，她们都不跟别人交流。

新京报：你们在当地做的早教机构效果怎么样？

罗斯高：我们在100个村子做试验，50个设置早教中心，50个不设置。当地政府很支持，计生委、卫计委的医生、妇幼保健的医生免费过来工作。现在这里变成村里很热闹的地方，小朋友之间建立友谊，奶奶和奶奶之间也交流。一年项目周期完成后，我们会公布数据。

新京报：有人说你比中国人还中国人，你怎么定位自己？

罗斯高：我觉得我可以算中国农村专家。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从1983年开始，我看着中国农村从人民公社到乡镇企业，到粮食补贴、村村通路，一直到现在发展起来。我最好的朋友是中国人，也是我的同事，这些年轻的、肯吃苦的学者，特别好。

新京报：你今年62岁了，打算退休吗？以后还有什么打算？

罗斯高：谁想退休呢？80年代我去过的村子，我现在还经常回去，差不多每半年去一次，有人还认识我，“你是不是罗斯高？你看你的头发都变白了。”我想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以后写本书。

文｜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编辑｜苏晓明

值班编辑：张一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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