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非常现实的一句话（观念国学经世致用）

胡立根

经世致用：明清之际儒家学者的学术主张，指学问须有益于国计民生。语出孙奇逢《四书近指》：“诵诗读书所以经世致用,嘘古人已陈之迹,起今日方新之绪,方是有用之学。”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①，无稽之言，剿袭②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日知录》卷十九）

中华文化偏实用理性。中国古人对神和自然敬而远之，没有太多研究兴趣；多关注现世幸福与人际关系；轻致知重致用，轻仙佛重圣贤。重点发展了政治伦理、礼乐文化。重诗乐，也并非为浪漫好玩，而是为“礼乐治国”。兵农医艺、天文历算、制造炼丹等民生政治实用科技都走在世界前面，但纯知识的理论研究却始终落后于西方。国人拜神，不论仙佛，有神便拜，甚至于进道观行佛礼，无涉信仰，只求神佑。

先秦诸子投身时代，奔走诸侯，学问都指向治国安民。兵、农、医都直接服务民生；墨家“兴利除害”，法家富国强兵，纵横家热心外交，名家研究刑法。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却仍将目光投向人生社会，“不语怪力乱神”，删诗书，订礼乐，述《春秋》，专为“拨乱反正”。后来儒学分化为重心灵和重实际两派。心灵一派包括孟子与《大学》《中庸》、理学、心学。实际一派起于孔子弟子子夏，经荀子弘扬，再经汉宋两代，最终发展成明清“实学”，成为完全意义的“经世致用”之学。

实学肇始于南宋。南宋学者吕祖谦等针对理学空谈心性之弊而提倡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开实学先声；徐光启、顾宪成、张溥等为救晚明危机，反阳明后学之玄谈，重倡实学；清初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反思明亡教训，正式提出“经世致用”，形成了一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

明清实学全在一个“实”字，特点有四：

反对束书不观，空谈心性。主张文章须有益于天下，学问要“明道”“救世”，学者当以天下兴亡为己任。

提倡实用之学。他们借史学以阐释治乱兴衰根由；揭批社会弊端，提出改良方案；重视科技，涌现了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等一批科学家，产生了《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科技巨著。

学术视野广阔。学术视野从儒家经典扩大到天地山川、典礼制度、兵农医药、田赋风俗；大量译介西方科技书籍；产生了徐光启、顾炎武、方以智等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重视调查研究，倡导“实事求是”。或重实验，如徐光启在多地开辟农庄，进行农业实验；或调研考察，如李时珍、顾炎武，都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或重实证考据，凡立一说，必广求证据，反复辨析，考据之风至乾隆、嘉庆时期达到极盛，形成了所谓的乾嘉学派。

经世致用理念其价值有目共睹。但由于过于看重学术的近期功利，忽视了学术的永恒价值，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独立。且乾嘉学派流弊所及，最终使知识分子脱离现实，为考证而考证，竟让实学走到了经世致用的反面。

顾炎武《日知录》《与人书》、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章学诚《浙东学术》、《清史稿·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