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和吐蕃的交往关系（唐朝有批来自非洲的黑人）

奴隶制度，奴隶贸易，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词。罗伯特·托马斯曾在其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爆发的奴隶贸易，只是史前时期和基督教时期奴隶制度幽灵的复活，这个幽灵在后希腊思潮的影响下，沉睡了几百年，然后在适宜的土壤上，换了一套新装，又悄悄生根发芽了。”罗伯特的论述，显然受到了黑格尔历史观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影响。两种历史观都将历史看作周期性的渐进循环：历史不是无数新鲜事实的简单堆砌，相反，本质相同的一件事情，会在历史潮流中不断重演——当然，会换着花样重演。资本主义中资本家剥削工人，代替了封建主义中封建领主剥削农奴，与此类似，葡萄牙用风帆舰运输非洲黑人，代替了罗马帝国用战舰掠夺奴隶。

不过，与通常认为的不同，黑人以及与其相关的奴隶制度，从来不是欧洲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专利。英国学者罗恩·阿姆丁在《印度史与加勒比海》中说：“在西方奴隶贸易兴起前，印度有近10万名来自非洲的黑人，已经在当地繁衍生息了”。同样，罗伯特·费茨罗伊爵士曾在十九世纪初骄傲地断言：“澳大利亚土著人里，有不少就来自东非海岸。”然而，相比非洲黑人在中国的历史，这些骄傲的断言和宣称，立刻就会相形见绌。早在唐朝时期，活跃在中国的黑人已经为数众多，相比当时相对封闭的东方来说，黑人在不少方面表现出了人种方面的优势。而由于他们尤其在两件事上颇为擅长，受到了当时中国人的青睐和重用。

黑人在唐朝活动的最早证据，见于《旧唐书》记载，“自林邑已南，皆卷发黑身，号为昆仑。”这句记载中的“昆仑”，指“昆仑奴”，是唐朝对黑人的众多称呼之一。不过，与黑人出现在唐朝带给人的惊讶相比，他们如何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情况下来到遥远的东方，才更令人疑惑。唐朝是中国古代王朝中与外国友好通商相对频繁和发达的时期，即便如此，唐朝与远隔万里的非洲大陆也很难扯上关系。

例如，《三国史记》载：“景文王九年（869）秋七月，新罗（朝鲜）遣王子苏判金胤等入唐谢恩。”再如，《旧唐书·南蛮传》载：“太宗崩，诏于陵所刊扶南（柬埔寨）王头黎之形，列于玄阙之前。”又如，《旧唐书·吐蕃传》载：“贞观十五年，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除此，西域诸国如焉耆等国，与唐朝往来也比较密切。上述史料列举了唐朝在其四面八方的建交国家，除这些国家外，还有许多。但无论怎样，也扯不到非洲去。

唐朝学者瞿昙悉达在《开元占经》中的记载“西域漠北，通塞不便，长安之昆仑奴悉自天竺”，为我们打开了突破口。瞿昙悉达认为，唐朝黑人不可能来自西北，极有可能来自印度（天竺）。他之所以作此推测，是因为他抓住了当时非洲和东方的纽带：阿拉伯人。唐朝时期，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处于强盛阶段，阿拉伯帝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始终起着桥梁作用。《阿拉伯帝国兴衰记》载：“阿拉伯人用本土大量出产的天鹅绒和沙枣，与非洲人交换黄金，再将交换来的黄金，与印度交换香料。”在这种长达数百年的频繁通商中，非洲黑人以自由民身份（比如商人）或奴隶身份来到印度，是合情合理的。而当时的印度与中国通商频繁，因而黑人由印度北上到达中国，就是极为可能的了。

唐朝黑人虽被称作昆仑奴，其社会地位也如奴隶般低下，但因他们在两件事上十分出众，所以受到当时社会一定的尊敬。第一件事，就是他们水性极好。由于非洲内陆极其干旱，大部分黑人部落和文明都诞生在非洲海岸线一带，虽然非洲拥有较好的耕地条件，却始终没有像欧洲和亚洲那样发展出大规模的种植业，原因在于大部分非洲人只需依靠畜牧业和捕猎，就能维持生存。由于常年与海相伴，熟悉水性极为正常，加之黑人具有世界所有人种中最强大的运动天赋，这一点又为他们熟悉水性加码。

《太平御览》记载：“唐节度使南迁岭南，偶遇土龙，舟船倾覆，所带珍宝玉器沉底，乃令昆仑乌鬼夺之，乌鬼环眼黢黢，入水而无出，土龙多，不敢夺。”大意是说，唐朝一位节度使向南迁徙到两广地区，途中遇见了鳄鱼（土龙），船快要翻了，带着的珍宝玉器沉入水底，于是让黑人下水去捞，黑人下水，连眼睛都不闭不眨，而且不需要出水换气，但由于鳄鱼太多，所以不敢继续捕捞。正是由于黑人水性好，所以《通典》中载：“昆仑奴长于水性，时人属意者多之”，他们在当时社会中受到一定的关注和尊敬，在一些特殊领域和行业，如捕鱼业，以及其它与水有关的行业中，备受重视和重用。

唐朝黑人除了水性极好，还十分忠诚，这是他们被尊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唐长安城骑都尉杨氏（名不详）家中黑人，就是一例。这位黑人被杨氏拿去黑市出售，因价格太低而没有卖出，还遭暴打，但他不但没有嫉恨和报复，反而在杨氏之子溺水后将其救出。黑人对主人的忠诚，使他们受到信任和重视，甚至在一些关键位置，如执掌内事方面，受到重用。这种现象，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也出现过。当时美国一些农场主和庄园主会雇佣大批黑人劳作，其中一些比较聪明的黑人，由于世代服务于一个姓氏的白人家族而受到格外敬重，在吃饭和穿衣方面，以及一些个人权利方面，甚至可以与白人平等。

不过，唐朝黑人对主人的忠诚也不是无条件的，《册府元龟》载：“唐时昆仑奴鲜背主者，一曰远离家国，一曰无处可遁 ”，可见当时黑人忠诚于主人也是有原因的。由于他们被贩卖到万里之外，没有清晰的地理概念，不可能仅凭自己回到故土；同时，他们与中国文化差异巨大，在中国社会很难产生价值，找到合适的生存方式，所以即便逃走，也是死路一条。由于这些黑人主要来自印度，所以大部分分布在中国南方，在中国久居后，部分人也选择与中国人通婚，繁衍生息。现在中国广东省，还有一些携带黑人血统的黄种人，这些人就是当年唐朝黑人的后裔，他们一直居住在中国，犹如当年来到中国的犹太人一样，成为中华民族成员之一。

奴隶制是人类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但两千多年来，人们却变本加厉地书写着这一页。奴隶制的渊源到底是什么？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奴隶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落后……奴隶制根本不是国家和私有制产生后才产生的，在原始社会中，就已经存在了。”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落后导致奴隶制，原因在于人性中无法逾越的终极障碍：求生欲。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生产力极其低下，种植技术尚未被掌握，连狩猎工具的制造都成问题。这一时期，男女分工方式如下：男子负责外出狩猎和捕鱼，附带采摘；女子则照顾家庭，哺育孩子。这一分工的必然结果是：男子生存能力逐渐提升，女子生存能力逐渐下降，最终，如果离开丈夫，妻子就要饿死。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谁掌握了经济命脉，谁就掌握了发言权。”女性为了生存，就必须依靠男子供养，即，女性的生存权决定在男性手里，所以恩格斯才说：“奴隶制最初诞生于夫妻之间。”

文明社会的奴隶制度，只是氏族社会奴隶制度的扩大化和合法化，其本质并未改变。奴隶为争取生存，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随后又要将自己彻底商品化，拿到市场上交易。国家看到这种现象，就变本加厉地强化奴隶的社会地位。通过立法限制奴隶的权利，通过教育不断加强人们对奴隶的认同和偏见，最后，连奴隶自己都认为自己只应做奴隶，这就是合法化与合理化。印度种姓制度也是奴隶制的一种变体。印度经典《梨俱吠陀》载：“四大种姓在社会地位、法律地位、经济地位和从事行业方面，均完全分化，没有任何交集。旃陀罗为四等种姓之下最低贱一等，为不可触碰者。”种姓制度和奴隶制度本质一样，都是利用合理化的暴力，按照既得利益者的意愿，强制塑造某一社会群体。

随着生产力进步，奴隶制的土壤必然萎缩，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无需仅仅因为生存，就出卖劳动力。尽管如此，上古时期的奴隶制还是在千百年后复活了，而西方世界兴起的人种学理论，是缘由之一。人种学理论，将全世界不同类型的人，根据一些特定条件，划分为不同人种。这一理论原本并无价值取向，即没有偏袒所谓的雅利安人种和白人人种。但人种学理论一经与社会实践结合，就被歪曲和利用起来。奴隶贸易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人种学为理论依据的。当时西方一些心怀叵测的人种学家，服务于大资本家的利益，提出了严格划分黑人人种的建议。他们通过严格测量黑人形体的一些特点，如鼻子宽度，颧骨高度，嘴唇厚度等参数，将具备一定特征的人与其余人种区分开来，在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人种测量理论后，凡是符合黑人人种特点的人，就被划归黑人，并受到和黑人一样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