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哪些环境问题（古人对环境问题是怎么看待的）

我们或许知道现在我们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面对现实问题，我们国家习惯“以史为鉴”，就是所谓的铭记历史的教训。但是黑格尔说过，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从不知道接受历史的教训，这句话不但是富有哲理的，还能深刻地戳中人的痛点。不管怎样，我们还是会在历史上寻求对当今环境问题的解决之策。

历史变革，技术更新，当下的环境问题跟古代的环境问题不是一个概念，更不能适用于同一套技术措施，于是我们寄希望于古代优秀的环境保护思想上，期望古代的优秀的环境保护思想能够给予今日迷茫的我们一个启示。

但是，我们很容易就发现，有史以来的中国优秀的环境保护思想，比如“斧斤以时入山林”等思想，传承由来已久，任何人都能说出一二。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虽然一直以来我们嘴里说着这样的环保的圣贤名言，但是纵观过去的几千年历史，我们生存的环境的确是在不停地、加速地步入局部恶化、全面恶化的阶段。

由此一来，我们不得不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着优秀的环境保护思想，但我们的环境还是不可阻挡地恶化下去，以至于今天不得不集中精力、花大力气去治理呢？作为一个略有想法和思考能力的人，我大概以为，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

不仅仅是一个人洞察到了中国历史上环境的知行不一的情况，但是直到如今也没有令人特别信服的结论。

美国著名的世界史学者约翰麦克尼尔对比了中国与世界的环境史后，觉得“在中国，如同在其他地方，信仰和意识形态，比其他因素，如人口、经济结构、技术和国家行动，在塑造环境史所扮演的角色要小得多”。

英国著名的环境史学者、撰写了《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名著的伊懋可在考察了3000年中国的环境观念和环境恶化史后指出，“似乎没有例子使人认为，中国的人为环境，是以那种因中国人特有的信仰和观念而漫长运行了3000多年的方式发展和维护着的”。

美国著名的环境史学者、作为非中国人却写出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环境史著作《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的马立博集众家所长，系统梳理了从史前到现代2500年的中国环境史，也证实了中国历史上环境知行脱节，“存在于显而易见的环境意识和继续恶化的现实状况之间的脱节，让我们回想起2500年前的中国历史”，“在早期中国，对森林和湿地的开发滥用催生了很多限制人类对植物和动物影响的思想观念，但却没有改变中国社会更密集利用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向。在唐宋时期，佛教和儒教对于动物命运和福祉的忧虑也没有能够制止对森林的砍伐”，并认为在2500年以前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对于环境约束的思想观点几乎没能对此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产生影响。

中国也有学者意识到了这个知行不一的问题，著名的环境史教授、长江学者王利华教授通过考察中国历史上的优秀环境意识和环境持续恶化的后，呼应了麦克尼尔等人的认识，认为“知行脱节是我国历史上生态环境持续遭到破坏的重要原因”，而知行脱节的表现即是，优秀的环境意识如天地人统一的自然-社会观，“护生”“爱物”的生命意识和生态伦理，取用有节、“以时禁发”的资源利用和管理思想，“变废为宝”和“相资以利用”的循环经济理念等，包含于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但是，几千年来，特别是近300年来，环境剧变，森林毁坏、水土流失、水系紊乱、沙漠化、石漠化诸问题轮番上演，不断加剧。

尽管如此，仍然有学者提出知行不一的原因，现代环境社会学领域也热衷于探讨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间的关系，除去方法论因素外，强调情景因素的学者认为影响二者之间是否脱节的原因是“成本”，这可称之为“成本理论”，这里的“成本”不仅仅指实施某一行为所带来的经济成本，也包括实施该行为的难易程度、方便程度及舒适程度等非经济成本。或许这些理论可以部分揭示古人在对待周围的环境上知行不一的原因。

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材料，我们发现可能有若干个原因导致了，中国古代的人们在对待环境问题上，虽然有优秀的环境保护思想作为指导，但最终却依然破坏了环境。

首先，可能是因为优秀的环境保护思想拥有者与环境行为的执行者不是同一个群体。我们不难想象的是，如果一个人有很正确的想法，但是这个人却不是具体做事的人，那么这个想法很难从变成实践活动，影响到实际事情的走向。我们不用多想也知道，拥有优秀的环境意识的是知识分子、行政官员而并非普通民众，但是直接作用于环境的是普通的民众，普通民众不可能具有强烈的环境保护欲望、也不可能有优秀的环境保护思想，于是我们的环境还是被一点点地恶化。因此，要保护环境，最重要的是让普通民众也有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而不是仅仅让知识分子和行政官员拥有而已。

其次，环境被扰动后，拥有优秀环境意识的行政官员、知识分子补救不力。我们都知道，环境不可能完全不受到人们的扰动，我们也不要忘了环境本身的自我修复、自我净化功能，如果我们的扰动在环境自我修复能力之内，那么环境还是不会恶化的。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的扰动超越了限度，而同时我们的补救为时已晚。优秀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会有补救环境问题的意识和行动，但是奈何在古代并未形成一种制度性、统一性、持续性行为，而个别的行为无法产生持续性、强力性的结果。一个重要原因，是官员考核中不以环境保护为考核标准，所以，在今日，当环境保护成为官员考核标准后，地方环境略有改善了。

第三，实用主义在作祟。人类是从环境中获取生存的资源，人类的存在是为了生命的延续，这是自然的规律，不能打破也无法打破。所以，人作用于环境多是为了实用，就是吃穿住行的实用。砍树是为了烧柴或者架屋、作桥等用处，垦田是为了种出更多的粮食养活已有的人口，这些都是很实用的目的。但是，实用主义一味地发展，就逐渐走上超实用主义的道路上，有些就成为过度开发、过度实用，而过度实用就造成了环境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加剧恶化。因而，我们还是要限定自身的实用主义，戒除超实用主义的不合理，从而缓解人对环境资源的压力。

总而言之，古人在对待环境的问题上始终是知行不一、知行脱节的，这已经为多数著名的专家学者所论证清楚。我们认为优秀的环境保护思想拥有者与环境行为的执行者不是同一个群体、环境被扰动后，拥有优秀环境意识的行政官员和知识分子补救不力、超实用主义的作祟可能是古人环境上知行不一的几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美]约翰·麦克尼尔：《由世界透视中国环境史》，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2000年，第49页。

2.[英]伊懋可著，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80页。

3.[美]马立博著，关永强、高丽洁译：《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41、454、460页。

4.王利华：《从环境史研究看生态文明建设的“知”与“行”》，《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7日第5版。

5.周志家：《环境意识研究：现状、困境与出路》，《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