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家杨振宁有什么贡献（曾沦为乞丐错失诺贝尔奖）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6月27日，赵忠尧出生在诸暨城关镇赵家弄堂，一个乡村教师家庭。

赵忠尧是家中最小的唯一的男孩，母亲46岁才生下他，上面已经有两个姐姐。母亲对他偏爱多一些，父亲对他的管教也严格。

赵忠尧幼时体弱多病，却勤奋好学。

赵家邻居是一位孤老太太，她经常早起出门去山上捡柴火，而比她起得还早的就是赵忠尧。老太太总能在天井里听到他朗朗的读书声。她说：“赵家的儿子将来必定有大出息。”

赵忠尧(中)

赵忠尧在诸暨县立中学读书时，还受到了免缴学费的奖励。后来他考取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化学系。

不过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物理，大学毕业不久，到清华大学物理系做叶企孙的助教。

从此他便毕生从事物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27年的夏天，25岁的赵忠尧自费去美国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

他享有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的半公费津贴，每年400美金，不足的费用自己设法解决。

出国之前，为了让70岁的母亲安心，他与未婚妻郑毓英女士结了婚。婚后妻子在老家与婆婆为伴，使他无后顾之忧。

1927年秋，赵忠尧抱着科教兴国的宏愿，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肯。

赵忠尧门门功课优秀，密立肯大喜，第二年就让他开始实践研究。并且向学校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推荐，给赵忠尧申请到每年1000美元的助学金。

赵忠尧便把原来的清华大学半费助学金转给了别的同学。

1930年，他的博士论文首次发现“正负电子湮没效应”和“硬伽马射线的散射”，他是第一个观测到正反物质湮灭的人。

这个发现本该使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中国人，可惜瑞典皇家科学院错失了他。

两年多以后，赵忠尧的同学安德逊(C. D. Anderson)在赵忠尧研究所得的基础上观测到了正电子的踪迹。仅凭这一点他就获得了诺贝尔奖。

对于世界物理学界来说，那是一次并不公平的授奖；对于诺贝尔奖的历史来说，那是错失了的遗憾。

赵忠尧自己却不提及此事，也没有表达遗憾。他认为:“在相应的领域里，一个人能做多少事，很大程度上是时代决定的。”

1931年，赵忠尧赴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访问，在那里他遇见了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

在教学过程中，卢瑟福与赵忠尧合作得非常愉快，对他的求学精神很是赏识。

这时，国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赵忠尧的思想受到了冲击，归国的念头强烈起来。当年冬天他就回国了。

临别时，卢瑟福对他说：“从前你们中国人在我们这儿念书的很多，成绩不错，但一回去就听不到声音了，希望你回去继续搞科研。”

在赵忠尧归国时，卢瑟福特意将50毫克放射性实验镭赠送给他。

在清华大学当教授的那几年，赵忠尧虽在美国得了博士学位，却没有变得洋派起来。他衣着朴素，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曾学会跳舞。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物理教学和实践中，开设中国首个核物理课程；主持建立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培养了一批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才。

1937年7月7日的夜里，卢沟桥上传来了枪响，日军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7月29日，北平（今北京）沦陷，这座古老的城市遭到日军的劫掠，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日军犹如过境蝗虫，连大学校园也不放过，掠走了大量的图书和仪器。为此，当局要求北平、天津两地的大学尽快内迁至长沙和西安。

赵忠尧

这一天，梁思成正在家里收拾东西，准备撤离。突然，有人找上门来，来者正是他的同事赵忠尧。

赵忠尧神色紧张地告诉他，清华实验室的保险柜中还查存放着50毫克镭。如此珍贵的东西不能丢失。

他想请梁思成帮忙，开上他的雪佛兰牌小轿车，去一趟清华园。

尽管此时出城是要冒着被抓捕的危险，但梁思成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两人借着朦胧的夜色，驱车驶入已变得面目全非的清华园，潜入散乱不堪、人去楼空的实验室取走“镭”立即返回城中。

梁思成

赵忠尧在一个偏僻的胡同下车后，他在路边捡到一个咸菜坛子，把盛装镭的铅筒放在其中，他为了躲避搜查，自然不敢乘车坐船。他

从北平到长沙，一路上，他拄着一根木棍，和难民一起赶路、乞讨。徒步1500多公里。

他原本体弱消瘦，一个多月的风餐露宿，饥渴劳顿，小虹山下呕心沥血，莲花池畔不息昼夜，等到了长沙临时大学的门口，原本风度斯文的大学教授就变成了一个破衣烂履，捧着一个咸菜坛子的乞丐。

赵忠尧在长沙临时大学校园门口，对着门卫说要找梅贻琦校长。

门卫见他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还说要见校长,万一是个危险分子怎么办?便拦住了他。

不一会儿，梅校长正好路过校门口,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是乞丐来讨吃的,连忙安慰他!

他一把拉住梅贻琦的手，虚弱得说不上来话。梅校长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人竟然是清华大学的物理学教授赵忠尧。

他怀里的这个咸菜坛子，是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是中国核科学的珍贵基因，也是赵忠尧对祖国的一片赤诚。

1938年2月间，临时大学从长沙迁徙至昆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大”合并以后，成立了一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联大校歌中“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说出了联大的风气。旨在洗雪国耻振兴中华，因表壮怀不折。

西南联大物理系大师云集，这个强大的阵容，可谓一时之选：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周培源、吴大猷等。

赵忠尧和物理系的同事们一起，培养了一批后来为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才。

而从这里走出的学生朱光亚、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也成为20世纪物理学天空的璀璨明星。

赵忠尧在昆明工作、生活了八年多，在抗战时期物价飞涨，教师们的积蓄化为乌有，薪水不够维持生活。

一家人自制肥皂出售，才勉强解决生活问题。八年战乱，“强移栖息一枝安”，如是而已！

抗战胜利后，清华、北大、南开分别迁回北方原址。

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成功试爆了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直接目睹这朵“蘑菇云”升空的中国科学家就是赵忠尧。

当一团耀眼的闪光过后，“蘑菇云”升起，他紧张地耳目并用，力求获得有关数据和信息。同时，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建立和发展中国的核科学。

赵忠尧暂缓回国，马不停蹄地日夜奔波于师友之间，收集和研究各种相关资料，了解和掌握各种设备部件。

物理学者萨本栋及时秘密汇给他12万美元资金，可是仅订购一台加速器至少得要40万美元。

但赵忠尧意志坚定，决定迎难而上。他节衣缩食，一杯白开水，一块面包，一袋咸菜过着“美式”生活。

身上的钱花光了，只好帮助别人进行研究工作，以维持个人生活开支。把有限的经费和生活补贴，都用来购买静电加速器部件和核物理实验器材，准备随时运回祖国。

加速器

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升起，赵忠尧欢呼雀跃归心似箭。

1950年8月29日，赵忠尧几经周折，终于带着三十多箱器材，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远洋客轮。

在托运中又受到查机关的连续盘查刁难。经过他一再努力，受气又受累，终于使问题逐一解决。

1950年9月12日，当这艘海轮抵达上海时，在下船的130多位中国留美学生和访问学者中却少了3个人。

赵忠尧等3人在日本被驻日美军无理扣留，并投入东京巢鸭监狱。

家人得到了一张赵忠尧用铅笔写的便条，这显然是在紧急情况下仓促写成的，上面只有几个字：“在日本有事，暂不能回国。”

获知这些意外信息的妻子，急得直哭，7岁的小女儿维勤和4岁的儿子维仁也跟着哭成一团。

当时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住在南京中央大学宿舍。勤劳节俭的妻子还接了一些绣花活计，以补贴家用。

生活的困难还不是最难的，妻子望夫归，子女盼父回，这种骨肉亲情的思念之苦才是最难忍受的煎熬。

这时，已是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给赵来电：“望兄来台共事，以防不测。”

赵忠尧从容冷静毫不屈服:“我回大陆之意已决”，这就是他从肺腑迸发出的壮言豪语。

中国各界人士、科学界和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抗议，加州理工学院的师友和世界科学界的朋友也给予声援。

迫于正义的力量，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三人被无理扣留47天后，于10月28日获得自由。11月15日，他们取道香港回国。受到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此后赵忠尧被留在中国科学院，参与创建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工作。

赵忠尧和他的同事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并为刚刚诞生的共和国在1955年研制了第一台700千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

之后，他又主持研制成功第二台质子静电加速器，能量为250万千伏。

使我国较早地迈入了核物理研究强国的行列；为跻身世界核大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于1988年10月16日首次对撞成功。

86岁高龄的赵忠尧欣喜地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1989年9月15日，赵忠尧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仪鉴定书上签了字，也给自己毕生的研究领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1989年，赵忠尧、丁肇中、叶铭汉

少年发愤、青年立志、一生为国。晚年回忆自己的一生时，赵忠尧说:“由于我的才能微薄，我的工作没有多少成绩。现在我已八十岁了，还望在科教工作中起一点螺丝钉的作用。”

如此平凡的几句话更显示出这位老科学家虚怀若谷的胸襟。

1998年5月29日，赵忠尧以96 岁高龄辞别人世。告别仪式及其简单，就像春泥回归大地那样安详、从容。

若没有老一辈物理学家们从落后中崛起，为振兴祖国科学事业作出的艰辛努力，我们今天哪能有世界一流的成绩呢？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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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由作者主观思想 历史客观事实梳理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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