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鲟有多少年的历史了（濒危爱国鱼中华鲟的前世今生）

4月24日，湖北省宜昌市胭脂园长江珍稀鱼类放流点，中华鲟被放流长江。 孙荣刚 摄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谢泽 张晓帆

“少小离家老大回”，唐代诗人贺知章此句，是写自己、写天下游子，又何尝不是写中华鲟?

中华鲟，这种以巍巍“中华”命名的鱼，出生在长江中上游，常年生活在黄海、东海。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华鲟研究所所长陈磊介绍说，中华鲟9-14岁接近成熟时，能凭借其神奇的辨识能力，在苍茫的大海上，准确无误地找到长江口，夏秋时节便结伴逆流而上，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结婚产子。

同样令人称奇的是，从进入长江口开始，到离开长江进入大海前这一年中，它粒食不进，还能远征3000公里，找到的胞衣之地，表现出惊人的耐饥、耐劳的品格。若用人的感情去理解这种行为，就是为长江带来生命，却对长江几乎一无所取。很多人称它为“海归派”、“爱国鱼”。

这样一种历经1.4亿年沧桑的古老鱼类，在今天却因为人类活动陷入濒危的险境。

作为以“建设三峡，开发长江”为使命的央企，三峡集团始终以长江生态文明建设为己任，累计投入专项资金2亿多元，支持所属中华鲟研究所开展中华鲟的科研与保护工作，已组织中华鲟放流活动58次，累计放流500余万尾，其中全人工繁殖“子二代”中华鲟17000余尾，有效补充了自然环境中的中华鲟物种资源。

4月24日，三峡集团邀请湖南省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安徽师大大学生生命科学协会等长江沿岸9市的志愿者齐聚宜昌，放流2020尾中华鲟。集团副总经理孙诚深情地说：“祝愿今天放流的中华鲟平安顺利回归大海的怀抱;祝愿它们在长江母亲河生生不息，与我们的子孙后代共享这盛世峡江、美好世界!”

4月24日，湖北省宜昌市胭脂园长江珍稀鱼类放流点，中华鲟引来众人围观。 孙荣刚 摄

“活化石”濒危，急!

中华鲟，又叫鳇鱼，曾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是世界现存鱼类中最原始的种类，堪称“鱼类活化石”，早在距今1.4亿年前，它就悠游水中。亿万年来，地球发生过多少翻天覆地的改变，它却以其超强的适应能力，见证了恐龙的繁盛和灭亡，也亲历了长江的形成和变迁。

古时候，它并不叫这个赋有民族意味的名字，《尔雅》里称它为黄鱼。陈磊说，中华鲟是一种大型溯河洄游性鱼类，出生于长江中上游;在全球20余种鲟科鱼类中分布纬度最低、体型最大、生长最快。它是研究鱼类演化的重要参照物，在研究生物进化、地质、地貌、海侵、海退等地球变迁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难以估量的生态、社会和经济价值。

王士祯《西陵竹枝词》里写道：“江上夕阳归去晚，白苹花老卖鲟鳇。”可见在古代，中华鲟已发挥它的经济价值，成为可供买卖的宴上美餐。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作为名贵大型经济鱼类，中华鲟在长江渔业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尤其是中华鲟洄游期间群体大，捕捞季节集中，在四川和湖北两省渔业中占有较高的产量和产值。据统计，在1972至1980年期间，长江全流域中华鲟成体的年捕获量约在394-636尾，年平均517尾，产量在60-75吨之间，相对较为稳定。

长江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初期，大量中华鲟亲鱼在坝下江段聚集，形成了长江中华鲟的年捕捞高峰。据不完全统计，1981年秋冬两季在湖北省境内捕捞的中华鲟约有800尾，捕捞量是相当于建坝前湖北省多年平均数量145尾的5.5倍。1982年捕捞量更高达1163尾。这样过度捕捞，对于中华鲟这种性成熟年龄迟的大型鱼类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

保护这一珍稀“活化石”，对合理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自有深远的意义。上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对中华鲟资源进行调查;1976年，国家提出以人工增殖放流的办法来保护它。中华鲟研究所展览厅讲解员小望告诉记者：“中华鲟身上很多特点与人有几分相似，比如，它的寿命一般是七八十岁，长寿的也能到100来岁。另外，中华鲟原始产卵场在四川宜宾，那是它的老家，小鱼苗从那里游3000公里入海。十几年后，又能丝毫不差地回到老家产子，是不是和人类对故乡的感情很相似呢?”

鲟爸爸“抵命”，痛!

中华鲟有着超强的生育能力。专家称，它一次产卵可达100万粒;受精卵经过5-6天孵化，鲟宝宝就会破膜而出;4-7天后再水面平游;9-11天后沉入江底开始底栖生活;次年春节，小鲟鱼开始游向大海……

1981年1月4日，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成功，中华鲟回老家成婚生子的路被彻底阻断了，它的生存方式受到严峻挑战。

不过，这次中华鲟不再是孤军奋战，不用苦苦守候通道再次畅通。

对中华鲟的救护被推向了前台。曾有人提议仿照苏联大坝，在葛洲坝枢纽上修建过鱼道给中华鲟留条路;但由于技术、资金局限，过鱼道能否真的过鱼也存在争论，决策者和科研人员用人工繁殖、增殖放流、网捕亲鱼过坝、沿江禁捕和建立自然保护区等综合措施，为中华鲟搭建了一条现代生存之道。

1982年3月8日，国家水利部下文成立葛洲坝工程局水产处(1987年，更名为“中华鲟人工繁殖研究所”，1991年更名为“中华鲟研究所”)。这是我国第一个与大坝建设有关的鱼类人工繁殖放流站。

从这年秋季开始，葛洲坝坝下的长江江段就聚集了一批为攻克葛洲坝坝下中华鲟人工繁殖难关的科学家和水产工作者。他们来自湖北和四川两省，既有两鬓斑白的老者，也有初出茅庐的水产界新兵。由于这一年中华鲟人工繁殖基地建设没有完成，只能采取传统的江边栓养亲鱼催产的方式。他们风餐露宿，吃住在江边的船上，日以继夜，对每一尾起水的亲鱼进行检查、处置。10月中旬，成熟的雄鱼得到了!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

由于研究所水池的环境和金沙江原始产卵场大不相同，捕捞回来的野生中华鲟只能进行人工受精、人工催产。人工催产需要催产物质，当时国际通行的催产技术是杀死雄性中华鲟，取其脑垂体，来对雌鱼进行催产。中华鲟研究所育种中心原主任朱欣回忆：“其代价是，催产一条雌性中华鲟，就有9条雄性中华鲟要送命。用杀生的方式来保护生命，这让研究人员非常纠结。”

从1984年开始，中华鲟研究所基本每年都进行中华鲟的人工繁育和增殖放流。

在2016年中华鲟放流现场，记者看到的都是一条条个头不小的中华鲟从滑道被放入长江。它们眼睛细小，眼后头部两侧各有一个新月形喷水孔;嘴位于头部下面，有伸缩性，能伸成圆筒状;嘴的前方长有4条短吻须。条条是成鱼，个个活蹦乱跳，一副不管风吹雨打、迫不及待要回家的样子。

而上世纪80年代，科研人员却是在船上用盆将1厘米长、刚出膜的鱼苗倒进江中。朱欣把这些鱼苗称为“水花”。这些鱼苗投进江里，也的确像“水花”滴进江里。“没办法，在当时人工条件下，中华鲟产下的卵，只有5%-10%能育成1厘米长的‘水花’，这些‘水花’要是在研究所的人工环境下继续养下去，估计就要死光。”朱欣说，“把它们投进长江，也就是希望自然环境下它们能够存活下来。但是，‘水花’太小，进了长江，也没办法进行监测，估计不少都填了天敌的肚子。然而，这是唯一办法，国际上当时都这么做。”

2009年10月4日，史上第一尾全人工繁殖的子二代中华鲟宝宝从受精卵里破膜而出。 孙荣刚 摄

“户口簿”改版，喜!

压力山大，科研人员只能负重前行，潜心钻研。1985年，中华鲟研究所使用自行研制的人工合成激素——促黄体释放激素类似物(LRH-A)，替代雄鱼脑垂体催产成功，结束了中华鲟爸爸要拿命换儿女的痛史。

科研人员对人工环境影响鱼苗成长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一个因素一个因素地排除。是不是人工环境容易引发鱼病?水质怎样改善?温度怎样调节?甚至连鱼池底部是否太粗糙、磨伤了中华鲟柔嫩的腹部表皮这样的细节，都成了研究人员逐个思考、试验的内容。”朱欣说，“现在，我们投放的都是30厘米以上的成鱼了，这些鱼在长江里就不存在自然天敌了。这也标志着人工繁殖中华鲟从捕捞亲鱼到放流鱼苗一整套技术都已经成熟了。”

自然界也传来了好消息：在葛洲坝下，又形成了自然产卵场。这说明中华鲟适应了葛洲坝工程截流带来的环境变化，在坝下生儿育女了。

中华鲟的户口，由四川宜宾，改迁到了湖北宜昌。

但是，中华鲟能逐渐适应葛洲坝工程，并不表示它可以接受所有人类活动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取出雄鱼精液，可以观测到精子活力很强、上下翻滚;这些年来，中华鲟精子活力减弱了，在精液中只能做直线运动，持续十几秒。”朱欣把这一变化的原因归结于人类活动影响，“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了，水质污染也在加重，这会影响到中华鲟的繁殖。长江船只增多、捕捞活动频繁，也会扰动中华鲟活动空间。”

尽管人工增殖放流已经进行了多年;但是中华鲟生存状况仍不容乐观。1988年，中华鲟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996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动物红皮书。

中华鲟的身份，由此从名贵的大型经济鱼类转变为国家一级保护对象。“这是全社会的事，光靠几家研究保护机构是不足以阻挡一个物种灭绝的脚步的。”中华鲟研究所副所长高勇博士呼吁，“政府、科研机构、环保组织和公民特别是长江两岸人民携手同心，实质性地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才不会让中华鲟重蹈白鳍豚的覆辙。”

“子二代”接班，强!

保护中华鲟的脚步并未因为成绩而停止。2009年10月4日，中华鲟研究史上第一尾全人工繁殖的“子二代”中华鲟从受精卵里破膜而出;次年6月22日，首批5尾“子二代”中华鲟缓缓送入长江。

何谓“子二代”?在中华鲟全人工繁殖中，研究人员把捕捞到的野生中华鲟亲鱼称为“祖辈”，用这些“祖辈”通过人工繁殖出的一代被称作“父辈”，再使“父辈”雄鱼和雌鱼在人工养殖条件下发育到性成熟，通过人工繁殖获得的下一代中华鲟就是“子二代”。

“原来人工繁殖需要在长江拉网捕捞中华鲟亲鱼，但拉网捕捞会扰动中华鲟自然产卵场的环境，可能会对中华鲟的自然繁殖产生不利影响。”朱欣解释说，“另外，虽然人工合成激素催产可以最大程度避免在人工繁殖过程中对野生中华鲟的伤害，但要求人工繁殖过程对野生中华鲟亲鱼做到完全没有影响，现在还不可能;所以，为了保护野生中华鲟，利用人工繁殖的中华鲟继续繁殖下一代，成了我们的研究课题。”

2008年以来，国家相关部门要求各个中华鲟保护机构停止捕捞野生中华鲟3到5年;但每年人工增殖放流中华鲟的工作不能停止。所以，全人工繁殖中华鲟“子二代”科研项目就显得更加重要。

理由很充分，原理也看似简单，仿佛就是一个父生子、子生孙的过程。但实际操作起来，各种困难就一个个冒出来了。“举例说吧。原来用于繁殖的亲鱼是野生中华鲟，一直生活在自然界中，在大海和长江中洄游。而‘子二代’的要用‘子一代’来繁殖，可是‘子一代’却是在人工环境的淡水池里出生、长大、成熟的，不像野生中华鲟一样经历过淡水和海水的环境。因此，‘子一代’性腺发育成熟不成熟，他的遗传性状与野生个体有无差别，这就需要研究。”朱欣细说开来，“我们研究了人工环境与中华鲟生活的自然环境在水温、水质、光照、营养等方面的不同，相应地对‘子一代’的养殖环境进行了调节，目的就是希望尽可能接近自然状态，让‘子一代’以及它们繁殖的‘子二代’的遗传性状不发生变化。目前看来，我们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但是，社会上认为“子二代”中华鲟会出现退化的声音仍然存在，高勇对此作了回应：“且不说我们研究人员为此所做的努力，中华鲟自身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就非常有利于防止‘子二代’出现退化的情况。首先，中华鲟的染色体是多倍体，基因信息量大。它们在地球上已繁衍生息1.4亿年，经历了各种环境演变，并未发生退化，说明这个物种演进潜力很大，具备了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所以，对于人工环境它们也能适应，不会产生退化。另外，中华鲟雌雄体性成熟时间不一致，雄鱼只需9年，而雌鱼需要12到14年，这就保证在人工繁殖过程中，同批出生的中华鲟出现近亲交配的可能性非常小，确保避免造成退化。”

尽管“子二代”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多年，但是由于中华鲟生长周期很长，所以对于“子二代”的相关情况，中华鲟研究所还在持续观测之中。作为具体研究项目的实施者和操作者，高勇和朱欣对于中华鲟“子二代”的成长发育情况，都显示出了极强的信心。

“主人翁”担责，牛!

社会上一些人认为，自然界本身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用人工繁殖的方式，让一种生物免于灭绝，不仅徒劳，而且没有意义，不如让中华鲟自生自灭。

“这种说法，我从感情上就接受不了。”朱欣常年与中华鲟呆在一起，用他的话说，中华鲟就像自己精心饲养的宠物。“它不吃食了，我就着急得不行，要是死了一条，心里的难受几天缓不过来。”

从科学理性来看，朱欣同样认为中华鲟必须得到保护。“中华鲟的存在，对于我们研究生物演变、气候变化、地质运动非常有意义。它身上携带的信息，我们远远没有研究透。如果中华鲟灭绝了，各个相关方面研究的线索就断了。即使没有研究价值，任何一个物种灭绝，都会对于所属环境的生物多样性造成消极影响，我们都不该放任这种现象的发生。”

明嘉靖二年，长江秭归段发生崩岸，阻断长江38年，也没能阻断中华鲟的繁衍之路。明代杨慎将此记录在 《异鱼图赞?鱏鳇》中：“鱏鳇逆流，不过 锁江 ，滩崩 秭归 ，又隔 巫阳。”中华鲟凭借亿万年积累的适应能力，迁就环境，在秭归下游江段继续繁衍。而今天中华鲟的濒危与人类活动密不可分，中华鲟已通过了“天择”，人类没有资格“代天择物”，保护中华鲟，人类责无旁贷。

“事实上，这几年中华鲟保护工作面临的环境和形势是越来越好了。”高勇介绍道，“大环境上，这些年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态和环保，我们的工作能够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人们更愿意了解中华鲟、接近中华鲟，并以实际行动来保护中华鲟。”

具体讲到中华鲟研究所，高勇说：“2009年，中华鲟研究所整体划归到三峡集团，这对我们从事的事业也有很大的促进。我们的各项资金投入更有保障。过去我们的费用一般每年在几十万到200万元左右;这几年，我们得到的投入都是千万级别的。我们所研究保护的范围，也随着三峡集团开发金沙江的脚步，涉及到了金沙江珍稀特有鱼类的保护。研究保护的对象，也由过去的中华鲟、胭脂鱼，扩展到了整个长江流域的3种珍稀鱼类和66种特有鱼类。在金沙江下游的向家坝江段，我们建立了金沙江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珍稀特有鱼类增殖放流站，每年都进行增殖放流，保护长江水生环境。”

为确保途中运输温度，工作人员在运输水车内投冰降温，并随时监控水温。(资料图片) 孙荣刚 摄

“追鲟者”监测，爽!

从白垩纪开始繁衍生息的“鱼类活化石”中华鲟一直在玩“穿越”，穿越历史，穿越江海，如今在穿越互联网。

今年开始，中华鲟迎来了“互联网 ”的新生活。它们年复一年奔游千里向大海的“壮举”有了高科技护航者——三峡集团自主研发的“数字长江”平台。

4月12日上午，中华鲟研究所在宜昌进行了第57次中华鲟放流，3000尾小鲟跃入江水中。在人类活动如此频繁的今天，每一次放流过后，中华鲟能不能安全游入大海的怀抱，让无数人牵挂。

为了更科学地监测放流中华鲟的活动轨迹，科研人员为3000尾放流小鲟中的61尾进行了超声波标记。每一尾被标记的中华鲟经过监测点时，都会被雷达设备识别。“像人们上班时携带的门禁卡一样，经过即刷卡，记录在系统中。”三峡集团信息中心研发人员介绍道。

当然，小鲟们的“互联网 ”新生活远不止“过境刷卡”。

在三峡集团的“数字长江”地理信息平台上，工作人员还可以实时查阅中华鲟的最新活动信息、监测站点的每一次记录。

2014年，科研人员为了收集信号，还免不了追着声呐标记的“子二代”沿江跑。今年，由于采用自动实时传输技术和地理信息平台，科研人员省去了往年的舟车劳顿，坐在办公室便知道“子二代”到哪儿去了。

“数字长江”是一个提供可视化位置服务的应用系统，以世界范围内不同比例尺和分辨率的地理信息数据为基础，集成了视频监控、水文气象、项目概览、工程布置等内容，工作人员可以随时了解与中华鲟活动区域相关的各类实时信息，对中华鲟放流轨迹进行分析和预测，准确把握中华鲟动向，评价放流效果。

被同事称为“追鲟博士”的中华鲟研究所水生态修复研究室副主任姜伟对新技术带来的便利感触颇深，“系统不仅大大提高了野外数据读取的效率，实现了数据自动汇总，还可以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结合电子地图，计算鲟鱼的游速，有助于后续研究。”

此次放流几小时后，14时10分，编号22214的中华鲟经过宜都市北部的红花套监测点;几分钟后，22212号小鲟也冲过红花套监测点。截至4月14日12时，有52条超声波标记的中华鲟在红花套完成“刷卡过境”。按比例估算，实际安全通过红花套监测点的小鲟超过2600尾。

截止4月17日10时，“数字长江”平台显示，洪湖监测点已经监测到8个信号，但具体数量不能确定，不过可以说明这批鱼已经到了洪湖，行进在洪湖通往武汉的路上。

除了红花套、洪湖监测点，从宜昌放流地到上海出海口，1600多公里的征程中，宜都、沙市、岳阳、武汉、九江、铜陵、南京、江阴等地都设立了“刷卡处”，等待中华鲟的到来。

“数字长江”，心系长江，实时记录和呈现着小鲟们的喜怒哀乐。

担道义，踏征程，尽天职。从传统的江边栓养亲鱼催产到在基地催产池中进行人工催产，从用鲟鱼脑垂体做催产剂到用人工合成激素来替代，从早期放流“水花”到大规格幼鲟培育，从剖腹取卵到活体无创伤采卵，从栉风沐雨沿江追鲟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中华鲟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用家庭般的温暖、父母般的呵护书写着人鱼和谐的诗篇。

护鲟路上故事多，宛如平常一段歌。4月24日午间三峡集团组织召开的沿江环保组织交流会上，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张脱冬感慨：“保护中华鲟，任重道远。三峡集团放流中华鲟，对长江全流域、对洞庭湖生态平衡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个卓越贡献。我们江豚协会在保护江豚的同时，也特别关注中华鲟，近两年来，我们就不惜代价，救护、放生了13条受伤的中华鲟。”

爱江河，惜精灵，知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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