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玛noma（诺玛蕾捍卫女性的权利）

文：宿夜花

前段时间，奥斯卡奖上《小妇人》仅夺得了最佳服装奖，凯撒奖上《燃烧女子的肖像》也仅仅夺得了最佳摄影，这些高口碑的“女性电影”佳作没能最终拿下大奖，令众多观众感到惋惜。

这令我想到了莎莉·菲尔德主演的《诺玛·蕾》。

谈起莎莉·菲尔德，更多年轻观众熟悉的是：汤姆·汉克斯主演的《阿甘正传》中那个慈祥、包容、温和的母亲，或者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林肯》里强势、乖张的“第一夫人”。而对于这位曾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演员，她的获奖作品一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

电影《诺玛·蕾》作为莎莉·菲尔德的代表作，从第32届戛纳电影节到各类影评人奖、再到第52届奥斯卡奖，莎莉·菲尔德几乎将大大小小的最佳女主角奖收入囊中。

比起奖项上的收获颇丰，影片《诺玛·蕾》的意义更在于它对“女性电影”的标杆意义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力，从梅丽尔·斯特里普的《丝克伍事件》到朱莉娅·罗伯茨的《永不妥协》，将“成长与独立”这一主题寓于“底层女性的权利觉醒”之中，使得电影在发挥艺术魅力同时具有社会反思性。

如果跳脱出纵向上的好莱坞电影自身的发展轨迹，将目光移向世界电影更广泛的格局，影片与巩俐的《秋菊打官司》等亚洲电影形成一种东西方女性寻找自我价值的对照，秋菊所追讨的“说法”，与诺玛·蕾所强调的“Union”（工会），有很大程度上的共性。谈到这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任何不同文化背景、审美侧重点的评价体系内，《诺玛·蕾》都收获了好评。

电影的导演马丁·里特，从西部片《原野铁汉》到惊悚片《柏林谍影》，尽管一直致力于不同类型的影片，但不变的是，马丁·里特一直侧重于利用细节与角色互动赋予人物以立体感、并用整体的影调衬托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因此，他的导演风格十分适合“人物主导故事”的影片。

如果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美国工厂》，讲述的是美国工会发展史，那么《诺玛·蕾》的故事便发生在工会发展时间轴上的一个节点：1978年的夏天。导演通过这一个微小节点，透过一个南方小镇纺织厂的劳工群像，透射出女性成长的社会意义。

导演马丁·里特化繁为简、以小见大，避开了花却大量时间去展现复杂的社会背景，而是通过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精神层面的差异，去表达现实中女性劳工困境的普遍性。

诺玛·蕾（莎莉·菲尔德饰）是南方小镇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她日复一日、单调贫乏、百无聊赖、毫无生气地工作。纵使忍受着资本家和工厂领导的压迫，却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一直处于一种精神压抑的状态。与此同时，因为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她没有工作的选择权、没有更高的精神生活，只得困顿于边陲小镇，通过恋情与酒吧的活动宣泄自己的压抑与愤懑。

鲁本（罗恩·雷布曼饰）是总工会指派来的组织者，他要协助棉纺织厂建立工会。他是一个当代“纽约客”，现代观念已经深入他的生活，他的世界里不仅仅有着恋爱，他还可以通过文学、艺术、戏剧、音乐来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

诺玛·蕾的最大困境并不在于物质上的贫乏，而是来自精神上的贫瘠。并非是她主观上不想通过劳动与学习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客观上她没有实现的条件。70年代的南方小镇，是与现代大城市纽约相对的原始田园生活形态。纵使幽静、安逸、美丽，却也闭塞、落后，是现代文明无法涉及的角落。处于偏安一隅的南方小镇，诺玛·蕾无法获知城市的文明世界，教育程度低就导致她无法通过正规途径捍卫自己的权利。

首先是反抗来自家庭内部的父权压制，这种父权压抑并非是一种刻意强迫、蛮横霸道式的，而是一种无意识的意志驯化。作为一个南方小镇的传统男性，诺玛·蕾父亲内心深对女儿的管制与约束是根深蒂固的，他无时不刻不在试图主导着女儿的生活，暗中监控着女儿的一举一动：从婚姻大事到购物娱乐等琐碎细节。

他的过分“关爱”无疑是对诺玛·蕾成长独立与自由人格、活动空间的侵害。因此，诺玛·蕾作为女性、成长道路的第一步便是跳出被摆布的女儿身份，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从父亲家庭话语权中的服从者变成互相尊重并保持思想独立的亲密亲人。

其次是找到对待爱情的自主选择权。在小镇封闭、僵化的话语体系内，男性掌握着主导两性间相处的话语权，是故诺玛·蕾的恋人只将她视作一种宣泄的工具，而没有正视到她作为一个有着自我意识、喜怒哀乐的人应有的思想主张。与此同时，底层男性间的暴力斗殴等原始习气，使得诺玛·蕾丈夫丧命成了单身母亲，而她的卑微处境又被男性大肆渲染进行舆论暴力与道德审判。

“纽约客”罗宾的出现，以及他带来的现代价值观，更让诺玛·蕾压抑的怒火与潜在的反叛特质得到释放。因此，她开始不满足于取悦、依赖男性来获取安稳的生活，逐渐从困顿于家庭丈夫孩子的迷惘主妇身份中叛离，她开始追求与男性平等的家庭婚姻爱情的话语权。

最为关键的是，女性的成长与自强，需要经济上的独立与创造的价值获得来自社会的尊重。这正是诺玛·蕾成长中最为重要的，她在捍卫纺织工权利之时，展现出了任何男性都不具有的胆识与气魄，因为她的据理力争与永不妥协，工会最终取得了微弱的优势。尽管捍卫权益的道路任重道远，但任何先驱在付诸努力与热血的同时，忍受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与阻挠。

如果说梅丽尔·斯特里普的《苏菲的抉择》代表了主流女性角色中难度上的最大化——口音模仿、形体塑造、情绪层次需要演员表演技术上的控制力与领悟力；那么莎莉·菲尔德的《诺玛·蕾》，则是一种对现实主义角色的极致呈现，注重角色的客观性、典型性同时又兼具个性色彩。

比之泛滥在通俗言情剧中的“炸裂式”演技与撕心裂肺的“表演瞬间”，《诺玛·蕾》揭露了电影表演的实质——对真实立体完整自洽的人物塑造。具体来说，演员表演的是一个有着特定身份、文化背景、行为习惯、性格特征的个性化人物，而不是一种简单浅层的情绪堆叠与套路模式化的脸谱制造。

莎莉·菲尔德十分注重体验角色的生活环境、分析其对人物性格塑造的作用。例如，影片的开场，莎莉·菲尔德展现了长着茧、工作麻利的劳动者的手，这就是需要一定的练习与体验纺织工生活才能练就的形体习惯与职业技能。

在细节之上，莎莉·菲尔德的形体动作使得人物异常鲜活多彩。例如，她听闻母亲耳朵患疾，便不顾一切、横冲直撞地奔向办公室开始直接争锋相对地争辩。这种性格内在的反叛性与强悍坚韧的性格，也是她的性格内蕴。作为一个南方小镇的劳工阶层女性，诺玛·蕾生活不拘小节、大大咧咧、性情火爆直率、行事风风火火，这也是她成为工会先驱的心理依据。

从更高层面的审美要求来讲，一个好的人物塑造，展现的并非是一个静止的封闭状态，而是通过表演，让观众看到一个“动态的”、“成长变化中的”角色——可以使得观众感知到角色的过去与想象到角色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莎莉·菲尔德的表演将角色的这种“动态发展”弧光，展现得不露痕迹。

一方面，现代观念的启蒙，她已经开始懂得捍卫作为纺织工的权利、作为女性的自我表达的话语权，她也懂得去通过文学、学习知识去了解更广阔的世界；另一方面，她的生活环境、性格养成的背后，仍旧与她生活的人群分不开，她仍旧需要面对思想僵化、狭隘保守的丈夫、因循守旧的同乡，终究实现精神上的自由与独立，是需要很长的过程，而在这一阶段，诺玛·蕾仍旧需要面对着精神上的矛盾、困惑与迷茫。

结尾处，诺玛·蕾注视着开往纽约的车，流露出迷惘又困顿的神情，正像是《秋菊打官司》结尾定格中无所适从的秋菊。意蕴无穷的同时，它们传达出的更是一种对女性困境的深邃思考：“女性独立成长与自我追寻”的道路，并没有一个“终点”，而在布满荆棘与充满阻挠的坎坷道路上，不断地克服阻力、突破自我、实现价值，这正是女性电影中振奋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