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印记（供销春秋）

尴尬的定位

1972年我插队两年后参加工作分配到首阳供销社工作。供销社上面的“主管”是商业局，下面的“脚”是“代销点”。我所在的陇西县大一点的公社都有一个配套的供销社，当然除城关镇外，就要属陇西当时的三大镇——文峰、首阳、菜子的供销社最大。供销社从最初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产物快速演变成为计划经济服务，它的职能定位是农副产品的统购和农资产品和日用品的统销，试图通过这个机构垄断农村商业领域。

说白了我所在的首阳供销社就是一个镇上的商业局，所有与商业有关的事务都归它管。我们供销社下辖一个饭店、一个书店、一个生产资料门市部、一个百货综合店以及一个农副产品收购站。该供销社是个老社、大社，在柯寨、双泉、碧岩、三十里铺都有分社，本社职工最多时有60多人。

建国后供销社初成立时还真有些“抱团取暖”自发结社的合作社的味道，1954年国家搞统购统销，就把人事、经营权上收，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合作性质变成了归国营商业管的下属单位，名曰“合作社”，实际上“合作者”完全处在被动的地位，实为官商垄断，此前的农民入股也等于是被国家没收了。1961年国家经济困难，供销社权限再次下放，文革时期第二次又收上来。1975年又与国营商业分离，变成集体所有制自负盈亏。

不过，两次“下放”都并不是真正恢复供销社的民营“合作”性质。供销社并没有还给农民，农民的股份并没有恢复，供销社的经营更与他们无关。与西方的“罗奇戴尔”、“蒙特拉贡”和路易艾黎当年在中国搞的“工合”不是一回事。所谓“下放”，其实主要是官府卸责而不限权，原来国家管你也养你，现在国家仍然管束你，但却不养你了：原来当你是“亲儿”，现在成了“后娘的孩子”。

由于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供销社命运多舛几起几落，与国营商业两分两合，但它从来都是承担代价的一方。老职工们发牢骚说糙话，“20多年的折腾等于裤子脱了又穿上，穿上又脱下，把人当猴耍。”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只要政策允许，脑子活泛点的都出去单干了。供销社的定位随着政治风雨飘摇，1978年改革以后农村市场开放，供销社成为鸡肋，自然也就衰落下去了。

“一打三反”在基层：收拾“贪群污众”

1972年我到那里时，正是供销社第二阶段经营权限上移的时候。文革进行到九大召开以后，当大家都认为“革命”已抓的差不多了，坏人已经从中央清除，该促促“生产”的时候，不料九大上钦定的接班人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文革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在“批林整风”的声势下，林彪事件前已经开始的“一打”（打击反革命活动）“三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再次掀起新高潮。

今天研究“一打三反”的文章已经有一些了，但侧重都是在“一打”，即借镇压“反革命活动”之势，除了残害一般的政治弱势者外，还连带收拾几年前曾经冲击过当权者的“造反派”人士。相比之下对“三反”研究不多。甚至有人说当时就只有“一打”而已，“三反”并未形成运动。

我的感觉恰恰相反：其实对基层而言，“三反”的影响远大于“一打”。至少在我当时所在的边远乡镇，因为文革前期“走资派”已斗的毫无新意了，出名的“造反派”也没几个，所以这次折腾的新花样虽然也是矛头向下，但重点不在“一打”而在“三反”。

有人说当时的“三反”类似于“反腐”，但它整的并非官吏（相反，那时受到“造反”冲击的官员开始大量复出）而是群众。如果说反腐是要收拾贪官污吏，那时的运动却是要收拾“贪群污众”——不要说我生造名词，那时民间的说法就是要“织一张密网，打尽小鱼小虾”，而官方的说法就是要狠整基层的经济犯罪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后者主要对农村，前者主要对工商业。一时间到处风声鹤唳，气氛极为紧张，自杀者迭出。我去时高潮已过，听老职工说仅我们一个小小的供销社竟然就有5个（有人说是6个）人在这次运动中自杀。

我们到单位前在商业局集训的时候，省工作队和县革委分管商业的常委都告诫我们，“时刻紧绷阶级斗争一根弦”，要和“坏人坏事做斗争”，尤其要破除地方上“乡亲熟人社会里抹不开情面的包庇作风”。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是有原委的。西北这些省份当年基本上是由“一野”解放的，除部队留下一些人员管理地方外，又派来一批“西进”干部，所以地委、县委的领导好些都是陕西籍的。五六十年代又分来一些湖北、四川籍的转业军人充实中层领导，县局一级头头多是外地人，而办事人员则基本上是本地人，这样社会分层与地域的关系就体现得很微妙。当地话把这些人统称为“一面人”，意即“外面人”的意思。文革前以及文革当中，上面派下来的干部都认为“地方主义”是中央指示贯彻不力的一大原因，本地干部一般都异地升迁，所以历次运动都要强调这一点。

盘点的奥秘

我初到时分配在综合门市部的鞋帽组。综合门市部是社里营业额最高的部门，共有布匹、小百货、鞋帽、食品和针织五个组，每组两人，多是一师一徒。我在鞋帽组的师傅50年代末就在这里供职，见证了供销社的起起落落。他为人极为小心谨慎，谦恭木讷，是公认的老实人，号称“闷葫芦”，一天到晚驮着背，除了在柜台上报价钱，从不多说一句，也不吩咐我该干什么。只是在逢集的时候看见我杯子里的水干了，就会把他热水瓶里的热茶续给我。

我们是这方圆几十里唯一的种类齐全的商业网点，那时候统购统销已经发展的登峰造极，过去有所谓国家干预的“三类物资”之说，即统购物资、派购物资和议购物资，但到文革期间后两类也控制得越来越紧，实际上也“统购”化了。这些国家管控的物资多达200多种，仅农副产品就涵盖“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十二大类，老百姓私人之间看似没有完全禁止物品流通和交易，其实交易范围已经很小。就连“自然经济”时代一脉相承的农村传统集市贸易也已经奄奄一息，我们那里“旧社会”是逢三六九开集（近于三天一集），到了那时已经变成十天一集。

尤其在“一打三反”期间，私下里交换或出售那些物品都属于“投机倒把”，叫“纠察队”看到不但没收全部货物，还要抓去办“学习班”或者“劳改”。农民除了生产队的“分红”以外，货币收入主要靠生猪、鸡蛋、药材、亚麻等等，但是这些产品只能卖给我们“官营”一家，拿到货币现金后再到我们的门市部消费。

至于出售农副产品和购买日用品的定价，不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而是由公家说了算，也就是由商业局核定的“铁板钉钉”一口价。我知道这就叫“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剪刀差”，用今天的话讲叫“垄断”，反正其他渠道都堵死了，就是明知道贱卖贵买也没办法。

由于刚刚经历过“一打三反”，大家对收款和付货格外小心，但是忙中难免出错，比如叫顾客多拿走一穿袜子、几个铁钉、顺走几块水果糖，找钱时把重叠的两张一块钱当一张等等都属于“营业事故”，在政治学习时要做检讨的。但是我们最怕的是“盘点”，以前每半年盘点一次，“一打三反”后改为每个季度都要进行一次账、货、钱“三清点的三讫”，社里规定要求这三项之间的误差率不能超过“个位数”，也就是在10元以内。

我刚到两个月就赶上了第一次“盘点”。由于商品繁多，我们摸黑起来把货品码齐按照账本逐个清点，一直搞到下午五六点钟，结果我们鞋帽组差了五十多元的货物，急的我只好返工重来。一直弄到晚上十点钟晚饭也没吃，算来算去还是短缺一大块。后来我师傅不知从哪里翻出来十双解放鞋递给我说，“你一定是忙糊涂咧，这里漏盘了十双鞋”。我把这十双鞋加进去，刚好账面上持平还长出四五块钱，“好啊，符合规定！”我一颗定心丸放在肚子里，美美地倒头补着睡了一觉。

第二天早上醒来感觉哪里不对劲，因为就这点货物我从几天前就开始做记号，来来去去清点了三四遍了，不可能有遗漏，师傅是从哪里找到解放鞋呢？师傅不爱言语，我也不敢多问。这件事一直就成为我心里的一块疙瘩。后来有一次天气好师傅让我把他的被子晒到院子里，我把被子晾晒以后整理床铺时在床下发现大大的两个纸箱子，拉出来一看，一箱解放鞋、一箱帽子。而且货品编号全是我不熟悉的，也就是说师傅可能在账本之外私藏了两箱物品，我快速估算了一下价值，大约在250元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师傅有可能把货物私自拿回家。

“我的妈呀，百元以上就是经济犯罪”，这不就是三反中的“贪污盗窃”吗？我想的脊梁骨一阵阵发凉。我们是十天休息一天，放假回家时我看着师傅手里拿着一件换洗衣服，也不像里面藏着什么东西的样子。本来想跟父亲谈谈此事，但是父亲因故没有回来，母亲在单位里协助工作组查账，也没有看出来我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拿不定主意这件事是不是要说出来，对谁说？在心里翻了好多滚，后来我请教布匹组的小“老职工”——之所以“又小又老”，小是因为年龄小，老是因为参加工作比我还早两年。你们布匹组“盘点”要比我们复杂，为什么总能做到规定之内的略有盈余呢？她告诉我一个她师傅传授的“秘密”。一般来讲账面和货物都会有误差，也许这次长一点，下次短一点，但是规定严格到个位数是不近情理的，定这样规矩的人肯定没有在门市部干过。

社里自杀的人除了出纳以外，基本上都是因为货物短缺一时说不清楚，而在“运动”的压力下走上了绝路。于是老营业员在平时售货的过程中，都要让货物长出一点来，当然长多了也不行，这样就会积攒下来一些货品，在每次盘点误差的时候再一点点添进去。我问，如何才能做到长出来呢？她白了我一眼，“你连这都不知道，手紧点呗”。我明白了就是从顾客那里克扣出来。她说，各个组都这样，这已经成为不公开的秘密，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我说，那长多了不就可能出现“经济犯罪”吗？她说，“大家心里有数，差不多能持平了就手松一点”。

我这才恍然，师傅那床底下的鞋和帽子敢情是拿来一点点贴补盘点差额的。我差点冤枉了他。可是我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不向上反映，把误差损耗比率调大一些呢？这样大家的心理压力小，行为也可以更正大光明。她说，你想可能吗？你们这些外地人胳膊是向外的，眼睛是向上的，随时可以一拍屁股走人，我们还要在这里活人呢？我想想自己刚来时遇到本地孩子的排外欺负，想想“地方主义”的说法，似乎明白了点什么，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规则在运用过程中的“无效性”，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大师傅的遭遇

参加工作后我的月收入是36元，已经是农村年分红的三倍还要多。我的分配原则是：在食堂吃饭10元，交给家里10元（虽然父母一再说，不需要我的钱，我就说那你们先存着做机动用款吧）10元用来给家里买东西，剩下6元用于购买洗漱用品和回家的车费，有时实在不够用了还会从上交的机动款项里挪用一点。但是我原则上一直按照这个尺度花钱，比起插队的时候已经很知足了。

我们供销社有自己的食堂。因为有收购点“近水楼台”的关系，肉蛋之类的食品都可以用收购价拿过来享用，伙食应该说还相当不错，实际上这等于截留了农民们上交给国家的物品多吃多占了。食堂的大师傅是个30多岁的女的。（那时老营业员叫“师傅”，“大师傅”则是专称炊事员的）。而按照方言，“师傅”的“傅”是不读出来的，大家都叫她“大师”，她叫什么姓什么我到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我听到街上有孩子们称她“杨婶”，想来她夫家姓杨。

大师长得高高大大，大眼睛厚嘴唇，干净利索，搁在现在也是一美人，但是不符合当时农村对女人的审美标准。大师性格开朗，笑起来很有感染力，她为人公正爽快，古道热肠，从来不会给领导多盛菜，倒是下面分销店的人来了，甭管到不到饭点她都会捅开炉子为来人递上热乎的饭菜。平时大家各门市部各忙各的，只有吃饭的时候喜欢聚在她那里一起谝闲传，大家与她的关系都不错。

我刚来时，大师好像对我有些成见，起因是我曾提出能不能给我半份菜。一来我的确吃不了一份菜，二来也想着能节约就节约点。可能大师从哪里听了一耳朵我父母的“高”收入，认为我是故意矫情，说“不能！”你不是胃口小吃不了吗，所以一份菜给我的总比别人的少些。我虽然不至于贫困到连一份菜都吃不起的地步，但是我给自己定的花钱标准里，没有计入一些意外情况，比如村里插队的女孩子来我这里住几天，或者添置一些额外用品，花超了就只能从菜金里面节省了。我会把吃不完的半份菜就扣在盘子里，晚上就不打菜了，倒点热水冲冲就可以凑合一顿。

我们的早餐除了稀饭、馒头、胡辣汤、豆腐脑，个别时候还能吃到荷包鸡蛋。大师在每个碗里放上盐、香菜、调料和一点猪油，根据来人所要的荷包蛋数量，7分钱一个挨个打下去，连汤带水的盛出来，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就算做成了，早上吃了又顶饿又暖和。遇到收购站有大量破损鸡蛋的时候，是5分钱一个。我一般只吃破损的5分钱的荷包蛋，7分钱的就免了。其实我知道也省不下几个钱，但是总感觉比插队的伙食好多了，不能太放纵自己了。

时间长了，大概大师看着我干活不惜力气，人也不娇气，给我的菜渐渐和别人一样多了，在我吃剩菜的时候，会给我盛一碗热汤，有时候还特别照顾我一下，明明是只有一点点碰皮的鸡蛋，也按照破蛋的5分钱收我的饭票。吃肉的时候，大师还会挑两块“顺溜”的（肉多些的）排骨留给我。

有时赶上我们送货下乡，食堂里没什么东西吃，她还会让我们去她家里吃饭。大师的家里很干净，不论是炕上还是灶上都一尘不染，只是有一股淡淡的中药味。听说她不会生养，尽管里里外外活全包了，把男人伺候的像大爷一样，时不时还会挨打，但是好强要面子的大师在我们面前从不显露出来。

1974年我去兰大读书后就与供销社的人联系少了，直到有一天碰到一位同事，叙了叙旧以后，她告诉我大师脑中风偏瘫，现在就住在离兰大不远的战斗饭店里治病，可可怜了，有时间的话你去看看她。

等我赶到战斗饭店找到大师时，她正蜷缩在一层背阴面的一个六人间的角落里，抖抖索索地用一只手泡着干馍馍吃饭。别的床上都有被褥，只有她的床上光秃秃地铺着一床露着稻草的垫子和一堆破棉絮，看见我，她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叫我大为吃惊的是，一两年不见，原本高大利索的人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蓬乱着满头灰白的头发，衣服上圈圈点点的饭垢污垢，一只手像鸡爪子一样荡在胸前，裤子上和草垫子都是血污，整个人萎缩得小了一圈。

大师告诉我，刚犯病的时候，单位还是属于国营单位，社里还能出得起医药费，也派了一个人陪了她几天。后来供销社下放成集体企业，就把她扔在这里没有人管了，因为已经欠旅店的房钱了，所以被褥也不给了，就这样还一个劲地撵她走。她现在只能用自己仅剩的一点积蓄在一家中医院里扎针，如果实在不好只能回家等死了，可是我从她眼睛里看到生命的渴望。我算了算自己的钱，实在不够给她交房钱的，只好跑出去买了一堆吃的，并打来热水帮她擦擦身上，洗洗衣裤。大师一只手使劲攥着来例假的裤衩不让我洗，说怕弄污了我的手。我还是夺过来洗了。

后来只要可能我都会买点吃的帮她洗洗涮涮，也找些我的衣服帮她换上。我每次要走的时候，她都会死死地攥着我的手，生怕再也见不到了。等到有一次我们出去开门办学回来，我再去看她时，她的床上已经换了他人了。宾馆的人告诉我，早就叫人接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感觉稍微宽慰一点，毕竟这种中风后遗症是需要长期静养的，在家里再不济有个人手帮忙，还能吃上热汤热水的。

过年回家，我特意跑了一趟首阳供销社，问起大师的情况，大家告诉我，接回来不久就死了，是活活气死的。从她得病以后，她丈夫就与别人好上了，以至于她在兰州看病那么艰难，也一次都没有去看过，接回来后不但恶语相加，还当着她的面与别的女人胡来，让大师眼睁睁地看着，没几天大师就走了，走的时候连眼睛都闭不上。我来到食堂面对着空荡荡的大锅抹了一把眼泪，心想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一定是绝望的。这么要强能干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没了，怨谁呢？

表面上看大师的悲剧完全是家事，追根溯源讲，她因不育而不幸，也就与农村传宗接代的传统有关。可是我在社里那时，她虽然也因不育而在家里受点气，在社会上还算过得不错的。那时在农村，供销社因能搞到短缺商品和分享低价统购物而成为“肥差”，供销人受到艳羡，社会地位不低。大师的丈夫对她虽有抱怨，还不至于过分虐待，她有病也能得到职工医疗照顾。供销社“改制”后地位没了，欠农民的股份并不归还——我们那里基层供销社改制就是1975年的事，只不过那时体制更强硬，老百姓更加没处抱怨就是了。遇到这种事，身强力壮的被告知“只不过从头再来”，而为旧体制耗尽了青春和健康，像大师这样的就没人管了。她的死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改革代价”，真真是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