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而罕帕慕克 奥尔罕帕慕克雪

编者按：2017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国立剧院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雪》搬上舞台。今年6月，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话剧《雪，覆盖下的真相》先后在中国上海和天津上演。在话剧版《雪》在国内上演之际，我们一起来读读帕慕克的这部代表作。

《雪》讲述的是一个土耳其诗人的故事。诗人的名字叫做卡，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因为他不喜欢他的原名，但是喜欢由原名的首字母拼成的卡这个名字，所以，他就这么称呼自己，并且也让母亲和朋友们接受了。

在德国度过了十二年的政治流亡生活之后，诗人卡回到伊斯坦布尔参加他母亲的葬礼。这期间，伊斯坦布尔《共和国报》的一位朋友告诉他，卡尔斯将进行选举，另外，那儿的年轻女子患上了奇怪的自杀症。如果想就这些问题写些东西，看看十二年来的真正土耳其，最好是去卡尔斯。同时，他还向卡透露，他们的大学同学美丽的伊珮珂已经离婚，刚好住在卡尔斯。就这样，似乎是怀着对伊珮珂的某种期待吧，卡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临时记者证，不经意地踏上了卡尔斯之旅。

然而，这次极为偶然的行程将改变卡的整个生活。四天之后，当卡从卡尔斯返回法兰克福的时候，他惟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回忆和体会在卡尔斯度过的那些时光，以此过活，直至死去。

神秘的卡尔斯之行，是诗人卡的灵魂之旅。

奥尔罕·帕慕克

真正的土耳其，不安宁的卡尔斯

由于卡的多重身份（政治流亡者、诗人、记者），所以一到卡尔斯，他就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仿佛各色人等都会现身在他旁边，似乎发生的每件事他都无法避免瓜葛。卡尔斯的各个角落就像有了欲望一般，不时地窥伺着卡的一举一动，更要不失时机地将他网罗在一个又一个故事中，扭送到一副又一副的陌生面孔之前，要么想推敲一下他的立场；要么想狠狠地揍他一顿。

卡在卡尔斯的行踪，勾勒出了整个卡尔斯的复杂面貌。从探寻女子自杀的问题开始，牵连出整个社会的动荡与不安。

任何理由都可以成为自杀的理由：被父亲揍了两个耳光，和丈夫吵架，老师在班上说她不是处女，因为戴包头巾不让进教室上课等等，而且自杀像瘟疫一样蔓延，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得非常突然，甚至没有任何征兆。社会上上下下都试图给出某种解释来揭开其中的原由，这就将问题带入了越来越复杂的情境。最明显的是，当焦点集中在包头巾事件上时，就存在政府与宗教的冲突，土耳其政府禁止女子戴包头巾，当然为宗教保守主义狂热分子所不容。

实际情形是，土耳其自秉承全盘西化思路的凯末尔政府建立以来，一直与宗教保守主义有着根本的对峙：一边要西化，一边要传统，但是，西化要“西”到什么程度，传统“传”的是哪个“统”，一直以来双方都是莫衷一是，也就一直吵个不休。除此而外，左翼分子既反对西化，又反传统，和国内两大势力对着干，同时，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时不时地游击一下，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自然要出来捍卫一下，这样一来，土耳其政局的安定总是很难。

所以，卡尔斯承载的是整个土耳其的不安。

到处是便衣、密探，政治上的阴谋轮番上演，社会危机四伏。失业的人口与日俱增，他们情绪低迷，绝望、麻木而可怜。把扣子扣上，动动胳膊抬抬手的劲儿都不想使，没心思听完一个完整的故事，就是听完一个笑话，也没有力气笑。因为不幸而睡不着觉；喜欢吸烟是因为这样可以慢性自杀；看电视不是为了消遣，而是想摆脱生活的困境；想死又觉得不值得；如果最卑鄙无耻的候选人能够对他们的生活有所允诺，他们就不假思索地把选票投给他。男人们无所事事，女人们则到处去当佣人、当烟草工人、当织地毯工或者病人看护，维持生计。因为生活的艰难与不如意，男人殴打女人，女人斥骂孩子，兄弟姐妹发自内心地彼此厌恶和勉强地团结。

宗教学校的学生法泽尔说：“我们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是为了女人头上戴什么东西而自相残杀，整日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不休的无足轻重的人。大家都会忘了我们。我们活得如此愚蠢。”

果真如此吗？

我不认为你会坐视现在这个世界坍塌

苦难往往伴随着希望，所以人类一旦陷入苦难，拯救的力量也就同时生起了。居住在卡尔斯的人，来到卡尔斯的人，他们中间还是有人在做着努力，并且一直没有放弃。

奈吉甫，宗教学校的一个学生，他漂亮的眼睛流露着沉思的目光，他谨慎地思考着真主安拉存在与否的问题，他为自己头脑中出现的没有安拉地方，而恐惧、无助，充满犯罪感。信仰令他困惑，他将他的根本困惑写成科幻小说，他有着非凡的想像力与创造力，然而，他却被一颗军事政变舞台上的子弹打穿了眼睛，脑壳也开了花。卡说“这个年轻人有一颗非常纯洁的心”。

“神蓝”是个传奇人物，媒体对他的报道令人难以察觉他的真实面孔。不过，从卡与“神蓝”的直接对话中，从“神蓝”组织卡尔斯各派力量向西方媒体发表宣言借以讨伐国内军事政变的行动中，从伊珮珂对“神蓝”的评价中来看，他至少有着的传统文化情怀与比较纯正的宗教情感，而并非媒体所一贯宣扬的那样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他向卡追溯出自菲尔德夫西的《列王记》的故事，它至少流传一千年，从大布里士到伊斯坦布尔，从波斯尼亚到特拉布松，不计其数的人知道这个故事，并由此理解各自生活的意义，然而现在却被人遗忘了，在伊斯坦布尔的书店里也找不到《列王记》了。尽管，“神蓝”向卡强调，他讲这个故事并不是要暗示自己与这个故事的关联，但是，当“神蓝”说“对父亲的爱引来杀身之祸，而杀死自己的正是自己的父亲”时，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否认他所描述的正是自己与自己的民族／宗教／文化／国家之间的微妙而紧张的关系。结果，他正是被自己国家的一群警察和士兵打死了。

苏纳伊，自称是一个现代戏剧的探索者，一直认为是自己的戏剧为那些忧愁的民众摆脱了世俗与宗教的压力，给了他们生存的勇气与力量。然而，由于一次偶然性的事件，使得政府认为他有借艺术觊觎政治的野心，所以把他视为危险分子通缉了。他和妻子在那些被人遗忘的小镇上执著地为大家坚持不懈地演出。后来，他选择了一个机会，联合军队在卡尔斯发动军事政变，为的是要策划了一幕让自己真正死在舞台上的戏剧，最终把生命彻底献给艺术，以此向世人表白他的确有献身民众的诚意。也许他所谓的“现代戏剧”，严格意义上并非那么现代，但是在他死的时候，探讨他的戏剧是否真正“现代”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一个能够用死来证明的人，至少表明他是良善的。

每一片雪花都是落向世界的一道光

在关怀卡尔斯命运的所有人中，卡恐怕是惟一一位四年之后才死去的人，他记录了他目睹的一切，我们也得以透过卡的眼睛来走近卡尔斯。

卡在一首诗中写道：一生中终会有那么一次雪会飘落在我们的梦中。

卡在卡尔斯所经历的大雪也许就是飘落在他的灵魂之梦中的雪吧。在卡尔斯持续四天不停下着的大雪中，卡领悟到了人类的喧嚣之上的雪的沉寂。在雪面前，卡学会了反思，开始了希望与梦想，体会纯洁的心地，与纯美的宗教意义。在雪的启示下，卡静观眼前过往的人与事，写下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诗歌。

这时侯，卡感到无比幸福。接下来，卡面临最绝望的时刻：他乘坐在离开卡尔斯的火车上，他所深爱的伊珮珂却没能来到他的身边。

伊珮珂没有和卡一起离开，代表了伊珮珂对卡的某种判断，也暗示了卡身上的某种局限。

卡是一个孤独的人，在哪儿都注定了没有伴侣。

在德国，他根本不会说德语，法兰克福十二年的生活里，他从未融入西方的语境，可以说并未西化，当然他那件被视为西化的引人注目的大衣要另当别论。同时，卡也疏远着那些土耳其的政治流亡者，即便他在图书馆、文化馆和土耳其人协会里给大家朗诵他写的诗，但是，没人听懂他的诗。卡能够留给他们的惟一印象是：一直穿在身上的灰色大衣、苍白的皮肤、乱蓬蓬的头发和略带神经质的动作。

在他的两位情人面前，他也没留下什么好的印象：

卡的第一个情人纳兰说卡的脾气很暴躁，喜欢和人争吵，心胸也很狭窄。卡的第二个情人希尔黛佳德说卡就像个聪明、好问、孤独的孩子，他一直都想找一个像他母亲一样的爱人，可是因为他的脾气太坏，所以他总也找不到，就算能找到，他也无法让她留下。……爱上卡很容易，但要和他相处却很难。甚至连他挚爱的伊珮珂都说，要让我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对我来说有点难。

纵然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怀疑一个诗人的真诚。卡离开土耳其去法兰克福的经历，为他提供了一个审视自己与自己的国家的机会，他尽心尽力地审视着他自己、他的民族和他的国家的历史现状。他忧心忡忡，尽管看起来，“灾难席卷世界的时候，诗人头脑的一部分可以对此充耳不闻”，他表现得很封闭、很内向，但他是极为严肃认真地运用自己的方式——写诗并且自己阐释，虔诚地思考眼前令他困惑的一切。他在卡尔斯写下的19首诗歌，正好镶嵌在一枚六角雪花图案之中，从而表明了他自身及他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位置、恐惧、特点和惟一性。当然，他不是完美的，而且能力有限。

密探萨菲特认为，今天这儿没人喜欢卡了。但卡（Ka）始终是雪（Kar）的一部分，而每一片雪花都是落向世界的一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