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自治促和谐（他们兜起社区自治这张网）

澎湃新闻记者 陈灿杰 朱莹 实习生 陈蕾 黄家樑 李明芝 丁超逸

早上8点临时通知做核酸时，不少人还处于睡梦中，陈彤已动身“跑楼”。一层十来户，她挨个儿敲着，一圈下来，有应声、有牢骚，有人则忙着给老人架轮椅。估摸电梯快把这层人“倒”完了，她透过口罩、面罩喘口气，继续往楼下赶。

在她肩胛处，还有些拉伤——有次接龙物资，400多箱菜和米，给她搬伤了，但她没法买药，毕竟眼下，“这种药太不‘必需’了。”

最终楼里530多人做完核酸，两个半小时，算最快的一次，如果说4月25日这天有什么不同经历，可能就是下了场雨，凉快一些。她平静地看着大白收摊走了，往前她会为动员的高效而雀跃，如今只觉疲态，“没那么有激情了。平静里面又多了很多的无奈。”

这是陈彤做志愿者的第28天。

自从上海进入封控，成千上万的志愿者组织起来，将社区从信息的闭塞、防疫的混乱中“挣脱”出来。

“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感觉到，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副教授刘悦来说。疫情以来，他成了小区的一名楼栋志愿者，他觉得，民间的邻里网络，处在社会的最末梢，却也有着强大的韧劲，希望疫情结束后，这张网还能延续，因为那是人在绝境中“最有光辉的东西”。

但同样无法忽视的是，网的负荷能力是有限的，志愿者要面对的，也有日益增长的无力——一场团购纷争、一次对阳性患者的歧视、一次核酸码的临时崩溃，都在社区内加剧着撕扯。

让信息流通起来

68个楼栋，近3600人，鲜有建群——浦西封控时，刘悦来的小区像座孤岛，团购找不着人、阳楼分布未明、孤老帮困信息滞后。决心抱团取暖的他，曾在微博发布小区做核酸检测的场景并留下地址，有网友将他拉进一个社区居民交流群，一看，加上他也才3人。他称这是史上最孤独的群主。好在之后有邻居组建了临时业主群，把刘悦来拉入，算是找到了组织。

刘悦来说，小区林绿家园居委会就6人，一下几千人的物资供应、抗原、核酸压在头上，加上人口本身又是流动的，房屋入住、租售等动态，并不在居委掌握范围内，工作量瞬间几百倍暴增，“也有自己的难处。”封控初期的当务之急，是自发成立一个信息渠道互助。

而信息流通的第一步，就是建立楼栋微信群。

4月5日，仅18栋楼建群，刘悦来说，楼组长平时就慰问下老人，贴贴通告，收收爱心捐款，本身也多是老人，现在负责抗原发放、回收。原本他们就能组群，但“很多时候也很麻烦”，万一群里有诉求、有问题、甚至骂声，都不好应对。

为此，他和社区里几个积极的年轻人在4月7日组建了志愿小组，并强调要和居委会、业委会剥离开，意在不给社区添乱，“我们自主行动就好。”

他们动员了更多年轻人帮助其楼组长建群：如果建群，楼组长来管，年轻人帮忙团购，帮老人买东西和配药。有了群，发放抗原、回收抗原的信息也可以实现无接触，减少风险。

毕竟，“哪一层楼老人，哪一层需要帮助，楼组长知道”，刘悦来说。给楼组长减负了，他们更愿意向志愿者分享相关居民动态；而让楼组长代为宣传，则更有公信力。他的妻子也是楼组长，因疫情防控被困外地，他临时接棒，“关键时刻，楼组长就是楼组的核心。”

有了楼栋群，除了团购，小区阳性病例、阳楼信息能实时更新——有志愿者搜集上海发布、杨浦发布上的信息，并打给疾控中心核实，制作疫情地图；一些老人的配药需求，也会在群里统一搜集后上报给居委。

至4月27日，68个楼栋，仅剩3个未建群。刘悦来觉得，原来年轻人处于原子化的漂泊状态，现在，因为能够帮助到社区的老年人，“找到一种归属感。”

与刘悦来小区相似，普陀区梅四小区在封控之初，也困于信息的不流通。

“数据靠猜的。”小区志愿者张丹说，4月1日封控后，居委并未公布阳性病例、楼栋，等做核酸，喇叭喊“xx栋别下来了”，才能零星凑点信息。尽管楼前已有警戒线，但她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有时没听清，一个密接、一个阳性患者就出了房门。

张丹从居委会了解到，居委也有顾虑，怕公布后造成进一步恐慌，可那时小区各种情绪都在爆发，有志愿者忙活一天，拍个照留念，被居民骂“摆拍”；还有志愿者被传是阳性，其实只是核酸混采后“红”了。到4月9日，居委才开了广播：小区五十多个阳性。而周边小区早已公布数据，公众号都做起来了。

“傻子过年看邻居”，张丹干脆找了个会作图的宝妈，商量搞个“抗疫日报”。在与居委核实数据，由街道党支部审核后，4月14日凌晨，日报终于在业主群中创刊。在“疫情通报”版块,公布了阳性楼栋地图，阳性、密接人员的转运情况。张丹回忆，刊发效果还不错，误会、谣言都少了。“能够安神了。”

梅四小区的第一期“抗疫日报”。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在一些小区，志愿者们已像“企业化”运营般，建立信息的汇集与流通。长宁区华山花苑的志愿者陈彤早在4月2日，就在跑楼通知做核酸时，记下空户、老人等信息，之后制作了物资发放、抗原信息登记系统，让居民能在线更新；小区一位在税务局工作的志愿者，还做了居民物资需求问卷调查表。

华山花苑志愿组制作的物资发放登记表。

华山花苑志愿组制作的抗原信息回收表。

楼里繁杂事项，多是志愿者解决。有老人家里米快没了，和志愿者说一声，一下能把消息传开，凑四五袋，堆到他家门口去；有人阑尾炎复发，志愿者就在业主大群凑消炎药。碰到老人、“三高”等基础病病人求药，也是先在大群里喊一声，看能否借到药，不行再统一反馈给居委。

而所有数据，最终都汇总于制表的“表哥”（注：业内对Excel表格制作能力高超人士的简称）。陈彤说，每天，“表哥”还会先在志愿者群里发任务，大家报上空闲时间，领“排班表”上班即可。

但仍有让陈彤感到困惑的事。“怎么样去保证双方信息的高效互通？”陈彤强调，“还是要有信任。”

陈彤说，对接她楼栋的居委乐乐，因早前就被封在浦东，成了远程调度员。时常到了半夜，乐乐仍在群里答复居民疑问，协调同事配送物资，为老人办理住院，但即便如此，猜忌也不时发生。

她回忆，封控起初，小区连续7天没有新增阳性病例，一个居民突然在群里跳出来，说隔壁楼有人阳了，逼着居委澄清，可当时并没有任何官方通报，对方也不肯说从哪儿来的消息，对话陷入僵持，最终不了了之。

华山花苑志愿者在配送物资。

华山花苑志愿者在统计物资发放。

一个阳性小区的无数问题

信息流通后，志愿组的主线任务才刚开始。

刘悦来的专业是空间设计，封控期间，他临时调整了“研究方向”，从设计空间让人接触，转为如何让人分散。

首先是抗原与核酸检测流程的设计。刘悦来表示，有的楼组长现在还是挨家挨户敲门，万一碰“阳”，很难知情，继续上门更是增加了传染几率。

在抗原发放、回收上，他先领抗原检测试剂，把“小队长”（一道杠）晒群里，让大家知道他没事。做好消毒工作后，再到各家门口发放抗原——居民已按照群里的通知，提前在门口挂了袋子，检测完同样晒群，废弃物扔指定垃圾袋里。如果是“中队长”（两道杠），直接打给居委。

刘悦来邻居做的抗原接收盒。

在核心任务核酸检测上，刘悦来帮自己楼栋绘制了路线图，他解释，小区比较大，核酸点离得远的话容易走错，他就提前找好单向往返的最短路线，并标记出主要转弯处，“照着图走，能减少与其他人群的交叉。”

在核酸检测的细节上，梅四小区的《抗疫日报》也做了不少贴心提示：队伍间隔两米；留意大白是否完成手套消毒；检测中避免接触身前的桌子，且家长尤其要提醒小孩；回家后，要及时对鞋底、衣物、楼道进行消杀。

除此，《抗疫日报》对封控楼垃圾处理也有细致要求：必须扎紧袋口，不松散落地。不能私自下楼扔，得由物业安排人员上门收集、消杀。

面对小高层近530人的核酸检测，陈彤的志愿组再次制作了表格。像完成一个精密的数学模型般，力求在高低楼层居民穿插下楼、避免人群聚集的同时，减少大白的等待时间，为此团队还配了对讲机，将检测时间压缩在3小时内。

陈彤说，检测时，最有体力的几个“同事”，直奔最高楼26楼，让居民在两个电梯口分散排开。七八分钟下完人，立即通知下一层准备，楼里第三部电梯，则负责给检测完的居民“回流”，志愿者不坐电梯，交叉、穿梭在各楼道间。

有时检测点离得近，电梯口容易堵，他们就及时让志愿者在返程路线上设置多个点位，把路程拉长并限流。陈彤打了个比方，像北京西二环，高架拉得特别长，其实就是为了避免短距离内车流集聚，导致堵车。

但“很神奇的”，总会有人漏做核酸，突然在群里说没人叫他，那时陈彤总有些无奈：门都快砸破了，你咋没下来？不过让她更为困惑的，是在各种检测上，居委似乎没有一个规划。

陈彤说，有时上午刚做完抗原，中午还没吃饭，又收到通知，全员再做一次核酸。而援护医疗队，常是连夜突然赶来，“要做到深夜。”还有几次，居委突然通知，早上8点做完抗原，8点半必须回收。哪怕他们40个志愿者，也无法如此高效。那时他们只能一户户敲门，但有人起得晚，有人不配合，陆续做到中午，能完成90％就很不错了。

后来陈彤得知，居委也是临时接的通知，“他们也只能执行。”

刘悦来观察下来，每当小区出了事，多数居民先骂居委，觉得居委有无限责任。像团购出了事，居委接到投诉，可能都还一头雾水。

刘悦来补充说，最近小区一位80多岁独居老太，检出阳性，人原本有点记忆力下降，去方舱怕照顾有限。楼组长年纪大，每天忙送饭，又怕感染，进退两难。有些居民骂居委书记没协调好转运——她已在办公室住了一个月。后来转运时，居委书记自个儿上，帮老人收拾屋子，送上车，协调条件合适的方舱，“都是默默的，很多人不知道，居委也没有精力去解释。”

刘悦来觉得，居委会的确承担了大量行政末梢功能，但本质还是一个民间组织，很多事是超出其权责范围的。“上海平常大量是靠市场供应，日常生活居委会原来是不操心的，以往，它与居民交集不多，把几个独居高龄老人安顿好，给低保户开申请证明，如果不是生小孩，要去居委会盖章，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它在哪。”

如今，“一个阳性发生，小区就有无数问题，对吧？”刘悦来说，他小区有12栋阳性楼，如果各个楼栋居民每天打个电话去问转运、消杀情况，居委会都无暇抽身了，但其实他们很多时候也只能等通知和反馈，而这本该由防疫部门想办法。

“疾控那边可能医疗压力太大了”，接管长风三村医疗救助工作的居委王伟峰表示，转运时常是滞后的。有次小区里几个建筑工人阳了，待家隔离，余粮只够一天。他送了两三天盒饭，人才被转运走。那时小区的恐慌蔓延成对他的攻击，“唾沫声都可以把我淹死。”

他只能尽量安抚，称医疗资源实在有限，一切都在计划安排之中，“这种话居民不听的呀，就挺无能为力的，只能上报，天天如此。”

王伟峰说，平日做核酸、发抗原，“就得半天”，还要接听无止境的电话、诉求，小孩发烧、孕妇见红、血透换药……他得顶住家属的崩溃，及时协调就医，多数时候，“居委会最大的工作就是解释，解释一下关心一下。”自封控，他早上六七点开始忙，甚至要到凌晨才睡，“有时饿过头了，盒饭都不想吃。”

物资、运力与利益的纠葛

在刘悦来眼中，另一个考验居委管控能力、也让志愿者头疼的，则是居民物资保障的需要。

收到街道发的物资，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刘悦来只让人把物资送到楼栋门口，和同楼栋志愿者做好“最后一米”的配送。每户人数不一，有时多出的菜，会调剂给邻居。送菜前，刘悦来照例给自己消毒，把菜放在每户人家门口20分钟以后，用微信群通知开门拿。“（这样）封控期间，每个人接触过谁都是可溯源的，有什么问题便于查询。”

林绿家园8号楼的食品共享角，可以物易物。

林绿家园的爱心物资箱，需要可自取。

后来，因为物资难以保障，小区里出现了团购，志愿参与团长群的刘悦来坦言，当物资、运力乃至利益相互纠葛时，“要平衡这些很难。”

刘悦来说，小区有志愿的运输队，承担配送物资。起初，大家有求必应，想着能帮居民购物，累点也认了。结果常是忙到深夜，饭都顾不上。再加一些“大团”，近千单，一下子来24瓶牛奶、蔬菜成箱堆着，“消杀都来不及”，虽然有团长和副团长一起运输，但运输队压力陡增。几乎不插手团购的居委会，为此专门规定，晚上9点后原则上不再配送，中午留出1小时的休息时间。

“不进行一定约束的话，一定会损伤志愿者的积极性”，志愿组随后建了团长群，希望二十多位团长能自我“约束”：大团争取白天到货消杀，相互间要避开，否则一下就会大量消耗运输队精力；志愿者组团的话，以酒精、防护服等必备品为主，避免利益牵扯；至于团购清单，也有优先级，像面包就属于“高级消费”，得往后排了——不过有老人提出吃面包更方便时，团长们专门组了个小团，请志愿者帮老人代拍。

事实上，建立在团购上的信任随时可能“崩盘”。刘悦来回忆，有个团长原本想感谢志愿者，一次在未与运输队志愿者商讨的情况下，在团品发布时说要在每个订单加收两块钱补贴，运输队赶紧发布声明：“我们不拿补贴”，不少志愿者也改了头像、昵称：我是志愿者，承诺不拿一分钱好处费。一些居民由此质疑，该团长参与的社区防疫物资募捐也有“黑幕”。

为回应质疑，刘悦来和志愿小组写了声明，称所有的票据会一一公开。他组织了腾讯会议，希望能见面直接反馈意见，并邀请经手的邻居答疑。但还是无法获得捐赠居民认可，募捐最终以退款告终。“我自己也缺乏经验，这也是一次民间自组织的信任危机。”他觉得，很多团长本来也不是专门搞团购，只是因为自己和家人邻居要吃东西才组团，志愿小组也是业余参与，居民之间平常交流很少，发生问题难以避免，唯有坦诚认错，“最重要是真诚。”

在陈彤的小区，为避免消耗志愿者精力，团购配送只由团长和团员负责。但团长之间，也有可能爆发冲突。

陈彤回忆，曾有人开了个面包团，另一人随后推了同个团，并称自己是志愿者，不带盈利目的，不过其在公告中有声明称，每单可能增加1块或2％服务费，用以弥补后续额外成本——两人以这是否为代购费吵了半小时，结果其中一人直接退出了志愿组。

陈彤说，当天组里就出了新规，志愿者可兼顾团长，但不能打着志愿者的旗号开团，“两者的信任基础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有哪个小区能免受因物资匮乏带来的种种矛盾，那可能是徐汇区的衡园小区。志愿组负责人张克胜说，小区不少住户就是医生，早在封控前，就告知居民，此时出门屯菜，必是人群密集，“好比羊入虎口”，感染风险极高，还不如把“绿码菜农”请进小区卖菜。为此，居委书记直接与菜场主管对接，确定配送商户——封控后，这些商户成了供保商户，直接把各类蔬菜、瓜果、禽类拼成大礼包。

同样依托小区里的医生，配药省掉了繁琐流程。张克胜说，他把药品照片发给医生后，看是否有药，最大配量是多少，随后骑个摩托过去，十来分钟，一次能配三四个老人的药。

“封控不能封嘴”，53岁的张克胜表示，多数居委会的基层干部，可能并不具备庞大物资调配及心理疏导的能力，而市场经济运行这么多年，“再想回到计划经济的配合，是很难的。”

每个人都利益攸关

“除了把人关在家里，总归还（得）有点其他措施，对吧？”高压下，志愿者许建辉选择退出核酸检测工作。

导火索源自核酸码的多次“崩溃”。4月12日早上，浙江赶来的采样医生到位，志愿者到位，居民到位，核酸码却扫不出来，那时气温最高33℃，一个90多岁的老奶奶，坐着轮椅被人推出来，却只能在他面前干等。他让居民先回去，等他扫出码，喊回居民，老奶奶又被推出来，结果核酸码又崩了，“半天弄不好，我又把大家劝回家，第三次我再去叫的时候，我都不敢按门铃。”检测期间，还有一个志愿者当场退出——他已快中暑晕倒。

但志愿组与居民的付出，不一定就有成效。许建辉说，封控至今，多轮检测，很多人是憋着尿、饿着肚子在做核酸，但小区的阳性、阳楼却在增多，不少居民怀疑，是做核酸出了交叉感染。

“已经有居民骂志愿者是帮凶了”，许建辉说，这对他刺激挺大的，志愿组组建第一天，三十多人，忙到凌晨2点多，光物资就搬了近5吨，那时大家还挺有信心，现在压力与日俱增，却好像“刹不住车”。他希望在检测之余，能有专家给出一些分析和建议。

即便是像企业般运营的华山花苑，也不乏“失控”的时候。陈彤说，她小区有个阳性，居家隔离8天后转运，随即出现在“上海发布”的新增病例中，其所在楼栋再度封控。不少人抱怨，8天白关了，还有人说，既然是同个小区，要封一起封，凭什么其他楼可以是防范区？

4月14日，陈彤小区又有新的楼栋检出阳性，“但我们连续三四天没做过核酸检测，请问这数据从何而来？”她推测，数据上报可能存在滞后，或者是核酸码只识别身份证户籍地址，“很有可能是户籍在我们这，但仍居住在外地。”

陈彤曾以为，这只是一个短期应急的战时状态。大家怀揣共同信仰：快速筛查，快速出结果，渡过难关。他们组织一次用时很短的核酸检测，总像打了一场漂亮的仗，她想着以后大家摘下面罩，搞次团建，把酒言欢，结果发现一切才刚开始。志愿者里，有人开始失望，有人为生计所困，她也变得悲观起来，“一定会慢慢走散的。”

华山花苑一位身处抗疫一线的工作者，回家休息不到两天，抗原自测阳性，4月23日，其一家三口都被带去方舱。插画为小区居民 邱戟 绘

对自己的志愿工作，她也渐感乏力。她表示，居民的心态也在变着：原定的5天封控初期，配合检测。随着封控拉长，居民疑问不断增多：何时解封？为何这么频繁检测？当志愿者穿上防护服，居民总默认那代表了官方，“但是这些问题都不是我们能回答的。”

“每个人的内心肯定是有疲态的”，陈彤说，在小区接连检出阳性后，一些居民开始抗拒核酸，只愿在家做抗原，那时她就沉默走开，“尊重每个人的决定。”她表示，不再有志愿者觉得又打完一场所谓的胜仗，“其实并没有人沉迷在这场灾难中，我们所打的这种仗，本不应该发生。”

到4月26日，连续做了三天核酸后，经历了下雨天、崩溃的系统，志愿者们累坏了，陈彤回到家，来不及办公，直接睡到晚上。没想到第二天收到通知，7点要再次核酸。志愿者们最终商量，只通知大家，但不敲门，让居民自行决定，自愿前往。

第二天，所有志愿者都睡了一个懒觉。陈彤收到照片，居民们正间隔2米，有序排队，等待核酸检测。虽然有一半居民没有出现，但陈彤特别开心，“这就是我们的勋章。即便我们不在，大家已经再也不会像第一次那样聚集了。”

刘悦来则希望，封控结束后，志愿组仍能延续，甚至发展为NGO公益组织，他研究过多个社区治理案例，发现像日本，台湾、成都等经历过大灾大难的地区，民间组织极具韧性。因为在交通、物资、信息全部断掉后，人只能依靠邻里网络自救。

“每个人其实都是利益攸关的。”他说，封控期间小区垃圾运力有限，居委规定干垃圾先留在家里，很多人干脆往楼道上放，他则在家囤了十几天干垃圾，粘了菜的袋子，洗好拿凳子压着，也不占地方。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为了减轻小区负担，也是清洁阿姨万一感染后的预案。

在他看来，居民、小区里的孤寡老人、清洁工、保安……都是命运的共同体，一环扣一环，唯有真正站在彼此的处境着想，才有希望可言。他看到人们从被动困在社区、到主动去改变，“很少有人只靠自己或者家庭本身就能独善其身。”

对王晓洁来说，因为做志愿者，她在住了好多年的小区里，“算把楼里的全认识了个遍。”志愿者还组建了各种兴趣群、行业群，甚至相亲群，“会有一个发泄出口”，王晓洁说。

令她记忆深刻的是，那些害羞腼腆的老人在拿到蔬菜食物时，也喜欢和她在门口聊聊天。还有一次发团购物资，一位一起做志愿者的姑娘突然唱起了歌，有人下楼遛狗，旁边大妈在说话，“我又回归到一个非常温暖的时刻了。”

（应受访者要求，王伟峰、陈彤、许建辉为化名。澎湃新闻记者吴佳颖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黄霁洁 图片编辑：张同泽

校对：施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