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儿童问题行为评估与干预（父母及教师对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评估的一致性及差异研究）

学龄前期是心理行为发育的重要时期，这个阶段儿童可塑性较强，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行为问题。并且这个时期出现的行为问题可能会延续到学龄期、青少年期，甚至成年，进而影响儿童及带养人的生活质量。目前，行为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儿童心理社会功能的五大慢性儿科疾病之一[1]。国外研究报道的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率为14%~26%[2,3]；国内相关研究结果显示的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率为14%~21%，且研究普遍发现男童的行为问题发生率较女童高[4,5,6]。儿童行为问题的评估通常需要在不同环境（如家庭和学校）的多个场景进行，由于学龄前儿童无法提供自己的可靠信息，故临床医生经常会依靠儿童父母和教师提供的信息进行评估[7]。在临床实践中，儿科医生经常面临家长和教师对儿童行为报告不一致的情况，但较少有研究关注父母和教师对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发生情况的评估一致性和差异。本研究通过调查重庆市主城区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现状，了解家长与教师对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评估的一致性和差异，以期为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评估、诊断及后续治疗提供依据。

于2018年6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在重庆市6个主城区幼儿园开展横断面调查。重庆市主城区一级园、二级园、三级园的儿童数量之比约为4∶2∶1，为保证各级幼儿园的调查儿童总数大致相等，在每个区按照"一级园∶二级园∶三级园=1∶2∶4"的比例抽取幼儿园7个，共抽取幼儿园42个。整群纳入抽中幼儿园的学龄前儿童，年龄需为4岁至5岁11个月[8]，排除患有严重躯体性疾病、重性精神性疾病、癫痫及其他神经系统和运动系统器质性疾病者，最终纳入学龄前儿童2 698例。本研究经重庆市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审批号：L2017026），纳入儿童家长和教师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儿童家长填写Conners父母用症状问卷（PSQ），教师填写Conners教师量表（TRS）。（1）PSQ包括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心身问题、冲动-多动问题、焦虑问题、多动指数6个因子，共48个条目。各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没有此问题"计0分，"偶尔有一点或表现轻微"计1分，"常常出现或较严重"计2分，"很常见或十分严重"计3分。（2）TRS包括品行问题、多动问题、注意力不集中-被动问题、多动指数4个因子，共28个条目。各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无"计0分，"稍有"计1分，"相当多"计2分，"很多"计3分。计算上述各因子的Z分，计算公式为：Z分=该因子包含的所有条目得分之和÷条目数。多动指数因子以Z分≥1.5分为阳性，其他各因子以Z分>常模（

±2s）为阳性，存在任何一个因子阳性即判定为心理行为异常。PSQ、TRS中国常模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2[9]、0.95[10]。

开展调查前，对各幼儿园项目负责人进行培训，使其熟悉并掌握问卷调查方法。儿童家长的问卷调查，在幼儿园教师的协助下采用集中发放、回收的方式，问卷填写前由项目负责人讲解调查内容，填写完成后由幼儿园教师回收问卷。儿童教师的问卷调查，由本班教师填写。共发放问卷2 698份，剔除填写不完整的问卷38份，共回收有效问卷2 66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8.59%。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

±s）表示；呈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M（QR）〕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PSQ和TRS相同因子得分的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660例学龄前儿童中，男1 368例（51.43%）、女1 292例（48.57%），平均年龄为（4.99±0.56）岁。基于PSQ的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14.47%（385/2 660），各种行为问题按检出率由高到低排序为：学习问题〔9.21%（245/2 660）〕、心身问题〔5.15%（137/2 660）〕、多动指数〔3.16%（84/2 660）〕、品行问题〔2.93%（78/2 660）〕、冲动-多动问题〔1.05%（28/2 660）〕、焦虑问题〔0.38%（10/2 660）〕；基于TRS的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4.44%（118/2 660），各种行为问题按检出率由高到低排序为：多动指数〔2.93%（78/2 660）〕、品行问题〔1.99%（53/2 660）〕、多动问题〔1.39%（37/2 660）〕、注意力不集中-被动问题〔0.26%（7/2 660）〕。对PSQ和TRS中相同因子的检出率进行比较：PSQ和TRS中品行问题的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890，P=0.025）；冲动-多动问题/多动问题、多动指数的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29，P=0.635；χ2=1.262，P=0.263）。

（1）基于PSQ的男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17.91%（245/1 368），女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10.84%（140/1 292），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6.860，P<0.001）。具体到各行为问题，男童和女童在学习问题、心身问题、多动指数上的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2）基于TRS的男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6.29%（86/1 368），女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2.48%（32/1 292），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2.780，P<0.001）。具体到各行为问题，男童和女童在品行问题、多动指数上的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2.3　不同性别学龄前儿童的PSQ和TRS得分比较

（1）PSQ中，男童和女童在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冲动-多动问题、多动指数4个因子上的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3）。（2）TRS中，男童和女童在全部4个因子上的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4）。

2.4　PSQ与TRS得分的相关性分析

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1）在男童中，TRS中品行问题、注意力不集中-被动问题、多动指数得分与PSQ中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冲动-多动问题、多动指数得分呈正相关，TRS中多动问题得分与PSQ中品行问题、冲动-多动问题、焦虑问题、多动指数得分呈正相关（rs值为0.056~0.113，P<0.05）；TRS中多动问题得分与PSQ中焦虑问题得分呈负相关（rs=-0.059，P<0.05，表5）。（2）在女童中，TRS中各因子得分与PSQ中各因子得分无相关关系（P>0.05，表6）。

3　讨论

学龄前行为问题可能持续到成年，为实现尽早干预、延缓疾病进展，诊断也应尽早进行。学龄前儿童对于自身症状不能准确表述，因此在临床评估学龄前儿童的行为问题时，来自不同角度的外部评估显得尤为重要。在既往研究中，有学者仅采用对父母的调查来获得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率[11]。但对于学龄前儿童而言，教师亦是重要的信息提供者。KENNERLEY等[12]调查了家长和教师对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状的评分，并将这些评分与学校临床医生的观察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教师的评分与临床医生的评分相关性更好，提示教师更能客观评估儿童的行为表现。本研究采用PSQ和TRS开展调查，旨在分析父母与教师对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报告的一致性和差异。结果显示，基于PSQ的行为问题检出率为14.47%，基于TRS的行为问题检出率为4.44%，基于PSQ的检出率高于TRS，提示家长比教师更容易报告更多的行为问题。PSQ和TRS中均包含品行问题、冲动-多动问题（多动问题）、多动指数3个因子，其中PSQ中的品行问题检出率高于TRS。分析原因：一是国内大部分学龄前儿童为独生子女，家长对儿童更为熟悉，儿童在家的时间较在幼儿园长，家长有更多的机会观察到问题，比教师更关注儿童的行为表现；二是家长可能比教师更缺乏处理学龄前儿童问题的经验，因此较教师更担心儿童的问题[13]；三是学龄前儿童可能已经学会在幼儿园或其他环境中比家中表现得更好，其在家里比在幼儿园表现出更多的行为问题，因此父母会比教师报告更多的问题。上述研究结果提示：在评价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时，要综合考虑不同情境及不同信息提供者所提供的信息。儿童的行为会因环境而异，信息来源不同，评估结果也可能存在差异。

虽然基于PSQ和基于TRS的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有所不同，但二者对男童和女童的行为反应有较好的一致性。无论是基于PSQ，还是基于TRS，男童的行为问题检出率均高于女童。具体到各种行为问题，PSQ中男童在学习问题、心身问题、多动指数上的检出率较女童高，TRS中男童在品行问题、多动指数上的检出率较女童高。此外，PSQ中男童的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冲动-多动问题、多动指数因子得分较女童高，TRS中男童的品行问题、多动问题、注意力不集中-被动问题、多动指数因子得分较女童高。反映出家长及教师均认为学龄前男童行为问题多于女童，这也符合学龄前男童外向性行为问题多于女童的规律，与宋芳等[14]的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原因：一方面，学龄前女童大脑右半球比男童发育成熟，更善于用语言而非肢体动作来表达内心的感受与体验，因此更容易被同伴接受与理解；另一方面，家长通常认为男童的外向性行为更多符合男童的特点，更容易包容其在家发生的行为，从而缺乏对其的约束。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对于男童，TRS中的因子得分与PSQ中的因子得分呈不同程度的正相关，且与品行问题、冲动-多动问题、多动指数因子得分的相关性较高。反映出父母在这些问题上对儿童的观察与教师一致，尤其是对于外向性问题，如品行问题、多动等[15]。

情境特异性对于评价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极其重要，因此父母和教师都是有价值的信息提供者，能够提供关于儿童情境特异性行为的有效信息，从多个角度帮助临床医生在评估中识别主要问题及一些重要的病因因素（如来自家庭的因素或者幼儿园的因素）[16]。如果家长报告的行为问题比教师多，那么这种行为的发生原因可能在家里就能找到；相反，如果教师报告的行为问题比家长多，那么这种行为的发生原因可能在幼儿园会被找到。因此，临床上需要对从家长和教师处获得的信息进行综合评价，以最大限度地从内部差异中评价儿童的行为问题。如果在幼儿园的行为与在家里的不同，那么父母和教师的评估结果之间的存在不一致性是合乎逻辑的，而不应被认为是无效评估。

综上，对于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评估，家长与教师之间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和差异。这种一致性和差异都提供了有效信息，需要临床医生结合临床评估综合判断，以指导后续干预。本研究中，部分家长问卷为带养祖辈填写，由于文化水平的差异，会造成一定偏颇，故在未来研究中可就此方向做进一步分析。

本文无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源：王丽,王念蓉,涂明淑,等. 父母及教师对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评估的一致性及差异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 2022, 25(31): 3899-3903.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2.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