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亲自策划把关东方红创作（周总理亲自策划把关东方红创作）

前言

1964年10月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座无虚席，一场为了庆祝建国15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首次展现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国贵宾面前。演出结束后，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在这一部描写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型舞蹈史诗中没有看到有关南昌起义的专场表演。今天为大家解开这一个谜团。

东方红剧照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在周总理的倡议和指导下集中了全国音乐、舞蹈、诗歌、美术等各方面的艺术家的集体智慧创作完成的。其灵感来源于1964年在上海的一场大型演出。

上海的一场歌舞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

1964年5月，正值上海解放十五周年，为了庆祝这一节日，上海文艺界在上海市委的指导下在文化广场进行了一场名为《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的大型演出，通过音乐、舞蹈等方式表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大型歌舞，由上海各大专业文艺院体和部分业余演员2000多名参与了班次演出。

这一部《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的大型舞蹈史诗在上海来说还是第一次，演出将革命的思想和大型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同时借鉴了朝鲜表演大型歌舞的相关惊艳，在上海演出后引发了不小的轰动。连续表演多场，场场爆满。

陈毅和周恩来

1964年6月18日，陈毅副总理陪同一名来华访问的非洲国家元首观看了演出后，得到了外国元首的高度赞誉，便对上海市委做出了指示：演出班子不要解散，我要请总理过来看一次。

周恩来听到陈毅副总理对于这一部大型演出赞不绝口，决定亲自前往上海一探究竟。1964年7月13日晚上，刚刚结束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的周总理和陈毅一道，在上海市委书柯庆施的带领下观看了上海文艺工作者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

周恩来看着舞台上演员们的表演，仿佛再次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年代，看着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通过歌舞的形式搬上了舞台，周恩来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此时他的心中酝酿着一个更大的设想：能否在十五周年国庆之际，将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建国十五年来的光辉历程通过这样的方式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呢？

周恩来回到北京，马上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周扬和文化部、总政文化部的负责同志畅谈了这一设想，紧接着他又将此事带到了国务院各部的党组书记会议上，征求大家的意见。

他热情洋溢地说到：“我上个月被陈老总拉到了上海，看了一个2000多人的歌舞，我很动心，于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在十五周年国庆，把我国革命发展，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通过艺术表演，逐步的表现出来。”

力排众议紧张筹备

1964年7月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等部门研究“北京音乐节”的筹备工作时，借机将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开始大家一听首先是很振奋，但是振奋之余与会人员又陷入了疑虑。

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64年建国十五周年跨越四十多年的中国革命之路，通过三个小时的演出来进行展现，这幕后的工作量可想而知，而且当时距离国庆节只有短短的了两个月时间，大家纷纷陷入了沉默中。

周恩来看到大家面面相觑低头不言，发出了一声爽朗的笑声说：“时间上虽然紧张了一些，但是有上海文艺团体的经验，总政文工团的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相关舞蹈，以这些成熟的节目为基础进行加工，我相信是可以搞出来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信心！”

大家看到周总理有如此的想法，大家的积极性也被调动了起来，7月24日，周扬以中宣部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报告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中央理论工作小组组长康生并转发给了周总理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报告中提出创作一个高度概括的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在国庆期间演出。

周总理于7月30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相关方面的负责人前来开会，最后亲自决定，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力争在国庆节展现在首都人民面前。

在会议上周恩来亲自点将组建了一个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大型歌舞的演出和指挥工作排练工作。对外称“大歌舞指挥部”

关于名称的问题大家都认为上海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个名字太长，一位参会人员随口说了一句“不如叫东方红”！周恩来听到这三个字眉头一展，高兴地站起来，拍了一下桌子说:“东方红，就是它了，这个题目很不错”

东方红剧照

1964年8月1日，周扬的报告的得到了批示，周总理还在报告上就演出队伍，朗诵词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批示，从此开始《东方红》的创作与排练工作就紧锣密鼓的开始了。

而此时在中国的文化领域，正在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央部分领导人在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对建国后的文艺状况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观点，这种观点又被部门别用用心的人进行放大，否定了建国以来在党领导下的文艺战线上的大多数作品，一大批的文艺工作者收到了牵连。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周总理亲自策划了并且组建了一个多达3000人参加的大型歌舞演出，除了肯定建国以来党的文艺成就外，还想通过让一些优秀的文艺工作者以参与《东方红》的创作和演出的形式加以保护，避免受到错误的牵连。

对于创作团队和演出团队上，周总理决定遵循毛主席“大学解放军”的主张，决定以总政文工团为主，但是周恩来说：“虽然总政文工团是主力，但是要戒骄戒躁，中央歌舞剧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等地方团体都要参加”

周总理担任总导演，亲自把关每一个细节

对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周恩来特别强调：要用最好的演员来表演，用最好的作曲家来给毛主席的诗词谱曲，用最好的演员来演唱。周恩来指示在《东方红》中选用大量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歌曲，其中有反应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的《游击队歌》和唤醒全民族加入抗战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因为两位作者贺绿汀和田汉正在接受“批判”，再加上部分人以《游击队歌》的曲风偏软产怀疑，提出将两首曲子拿下的建议，周恩来听到之后说了一句话打消了所有人的质疑：“我们要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待，有些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用？”

《东方红·游击队歌》剧照

周恩来在《东方红》的创作和排演期间，从作品的主题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从细节的处理到服化道的设计和布置，都是亲自参与其中，经常在半夜忙完公务之后，一个人来到剧组，和编导一起讨论，制定演出方案。

但是，艺术不是简单地对历史进行一成不变的复刻，《东方红》也不能可能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每次重大事件都搬上舞台，艺术需要集中化，典型化。

对此周恩来和编创人员说：“毛主席在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中曾经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东方红》所要表现内容的选择和情节的安排上都应该围绕正确表现这三个法宝的极其相互关系。”

经过漫长的讨论，主题终于确立了，但是如何在舞台上展现周总理提出的立意，确实是个不小的难题，因为在当时还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模板，可以高度的概括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程。

《东方红·飞夺泸定桥》剧照

对于我党经历过的历次武装斗争，周恩来说，无论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还是反法西斯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武装斗争，五个阶段各有不同特点，标志着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只有找到了这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特色。

周恩来作为《东方红》的总导演、总策划，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周恩来十分注重真实性。在表现红军长征的一幕中，如何正确表现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时候，大家陷入到了争论当中。有人提出统称为红军就可以，但有人认为只表现中央红军就可以，两帮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找到了周总理。

周恩来说：“虽然，当时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之一张国焘脱离了党，但是广大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是好的，应该正确的对待他们的功劳”后来毛主席也赞同周恩来的看法。

后来在演出中，关于红军的部分，将三个方面军都完成详实地展现了出来，而且周总理还亲自操刀修改了三大方面军会师的歌曲。

《东方红·红军大会师》剧照

可以这样说，《东方红》从歌词、歌曲、乐曲、朗诵词以及服装道具、舞美等表演艺术手段的设计，都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甚至每一次分场排演，他都亲自审看。正式公演前预演过8遍，周恩来竟然看了5遍。

周恩来一向强调艺术民主，谈自己的看法时总是先声明：我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对很多问题不可能没有感触，包括文艺问题。我说错了，大家议论改正；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得对的，供大家参考。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一名年轻演员当时感叹道：“在总理面前，我觉得比在我们团长面前还受尊重得多。”

《东方红·南泥湾》演唱者郭兰英

总理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进行了首次演出，从10月2日到10月16日，一共演出了14场，以宏大的场面、宏伟的气势、精湛的演技，轰动了整个北京城。

10月6日，毛主席、周总理、彭真、贺老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为国庆十五周年举办的晚会，一同和驻京陆军、海军、空军以及人民公安部队的指战员们一起观看了这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这一部大型舞蹈史诗不光是受到了国内观众的热烈关注，而且还得到了日本文艺界的高度赞赏。1964年10月15日，周恩来陪同来华演出的日本芭蕾舞团的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两位舞蹈家一同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还特意带两位艺术家到后台进行参观。

两位艺术家提出了就演出提出了很多专业上的问题，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周恩来总理竟然能够进行专业的回答，让清水和松山不由得发出赞叹：“周总理，您怎么会这样清楚的知道这些事情。”

在一边的中国演员和两位日本艺术家说：“演出总导演就是我们的周总理啊，他当然知道这些”

清水和松山听到之后十分感动，拉着中国演员的手激动地说：“你们是幸福的，也只有中国才会有这样的总理。”

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看望《东方红》演职人员

1964年10月16日是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天。

这一天，毛主席率领在京的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看望参加演出的全体演职人员，周总理站到麦克风前，向四周环顾一圈，含着笑意和大家说了一段话，让大家全部楞在了那里。

“今天正式开会前，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但是我要提三个要求：第一，大家不要跳，大会堂的楼板会承受不住的；第二，大家不要高呼口号，我的耳朵会受不了的；第三，注意维护会场秩序……今天我国西部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周恩来话音刚落，全场沸腾了，3000多人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和掌声，人民大会堂成为了欢乐的海洋。

周恩来不顾江青反对 将《东方红》搬上大荧幕

1965年国庆节之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暂时告别了舞台，但是作为《东方红》的总策划、总导演的周总理的心始终放心不下，1965年国庆节后，周总理把《东方红》指挥部的有关负责人召集到西花厅，讨论如何将这一部大型的音乐舞蹈史诗搬上大荧幕。

根据周总理的建议，为了将《东方红》拍成电影，特意将文化部电影司的负责人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戏剧学院毕业的新中国著名电影家司徒慧敏以及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负责人和确定王苹、李恩杰为导演，薛伯青、钱江等为摄影。为了加强艺术领导，指挥部还专门成立了《东方红》电影导演团。

司徒慧敏

1965年12月的一天，周恩来邀请人大和政协的电影艺术家们和《东方红》导演团的成员到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关于电影拍摄的座谈会。

在会议上，江青终于打破了沉默，发出了自己的观点：“把这一部大型的音乐舞蹈史诗拍成电影，我十分担忧，因为《东方红》自始至终没有东西贯穿，艺术效果平淡，革命乐观主义不够突出。”

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来，周总理就看到了新中国文艺界局势的混乱，决定亲自来进行纠正和改革，这一做法导致了以“文化领域的哨兵”江青的不满。

江青后来在1966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1964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在会上，我提出乐队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周恩来又另外召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讲要先分后合。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该作检讨的。”江青还指责有关负责人把《东方红》列为建国以来优秀剧目，说《东方红》的问题也不少。

其实，对于江青的反对，周总理早有感觉，因此周总理在指导创作《东方红》的时候，十分小心谨慎，对于是否表现他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问题上，创作人员一再主张要以专场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是我党进行武装斗争的开始，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写“八一”南昌起义，当然就不成其为完整的当代革命历史。遭到了谦虚谨慎的周总理的反对。

油画《南昌起义》

首先，周恩来总理作为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再加上是《东方红》的总策划、总导演，自然而然地对这部分历史很熟悉，也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周总理以他谦虚的性格，是不愿意突出自己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其次，如果周总理将南昌起义的这段历史单独展现出来，会给以党内一部分想要对总理不利的小团体落以口实，说周总理借此机会凸显自己。

尽管江青对《东方红》持有否定态度，但是周总理坚持自己的正确的看法，不受其他任何干扰，坚定地说：“既然我背上了这个包袱，我不害怕”

《东方红》剧照

在《东方红》的摄制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关心着每一步工作。每隔几天，他就要同编导人员一起审看样片，听取汇报。经过所有演职人员的努力，同年，这一部大型舞蹈史诗终于被搬上了大银幕。

从1964年夏天周恩来开始策划《东方红》，到共和国15周年献礼，再到1965年国庆节拍摄成电影公演，无不凝聚了以周总理为首的创作人员和演出人员的心血，将波澜壮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以演出和电影的形式保留下来，让我们得以通过荧幕来铭记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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