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父亲因何而去世（鲁迅父亲的病里几位）

《父亲的病》是1926年鲁迅先生写的一篇回顾父亲周伯宜（1861—1896）生病、治病、去世经过的文章，讽刺、批判了庸医误人的现象。文章先后提到几位“名医”，只是有人是真名医、有人是假名医罢了。

周伯宜生病与鲁迅祖父周介孚犯案有关。周介孚（1838—1904），同治六年（1867年）举人，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江西金溪知县、内阁中书等职，光绪十九年（1893年）因科场行贿被光绪皇帝定为“斩监候”，周介孚潜逃，周伯宜被抓替父顶罪，周介孚自首后周伯宜获释。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周介孚被释，光绪三十年（1904年）去世。监狱自然难比家中，条件很差，导致周伯宜营养不继，从监狱归家后“喜怒无常、酗酒、吸鸦片”，先是咳嗽后是咳血再是水肿，从症状判断其患的应当是肺结核，周家找了两位“名医”为其治病。

第一位“圆而胖”，文中没有出现这个人的名字，此人真名姚芝轩，医术如何呢？他以“经霜三年的甘蔗”作药引子，治疗两年后“（鲁迅）父亲的水肿是利（厉）害，将要不能起床……”，病没有治好反而加重了。这时，他对鲁迅说，“病是不要紧的”，但“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便又推荐了陈莲河先生，借口是“经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鲁迅此时明白，“荐一个生手自代，和自己完全脱离了干系”，属金蝉脱壳之计。

姚芝轩的医德如何呢？他出诊诊金是一元四角，特别出诊为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去请他，非一百元不去，去了只是草草地一看，开一张方，拿了诊金就走。很明显这是一位以挣钱为目的的庸医。姚芝轩还拉大旗作虎皮，将自己与叶天士相提并论。鲁迅在文中写道，“先前有一个病人，百药无效；待到遇见了什么叶天士先生，只在旧方上加了一味药引：梧桐叶。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叶天士为清代乾隆年间的名医，其以梧桐叶作药引救治“邻妇难产”属实。

姚芝轩推荐的“陈莲河”在鲁迅眼中“长而胖”，其真名何廉臣（1861—1929），名炳元，与周伯宜同岁，何家世代行医，其本人亦系绍兴名医。在一个世纪前，类似肺结核的病都是难症，当时中医西医都难以根治，经过何廉臣的诊治，周伯宜生命延长了三年，由此可以看出何廉臣医术还是相当高的。至于鲁迅在文章中戏谑他以“原配”蟋蟀一对作药引子，则是出于抨击庸医而虚构的。

何廉臣对中医药发展传承亦是有贡献的。北洋政府执政时期曾将中医排斥在正规教育之外，何廉臣与中医界共同抗争。何廉臣曾任中国医学会副会长、《绍兴医药月报》副总编，著有《湿温时疫治疗法》，编纂《全国名医验案类编》。难能可贵的是，何廉臣并不盲目排斥西医，反而“广购西医学著作译本，悉心研习。”

后来，有人据《父亲的病》一文认为鲁迅排斥中医，其实并不尽然。《父亲的病》一文中确实写了多种看起来不合理的药引来讽刺部分医生，这与他当时的心境有关。周伯宜患病后姚芝轩治了两年多，何廉臣治了三年多，由此可推算周伯宜生病时鲁迅10岁左右，周伯宜去世时鲁迅不过16岁。1925年鲁迅在《自叙传略》一文里写道，“我到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居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

“一场很大的变故”指的就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周介孚为其大儿子及周家晚辈科场行贿而被判“斩监候”后潜逃，周伯宜被抓替父顶罪一事，周家因此败落，这也是鲁迅被寄居在亲戚家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周伯宜从监狱中放出后就生了病，姚芝轩、何廉臣先后到家为其治病。鲁迅根据自己为父延医抓药的经历，再加上自己从小患有齿病，认为父亲是被江湖庸医给治死的，写此文旨在揭露庸医害人的龌龊和对封建孝道的反感。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鲁迅坦陈了痛恨中医的缘由：“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夹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但不能据此认为鲁迅否定中医。事实上，鲁迅生前曾多次用中医药治病，并肯定其疗效及贡献。

《鲁迅日记》1912年11月10日载：“饮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1916年1月22日载“晚因肩痛而饮五加皮酒”。1930年《鲁迅日记》中记有4次为儿子周海婴到仁济堂买药之事。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也谈到鲁迅还曾以芥末糊为其治疗哮喘病，“经过这一番热敷，感到呼吸大为通畅”。鲁迅认为，“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本草纲目》……含有丰富的宝藏，大部分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并称赞《验方新编》里的一些药方，介绍给朋友用于治疗孩子的疝病。

由此可见，鲁迅抨击的是某些庸医，批评的是庸医的不良医风，排斥的是庸医害人的行为，并不是否定整个中医，更不排斥中药。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作者：韦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