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句话总结谭嗣同的一生(少年不懂谭嗣同)
题目:少年不懂谭嗣同,待到懂时已中年(公号:老会计学新知识)
谭嗣同画像
1 苦闷的少年时期谭嗣同在多年以后,还记得他七岁时的一次分别。
那年,他母亲徐夫人带他大哥回湖南浏阳完婚,把谭嗣同却留在北京,还对他说,一定不要太过思念。
谭嗣同点头答应。
当徐夫人上车,准备远去时,看着车子开动,谭嗣同还是目泪盈眶,但想到对母亲的承诺,还是强忍着没有掉下来(强抑不令出)。
别人问他,也始终一言不发。实际却是思念成灾,一天天身体消瘦了起来。
过了一年,他母亲回京,见他瘦得厉害,问他是不是因为思念的原故,他却又坚决不承认。
徐夫人心知肚明,深感欣慰,笑着对左右的人说:
这孩子倔强得很,自立自主肯定没有问题,我就是死了,也不用担心啊。
当时,大家都没有在意徐夫人提到死。
三年后,谭嗣同二姐到北京治白喉病。很快,徐夫人,谭嗣同大哥,谭嗣同都传染上了白喉病。
谭嗣同也因此奄奄一息,昏迷了三天。当他苏醒过来时,才发现母亲、大哥和二姐都已经去世。对谭府来说,堪称人间惨剧。
谭嗣同字“复生”,即由此而来。
事后,谭嗣同回想起七岁时母亲说过的话,尤觉悲痛,仿佛冥冥中有一股神奇的力量,主宰着人世间的事情:
“嗣同初不辨语之重轻,乌知其后之果然耶?哀哉!”(《先妣徐夫人逸事状》)
母亲去世后,谭府姨太太当家,对谭嗣同二哥和他兄弟二人情近虐待,北京浏阳会馆里经常可以听到呵斥打骂声。
然而,母亲勉励他倔强自立的话,犹在耳边,谭嗣同唯以沉默忍受。
一个人,如果童年、少年时环境优裕,生活平静,会特别喜欢一种典雅的美,如普希金的诗,莫扎特的曲;但如果童年少年时生活苦闷,则没有心情接受那种典雅,倒是暴烈、粗犷的美,容易引起他的共鸣,如莱蒙托夫的诗歌,贝多芬的音乐。
谭嗣同童年少年时随父在任上,生活之地累迁,离别之苦常有,加上家庭遭遇纲伦惨剧,“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仁学-自叙》)。
因此,他的内心深处,会经常渴望一种冲破一切的暴力,会特别欣赏这种暴力的美感。
这大概就是他选择慷慨赴死的最初心理根源吧。
2 在浏阳的温情时光
1877年,光绪三年。
由谭钟麟推荐给左宗棠,谭继洵以京官外任,转甘肃秦巩阶道道台。时左宗棠任甘陕总督,已平定回民之乱,准备进军新疆,平定阿古柏叛乱。
谭继洵以安葬妻子为名,请假几个月,率全家返回湖南浏阳。
回浏阳后,谭嗣同就读于涂启先私塾,与唐才常同学。
当时,谭嗣同13岁,唐才常11岁。两人后来并称“浏阳双杰”。
两人是否一见如故,没有史料记载,但谭嗣同称唐才常为“二十年刎颈之交”。
从十三岁到菜市口就义三十三岁,正好二十年。
在浏阳的日子,对于谭嗣同来说,是一段平淡而温情的时光。
谭嗣同渐渐平复了受伤的心,开始展现他强烈的好奇心和广泛的兴趣:
读书,与唐才常畅谈理想,学剑,跟唐才常父亲学古琴,学诗,练习书法篆刻,学兵法,学湖湘经世致用之学,接触算学、格致等西学——
谭嗣同与时务学堂教习画像
3 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1878年,光绪四年春,谭嗣同随父亲赴甘肃。
年纪不小了,开始专心学习八股文备考,由父亲教他制艺文章。
谭嗣同涉猎广泛,思维跳脱,性格桀骜,要他像老学究一样,在规定的四书五经中寻章摘句,按什么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分股,收结的规定范式来写文章,简直要了他的命。
有一次,谭继洵看了他写的八股文,在日记中记道:七儿好弄,观其近作制艺文,不合式。
也就是说,不符合规范。
就像我们现在毕业写论文,一定要有什么概要,英文简述,参考资料之类的,一板一眼,马虎不得。如果不合符规范,老师连内容都不会看,任你惊才艳艳,没有一点用。
但谭嗣同也知道,科举是正途,耐着性子学习八股文。实在受不了,就提笔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四字,令人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谭嗣同认真地写着八股文,突然抓起宣纸,一撕两半,奋然出门。——太压抑了。
1879年,光绪五年夏,谭嗣同启程归湖南,秋天回到浏阳。从师涂启先学习八股文,进步很快,经常写信给谭继洵,夸奖谭嗣同学业有成。
1881年,光绪七年秋,谭嗣同到长沙参加院试,谁料出师不利,不中。
谭嗣同一度非常苦闷。如果他只是平庸之辈,或许能够接受,但他偏偏不是;如果他不知道自己乃世之奇才,也可能会接受,偏偏他自视颇高。
十八岁的一天,他照了一张照片,拿在手上翻来覆去地把玩,诗兴大发,填词一首:
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骨相空谈,肠轮自转,回首十八年过。春梦醒来波,对春帆细雨,独自吟哦。惟有瓶花数枝,相伴不须多。
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面貌,自看如何。鉴不因人,形还问影,岂缘酒后颜酡。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
孤独,峻峭,桀骜,自恋,就是我读这首词的第一印象。当时他才十八岁,感觉就有一种壮志难酬的失落感,应该是第一次参加科举失利留下的阴影。
在甘肃生活的主要内容,不必说,还是在父亲的督导下,勤习八股文,他深恶痛绝的八股文。但他坚决不去参加院试,如果再次不中,一个“老童生”的称号,太丢人了。谭继洵随即帮他捐了个“贡生”,之后就可以直接参加湖南省的乡试,中了就是举人,也算是正途。
徐悲鸿骏马图
4 策马扬鞭谭嗣同1885年,光绪十一年秋,谭嗣同回湖南参加乡试,又是不中。
第二年,谭嗣同到甘肃,累试不第的阴影挥之不去,他甚至无法理解科场中的一些现象,说“闱中现象光怪陆离”,不可理喻。从此,他“决计不读一文,不立一义,我行我法,成功则天”。(《谭嗣同全集(增订本)》)
也就是说,他对自己写文章的天赋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是科举考试不能以才华论,甚至是不可知,完全靠天。这种想法也是对的,曾国藩当时也有“场中莫论文”的感慨。所以他决定就按自己的方式写八股文,不再压抑自己的天性,成功与否,交给老天吧。
于是谭嗣同开始放飞自己。
他有时会到他父亲所属的军队里去。当然也是湘军。我们知道,湘军有点类似于私人部队,只认长官,不认其他。
谭嗣同来到军中,军队以军礼见他,还设酒馔军乐,陈百戏来招待他,官二代啊。他却不屑一顾,喜欢与他父亲的亲兵刘云田骑马到山谷里驰骋。
有时候兴致一来,就带领一彪人马,私自出去:
遇西北风大作,沙石击人,如中强弩,明驼咿嘎与鸣雁嗥狼互答。臂鹰腰弓矢,从百十健儿,与凹目凸鼻黄须雕题诸胡,大呼疾驰,争先逐猛兽。
夜则支幕沙上,椎髻箕踞,掬黄羊血杂雪而咽,拨琵琶引吭作秦声。或据服匿群相饮博,欢呼达旦。(《刘云田传》)
——这才是他喜欢的生活。
还有一次,他在《与沈小沂书》中写道:
往客河西,尝于隆冬朔雪,挟一骑兵,间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岩谷阻深,都无人迹,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髀肉狼藉,濡染裤裆。此同辈所目骇神战,而嗣同殊不觉。
这就是生活的暴烈、粗犷之美。我如今读来,依然心旌摇荡,神往不已。
长沙贡院遗址
5 人生最后一次科举,不中犹中1894年,谭嗣同已年近三十,回长沙第六次参加乡试。这次考试有一点戏剧性。
当时,湖南省乡试的正副考官为编修柏锦林、御史蒋式芬,考题为“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谭嗣同起讲曰:“以生人者杀人,不谓之功名,而谓之学问”。
正副主考官对谭嗣同的文卷十分赞赏,正主考又认为他文章虽好,却锋芒太露,打算把他取为第二名,乃批云:“奇思伟论,石破天惊!”
而副主考却不同意,还说:要取的话就取第一名解元,否则干脆不取。他俩争执不一,最后竟然未予录取。
真是“岂有此理”!
等到揭晓,才知是谭嗣同,两人都有懊悔之意。此事当时传遍长沙,成为人们的笑谈,遂有“不中犹中”的说法。
这事在中国政协编的《辛亥革命回忆录》(1961年版)和长沙及浏阳政协编的《嗣同公生平事迹补遗》(1988年版)中都有记载。
以常理而论,本不应该如此荒唐,但记录又言之凿凿,姑且信之吧。
这或许就是谭嗣同讲的“闱中现象光怪陆离”的原因吧。
自此以后,谭嗣同拒绝参加科举。
谭继洵没有办法,替他捐了一个知府。先到新疆帮湘军刘锦棠襄办军务,有功,保举,分派到浙江,后又改派江苏候补知府。
时间已到了1895年。
谭嗣同在南京学佛的地方
6 南京的官场生活谭嗣同终于摆脱了梦魇一般的科举。这次到浙江、江苏候补知府,虽说是走的异途,非正规科举出身,但谭嗣同从不认为自己的能力比谁差,准备进入官场,一番作为。他在一首诗里写道:莫嫌南宋小京都,勾践钱镠有霸图。
谁知道,到了江苏南京之后,一盆冷水迎头浇下,把谭嗣同心中的火灭得无影无踪,他在给他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说:
固知官场黑暗,而不意金陵为尤甚。
到此半月,日日参谒,虽首府首县,拜之数次,犹不能一望见颜色,又何论上官?
及上官赐以一见,仅问一两语,而同寅早已疑之忌之矣。
尤奇者,本地知名士,曾往拜之,以求学问中之益,而人闻其候补官也,辄屏之不见,並不答拜。
凡此诸般苦恼困辱,皆能以定力耐之。
独至自思我为何事而来,则终不能得其解。
为君乎?
为民乎?
为友乎?
故官场所以不可來者,非有他也,不知其何所为而已矣。(《与欧阳中鹄书》)
谭嗣同完全陷入了迷惘之中,之前,是科举这个拦路虎,一直让他壮志难酬,如今好不容易可以一展拳脚,不料却是这样一个现状。
我仿佛看到一个青年,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去到衙门,陪着笑脸给门子递名刺,小心翼翼地给门子塞散碎银子,然后在衙门的门房里枯坐一天。
再想想谭嗣同在西北边陲,塞上风寒,朔雪纷飞,策马扬鞭,千里驰骋的英姿;
再想想他率百十健儿,掬黄羊血杂雪而咽,拨琵琶引吭作秦声的洒脱。
为之一哭!
当时谭嗣同写《刘云田传》。刘云田是他父亲亲兵,与他们兄弟子侄都很亲近。
在最后结语时,说到仲兄,从子传简,刘云田都已去世,慨叹自己已经成为一个“规规然绳墨中腐儒矣”。
更是不忍卒读,令人弦然而泣。
只有人到中年,才知道此种悲哀,是何等扎心之痛。
谭嗣同在上海,与梁启超等维新人物合影
7 那个跃马扬鞭的年轻人回来了然而,非常之人必行非常之事,区区江苏官场还不能妄自菲薄,自此消沉。
很快,谭嗣同就交上了一位好朋友,杨文会。杨文会,字仁山,曾以参赞身份跟随曾纪泽游历欧洲。精通佛学和西学。近代著名的女学者杨步伟,就是他的孙女。
通过杨文会,谭嗣同迅速结识以上海为大本营的维新人士,彼此相见恨晚。谭嗣同在上海见到了很多从未见过的新奇设备。
比如,在给欧阳中鹄的一封信里,就详细描述了他见到X射线扫描仪的情景,还猜想多年以后,肯定会有机器直接描绘人脑内的梦境,遗憾自己不能活到那个时候——这个有点晕,估计我也活不到那个时候。
自此,谭嗣同彻底与江苏官场断了往来,潜心跟随杨文会学佛,并试图将中国的儒家学说(他称孔教),基督教教义,佛教理论,以及西方科学等所有知识全部打通,形成一个统一的学说。
一年后,《仁学》写成。
《仁学》一书,足以让谭嗣同名列清末思想家之列,其中不少观点,直接影响了杨昌济,进而又影响到了他的女婿,那位著名的湘潭青年。
略举几例:
君主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由民众选出来为大家服务的。
爱新觉罗是异种贱类。
人人生而平等。
还有如何对待西方各国,如何发展工商业等等,一整套自洽的思想体系。
有趣的是,他在论述人人平等的时候,竟然是用代数方程的方法来论证的,一系列加减乘除的组合拳,然后是左边等于右边,等式成立,因此人人平等。我看后只有一个大写的“服”。
整本书言辞激烈,直指本质。梁启超看过之后说,这样的思想,我写不出来,也不敢写。可见其大胆敢言。
——那个跃马扬鞭的年轻人又回来了。
(题图为谭嗣同在上海,与梁启超等维新人物照片,前排左起为时任《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士人胡惟志、佛学家吴嘉瑞,后排左起为时任《时务报》经理的汪康年、两广总督李瀚章之婿孙宝瑄、“浙东三杰”之一的维新思想家宋恕。)
岳麓山下的时务轩
8 在长沙的激情岁月与此同时,他还指挥在湖南的唐才常等好友,倡议成立矿务公司,主张民间商办,但限制利润水平,多余利润则大规模建设公共设施,以造福乡里。
不久,干脆辞官回湖南,与唐才常开设“浏阳算学馆”;倡议成立“妇女不足会”;倡议成立“南学会”;积极参与“时务学堂”的组建,等等。算学馆,不足会谭嗣同都亲自草拟章程。
当时组建时务学堂,湖南巡抚陈宝箴,学督黄遵宪等,都希望能够请到梁启超等维新派著名人士。
当时梁启超年仅二十四岁,为上海《时务报》主笔。由于是舆论界大V,自带流量,《时务报》销量惊人,老板不愿意放人。
谭嗣同亲往上海交涉,并侠心大起,扬言如果不放人,就直接将梁启超绑架到湖南长沙。
最后梁启超带了一位名叫李维格的西学编辑(时务报同事),另有两位康有为的弟子,到湖南时务学堂担任教习,谭嗣同,唐才常也担任了教习。
时务学堂第一期招四十名学员,近一千人报名,蔡锷是被录取的人中年纪最小的。四十名学员淘汰二十七名,仅剩十三名毕业,除两人病死(包括蔡锷),有八人在1900年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中牺牲。
谭嗣同还把“南学会”办成了一个开启民智,并打算逐渐转化为湖南省议会性质的组织,筹划湖南一省自治,以一省带动全国,实现民主。
谭嗣同还到处演讲,以期开启民智,在《谭嗣同全集》里,记录了一篇演讲稿,纵论世界大势,中国危局,从日本,讲到德国,从土耳其,讲到缅甸。(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文后的附录)
梁启超后来在《谭嗣同传》中说:
于时君实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
光绪唯一的照片
9 参与戊戌变法总之,自从参与洋务维新以来,谭嗣同一扫三十年来挥之不去的阴霾,仿若拨开云雾,霎时阳光万道,前途一片光明。
然老天仿佛专门与谭嗣同作对。
时务学堂一学期结束,从学员带着讲义,作业回乡度假过年。
学生因在学堂天天所研究的,都是政治上的学问,所谈论的都是很新奇的理想,过了半年,皆以同化。
及至年假放假后,学生回家发狂似的宣传起来,风声所播,全湘人皆知道了,于是目为大逆不道。
有的攻击学堂,有的劝诫梁启超、谭嗣同等,假满开学,学生家庭就不准他们再来时务学堂,而学生与家庭奋斗,比老师与社会奋斗更烈。一时舆论大起,全省哗然。
谭嗣同所倡办的《湘报》(报纸),《湘学报》(杂志),南学会,乃至矿务公司,均受到冲击。
谭嗣同因此大病一场。
转眼,时间来到1898年,6月,光绪下《定国是诏》,锐意维新变法。
谭嗣同以内阁学士徐致靖推荐,被征,大病不能行,至9月乃扶病入觐,奏对称旨,破格任命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
《谭嗣同全集》中录有一篇代光绪草拟的上谕,可见当时变法措施推行的困难:
朕用心至苦,而黎庶犹有未知。
职由不肖官吏与守旧之士大夫不能广宣朕意,乃反胥动浮言,使小民摇惑惊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获闻新政者,朕实为叹恨!
今將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強中国,朕不胜厚望。
旋即,9月21日,戊戌政变爆发,变法失败。
维新人士四散而逃。
读史到此处,每每掩卷长叹,殊以为恨!
恨谭嗣同大病,晚到京师,不然,变法措施可能不会如此激进。
以废除科举为例。
如果单看谭嗣同科举累试不中的经历,我们会以为谭嗣同举双手赞同完全废除科举,其实不然。
谭嗣同主张循序渐进,考虑周全。
他反复研究科举制度,发现之所以人才凋蔽,并不是完全因为八股文,即所谓制艺文章,而是全国考生大部分除了会写八股文之外,一无所长,不能做实事。
因此,他建议改革科举,增加西学的考试内容。不精西学,则无论八股文写得多好,概不录取。
而且,他还建议先从岁科试点,试点成功后,再推广到院试、乡试等。(《代龙芝生侍郎奏请变通科举先从岁科试起折》)
其实,如果认真阅读谭嗣同亲自起草的各项章程,会发现谭嗣同办事极为稳妥。
以妇女不足会为例。
妇女不足会,是指倡导妇女不缠足。
谭嗣同并不是一纸空文,说大家不要缠小脚。而是又成立一个婚娶协会,让支持不缠足的男女青年自愿入会,然后在会中互相配对。这就解决了妇女不缠足的后顾之忧。(《谭嗣同全集》)
以此足见谭嗣同并非一热血青年,只会喊口号,而是注重办事实效,真正老成持重。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它总是冷冷地看着人世间,一言不发。
王西京先生的画作《远去的足音》局部
10 喋血菜市口梁启超劝谭嗣同避难逃日本。
谭嗣同拒绝: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在长沙时,保守乡绅攻击时务学堂,谭嗣同在写给欧阳中鹄的信中,已有此说法:
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谭嗣同全集》)
还说,“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
从信中的说法来看,谭嗣同去北京就职,似乎早就准备好了杀身以成仁。他早就知道,新旧冲突,绝非温文尔雅,而是刀光剑影。
临行前,谭嗣同取下自己心爱的“残雷”、“崩霆”二古琴,与妻子李闰,对弹一曲,作变徵之声,似有易水悲歌之慨。
尔后作诗一首,赠给结发十五年的妻子:
婆娑世界善贤劫,
净土生生此缔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
养亲抚侄赖君贤。
至长沙,赠唐才常诗一首,只遗残句:
三户亡秦缘敌忾,
勋成犁扫两昆仑。
从这两首诗里,感觉他就是奔就义而去,并非单纯为了一展才华。
也许,他早就知道,在当时的中国,改革变法,并不如康梁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
谭嗣同踏着满地的烂菜叶子,在近万麻木群众新奇的目光中,走向刑场。
临刑前,他对监斩官刚毅说,“吾有一言”,刚毅不听。乃转头望向南方,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遂死于钝刀之下。
谭嗣同妻子李闰舟行湘江,闻听消息,冲出船舱,跳入江中。救起后,泣诗一首:
前尘往事不可追,
一寸相思一寸灰。
来世化作采莲人,
与君相逢横塘水。
时唐才常应谭嗣同召唤,准备进京,才到武昌,闻听消息,大哭,致挽联: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恨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满赢将去楚孤巨,箫声呜咽;
今至尊刚十数日,被群阴构死,忍抛弃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剩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读史至此,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谭嗣同在西北,冰天雪地里策马奔驰。
谁能想象,谭嗣同垂垂老矣,病死床箦的景象。
或许,英勇就义,血洒刑场,就是谭嗣同心中最美的场景。
这就是他热切渴望的——暴烈之美,粗犷之美!
(题图为王西京先生的画作《远去的足音》)
附录:谭嗣同在南学会演讲稿(繁体)
今日所以立學会之故,諸公已講清白。愚再就中國現在情形論之。
溯自道光以後,通商諸事,因應失宜,致釀成今日之衰弱。
日本乃亞細亞之小國,偶一興兵,即割地償款,幾不能國。
而德國又起而乘之,瓜分豆剖,各肆侵淩,凡有人心,其何以堪?
即如土耳其國,居歐、亞之間,不修政學,不入公法。中國昔日亦輕視之。或以土耳其比中國,中國輒以為恥。
乃自俄、土戰後,略有變法之意,其教宗以戰死為登天堂,民心因而固結,同仇敵愾,頗似聯合學會光景,故前年遂能戰勝希臘,六大國皆為之震動。此其勝於中國者一也。
土耳其陸軍既強,海軍亦具規模,中國乃無一任戰之船。此其勝於中國者二也。
尤可駭者,中國膠案既出之後,六大國皆移師,而各欲因利乘便,冀得土地,土耳其亦攘臂於其間,明目張膽而言曰:「我情願少索希臘賠款,速了此案,以便我亦往中國,分一塊土地也。」
夫以素為中國所輕所恥之土耳其,轉而陵駕中國之上,至為分中國之謀,我中國之可恥可危,為何如哉?
暹羅者,亦亞洲弱小之南國也;土地、人民、財賦,遠不及中國,自從翻然變化,國勢居然日盛。
昔薛叔耘《欽使日記》中,已稱為宇內第三等國,今其國君遊曆泰西各國,共倡實學,各國愛之重之,國勢由此更見興盛,且將升為第二等國矣。
我中國以十八省之大,乃不能比一暹羅,其恥又何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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