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最惨烈的一战(揭秘第一次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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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爆发的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各派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一方面给广大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另一方面客观上又造成了革命发展的有利时机。全国各地由工农革命军、游击队发展起来的红军约7万人,地方革命武装约3万人,建立了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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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红四军、红五军(后改编为红一、三军团)转战游击于赣、闽、湘、鄂、粤的一些地区,建立了众多的苏维埃区域。随着两军会师组成红一方面军和吉安的攻克,使赣南、湘赣和湘鄂赣等苏区开始联成一片,以赣南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革命声势大振。

1、第一次反“围剿”的背景

蒋介石对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围剿”,最初是在1929年6月15日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会议通过的《分区剿匪案》决定:“于最短期内各区分别严定期限一律肃清。“

1930年8月上旬,蒋介石开始着手筹划对湘鄂赣三省红军的大规模“围剿”。红军攻占长沙后,蒋介石命令武汉行营主任兼鄂湘赣三省“剿共”总指挥何应钦,在武汉召开鄂湘赣三省党、政、军高级官员会议,商讨“剿共”方案。

会议通过了《湘鄂赣三省剿共实施大纲案》,确定以军事为主,党、政密切配合,分区组织对红军和根据地进行“围剿”的总方针。

1930年的10月1日,蒋介石任命第九路军总指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第四路军总指挥、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副总司令,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准备调动8个师约10万兵力,向红一方面军和江西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不久,何应钦调任郑州行营主任,武汉行营主任职改由第三军团总指挥何成濬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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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间,蒋介石陆续调集部队进入江西。同时,蒋光鼐第十九路军2个师,也准备调入江西参加“围剿”。

鲁涤平的计划是:

第一纵队沿赣江兜剿新淦、峡江的红军,以夺取永丰、吉水、吉安为目的;第二纵队向新喻、清江(今临江)的红军进击,以夺取新喻为目的;第三纵队向分宜、袁河的红军进击,以夺取分宜、安福为目的。同时,出动航空第一、三、五队飞机,赴上述地区侦察及轰炸。

2、“诱敌深入”战略决策——罗坊会议

在此期间,红一方面军于10月4日攻占吉安后,士气高涨,军威大振。由于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还未传达到江西,军中立三路线的信奉者又吵着要火速北上,攻打九江、南昌,认为“不打南昌是断送中国革命,是违背中央的路线”。

毛泽东对时局的这一估量,纠正了立三路线认为军阀混战会不断扩大下去,统治阶级在“迅速崩溃”的错误估计,为克服左倾冒险主义作了思想准备。但对是否要放弃攻打南昌、九江,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会后,部队继续向南浔路推进,沿途毛泽东等找干部谈话,继续讨论军事行动问题。

21日,到达清江太平圩,红军与敌军仅一江之隔,并获悉“敌谭道源师已全部开至南昌,许克祥部及第五师熊式辉部之先头部队皆于十九日相继开抵九江,又据报载金汉鼎、毛炳文两部亦有来赣之说,公(秉藩)师现在抚州,袁州现有罗霖部(湘敌),分宜有其前进部队约一营。”敌军已从四面袭来,形成对红军“围剿”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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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总前委同江西省行委开会,就反“围剿”战略方针与行动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讨论中,有人提出仍按8月中央的指示精神,进攻南昌、九江,迫使敌人放弃“围剿”计划,转入防御。

毛泽东、朱德认为,在强敌面前,红军不应冒险前进攻打南昌、九江,应改变战略方针和进军方向,命红军主力东渡赣江,把敌人引到苏区根据地内关门打狗。这就要避实击虚,诱敌深入,才能以弱胜强。但有不少人怕丢掉湘鄂赣、湘赣苏区,不愿东渡赣江,主张红一、三军团夹江布阵。

敌情进一步趋于严重。25日,红一方面军总部移至罗坊,并在陈家闹村召开总前委、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这时,紧迫的“客观形势提出的问题,已经不是打不打大城市问题,而是在那里打敌人的问题,是前进打,是就地打,还是后退打?也就是在白区打,还是在红区打的问题”。

经过讨论,在30日的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即红一方面军东渡赣江,退到根据地内作战,以粉碎敌人的“围剿”。会后,派周以栗以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的身份到红三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得到了彭德怀的支持与拥护。

罗坊会议是经过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等多次严重斗争之后而取得的重要成果,说明一方面军总前委“即由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

这次会议为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围剿”作了极为重要的战略准备。会议对红军的行动方向和作战方针这两个最迫切问题的正确解决,为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3、充分的反“围剿”准备

根据罗坊会议精神,为确保反“围剿”的胜利,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行委和江西苏区各级领导立即发动和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充分而有效的各项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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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为贯彻诱敌深入、歼灭敌人于根据地内的作战方针,将红军主力移向赣江东岸,准备向根据地的中心区域退却集结筹措给养,训练部队。并且决定将一方面军所属各部编为三路军:第三军团为中路军,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第四军、第十二军为右路军,由林彪、杨岳彬指挥;第三军为左路军,由黄公略、蔡会文指挥。

第二,加紧瓦解敌军,大力开展白军士兵运动。党中央要求加紧进行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军官的宣传鼓动,以争取白军士兵起义与哗变。11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告国民党士兵书《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呼吁国民党士兵“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打红军,不打红军的弟兄,不压迫工农的罢工示威!掉转枪头杀官长,跑到红军中去!”

第三,扩大红军。11月10日,一方面军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发出联合《通告》,提出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红军和扩大红军的任务,号召“党团员要首先带头参加红军"。11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也发出《通告》,具体提出了扩大红军的9条办法。

第四,筹措给养。11月20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了《筹集现金,准备给养,节省经费,争取阶级决战最后胜利》的通告,要求筹集盐、油、米3项,以供给红军之需用,并要求各级政府迅速筹集60万元银款。

第五,开展彻底平分土地运动。罗坊会议把平分土地作为反富农斗争的重要措施,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以便深入持久地支援反“围剿”的革命战争。

第六,改造党和团的组织,肃清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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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动员群众坚壁清野。11月20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出《紧急通令》,指出:“我们主要的战略,要采取坚决进攻敌人,实行坚壁清野。”

24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又发出《紧急通告》,指示“各级政府要督促工作人员深入到群众中,告诉群众坚壁清野,把油盐柴米都埋起来,断绝敌人粮食,使敌人没有饭吃不打自坍”。

第八,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在敌人大举进攻前夕,革命内部有两种不正确的观念:

一种是悲观的,因为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以为敌人的进攻不得了;另一种是盲目乐观,只看到军阀不断混战和红军力量雄厚,特别是吉安的胜利,以为可以安居太平了,不相信敌人再来进攻,结果敌人一到,弄得束手无策。鉴于此,“宣传鼓动工作非常重要”。

由于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充分认识到反“围剿”斗争的伟大意义,根据地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千方百计地全部被迅速动员和组织起来,从而为反“围剿”的胜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4、“诱敌深入”方针的实施

1930年11月5日,敌军的3个纵队在鲁涤平的第一期总攻命令下,以红一方面军驻地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为目标,开始推进。敌军由北向南,采取“并进长追”的战术,企图在苏区的外围边缘区寻求同红军主力决战,一举消灭之。

当敌军大规模进攻开始后,红一方面军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分散活动,迷惑敌人,主力于11月中旬分别从赣江东岸的新淦、崇仁、南城、永丰、吉水之间的地区和赣江西岸的油田、路口地区,继续逐次向苏区中部的东固、龙冈地区转移。

12月1日,红一方面军以红十二军分散在富田、东固、龙冈地区活动,以迷惑敌人;主力秘密转移到苏区中部黄陂(今璜陂)、小布、洛口地区隐蔽,抓紧休整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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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敌人以为红军主力仍在东固。12月16日,各路敌军向东固地区发动总攻击。

19日,第二十八师进占东固,20日,第十八师也到东固。敌军占领东固后,将“民房及苏维埃政府、学校、医院、农工银行,焚毁无遗,红军兵士农民被屠杀者千余人”。

至21日,敌第五十、第二十四、第八师也分别进占招携、草台岗、新丰、三坑。另外第六十、第六十一师分别进至万安、泰和。敌军由于找不到红军主力,又因红军小部队和苏区地方武装的袭扰、阻击,后方运输阻断,补给困难,只得暂停进攻。

临战前夕,为了激发根据地军民的斗志,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于12月24日在小布地区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动员大会”。

会场主席台两侧柱子上贴着毛泽东书写的一幅醒目的对联,上阕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阕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5、龙岗战斗

12月24日,敌军开始向苏区中心区推进。当敌中路军右翼冒进突出时,毛泽东、朱德抓住时机,指挥红军主力转入反攻,进行了龙冈、东韶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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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方面军集结在黄陂小布根据地中心区的部队有:

第一军团第四军(军长林彪、政委罗荣桓)、第三军(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第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第三军团第五军(军长邓萍、政委张纯青)、第八军(军长何长工、政委袁国平),共3万多人。

这时,鲁涤平已探知红军主力在黄陂、麻田、小布一带,便集结第九路军之新五师、第十八师、第五十师和第六路军第八师、第二十四师共5个师,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准备寻求合力“围剿”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确定在战略防御中,采取战役进攻,实行中间突破,先打第五十师或第十八师,摧毁敌之主力,把敌人切成两头,以便各个击破,粉碎敌人的“围剿”。

红军最初的布置是先打第五十师。12月24日,红军在黄陂得知驻源头的第五十师准备向小布前进,即决定在小布设下埋伏。25日,部队在小布等了一天,敌人并没有来,当晚,便撤回黄陂宿营。27日,部队又在小布等了一天,敌人还是没有来,当晚,又回原处宿营。

因为敌人已获悉红军在小布设伏的情报,故始终未脱离源头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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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午后,红军得知敌第十八师到达潭头,正向上固、龙冈推进中,于是决定改变原计划,向西转移迎击深入到龙冈的第十八师。

随即,红一方面军下达作战命令,指出:

“方面军决改变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张辉瓒部以至许、公、罗各师)次第歼灭之。拟分兵两路,左沿君埠、龙冈,右沿上固、潭头向东固,次第攻击前进。”

张辉瓒将所属朱耀华第五十四旅留守东固,亲率师部和戴岳第五十二旅、王捷俊第五十三旅由东固经南垄向龙冈冒进,其先头部队第五十二旅于12月29日午前10时进至龙冈。

红一方面军为了抓住战机,全歼向龙冈进犯之敌,主力于29日移到黄陂西距龙冈30里的君埠及其以北一带,隐蔽集结。

30日晨5时,以戴岳旅为先头,东进行至离龙冈五、六里即遭红军主力的勇猛伏击。红十二军向龙冈西南迁回,切断敌第十八师与第二十八师的联系。红三军团和红四军则占领龙冈西北、东北,阻敌增援和突围,把敌第十八师师部和2个旅包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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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旅全部展开应战,激战至午后2时,红军一部由戴旅左翼迁回,绕袭龙冈,不等王旅及师部进入阵地,张辉瓒及所属官兵9000余人,全部被俘。缴获步枪5000余支,迫击炮十几门,机关枪30多挺,以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此时戴旅更陷于四面包围中,副旅长、团长均被击毙。

下午5时,战斗即告结束。旅长戴岳混杂在俘虏士兵中,躲藏脱逃,仅以身免。

龙冈战斗结束后,红军在龙冈前面河岸集合被俘人员,毛泽东向俘虏讲话,愿意回家的每人发给路费3元。俘虏们对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非常感激,表示今后再不愿与红军打仗了。

6、东韶战斗

敌第十八师慘败后,南昌行营担心其所属各部再被红军各个击破,于12月31日决定:

(1)令第二十八师迅速撤回东固之线布防,阻止红军前进。(2)令第十八师之第五十四旅移守富田。(3)令第五十师暂隶第六路军,由源头东移,靠拢在洛口之第二十四师,采取一致行动。(4)第六路军迅以威力搜索当面红军情况,不失时机进剿。(5)第十九路军迅速集结兴国,向东北进剿。

根据上述电令,谭道源率第五十师于12月31日由源头向东韶方面移动,目的是向左纵队第六路军靠拢,行至牛头湾时,该师后卫周翰团即遭红军截击,其主力向东韶撤退。

1931年1月1日,根据谭师的动向,红一方面军于晚上10时下达全力扑灭谭道源师的命令,规定各军须于2日10时至12时分别到达目的地,开始攻击。命令强调:“此次战争关系全局各官兵须不惜任何牺牲,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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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晚上10时,红一方面军于小布又发出追击敌谭道源师命令,提出:

“方面军决于明晨追击东韶之敌,然后次第扑灭朱逆绍良部之许(两团)、毛(两旅)两师,以收政治上之声威。"

规定第十二军任正面,第三军团任左翼,第三军任右翼,攻击东韶之敌,第四军为总预备队。红军不顾疲劳,由龙冈星夜回师东韶,乘胜追击,攻打谭师。这时,谭道源第五十师于2日晚进至东韶,3日晨,继续东移,向洛口第二十四师靠拢。

但出乎敌军意料之外,红军追击部队已尾随而至,突然出现在源头、麻田等处,旋即向正在行进间的敌军发起猛烈攻击。敌惊魂未定,仓卒应战,同时急电第二十四师增援。由于红军愈战愈猛,在第二十四师尚未到达时,谭师已无法支持。

至下午3时,红军分别突破敌阵地,使敌全线崩溃,且战且退,狼狈不堪,最后一部向南丰,一部向洛口,一部经南城向抚州败退,敌人在战报中也不得不承认,红军“向我左右两翼围攻猛扑,许师增援未到,职师伤亡甚巨,苦战终日,精疲力竭,势难再支,不得已只得突围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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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韶战斗歼灭敌第五十师半数,缴获步枪3000多支,机枪、大炮、马匹无算。

至此,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以国民党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是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红军同国民党军阀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

在这次战争中,蒋介石国民党先后调集了11个师两个旅约10万人,向约4万红军大举进攻。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与指挥下,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巨大胜利。

红军共歼敌1.5万人,使得敌第十八师全军覆没,第五十师损失折半;缴获各种武器近万件,其中步枪8000支,机关枪、迫击炮、手机关共计上千件,子弹百余万发。

为庆祝这一辉煌胜利,1月10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小布召开全军祝捷及欢迎新同志参加红军大会。毛委员、朱总司令以及红军、工人、农民、学生等各界代表,先后在会上讲话。会上还将张辉瓒拉出来示众。

张辉瓒被活捉后,押到东固。1月28日,东固苏维埃政府召开了有3000人参加的公审张辉瓒大会。会上,愤怒的群众用血泪斑斑的事实控诉张的种种罪恶。在广大军民的强烈要求下,最后处决了这个血债累累的恶霸、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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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奠定了第二、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基础。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派项英到达中央苏区,根据中央决定,于1931年1月15日在宁都小布宣布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同时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副主席朱德(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兼总政治部主任、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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