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总裁拉加德的担忧与建议（对话IMF第一副总裁冈本）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引发的危机，各国央行分别降息、降准，启动信贷支持计划在美国，量化宽松（QE）购债计划已成为政策主要工具；而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购债计划也成为工具箱里的“新工具”同时，全球机构也积极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断调整和升级各类支持措施尽管IMF拥有1万亿美元的贷款能力，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初的四倍多，也有评论认为，对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全球危机而言，资源仍需扩充，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imf总裁拉加德的担忧与建议?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imf总裁拉加德的担忧与建议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引发的危机，各国央行分别降息、降准，启动信贷支持计划。在美国，量化宽松（QE）购债计划已成为政策主要工具；而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购债计划也成为工具箱里的“新工具”。同时，全球机构也积极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断调整和升级各类支持措施。尽管IMF拥有1万亿美元的贷款能力，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初的四倍多，也有评论认为，对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全球危机而言，资源仍需扩充。

近期，IMF新任第一副总裁——杰佛里·冈本（GeoffreyOkamoto）接受了包括第一财经在内的亚洲媒体的联合采访。他于2020年3月19日正式上任，在加入IMF之前，冈本担任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金融与发展的代理助理部长，负责监督国际金融市场，协调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和金融稳定理事会以及地区、双边经济问题和国际金融机构。此前，他曾担任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代理副部长。

冈本表示，不少成员国期待IMF可以像2008年那样进行一次广泛的特别提款权（SDR）分配，但当前成员国之间对此问题仍存分歧，关于IMF分配的讨论还在进行之中，他称：“IMF希望确保成员国能从SDR分配上受益。”据悉，IMF正与其成员国讨论一个替代机制，在这一机制下，不需要SDR分配的富裕国家可以将当前的SDR贷给低收入国家。

在这场疫情引发的危机来袭前，IMF拥有的资源超出了上一轮危机。疫情期间，IMF为成员国提供了紧急援助，并将紧急贷款援助计划扩容了两倍，包括快速信贷便利以及快速融资工具，总计金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截至两周前，IMF已经向66个国家提供了紧急融资，总额约235亿美元，其中包含9个亚洲国家。

IMF还创设了短期流动性额度（SLL），旨在为部分成员国提供流动性支持，尽可能避免冲击风险演变成更深层危机，并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流动性支持为IMF的贷款工具和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其他要素提供了补充。

值得关注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也开始尝试量化宽松（QE）的购债计划。根据渣打的研究，已有近11家新兴市场央行开始实行某种形式的QE，目前，购债规模还占约GDP的3%。冈本认为，新兴市场需要慎待QE，虽然QE对发达市场是一个有效的措施，但其背后也有多重原因，“包括发达市场的收益率曲线一般比较完整，央行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一些新兴市场成功推行了QE，但也有一些国家会发现，QE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多”。

6月24日，IMF发布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与4月发布的预期相比，该报告预计2020年经济衰退将进一步加深，2021年经济复苏将放缓。IMF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下降4.9%，比4月的预测低1.9%；2021年经济将出现部分复苏，增长率将达到5.4%，低于此前预计的5.8％。报告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1.0%，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唯一增长的国家，2021年将实现8.2%的经济增长。而美国经济将在2020年收缩8.0%，到2021年增长4.5%。

IMF采取前所未有的应对措施

Q（媒体提问，下同）：如果东南亚经济因为疫情的发展而进一步恶化，IMF会提供怎样的支持，尤其是对一些财政空间比较小的国家？

冈本：目前亚太地区已经有9个国家提出紧急融资需求，包括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巴基斯坦、阿富汗等。目前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正式请求，包括缅甸也会是其中一员。此外我们还收到一些国家的非正式申请。

对于那些财政空间有限的国家，我们在为他们提供融资支持。IMF的灾难控制与救济信托基金（CCRT）即是为了帮助成员国偿还IMF的债务；IMF在2009年设立快速信贷（RCF）和2011年设立了快速融资工具（RFI），低收入国家可以获得RCF下的融资（利率为零，宽限期为5.5年，最终期限为10年）。

对于那些暂时没有贷款需求的国家，IMF也强化了应对能力，例如给这些亚洲国家提供必要的政策建议，从疫情下的全面“大封锁”逐步过渡到经济重启阶段，政策设计也会随之转变。如果未来国家遇到暂时冲击，可以申请SLL来避免暂时的冲击转换为长期的伤害。

我们鼓励各国尽早来和IMF沟通，哪怕是非正式地谈谈国家遇到的问题，IMF都会尽力提供帮助，我们也认为SLL对于亚洲地区的国家而言非常有用，尤其是那些当前经济情况仍然稳定、满足SLL条件的国家。

[注：为了加强疫情应对能力，IMF过去几个月采取的非常措施包括：将紧急快速拨款能力提高一倍，以满足预期约1000亿美元的资金需求；改革控灾减灾信托，通过加快债务减免安排向29个最贫穷和最脆弱的成员国（其中23个在非洲）提供援助，再与捐助方合作，争取将用于债务减免的资金提高14亿美元；通过IMF的减贫与增长信托，目标是将对最脆弱国家的优惠贷款能力扩大至原规模的三倍。此前IMF正在寻求170亿美元的新增贷款资源，日本、法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承诺出资117亿美元，这使IMF能满足实现上述目标所需资源的70%左右；二十国集团（G20）达成一项开拓性协议，同意在2020年底前暂不要求最贫穷国家偿还官方双边债务。这项举措相当于帮助这些贫穷国家减轻了120亿美元的债务负担；通过呼吁私人部门债权人以可比条件参与债务减免计划，有望再减轻80亿美元的债务负担。]

Q：如何看待区域性协议？例如清迈倡议（CMI）会否在危机中发挥一定作用？

冈本：区域性安排非常重要，清迈倡议主要是在亚洲，欧洲也有一些新的安排来强化金融稳定，这都是全球金融安全网的一部分，IMF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思考各方如何加强互动。

Q：有些经济学家认为IMF的资源不足以为所有成员国提供支持，IMF是否需要通过SDR的分配为抗疫提供资金？

冈本：幸运的是，在这场疫情引发的危机来袭前，我们手上拥有的资源超出了上一轮危机，目前IMF资源非常充足，因此IMF还有空间来为其他成员国提供支持。此前IMF执董会已经批准将新借款安排扩大一倍，这也强化了我们在危机中为成员国提供支持的能力。根据目前成员国的需求，或是更加不理想的情境，IMF的资源都是充沛的。

当然，不少成员国也期待IMF可以就SDR做一些什么，例如像2008年那样进行一次广泛的SDR分配。坦率地说，当前成员国之间对此问题仍存在分歧，一些国家并不希望如此，虽然有其他成员国和我都希望能够推动广泛的SDR分配，我们正在寻求所有可行的选项来确保成员国能从SDR分配上受益，但现在还有一些工作要去做。我们正在寻求运用当前的SDR储备来有效模仿广泛SDR分配的效果，帮助那些面临流动性困境以及有需要的成员国。

[注：SDR是IMF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官方记账单位。IMF可以按照份额比例将SDR分配给参加SDR账户的成员国。SDR的分配可分为普遍分配和特殊分配。普遍分配就是根据各成员国在IMF中的份额按比例向所有成员国的分配，特殊分配则被用于解决个别成员国因为后加入IMF而没有参加以前的SDR分配等问题。截至目前，IMF已进行过三次SDR分配。第一次是1970~1972年，IMF向当时的112个成员国分配了93亿SDR。第二次是1978~1981年，当时国际贸易增速较快，需相应增加储备，因此又分配了121亿SDR。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需要大量资金应对危机。在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的呼吁下，各国就再次进行SDR分配迅速达成共识，IMF于当年8月进行了第三次SDR普遍分配，分配了2500亿美元的SDR（1612亿SDR），并于同年9月进行了一次额度为215亿SDR的特殊分配，将全球SDR总量提高至2041亿SDR。此次分配被认为是危机救助的重要手段之一，发挥了SDR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经济、金融前景仍面临高度不确定性

Q：当前资金回流亚洲，市场波动率下降，这对这些国家的央行意味着什么？未来哪些亚洲国家还可能有SLL的需求？

冈本：当前，3月时候出现的极端市场波动和大幅资金外流似乎已经放缓。有观点认为现在可能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但历史给我们上的宝贵一课就是，局势随时可能转变，4月情况有所平稳，但如果说这一趋势会一直持续还言之尚早，例如，若疫苗的研发和大规模生产有所推迟，可能会使市场情绪恶化。当前欧洲、美国的经济增速剧烈放缓，亚洲又极度依赖全球贸易，这本身就是巨大的不确定性。目前，资本市场波动率开始下降，但还不能说暴风雨已经过去。我认为有需要的国家应该尽早来向IMF寻求帮助。

关于SLL，我们也在和一些国家进行非正式探讨，我们的担忧在于，那些今天还能满足SLL标准的国家，明天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极端事件导致其不再符合标准，这也会导致届时IMF可提供的工具变得不同（不同工具所需的成本也不同），因此我们也鼓励相关国家尽可能早一些来寻求IMF的帮助或建议。

Q：如何看待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脱节？

冈本：近期美股创下新高，回到了2月的高位。市场本身就是前瞻性的，会预计6~9个月以后的市场情况。当前市场表现也反映了很多预期，例如“V形”反弹、央行流动性支持,等等。我不是投资专家，但现在市场所预期的走势最终需要实际数据来进行证实。如果投资者认为V形反弹不再是一种可能，届时市场是否会出现下挫？也正是因不确定性巨大，也应保持谨慎的态度。IMF正在监测，金融市场的回撤是否会对金融体系产生额外的紧张压力，以及这种压力会否传导至实体经济。我们不希望看到额外的金融风险冲击实体经济产出。

Q：亚洲是否会出现“V形”复苏？

冈本：IMF的评估显示，我们现在仍然面对很多不确定性，事情的最终结局和我们的预测仍可能大相径庭。例如亚洲，其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各国面临的供应链冲击、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可能会和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冲击一样严重；如果美国、欧洲、中国等国家成功重启经济，那么亚洲国家也将会从中受益。

我们希望世界经济尽快重新增长和繁荣。关键在于，当公共卫生冲击发生时，各国需要以正确的政策措施来应对。当前各国都小心谨慎地重启经济，确保重启是可持续的，并且可以重新激发经济活力。如果一切顺利推进，那么这将有助于亚洲经济的增长。

Q：二季度亚太地区可能遭遇更严重冲击，但较快控制住疫情的中国可能会是例外，如何评估中国当前的情况？去全球化、贸易摩擦将会如何影响中国？

冈本：中国很好地管控住了疫情的传播，采取了快速的行动和政策措施稳定事态，因此中国的复苏进程会更快，我们也希望更多国家可以像中国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国家也果断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防控措施，希望未来几个月能够实现更快的经济复苏。但很多国家仍只是在进程之中，我们目前很难作出明确判断。就经济而言，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的表现符合我们的预期，但其他亚洲经济体的表现差于预期。中国经济的确在复苏，但也仍在低位。

就贸易而言，如果能够持续推进自由贸易和投资，那么世界会更加繁荣。在疫情期间，如果全球供应链能够具有灵活性和韧性，那么我们都将会受益。因此供应链适应紧张形势的能力至关重要。未来，我们需要全球保持互联互通性，贸易是由全球需求决定的，因此我们要的不是一个中央计划型的全球贸易体系，而是一个灵活、可满足各贸易伙伴需求的国际贸易体系。

Q：中国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否会受到影响？

冈本：中国香港拥有非常具有竞争力的金融部门、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和治理模式，也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完善的金融监管框架。同时，中国香港对于外资进入中国内地、走向全世界都起到重要的金融走廊作用。因此中国香港仍将会是重要的亚洲金融中心。至于未来美国会采取的一些措施将造成何种影响，我们仍需要观察。

Q：如何评价各国的政策反应和有效性？随着经济重启，各国政策支持是否需要转向？

冈本：IMF的员工每天都忙于应对大量的成员国需求，过去三个月的成员国纾困量对IMF而言是史无前例的。仅仅几个月就要应对如此大量的需求，可能IMF和各成员国之间的双边监督（BilateralSurveillance）会有所推迟，但我们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加速推进这一进程。至于各个成员国推出的刺激政策是否有效，我们会在未来的双边监督过程中进行探讨评估。

根据IMF的技术经验和专业评估，我们希望帮助国家明晰在何时需要采取何种政策。当前各国试图重塑增长，相比起3个月前的抗疫阶段，此时各国可能需要减少一些政策刺激，否则可能会产生扭曲作用，导致早前政策支持产生的积极效应反而可能被抵消。但很显然，这需要根据具体国家的情况来评估，未来各国都需要仔细校准所要推出的政策。

新兴市场需慎待QE

Q：仿效发达国家央行，此次一些新兴市场也开始了资产购买计划。但新兴市场的情况和发达国家情况较为不同，你们如何评价量化宽松（QE）政策在新兴市场的效力？

冈本：QE对发达市场是一个有效的措施，原因在于，发达市场的收益率曲线一般比较完整，央行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一些新兴市场成功推行了QE，但也有一些国家会发现，QE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多。

事实上，QE本身还不是一个能被完全理解的货币政策工具，具体市场传导机制如何尚难下定论。我认为所有央行都要谨慎对待，不论是否在这方面有经验。我们希望帮助各国理解相关的政策行动，并帮助各国寻求理想的政策组合，资产购买的影响比一些国家想象的更加复杂。

Q：此前印尼央行就通过一级市场购债，这是否存在什么风险？

冈本：印尼央行此前已获得议会批准，可以在一级拍卖中购买政府债券，最高可达拍卖规模的25％。它还从二级市场进行了公开市场购买。迄今已增加了167万亿印尼盾的债券所有权。

印尼拥有非常大的全球投资群体，因此这种操作将会提供较大的帮助。印尼需要非常仔细地与市场进行沟通，同时要有非常清晰的市场框架，并使其能被市场参与者所理解。这存在较大难度，因为资产购买对印尼而言属于新的工具，需要逐步让市场理解。印尼政府明确表示，这次新政策不是为了财政赤字货币化，而是旨在使得市场运行更加顺畅。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意图。

就亚洲整体而言，我们认为该地区各国应该要运用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尽管财政空间有限，此时央行需要提供政策支持，当前政策合作非常关键，但同时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央行独立性。

Q：疫情导致不少原本就债台高筑的国家负债率进一步攀升，发展中国家的偿债能力也因此大幅削弱。此前中国积极参与并落实G20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的倡议，已经宣布暂停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债务偿还，包括“一带一路”的国家等。但如果债务违约规模不断扩大，IMF会否介入来制定相关债务重组等规则？

冈本：在这场危机爆发前，全球债务就不断增长，而疫情也导致债务越发严重。换言之，过去3个月发生的一切让债务前景更加恶化，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也很多，例如危机爆发前各国负债率就较高，疫情导致多数国家剩余的政策空间更加有限。债务来自各个方面，当然其中就包括中国债权人，还有例如私营部门债权人、主权债务债权人、全球资本市场等。

关键在于，我们要有清晰的贷款规则，确保贷款是可持续的。但现在债务是否可持续难以辨别，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前景、金融市场都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遵循上述规则。因此对于IMF的项目而言，这种评估是非常必要的。对于那些债务不可持续并寻求纾困的国家，我们需要进行债务重组。若巴黎俱乐部债权人和中国这样的非巴黎俱乐部债权人进行合作，这是史无前例的新现象。如何保证合作无缝对接，还需要做很多努力。

Q：近期各界在探讨疫情下“数字化QE”的可能性。Libra已经推出了2.0版本，如何看待金融稳定问题？

冈本：一方面，Libra可能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汇款速度，但同样也面临一些风险，例如反洗钱问题、金融稳定风险等。因此各方都需要在机遇和挑战之间寻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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