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是最坏的时代（一哥俗人读先秦史）

五帝时代的政体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囿于文献的缺佚及数千年、前人对可用文献的选择及人为地割裂，流传于世的东西早已面目全非了，后人也只能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或是抛开当时著书人的好恶来抽取其中的些许真实来，至于是否是真实的，也只能先说服自己了。

政体，一般分为民主政体、贵族政体与专制政体，而五帝时代，未见其行以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制度，也没有形成君主专制，倒有点部落联盟内或相互间贵族政体的影子，又有君主制萌芽的状态。大抵类似于非父子（兄弟）世袭的酋长，更有点像现代版的“群主”。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一、继续兼并壮大已无可能，氏族发展为部落抑或联盟，到了一定的程度、规模，或限于地域已经没有继续壮大的可能、或限于经济体量已经没有发展的空间、或限于人们的生活来源成了问题，养活不了更多的人口，或限于氏族间，已经成了紧密联结的亲戚乃至以“姓”为代表的“血缘”关系（一些部落内部并非全以血缘关系为主体，一些被征服民族或是外来婚姻结合，亦被纳入包容其中，其间的状况非能用一种情势所定），或限于人们对自身、对外面世界的认知仍然很有限，因而在数个氏族或以氏族联合形成的部落各自强大、又存在着这样那样关系尤其是血缘关系的情形下，内部饱和的社会发展，失去了扩张的机遇与动力，在这种相对封闭的时代，“群主”式的政体存在是必然的。

其二、经济的发展让各氏族、部落或是大小不一的联盟明显地感觉到一些公共事业非联盟不可，对于东方民族而言，一是水患，二是兵戎，从文字记载之中，大规模的用兵是轩辕氏时代，和解了炎帝，打败了蚩尤，其后多是与共工氏的用水治水之争，以至于禹，方“平”，当然最大的可能是禹搬迁了，而不是打赢了或治水成功了。

其三、经济的发展与统治的需要，渐生了文化的认同，黄帝大封山川鬼神，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造神运动，其数目应该是惊人的，连太史公都说其是空前绝后的，而所有这些神灵中，应该突出祖先这个“社”神的，于是宗庙初步建立并形成，且渐逐规范下来，人们认知“共祖”的同时，是要模仿先制，搞一个“共主”出来，即或这个先制是后人想象虚拟的。

其四、社会的进步，渐成了成型的法律，这种法律对外可以动员各氏族、部落发动兵力，黄帝时的争战足可证明，违法者是要受到惩罚的，而舜帝时打着仁义的旗号，更加完善了法律，把一些联盟内的异己给驱逐出核心地带，或者干脆给杀掉了，比如共工、鲧等，还对“四恶”进行了清除，这些都说明了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而禹正是得着这样的法律，才让臬陶说出了“谁敢不尊禹，大刑伺候”的话来，法律的形成会禹的家天下打下了基础。

其五、不是不想“家传”，而是传不成，关于世袭制为何在这一时代没有成功，抑或不是人心的事，私有制的产生，让人心也同时“私有”了，在与这个“共主”存在的同时，氏族或部落内部俨然推行的是“世袭制”，无论是兄终弟及还是父死子承，都是一脉相承的。而五帝之中，倘或是真实情形，亦无有一个是心甘情愿的，黄帝之后，有人认为先传给了其子“少昊”，有人说少昊就是玄器，是黄帝的儿子，亦有人说少昊乃太昊之子，属于伏羲氏文明的，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大抵是另一个文明的“共主”，抑或是一时的联合吧。而二代的“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玄器是黄帝的大儿子，高辛是帝喾的族侄，这应该是氏族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三代“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很明显是内部政变。至于舜接尧，则多是阴谋。禹接舜，则是典型的强臣篡位，没有什么好说的。

看来，这事儿啊，真如老百姓说的，“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剖开来，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