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对曾国藩真实评价（谁给了曾国藩首次）

谁给了曾国藩首次“奇耻大辱”

o 薄文军

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家族，据说跟南岳衡山有缘。为感谢南岳神明的庇佑，他们每年都虔诚地拜谒南岳大帝，还曾几次慷慨解囊向山上山下的庙宇捐款赠物。不过，如果曾家真的相信缘分，热衷感恩回报的话，他们更应该感谢一位姓“岳”号“衡山”的学官。或许正是这位“岳衡山”大人，彻底改变了“大界曾氏”家族的命运轨迹，成就了曾家的数代繁荣兴旺。

提督学政“岳衡山”

《曾文正公年谱》提到，“〔癸巳〕道光十三年（1833），公二十三岁。本年科试，入县学。时公名子城，提督学政为岳公镇南。”

岳镇南（1787-1844），字文峰，号衡山，山东省武定府利津县北岭庄（今属东营市利津县盐窝镇）人，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后裔，清朝嘉庆十二年（1807）丁卯科举人，道光二年（1822）壬午恩科第二甲第五名进士。先后任翰林院编修、督察院监察御史、会试同考官等职。道光十一年（1831）五月，以江西道监察御史出任湖南乡试副考官。同年八月留任湖南学政，道光十四年（1834）八月离任。后历任巡漕御史、江西九江知府、江安粮道、浙江盐运使、甘肃按察使、直隶按察使、云南布政使等职。道光二十四年（1844），卒于云南布政使任上，享年58岁（虚龄，以下同）。

岳镇南墓中出土的名章，阳刻“岳镇南”

岳镇南墓中出土的名章，阴刻“文峰”

岳镇南以为官清廉、断案公允、性情耿介、才华横溢著称。但在他的家乡山东北部一带，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却是岳镇南慧眼识人、曾国藩知恩图报，两师徒“宦海情深”的感人故事。故事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

少年曾国藩好学上进，成绩优异，但他某次参加科举考试时却被差役拒之门外。因为其父是个剃头匠，在当时属于“贱业”，曾国藩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此事正巧被时任湖南提督学政岳镇南碰到，他义正辞严地对差役说：我们为朝廷选拔人才，应该唯才是举、不问出处，岂能因为其父辈的原因而埋没人才。于是，曾国藩得以进科场参加考试，一路走来，最终金榜题名，跻身仕途。

后来，岳镇南因事得罪朝廷，被贬官云南，后又被朝廷斩杀。时间一长，头颅腐烂，其得意门生曾国藩为其铸造了一颗金头，与尸身一起入殓，同时购置了只有皇亲国戚才能使用的阴沉木棺材，并派人护送其灵柩回原籍安葬。按照当时惯例，运送灵柩的车辆不准进入沿途城池，需要绕道而行。曾国藩依靠个人影响力，知会沿途州县发现岳家的运灵车辆，一律开关放行。岳镇南的灵柩得以顺利运回家乡。

传说总是“易碎品”

岳镇南的故事被家乡人按照自己的话语体系传诵至今，一段时间里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但仔细分析研究，会感觉这些故事多有值得仔细推敲之处。

一是曾国藩与岳镇南有多大交集值得研究。通过比对两人的履历可以发现，真正两个人物理空间比较近的时候其实非常少，且没有足够的材料能证明此间二人有过更多接触和交往。二是岳镇南对曾国藩进学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值得商榷。核心问题是曾国藩出身殷实人家，其父曾麟书是秀才和塾师，而不是什么“剃头匠”。所谓“剃头匠”的说法，可能来源于曾氏兄弟因在剿灭太平军过程中杀人如麻而获得的“曾剃头”的绰号。而即便曾国藩真的因为父祖操持贱业而被列入科举禁区，作为提督学政的岳镇南也没有权力让他破例参加考试。三是曾国藩早年参加科举尽管多次落榜，但还没到“屡试不第”的程度。按照《曾文正公年谱》记载，以及目前普遍认可的曾国藩出生年月来看，道光十三年（1833）曾国藩（时名曾子城）被录取为秀才时只有23岁，次年中举时也只有24岁，这个年龄在中式同年当中绝对属于年轻派。四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岳镇南客死他乡，曾国藩当时刚刚充任翰林院侍讲（从五品），仕途刚刚起步，人微言轻，经济拮据，根本没有太大能量关照岳镇南。

岳镇南、曾国藩生活的年代，官员之间通过诗文唱和联络感情仍属时尚。岳镇南存世诗文不多，难以考据二人关系。但曾国藩著作等身，其中提及的亲朋好友众多，同时也非常牵强地提到一些可以忽略不计的名字。有没有提及岳镇南呢？似乎没有。《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家训》包罗万象，婆婆妈妈像记流水账，里边涉及迎来送往、婚丧嫁娶的内容很多。岳镇南病逝前后这段时间，曾国藩刚从四川回京，但也不厌其烦地在书信当中多次提到朋友陈岱云妻子去世的消息。但岳镇南去世的消息，他只字未提过。

师长过生日，下属和门生献寿联、贺诗在当时是一种风气。两江总督陶澍六十岁生日，时任浙江盐运使岳镇南就曾执弟子礼，献长诗《祝陶宫保师六秩寿百韵》。时任湖广总督林则徐也曾为陶澍献过《七律》30首。但我们似乎找不到曾国藩为岳镇南献过类似诗篇的迹象。。

曾国藩与刘坤一领衔主持编纂的《江西通志》，是同一时期各省《通志》的范本，但其中似乎没有提及已故九江知府岳镇南。既没有将其列入传记，也没有收录其诗文。从该志体例和收录范围来看，岳镇南的传记、诗文都是应该收录的。当然，编纂这部志书，曾国藩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最终自己也成为传主之一。

没有交集的“朋友圈”

一个好汉三个帮。封建社会混迹官场是需要有人帮衬的。许多人都喜欢经营自己的朋友圈。这个圈子里有对自己情有独钟的伯乐，有跟自己比肩的年兄年弟，有为自己抬轿子的后学晚辈。就像唐僧西天取经的团队。

岳镇南给族中兄长题写写的匾额“南极星辉”

考察两个古代官员之间的关系，一是看他们的政治主张、施政方略；二是看他们的交际圈、人脉范围。如果两人不属同一个交际圈，那就看这两个交际圈有多大交集。现在看来，岳镇南与曾国藩年龄不同、籍贯不同、科甲不同，朋友圈交集很小。岳镇南比较重乡情、族情，往来比较频繁的多是些同乡官员。外地官员中，交往比较多或者说准备进一步深交的有陶澍为代表的湖南系官员（其中却似乎没有曾国藩的影子）。在满族官员当中，岳镇南交往比较多的是英和。英和是道光壬午恩科会试大总裁（岳镇南即于该科中进士），也是岳镇南在庶常馆时的翰林院掌院学士，曾为岳镇南家族题写过“进士第”牌匾。不过，英和也是宦海沉浮，自身难保，早在道光二十年（1840）就去世了。

大学士英和为岳镇南题写的“翰林第”匾额

同样的格局，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后，也是积极向该科的会试大总裁穆彰阿靠拢。在道光朝后期，穆彰阿作为首席军机大臣权倾朝野，门生故吏枝繁叶茂，曾国藩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受其眷顾。

没齿难忘“四大堑”

深读曾国藩的著作，我们会发现尽管这里边没有提及岳镇南的名字，但并非完全没有提到岳镇南。

同治六年（1867）三月十二日，曾国藩在给其胞弟曾国荃的信中，回顾了自己平生遇到的“四大堑”：“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咸丰三年六月被赶出长沙）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道光三十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咸丰四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咸丰五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咸丰六年）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这封书信本来是曾国藩现身说法，劝慰曾国荃低调做人，淡定行事的，但也在无形当中倾吐了其个人胸中块垒。有人在曾国藩这封信中所提“四大堑”的基础上，归纳其平生遇到的“五大耻辱”。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所谓“发佾生”，就是被罚充当文庙祭孔时的舞蹈生。而受罚的原因是自己的文章被学台指责为“文理浅”。这件事情应该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以致其在３５年后依旧耿耿于怀，忿忿不平。

曾国藩书信中的“四大堑”

那么，这位给了曾国藩首次“奇耻大辱”的学台又是谁呢？岳镇南。学台就是提督学政，是一省的文化教育最高长官，与制台（总督）、抚台（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属于同一系列的“别称”。 提督学政的另一个别称是“学使”。而就这段公案，另有近代作品《星庐笔记》称：“昔曾文正童试七次，乃得入学。一次，学使廖某斥曾生‘子城文理欠通，罚充佾生。’文正终身以为大辱，卒乃发奋学文，成为大家。”

所谓“学使廖某”，“学使”是真，“廖某”是讹。查阅相关史料，嘉庆、道光年间湖南学政没有姓廖的，而且岳镇南从道光十一年（1831）八月上任，到道光十四年（1834）八月离任，中间不会出现第二个湖南学政。所谓“廖某”，因为曾国藩从未提及岳镇南名字，《星庐笔记》的作者可能通过口耳相传记录了这个姓氏。而“岳”姓，在利津方言中读作“yào”。或许岳镇南自称“yào某”而被听成了“廖某”。这些细节倒也没有过度研究的必要，关键是道光十二年（1832）的提督湖南学政（学台、学使）就是岳镇南。

终生难见“泯恩仇”

孔子教学讲究因材施教，“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和冉有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得到的是不同的答案。而且，子路作为孔子座下大弟子，没少受老师的抢白、呵斥，甚至咒骂。但孔子与子路的感情却是历久弥深、牢不可破。

然而，22岁的文化青年曾子城，既不是10岁的孩童，也不是心理强大的子路，他把一省教育行政长官的批评告诫或者玩笑理解为耻辱。或许，对许许多多的童生、秀才，甚至贡生、举人看来，老师和教育长官评价自己的作文，那根本不叫批评。而被安排担任“佾生”也是对高分落榜生的一种关照。前者不是“责”，后者不是“罚”。但曾子城不这样理解，在他眼里，这就是对他自尊心的无情践踏，这就是令他终生难忘的奇耻大辱。由此，他知耻而后勇，更加孜孜不倦、夜以继日，愈挫愈奋、屡败屡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第二年以一篇题为《何谓也，子曰不然》的文章，赢得考官“理直气壮，色正芒寒，衍一脉之薪传，丧千秋之奸胆”的高度评价，顺利进学。第三年，以全省第３６名的成绩高中举人，然后更名“曾国藩”，踏上了进京赶考的征程，连续参加3次会试，终于金榜题名。此后，他似乎再没主动提到过那位羞辱他的学台，也没有提到那位以高调评语识拔他的学使。

道光十三年（1833）湘乡县试，决定录取曾子城（曾国藩）的湖南学政是谁？岳镇南。“好人”“ 坏人”全让他一个人做了。曾子城被罚充当佾生，而次年《何谓也，子曰不然》的考题偏偏出自《论语·八佾》，这是一种机缘巧合呢？还是一种用心良苦的暗示？我们不得而知。在曾国藩眼中，岳镇南是恨铁不成钢的伯乐？还是尖酸刻薄的“毒舌”？我们无从知晓。但从他给弟弟曾国荃的书信里，我们似乎读不出友善、读不出弟子礼，读不出韩信赠金“恶少年”的慷慨大度与奔放豪迈。

《曾文正公年谱》是他人之作，而且是曾国藩去世之后的作品。作者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时公名子城，提督学政为岳公镇南”，把许许多多的过往轻轻带过，一种价值指向却是力透纸背，实在是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

（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黄河口地域文化研究学者、资深媒体人，著有地域文化书《穿越黄河口》《黄河口旅游文化》《东营进士全传》《黄河口抗日战争史》等，主笔《垦区——山东战略区的稳固后方》《沧海桑田黄河口》《印象垦利》《垦利文化通览》《东营旅游》等图书，主持和参与多个大型展览馆展陈大纲及内容撰稿工作。参与编写《东营市志（1996-2013）》《东营图志》《山东区域文化通览·东营卷》《黄河口特色旅游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