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至味中优美句子汪曾祺（夜读汪曾祺老味道）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汪曾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外界封他：“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

在西南联大，沈从文曾说：“他的小说写的比我好”。

在北京，老舍说：北京文联我怕两个人，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端木蕻良。

黄永玉说：我的画只有他最懂。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

史航说他：这世间可爱的老头儿很多，但可爱成汪曾祺这样的，却不常见。

贾平凹说他：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黄裳曾说他：他的一切，都是诗。

1

“活着真好”

中国人是爱吃的，是美食大国，我们有上千年的吃食文化，能把世界各个角落的华人连结在一起的，除了黑头发黄皮肤、抑扬顿挫的中国话，恐怕就是我大中华的美食了。

《老味道》是一部关于吃食的书籍，一部堪称囊括中国天南海北美食文化的书籍。用朴质细腻的文字，去讲述了汪老自己一生所见所闻的美食，分别是西南联大时的“云南味”，回忆中的“老味”，儿时的“家乡味”，旅途和北京定居后的“鲜味儿”，一蔬一饭，看似稀疏平常，却无不透露出汪老对生活的热爱与对人生终极幸福的无限向往。

汪曾祺爱吃，即使在逆境中也能寻得美味，自得其乐，开篇就是这么写的：

活着多好啊。

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

也就是使人觉得，

活着多好啊！

在“家乡味”里，忆童年的炒米和焦屑，动乱和贫瘠的年代，童年的汪曾祺却处之泰然，生命的威胁一字不提，于其中自得孩提的趣味。。

红十字会设在炼阳观，这是一个道士观。我们一家带了一点行李进了炼阳观。祖母指挥着，特别关照，把一坛炒米和一坛焦屑带了去。我对这种打破常规的生活极感兴趣。晚上，爬到吕祖楼上去，看双方军队枪炮的火光在东北面不知什么地方一阵一阵地亮着，觉得有点紧张，也很好玩。很多人家住在起，不能煮饭，这一晚上，我们是冲炒米、泡焦屑度过的。没有床铺，我把几个道士诵经用的蒲团拼起来，在上面睡了一夜。这实在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

第二天，没事了，大家就都回家了。

炒米和焦屑和我家乡的贫穷和长期的动乱是有关系的。

2

诗意的菜谱

汪曾祺爱吃，会吃，写得更妙，各地美食呈现在《老味道》中是有形有色有声有味，吃货们看来欲罢不能，越看越饿，越饿越看。

干丝。这是淮扬菜，旧只有烫千丝，大白豆腐干片为薄片（刀工好的师傅一块豆腐干能片十六片），再切为细丝。酱油、醋、香油调好备用。干丝用开水烫后，上放青蒜米、姜丝（要嫩姜，切极细），将调料淋下，即得。......煮干丝的历史我想不超过一百年。上汤（鸡汤或骨头汤）加火腿丝、鸡丝、冬菇丝、虾籽同熬（什么鲜东西都可以往里搁），下千丝，加盐，略加酱油，使微有色，煮两三开，加姜丝，即可上桌。

袁子才谓“有味者使之出，无味者使之入”，干丝切得极细，方能入味。

他笔下的美食是有声音的，自创美食“塞肉回锅油条”是这样写的，“油条切成寸半长的小段，用手指将内层掏出空隙，塞入肉茸、葱花、榨菜末，下油锅重炸。”“回锅油条极酥脆，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写小时候祖母吃长斋里的香蕈汤：“香蕈汤一大碗先上桌，素馅饺子油炸至酥脆，倾入汤，嗤啦一声，香蕈香气四溢，味殊不恶。”

他写的美食是有动感的，写故乡”端午的鸭蛋“，“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他写的美食还能让读者笑着看，西南联大时期，写皂角仁”云南人却拿来吃，真是闻所未闻。”“皂角仁不可多吃。我们过腾冲时，宴会上有一道皂角仁做的甜菜，一位河北老兄一勺又一勺地往下灌。我警告他：这样吃法不行，他不信。结果这位老兄才离坐席，就上厕所。皂角仁太滑了，到了肠子里会飞流直下。”

他写美食写出了生活的情味：“我不爱逛商店，爱逛菜市。看看那些碧绿生青、新鲜水灵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悦。……做菜的人一般吃菜很少。我的菜端上来之后，我只是每样尝两筷，然后就坐着抽烟、喝茶、喝酒。从这点说起来，愿意做菜给别人吃的人是比较不自私的。”

还有点画面感。美食不仅是老饕们的最爱，之所以冠名为“美”，总得有点美学意义在里面，他写昆明的“火把梨”，“是因为皮色黄里带红，有的竟是通红的。这种梨如果挂在树上，太阳一照，更像一个一个点着了的小火把了。”火红的梨子，绿叶缝隙间透出金色的阳光，看完这段，觉得如电影画面一般的美。电影《英雄》，沙漠、胡杨林做背景，张曼玉和章子怡两大美人身着大红衣裳，宽袍大袖，青丝飘逸，于漫天黄叶，清丽阳光中如飞天一般的挥剑打斗，剑气所到，黄叶纷飞。虽然电影着实不喜欢，也不记得烟的什么了，但是这个画面真的美极了，就在脑海中定格了下来。也许汪老对美味的记忆有时也是因为有这么一点美学的意义吧。

还有与美食有关的人物，隔着悠长岁月依然鲜活于眼前：

这位堂倌真是能干。客人点了菜，他记得清清楚楚（从前的饭馆是不记菜单的），随即向厨房里大声报出菜名。如果两桌先后点了同一样菜，就大声追加一句：“番茄炒鸡蛋一作二”（一锅炒两盘）。听到厨房里锅铲敲炒的声音，知道什么菜已经起锅，就飞快下楼，（厨房在楼下，在店堂之里，菜炒得了，由墙上一方窗口递出）转眼之间，又一手托一盘菜，飞快上楼，脚踩楼梯，噔噔噔噔，麻溜之至。他这天上楼下楼，不知道有多少趟。累计起来，他天所走的路怕有几十里。客人吃完了，他早已在心里把帐算好，大声向楼下报出钱数：下来几位，几十元几角。他的手、脚、嘴、眼一刻不停，而头脑清晰灵敏，从不出错，这真是个有个人精力的堂倌。看到一个精力旺盛的人，是叫人高兴的。

3

昆明的茶馆

汪曾祺毕业于西南联大，他在昆明先后待了七年，五年读书，两年教书。除家乡高邮和北京外，这是他一生待的最长的地方。这七年，是他人生中最美妙的七年，又年轻，又无牵挂。除了读书，就是游荡。当然，也有过一个时期，贫困潦倒，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但精神上，却是极其自由的。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说：“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一种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

老茶馆

《老味道》开篇是“泡茶馆”，昆明的茶馆只能分成两类：大茶馆和小茶馆，大学生光顾的都是小茶馆，联大门口，游游荡荡，专门招徕大学生的新式茶馆，绍兴老板的兼卖点心的茶馆，

路东茶馆的“主任儿子”以及茶馆里的“盲人说唱”，文林街茶馆墙上的美国明星.........都是几十载不曾磨灭的陈旧记忆，还有路东小茶馆西墙上的一首诗：

记得旧时好，

跟随爹爹去吃茶。

门前磨螺壳，

巷口弄泥沙。

也许这种丰富的市井经历成就了作家汪曾祺，在一家”老式“的备有水烟烟筒的小茶馆里，汪曾祺“和两位外文系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在靠窗的桌边，各自看着自己的书，有时整整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最初的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带有水浮莲的气味。”

我印象最深的是小茶馆里的一个女人。

在凤翥街头右手第一家的小茶馆，

只有三张茶桌，而且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茶具也是比较粗糙的，随意画了几笔蓝花的盖碗。除了卖茶，檐下挂着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即湖南人所谓的凉薯），这也是卖的。

张罗茶座的是一个女人。这女人长得很强壮，皮色也颇白净。她生了好些孩子。身边常有两个孩子围着她转，手里还抱着个孩子。她经常敞着怀，一边奶着那个早该断奶的孩子，一边为客人冲茶。她的丈夫，比她大得多，状如猿猴，而目光锐利如鹰。他什么事情也不管，但是每天下午却捧了一个大碗喝牛奶。这个男人是一头种畜。这情况使我们颇为不解。这个白皙强壮的妇人，只凭一天卖几碗茶，卖点草鞋、地瓜，怎么能喂饱了这么多张嘴，还能供应一个懒惰的丈夫每天喝牛奶呢？怪事！中国的妇女似乎有一种天授的惊人的耐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

这应该是较早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妈宝男“和”妻宝男“形象吧，汪老的关怀女性意识打了“直男癌”们的脸。

4

消逝的美食

这本书，如同一个真切的纪录片，缓缓展开，记录了时代了美食，讲述了童年的记忆，遗憾了遗失的味道。

汽锅鸡

在昆明正义路近金碧路处。挂有匾额“培养正气”的老店是汪曾祺记忆中最正宗的一家，昆明人碰在一起，想吃汽锅鸡，就说：“我们去培养一下正气。”

中国人吃鸡之法有多种，其最著名者有广州盐焗鸡、常熟叫花鸡，而我以为应数昆明汽锅鸡为第一。汽锅鸡的好处在哪里？日：最存鸡之本味。汽锅鸡须少放几片宣威火腿，一小块三七，则鸡味越“发”。走进“培养正气”，不似走进别家饭馆，五味混杂，只是清清纯纯，一片鸡香。

烧饵块

汪曾祺四十余载难忘巷子深处悠远的吆喝：“烧饵块哟......”

卖烧饵的用一柄柿油纸扇扇着木炭，炭火更旺了，通红的。昆明人不用葵扇，扇火多用状如葵扇的柿油纸扇。铁篦子前面是几个搪瓷把缸，内装不同的酱，平列在一片木板上。不大一会，饵块烧得透了，内层绵软，表面微起薄壳，即用竹片从搪瓷缸中刮出芝麻酱、花生酱、甜面酱、泼了油的辣椒面，依次涂在饵块的一面，对折起来，状如老式木梳，交给顾客。两手捏着，边吃边走，咸、甜、香、辣，并入饥肠。四十余年，不忘此味。我也忘不了那一声凄凉而悠远的吆唤：“烧饵块......”

米线

米线是米粉像压饸饹似的压出来的，“米线洁白，光滑，柔软。”汪曾祺“有个女同学身材细长，皮肤很白，有个外号，就叫米线。”

荩忠寺的白汤上面堆着半两猪臀尖肉的米线，青云街的羊血米线，正义路夏天吃来大汗淋漓的凉米线，护国路老街的干烧米线，还有爨（cuan,二声）肉米线，即鲜肉米线，“米线煮开，拨入肉末，见两开即得。”焖鸡米线，鳝鱼米线，叶子米线.......沈从文爱吃的加西红柿鸡蛋的米线，最后出场的是最为名贵的过桥米线。

在他笔下，市井小吃仿佛满汉全席，种种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美食。

四十年后，改革开放，重回昆明，记忆中的米线都没有了，到处都卖从贵州传来的肠旺米线。“肠”是猪肠子，“旺”是猪血，西南几省都把猪血叫做“血旺”或“旺子”。汪曾祺感慨：“为什么肠旺米线能把焖鸡、爨肉……都打倒，变成肠旺米线的一统天下呢？是焖鸡、爨肉没人爱吃？费工？不赚钱？好像也都不是。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

汽锅鸡也不如从前了，从前用的鸡不是一般的鸡，是“武定壮鸡”。

过桥米线也大大不如从前了。没有那样的鸡片、腰片没有那样的刀工。没有那样的汤。那样的汤得用肥母鸡才煨得出，现在没有那样的肥母鸡。

烧饵块的饵块倒还有，但是不是椭圆的，变成了圆的。也不像从前那样厚实，镜子样的薄薄个圆片，大概是机制的。现在还抹那么多种酱么？还用栎炭火来烧么？

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令人唏嘘感叹。

时代变了，发展快了，人们没有耐心在小巷子的作坊里，用“骟鸡”技术来处理武定鸡，出于成本的考虑，谁还用栎木来烤饵块，效率第一赚钱至上，记忆中的美食就这样消逝在历史中。人们都拼命向前奔跑着，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停下来看看路边的风景，一路疾驰终点却还遥不可及时，猛然才发现，真的错过了身后的美好。

《老味道》缅怀了记忆中的味道，也让现代人思考，我们一心只想前进，快速发展变化的生活中，人们是不是丢掉了许多珍贵而美好的东西，

把心放慢，如木心先生的《从前慢》所写：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 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行人

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4

美食里的故事

汪曾祺吃美食、写美食、做美食，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名人吃美食的故事、民谚诗词、各地吃法都要考证一下，写来也是个有趣的过程。

昆明时对宋人吃木瓜的考证：

《东京梦华录·是月巷陌杂卖》有“药木瓜、水木瓜”。《梦梁录·果之品》：“木瓜，青色而小，土人翦片爆熟，入香药货之；或糖煎，名木瓜。”

《武林旧事·果子》有“木瓜”，《凉水》有“木瓜汁”。看来昆明市上所卖的木瓜当是“水木瓜”。浸泡木瓜的水即当是“木瓜汁”。

吃水鸟的考证：

春天，卖一种叫做“鶸”的野味，.......《尔雅·释鸟》郭璞注：“出北方沙漠地。”不错。北京冬季偶尔也有卖的。沙鸡嘴短而红，腿也短。我们那里的却是水鸟，嘴长，腿也长。鶸的滋味和沙鸡有天渊之别。沙鸡肉较粗，略带酸味；鷃肉极细，非常香。

甚至老百姓惯吃的咸菜汪曾祺都能天南地北地考证一番，北京吃水疙瘩，天津吃冬菜，保定和苏州吃春不老，鲁迅故乡有乌黑的干菜，云南曲靖的韭菜花风味绝佳，贵州的芥菜咸菜叫冰糖酸，朝鲜有辣菜，延边的腌蕨菜卖到了北京，遗憾的是还没吃过福建的黄萝卜。甚至还从古书里考证咸菜的起源。

其实这些考证只是一个兴趣所在，不一定非要个结果，似乎美味在唇齿间停留的时间太短，还想在精神上再回味一遍。写到最后，又回归到文学创作上：“小说要有浓郁的民族色彩，不在民族文化里腌一腌，酱一酱，是不成的”。

5

美食里的宽容

汪曾祺写吃东南西北，古往今来，无所不包，“文人相轻”，其实不仅是文人之间互相看不起，很多旧式文人自己独大，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在《老味道》里，汪曾祺写了天南海北的美食，也品了祖国各地的美味，他什么食物都吃得，什么味道都能接受，吃这件事上，真是兼容并包、兼收并蓄。

他劝大家多尝试，尤其是文艺工作者：

我劝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尝尝，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异地的食物，比如葵和薤，都吃一点。一个一年到头吃大白菜的人是没有口福的。许多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的蔬菜，比如菠菜和莴笋，其实原来都是外国菜。西红柿、洋葱，几十年前中国还没有，很多人吃不惯，现在不是也都很爱吃了么？很多东西，乍一吃，吃不惯，吃吃，就吃出味儿来了。

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演员的口味最好杂一点，从北京的豆汁到广东的龙虱都尝尝（有些吃的我也招架不了，比如贵州的鱼腥草）；耳音要好一些，能多听懂几种方言，四川话、苏州话、扬州话（有些话我也一句不懂，比如温州活。）否则，是个损失。

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由北京人不吃苦瓜到开始接受苦瓜，汪曾祺又想到文艺创作口味要杂，不要偏食。“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文艺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

汪曾祺对美食宽容，其实就是对生活和文化的宽容，这就是他的文学创作观：文艺创作应该多尝试，才有生活的趣味。想必这也是汪老的人生观吧，食物百味如人生百味，吃得了南甜北咸，东辣西酸，经得了荣耀显贵，困老孤贫，这才叫人生。包容欣赏，淡然处之，才自得趣味。

6

“童心常绿”

汪曾祺说爱做饭的人大都不自私，我想，这么热爱美食，道道家常写来如珍馐美味，市井小吃如见满汉全席的人，爱吃懂吃会吃能吃出文化和情味的人，能与美食为知己的人，不仅不自私，更是个风雨中处之泰然，起伏中笑看风云的热爱生活有情趣的人吧。

有位作者这么评价他：他这种追求渗透到生活中的一颦一笑，即便是在逆境中也能寻出美来，自得其乐。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因为“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里，有人问他那段经历是不是很难熬，他的回答却是“随遇而安”。“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汪曾祺说：“不‘安’，又能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所以，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个很别致的老头儿，是个在一地鸡毛中，也能够做到诗意栖居的大家。

一生经历战乱中的流离失所，风雨飘摇，被划“右派”，下被放劳动，关“牛棚”，这样的人，心灵必然遍布伤痕吧，文革结束流行“伤痕文学”，但从老先生的文字中，看不到这些，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写尽生活的美好与恬淡。这样的心态关乎童真，与年龄无关。

在《老味道》末尾，汪曾祺引舍伍德 安德生的《小城畸人》里记一老作家的文字对他自己的人生哲学做了最好的解答：“他的躯体是老了，不再有多大用处了，但他身体内有某种东西确实全然年轻的。”“我希望我能像这位老作家，童心常绿。”想必这就是能在一地鸡毛中享受诗意栖居，于浮生流逝中获得一点纯粹感的原因吧，真是个可爱的“老头子“。

秋雨淅沥，天气渐凉，品一品生活细味，粘一粘烟火滋味，纷乱生活中，停不下的脚步里，读一读汪曾祺，读一读《老味道》。

水穷云起，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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