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顶山惨案最后幸存者（为何3000多名遇难同胞会束手就擒）

说起日军在中国的大屠杀，人们脑海中第一个闪现出来的一定是1937年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30多万同胞惨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虽然过去了80多年时间，但这个数字无论如何在我们的脑海中都挥之不去。

但如果说在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启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屠杀，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就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32年，200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血洗了抚顺的平顶山村，3000多名村民惨遭杀害，屠杀现场犹如人间地狱，惨不忍睹。

“平顶山惨案”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中国制造的第一起大屠杀事件，为日本军国主义日后在侵华战争中实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开了先河。

看到这里，很多读者也许会有一个疑问，为何日军会选择在平顶山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的屠杀？3000多名百姓为何会束手就擒毫无反抗？且看笔者接下来为您一一讲述。

1932年9月16日，日本关东军驻抚顺守备队第二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和日本宪兵分遣队长小川一郎带领近200名日本兵进袭平顶山村。他们把平顶山村手无寸铁的村民全部集中起来，丧心病狂地进行了屠戮。

惨案发生后，日军严密封锁消息，知其内幕者很少。当年从死尸中逃出的幸存者，曾向外界披露过这起惨案。上海《新闻报》及时刊载了有关惨案的消息，并发表了东北义勇军将领冯占海、李海青、唐聚五致国际联合会电，控诉日军在平顶山惨杀无辜民众的罪行。

11月26日英国路透杜南京电稿，发出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关于平顶山惨案的消息。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就平顶山惨案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而日本当局对此完全加以否认，说这些报道和抗议记载“全无事实，毫无根据。”

但铁证如山的历史罪恶是抹杀不了、否定不掉的。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对惨案幸存者的调查，对敌伪警察、翻译的口供的核实，弄清了这次惨案的真相。

1932年9月，唐聚五率领的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为向日本侵略者示威，表示中国人民绝不甘心当亡国奴、誓死救国雪耻的决心，决定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前夕攻打抚顺城。

9月15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之夜，自卫军发起了进攻，以大刀队为主攻，以“中华九江”和“老来好”骑兵团为增援，向抚顺市逼进。战斗一直进行到翌日凌晨3时，由于组织不严密，武器装备极差，事先又走漏了风声，这次进攻没有成功。但这一夜日本人却惊慌万分，抚顺所有矿区全部停电停产，日本人龟缩到安全区，有的趴在水沟里，直到第二天才悄悄爬上岸来。受到震动的驻抚日军恼羞成怒，决心进行报复。

守备队中队长川上精一叫嚷：“匪兵攻打抚顺，平顶山的老百姓一定是知道的，但他们没有报告，所以要把他们全部杀光！”

平顶山村位于抚顺市郊西露天矿东部，有居民400多户，3000多人。

9月16日上午8时，川上精一和宪兵队长小川一郎决定由守备队负责，宪兵队配合，用哄骗村民照相为由把人集中起来杀光，同时烧毁平顶山居民的全部财物和房屋。

按照川上精一的部署，守备队和宪兵队的便衣先赶到平顶山村，以照相为由将百姓骗至日军预先埋伏好的屠杀地点。平顶山街很长，几个便衣进去却召集不上人，许多人或不想出来，或行动迟缓，见此情形，在屠杀现场南侧公路上进行指挥的川上精一担心时间拖长了，会泄露机密，或被居民看出破绽，于是强行驱赶居民前往屠杀现场。

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分乘四辆卡车疾驰到平顶山村北头。其中三辆卡车上的日本兵，一部分迅速包围了平顶山，不准进出；其余的日本兵分布到东西山头，防备大刀队前来营救；另一辆卡车开进平顶山村，荷枪实弹的日本兵，逐一闯进民宅，强行驱赶人们去屠场。没多久全部村民即被驱赶出来前往屠杀现场。对一些走得慢的老弱病残者，日本兵就拖着走或干脆一枪打死，或用刺刀刺死。

在刽子手们的逼迫下，被赶出来的男女老幼哭着喊着连跌带爬地被集中到安排好的屠场上。这时人们回头一看，村里的房子已经被日本兵用汽油都点着了， 然而面对全副武装的强盗这些手无寸铁的百姓又有什么办法呢？人们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房子被烧掉。

大约在午后1点多钟，全村人都被赶到了屠场。屠场是在平顶山南端的沟形草坪地。它的西面是断崖陡壁，即当年用机器镐挖平顶山时剩下的半边山，有两三丈高；北面是铁丝障，东面放着六个被红布蒙着的东西。人们不知道这是何物，还以为真是照相机呢！

突然红布被揭开，露出了六挺机枪，一声令下，机枪疯狂地向人们扫射，顿时哭喊声连成一片，瞬间一大批手无寸铁的百姓像被割倒的麦子一样一片一片的倒了下来。

活着的人明白过来，“快冲出去，逃命啊！”人们拼命地往外冲。可是东、西、北都是绝路，只有南面有一个缺口，而这里刽子手早有严密部署，往外跑的人，幸存者极少。

据幸存者夏廷泽回忆说：“我当时抱着一个三岁的孩子，乘一团大乱之际，迅速从南面缺口跑出去，跟我一起跑出去的，总共不过六七人，都伏在空地内，避开刽子手的视线，因而侥幸获得成功。”

刽子手用的多是爆炸性子弹，枪声一响，有许多人连往下卧倒都不懂得，大多是两手把脑袋一抱，蹲在地上让机枪扫射，结果开花子弹多打中头部，脑壳崩裂，整个草坪染成白一块红一块。刽子手的机枪，一轮又一轮扫射，人们一堆又一堆倒下去。这时，一边是枪声大作，刽子手疯狂杀人，一边是村中被烧的民房浓烟腾起，烈火冲天，整个平顶山被火和血所吞没。

当罪恶的枪声停止后，整个屠场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然而，大屠杀并没有结束。

据幸存者杨占有证实说：“我在昏迷中听到日本兵咕噜咕噜说了几句什么话，一会儿又听到汽车马达声，我知道日本兵屠杀完要走了。最后一车刚刚开走不远，我听见有说话声，没死的人都挣扎着往外跑。这一跑糟了，日本兵发现许多人没有死，马上把车头一转，再来第二次屠杀。这次屠杀日本兵没有用枪，而是跳下车，端起刺刀，在人身上挨个刺。一刀刺下去，没有反应，就证明已经死了，一刀刺下去，“爹呀，娘呀”疼地叫唤，刽子手就猛力地再来第二刀，第三刀，直至刺死为止。我之所以能活着逃出来，一方面因为我被压在死尸底下，另外我咬紧牙关，任凭刽子手刺，一声不吭，假装死人，刽子手刺几下没刺到要害部位，以为我死了，才幸免于难。有些人被刺时，破口大骂洋鬼子，刽子手听见骂他，就更加用力猛刺，把人周身刺得稀烂。”

据幸存者赵树林回忆：“我看到一个妇女，日本鬼子把刺刀刺进她的身体时，她双手抓住刺刀，坐了起来，双眼怒视着鬼子，这时鬼子瞬间抽出刺刀，以至于她的十指当场就被割掉，紧接着鬼子又对着她接连刺了几刀，这个妇女当场死亡。原先经过扫射后，有许多人还活着，经过这二次屠杀后，能保全下性命的太少了，这第二次刺刀一过，起码多死二三百人。这场大屠杀，历时三个多小时，直到太阳落山，日本兵才登车回去。”

据幸存者李德贵、夏廷泽回忆：“这次刽子手去后，就不再有人动了，鸦雀无声，一片沉寂。直到天大黑之后，下起了小雨，才隐隐听到有人说话声，慢慢有人从死尸堆里挣扎着爬起来往外逃，但这些人大多受伤过重，缺胳膊断腿，以至于爬出没多远就死了。有的人流血过多，喝不上水，张着嘴渴死。死亡前发出的凄厉的呻吟声、呼号声和惨叫声，一直到天亮。从屠杀现场逃出去的人，最多也不超过三十个。”

那么平顶山大屠杀遇难同胞究竟有多少人？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据后来刽子手供述说有2300多人，但实际上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据当过前任抚顺警察厅警长的冯士文交待：“当时抚顺一个较大的派出所管四五千人，中等的也管三千多人，最少的也管二千多人。而杨柏堡派出所是当时一个较大派出所。杨柏堡派出所管辖栗子沟、平顶山、杨柏堡三处。当时，杨柏堡仅三十来户，共约一二百人；栗子沟，大房子住有日本人七八百人，另有住户五十来户，二三百人，两处共约一千多人，因此，平顶山至少有三千人遇难。”

而在平顶山大屠杀时，逃出的幸存者寥寥，死难人数在3000人左右是可信的。与此同时平顶山一条长街所有的房子全被日军烧光，只剩下一座老君庙。

第二天一早，川上精一命令一帮朝鲜浪人，用大钩子把一具具尸体钩到山崖底下，其中还有不少没有死的，有的还能说话，由于受伤过重无法动弹。但这帮朝鲜浪人，不管中国人的死话，全部堆在一起，将尸体焚烧之后，炸塌山崖，将尸体掩埋。

从此，平顶山变成一座人骨堆积的荒山。人们为之编了一首歌谣：

当年平项山人烟茂，

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

拣起一块砖头，

拾起一根人骨。

日寇杀死我们父母和同胞，血海深仇永难消。

平顶山大屠杀后，日本侵略者担心消息传出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极力试图掩盖。与此同时，又并不因此而罢休，紧接着又制造了一起接一起的骇人听闻的血腥屠杀。

他们以“通匪”的罪名，妄图灭绝抚顺千金寨居民。由于这里居民早有准备，纷纷逃走，使其阴谋未能得逞，但却枪杀了来不及跑掉的四十余人。烧毁了一千多栋房屋，使较富庶的千金赛只留下一片瓦砾，变成一座死城。

紧接着，日本驻抚守备队和老兵又倾巢出动，烧毁了抚顺近郊二十华里以内的所有村屯。随后又从沈阳调兵遣将，出动飞机大炮，追剿唐聚五领导的自卫军，烧毁了新宾县周围十八个堡子一千多间房屋。 数以千计的中国百姓被杀害。新宾县至今犹存的两个“万人坑”，就是日军暴行的明证。

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1972年9月16日，平顶山惨案40周年之际，抚顺市在当年屠杀现场上建起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

1996年4月，勇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日本律师尾山宏来到了抚顺，他找到了大屠杀的幸存者莫德胜，希望能为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赔提供法律服务。

正是基于此，莫德胜、杨宝山、方素英3名在平顶山惨案中身心饱受摧残的幸存者，依照《国际法》向日本政府起诉，总计索赔金额6000万日元。

三位老人的证言，字字血泪！

莫德胜说：“那一年我8岁，我家7口人，外祖父、外祖母、父亲、母亲、两个妹妹和我都被赶到空地上。枪响后，我感到脖子一凉，一阵剧痛。鬼子走后，我家六口人全都死了，父亲脖子上还冒着血泡。”

杨宝山说：“我的父亲死去的时候，仍紧紧抓住我的手，那一年我12岁，腿肚子发炎化脓，子弹才拿出来。”

方素英说：“我家一共8口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姑姑，两个弟弟和我。惨案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开枪后，爷爷把我压在身下，我昏迷了。醒来一看，爷爷、奶奶、母亲、弟弟都被打死了，还有一个一岁多的弟弟在母亲的身边爬，鬼子一刺刀往远处一挑， 弟弟就不见了。”

泣血的证言，再一次向全世界揭露了日本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行径。

这是继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七三一细菌战受害者王一兵以及劳工刘连仁三位被日本残害的当事人之后，在中国出现的又一例二战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荼毒的中国同胞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民间索赔。

这也是莫德胜等三位受害幸存者代表平顶山3000余名惨遭日军屠戮的同胞，第一次在日本的国土上向那段罪恶历史和凶残成性的日本侵略者大声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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