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同济是光谷同济吗（同济为什么来武汉）

今天（10月28日）

是同济医院建院120周年

迁至武汉65周年

（同济医院全景图。）

驶过汉口解放大道繁华的商业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几栋高楼，十分显眼。如果站在高处俯瞰，可完整看到一片形似飞机的建筑群，这就是曾被誉为“东亚第一楼”的老住院部。 同济医院在华中地区的地位，便像这片飞机楼。这家1900年创办于上海、1955年为支援中南地区医疗而整体搬迁至武汉的医院，在超前高质的发展中，稳坐华中地区医疗机构头把交椅。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疫中，同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42支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队汇集于此，亲眼目睹了一家龙头医院在医疗过程中的有序和专业。 2020年10月28日是同济医院建院120周年。同济的65年迁汉史，就是武汉医疗变迁与振兴的缩影。武汉从23家医院总共不到2000张床位，到如今提出建设“国家级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同济不仅为武汉人民提供了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更为武汉医疗乃至中南地区的医疗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于中国医疗卫生界的标杆意义，是多元而鲜明的。

上海“最硬的鳞”几乎全员来汉

1950年4月20日，时任华东教育部副部长的唐守愚到同济大学口头宣布中央决定：同济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迁武汉。

（建成后的住院部大楼俯瞰图。）

这一消息即刻在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领导层意见不一，很多教授也不支持搬迁，还有部分教授联名给中央写信，申诉同济不宜搬迁的理由。

“大多数教职员工不理解决定的目的和意义。”据《武汉文史资料》记载，时任同济医院院长（也是同济迁汉后的第一任院长）、我国社会医学奠基人林竟成教授回忆，在学校召开的讨论会上，辩论激烈，不少人担心同济大学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建成理工医法文兼有的综合性大学，因医学院分离，整体性会遭到损害；有的对武汉的生活、气候有顾虑；有的则反映了很多具体困难，比如夫妻在不同医院工作，迁汉势必造成两地分居；特别是一些知名教授，在上海多家医院兼职主任，有的有自己的诊所，迁汉意味着要放弃上海舒适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南地区包括豫、鄂、湘、赣、粤、桂等6省，人口一亿四千万，是全国人口最多的行政区，但医药卫生条件相对不足。作为中心城市的武汉，全市有3所公立医院和20所私立医院，床位不到2000张，医师、护士、助产士、药剂师、医技加起来不足2000人，远不能满足地区经济发展和民众需要。

而同济医院，从建院起就保持着与欧洲同步发展的临床技术水平，历经半世纪发展，已是全上海实力最强劲的医院，“北协和、南同济”驰名中外。

中南地区急需这样顶级水平的医院，来担负起医疗卫生建设的重任。

“迁汉不仅是国家的需要，而且会让学校和医院有更广阔的用武之地。”林竟成和几位持相同主张的教授写了一封建议书，联名支持中央的决定。

“这是湖北省几千万人民的医疗卫生需要。”当时已经是上海名医的妇产科专家金问淇教授带头报名要求来汉。他关掉在上海开的诊所，投入到迁汉筹备工作中，还积极做其他同事的动员工作。在他的带动下，妇产科自愿迁汉的医护人员比例是全院第一。

“同济医院迁汉的实质是技术人才的迁移。”1950—1955年间，国家教育部、中南军政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强调，“离开专家、教授和全体医疗、教学技术人员的迁移这个前提，迁校建院就失去了意义。”

中国科学院院士、“外科之父”裘法祖回忆这段历史时曾写道：“同济医院整体迁武汉的消息传来，全院哗然。我的德国妻子已习惯上海生活，也不愿意迁到环境迥然不同于上海的武汉。”

裘法祖只能先将妻子独自留在上海。当时，裘法祖除了是同济外科主任，还身兼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系统外科教研室主任、上海第六医院外科主任、上海卫生局顾问、《大众医学》主编等数职，即便不来武汉，在上海也能过得很好。

但他深知，同济迁汉肩负新中国布局医疗卫生版图的重任，仅有医院物资的转移不是真正意义的迁校。在上海、武汉两地奔走4年后，妻子不忍心看他如此辛苦，终于愿意来汉。裘法祖立即辞去了上海所有兼职，全身心投入到武汉同济医学院的教学与医疗中。

1954年11月25日，同济医院迁汉人员名单正式公布，迁汉的正、副教授21人，讲师、助教100余人，护士医技人员60余人，行政技术工人40余人，计220余人。正教授中，除耳鼻喉科专家李宝实、骨科专家屠开元经中央卫生部批准调任军队医院任职外，其他全部来汉。

1955年，新院落成。春节刚过，同济医院迁汉职工及家属数百人，扶老携幼，3月底全部抵达武汉。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新院的“飞机楼”由我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冯纪忠院士设计。每翼均为病房，计16个病区，机身的中央部分安排为诊断、治疗科室，既保持与病区之间联系方便，便于接送病人，又减少了不必要的穿越带来的交叉感染。

（图为迁院时院址原为汉口华商跑马场。武忠弼 摄）

保存至今的《施工日志》记载，冯纪忠院士多次提到“林竟成是个责任心极强的好院长，医院建造过程中，他把整个身子都扑上去了，建成这医院他是有很大功劳的”。

新院选址汉口华商跑马场一角，落成之前，这里是一块荒地，资金也不充裕，但林竟成要求不能降低建筑标准，以免留下后患。新医院使用的建筑材料、购置的设备都是当时一流的，上海产的钢窗、进口电梯、全病区统一供暖设施、手术室与婴儿室的制冷设备、病区浴室……这些今天看起来很普通的设置，在当时都称得上是一流。

科研条件更加艰苦。1972年，同济医院成立腹部外科研究所（器官移植研究所前身），夏穗生任肝移植小组长。“经费有限，很多环节都要自己创造条件才能进行下去。”同济器官移植教授刘敦贵是肝移植小组成员，他告诉长江日报记者，他们买不起能延长缺血肝存活时间的保存液，夏穗生就参照国外保存液的成分，带着大家和免疫教研组、同位素教研组协作，自制保存液；手术中没有心电监护装置，就将中心静脉压力表固定在输液架上，接上试管，进行人工监测。

手术后实验狗的肝功能尚未恢复，如果不尽快回温，容易产生并发症，只有在18℃到25℃时，才有利于狗快速清醒。武汉的冬天常在0℃徘徊，手术室没有空调，他们只能生煤炉给狗取暖。

很多研发成果都来之不易。上世纪60年代末，邵丙扬教授筹建血液病学实验室。建立之初，由于缺乏科学的数据，没有正常值标本，他和实验室同事轮流抽自身的血液用于比对凝血时间。蔡红娇教授研发体外培育牛黄实验，为了尽量减少研究费用，她用猪胆自己提炼，每周都要抽出两天赶到20公里外的一家屠宰场取20—30斤猪胆。

同济提出的很多理念、制度都对武汉医疗界影响至深。邵丙扬建立起内科学的医疗、教学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诸如定期疑难病例讨论、出院病人讨论会，并提倡各科联合查房和前、后期共同查房，以及死亡原因未明的患者争取病理尸检讨论会等等，至今仍在沿用。

曾在德国留学行医的裘法祖则带回了“专科”概念。解放初期，武汉的外科仅限于做阑尾炎等一些小手术，而在德国就担任了外科主任的裘法祖从头到脚都能开刀。他还率先提出把大外科分为普通外科、骨科、胸心外科等。

将他乡耕耘成故乡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充分依靠整个医疗体系的进步。同济迁汉后，建立标准、输出技术，下沉优质医疗资源，将他乡耕耘成故乡。

上世纪60年代初，在裘法祖、夏穗生、吴在德带领下，同济组建“血吸虫病手术医疗队”。不同于内科疗法，外科治疗主要是切除患者脾脏，同济先后派出几十批医务工作者分赴枝江、阳新、汉阳、汉南等湖北重疫区，培养农村医生开展脾切除手术，治疗晚期血吸虫大肚子病人，一年内全省外科便有150名外科医生能独立开脾。

（图为1964年，裘法祖、夏穗生、吴在德等建立腹部外科实验室，创新性地开展器官移植实验研究。1977年成功完成肝移植手术，并向全国科学大会报捷。）

据同济医院院志的不完全统计，60年代和70年代间，同济医院共派出农村医疗队41批，共计1442人次。妇产科教授顾美娇说，支援农村，对她思想上是一个很大的洗礼。同济医科大学老校长、著名器官移植专家吴在德教授说得更动情，“是农民教会了我怎样做一名真正的医生”。

1966年，同济外科在全国率先开展“二减一保”（减少病人痛苦、减轻病人和国家负担，保证医疗质量），为现在的“加速康复外科”观念打下基础。那时病人来医院做一个胃大部切除的手术，费用在100元左右，很多农民做不起，遇到这种情况，吴在德就将教室改成简易手术室做手术，这样只需要50元钱。同济医院还派出医务人员在不同时期参与组建武汉市各级医疗机构。武汉市传染病院（金银潭医院前身）、武汉市结核病院（武汉市肺科医院前身）、梨园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皆因同济而起。

“让技术跑，而不是病人跑。”进入新世纪，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同济的辐射范围更广。同济医院院长王伟表示，通过打造城市医院联盟、推动医院逐级托管、落实对口支援、远程医疗等方式推进医联体建设，正带动基层医院不断发展。

同济磁场

65年前，同济依靠人才在汉二次创业；改革开放后，同济迎来黄金发展期，人才引进从未止步。

1997年，在美国深造的马丁选择回国。同济医院就将15万元的科研启动基金交给马丁，并让他担任妇产科一把手。

（图为1999年，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现代化新门诊大楼正式投入使用。）

异议四起。同济医院负责人态度明确：人才回来了，就应该放手让他干。

如今，马丁在医疗舞台上刷出亮丽的成绩：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妇科恶性肿瘤临床诊疗指南，深入系统研究导致宫颈癌的分子机制，对制定我国宫颈癌防治策略具有重大意义。2017年，马丁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同济医院，像马丁这样的归国人才形成“海归群”。人才磁场如何造就的？同济医院原党委书记、原院长陈安民给出这样的回答：“留住人才，需要待遇，更要感情，更重要的是靠事业。”

医院负责人随时倾听回国人员的想法，帮助他们实现回国后的抱负及计划。医院还主动帮助人才申请项目课题，邀请院内身经百战的专家，指导他们进行“预答辩”，不厌其烦。

“当医生要做到‘三不计较’，不能计较时间、金钱、一时得失。”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外科学系主任陈孝平提出，医学要靠积累，对生命怀有敬意的人才能甘于这份平淡。一路走来，正是同济重视人才的氛围，给了他潜心钻研的环境。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陈孝平就提出，良性肝病全切肝脏没有必要，病人只需37%左右的肝脏就可维持功能的新观念，并在国际上第一个提出“辅助性部分肝原位移植”理念。

拿出全部家底战疫

在同济医院发热门诊一角，立有一块临时党支部的牌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签名，全是党员，疫情暴发之初即主动请缨上发热门诊。康复科一位医生请战后跟记者再三强调：“不要报道我，我老婆还不知道……希望我能活着回来。”

“我们选择请战是出于本能。”同济医院护肾小分队队员、肾内科副主任医师何凡说，与病毒交战的当口，他们没有多少时间考虑自己的安危，每天都很紧急，“患者病情急，最怕自己无用武之地。”

在阻击新冠肺炎的战疫中，“不眠之夜”是同济很多青年医护的共同记忆。“不敢睡。”同济护心小分队骨干成员、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周宁说，同济光谷院区是危重症定点救治医院，尤其是这种做了ECMO治疗的患者，随时会遇到各种突发并发症，维护和管理马虎不得，稍有不慎就不是救命而是致命，需要医护人员24小时守护。

一天深夜，一位患者的ECMO管道突然出现大量血栓而不得不暂时停机。凌晨零时，周宁回到医院，碰到刚刚交班准备休息的护士张盼盼。后者二话没说就又穿上防护服，跟周宁一起返回ICU。

从110平方米到5000多平方米，发热门诊50倍扩增；从1个病区到3个院区，15天内改造医用面积77371平方米，开放2050张重症床位；6200余名医务人员，持续奋战122天。武汉战疫中，同济医院拿出全部家底，接诊了武汉市最多的发热病人，收治了武汉市最多的重症病人。

同济探索出的三个救治法宝，关口前移、多学科辅助联合、精细化管理在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中起到重要作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曾发文要求推广。

“损失是不小，但从大局来讲，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担当重任。”院长王伟表示，“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这种精神，和65年前老一辈同济人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毅然迁汉一脉相承。胸怀大局，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恪尽职守，是同济每一代医生的价值追求，是一种内化于心、外赋于行的本能。

“文化因经历而形成”，党委书记吴菁说，一群人共同经历了某一个时代，就拥有了某种共同的“文化记忆”。无论是历经迁汉还是经受抗疫洗礼，这种文化都以超时空的稳定性和极强的凝聚力，成为维系医院代际传续的“黏合剂”，让一代代同济人有了与国家、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担当和习惯。

她如沸腾的能量，掀起无声的潮音，引领同济滚滚向前。

时至今日

同济医院引领刷新

许多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纪录

成果数量和技术含量

均居全国卫生界前列

是名副其实的领跑者

今天的同济有多牛？

带你一图看懂

与国家同舟

与人民共济

同济

120岁生日快乐

让我们一起

向她致敬

为她祝福

（ 采写：首席记者王恺凝 通讯员童萱 制图：记者陈馨 统筹陈智 设计张莉 制作：陈智）

【编辑：符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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