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清朝百年前的贵阳（贵阳的城池末路）

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的一天，贵阳城来了一位新巡抚。

这位巡抚很有些来头：其父为大名鼎鼎的晚清重臣沈葆桢（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福建总督等要职），其母亦名门之后——林则徐之次女。但这位叫沈瑜庆的巡抚在贵州任上却无任何建树，因为在任时间实在太短——仅仅半年后，就发生了辛亥革命。

面对贵州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尽管他也一度调兵遣将以为抵抗，尽管也捶胸顿足，连连说对不起朝廷（皇上付我封疆，以至不守，何以对国），最后还是明智地交出了官府大印，手书退位文告，承认贵州独立，自己走人（该绅等苦心孤诣，维持地方，准其具情密奏，宣告独立），成了贵州历史上最后一位巡抚。

武昌城头那首义的枪声，不仅宣告了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同时也提醒了世人：火枪火炮已取大刀长矛而大行其道，冷兵器时代正渐行渐远。冷兵器走向寂寞，历经了一代代刀光剑影锤炼的城池，便无可避免地淡出历史舞台——这正是：城市迎来了发展，而城池却走向衰落。

衰落的城墙显得有些“碍手碍脚”，于是，民国年间的贵阳开始拆墙了。

说到这时期的拆墙，首先得提到一个人——贵州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周西城。周西城，贵州桐梓人。1926年8月，出任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长。

周西城上台伊始就决定在贵阳修建环城马路，这条路长10公里，宽10米。据说，当时不仅动用了大批男女民工，甚至城内驻军、各校学生也被组织参加修路。可谓全城动员，轰轰烈烈。不到一年，环城马路基本上有模有样（不期月，而自北迄南环城各段路工告成）。这条环城马路北起六广门外，沿威清门、大西门、金锁桥、次南门，再经大南门、老东门、新东门到洪边门，把贵阳城包了一大圈。

感谢有心人收集了当年的一首民谣，生动记录了那时拆墙修路的情况，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舆情动态。

民谣云：“民国十五年拆城墙，周西城坐镇在贵阳。喊了一声修马路，众位保董来商量。众位保董商量好，一阵鸡飞狗跳墙。男工妇女无其数，手提锤钻响叮当。拆了好多好民房，占了好多好田庄。挖了好多坟阙墓，毁了好多好牌坊。东门拆到西门转，大十字拆得亮堂堂。牌坊拆来垫路走，大巷口拆间好祠堂。拆了有的尤自可，拆了无的好凄凉。哪天出了真命主，天下太平不慌张。马路修得宽又长，两边栽树一行行。哪天树子长高了，大树下头躲阴凉。”

民谣夹叙夹议，情景交融，生动而形象地记录了施工的场面和工程的规模，写实中不乏嘲弄，无奈中又透出某些期许。但无论如何，周氏的修路之举，对近代贵阳城的发展是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的。

1927年的一天，连连的大雨之后，老城北门城楼西南角突然坍塌。本来就嫌城墙碍手碍脚的周西城即刻下令，不必修复，楼拆，两头的城墙也一起拆（恶北门横亘不便，于是城拆楼） 。于是乎，北门一带老城墙便稀里哗啦地倒下了。

此为民国贵阳拆城之始。

抗日战争爆发，贵阳因紧邻“陪都”重庆，而成为战时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城市，所谓“西南重镇，陪都屏障”也。

随着大批军政机关、工商企业、教育医疗机构和大批难民的到来，贵阳城人口骤增，交通问题凸显。为保城内畅通，当局遂决定拆墙。首当其冲的是大南门，大南门月城被拆除，辟为广场。同时封闭原来的城门，在其侧另辟一门，往北指大十字，而向南则可通油榨街，命名中正门。1938年，修筑中山路，老东门城墙拆除，也新开一门。大西门也在此过程中变换了模样。正所谓碾子还是那个碾子，缸还是那个缸，门却不再是那个门。

武胜门遗址（摄于2022年3月）

抗战期间，贵州全省有15个县市遭到日机骚扰、轰炸，而最令人发指的当属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2月4日的“二四轰炸”。

这天中午 12时许，18架日本轰炸机越过东山，闯入贵阳城狂轰滥炸。轰炸的目标集中于以大十字为中心的繁华区。两轮轰炸，共投弹129枚，其中不少是燃烧弹。自“顺元城”以来的600多年间，数十代人打造，经年累月形成和积淀的精华，全部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毁于一旦。直至1945年，大十字一带的元气都尚未完全恢复。

这个账我们岂能不记着！

“二·四”轰炸后，当局加快了贵阳城墙的拆除。

为便于空袭的疏散，当局陆续拆除部分城墙，以增加出城通道：在老东门至次南门间，新开禹门、指月、会文三道城门；在老东门至新东门间，新开了忠烈、三民两城门；在新东门与洪边门间，新开了虎门；在六广门与威清门间，新开了霁云门、乐群门；在威清门至大西门间，新开了世杰门、飞山门。

和以往的拆墙相比，这一时期的拆墙，有两个特点：

一是当局从战时需要考虑，一些仍具有军事价值地段的城墙不拆（多留据点，以资拱卫），表明这拆墙是有规划的。

二是把拆下来的石头标价卖出（以拆除之城石头卖价）。无论是下地基，还是修台阶、砌保坎，这些城墙石，无疑都是上好的建材。拆墙后的地基，也拿出来出售。在这种地方建房，无拆迁补偿的麻烦，想来行情不差。

当时对城墙石头的卖价定为：成型的整块石头，每立方价为国民政府的“法币”50元，估计是销路甚好，不久后涨价了，涨到了100元。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3月，成立了“市政府拆除贵阳城恒委员会”，次年又组建了“拆城工程事务所”。按照所制定的工程计划，整个贵阳城墙将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九月拆完，后又决定延期至三十四年（1945年）三月。然而，随着“黔南事变”的发生（日军进犯贵州独山），拆墙委员会和事务所等机构疏散，计划终成了半截子工程。

抗战胜利后，贵阳拆城继续。此期间的拆城，得提到一个叫扬森的人。扬森，四川广安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1945年1月出任贵州省主席，次年，兼任贵阳市长。扬森主政贵阳即下令拆除全部城墙。今天城基路，就是那时在拆除北门至威清门段城墙后，在“城基”上修建的一条新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