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高僧悟道的经历（历代祖师高僧求法和传法以及翻译的事迹）

传法和求法高僧与佛经翻译

现存最早的汉文佛经是《四十二章经》。据佛教传说，汉明帝夜梦神人，便派人到西方去寻访。派去的使者在大月氏请回了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译出了《四十二章经》。

白马寺 | 汉明帝所立

汉明帝藏《四十二章经》于朝廷专藏图书的兰台之中，并在洛阳城西雍门建白马寺。《四十二章经》由42段不长的佛经组成，内容主要阐述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认为人生短促，世界变化无常，只有抓紧修道，抛弃各种欲念，才能求得解脱，获取阿罗汉道。

从内容上看，《四十二章经》神话成份较多，说法也有相互矛盾之处。尽管如此，但它还是标志着佛、法、僧的初步完备。

据现存最早的经录《出三藏记集》记载，从汉桓帝到汉献帝（公元189—220年）的40多年中，译介为汉文的佛经为54部，74卷，知名的译者为6人；唐《开元释教录》勘定为192部，395卷，译者为12人。译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安世高和支娄迦谶。

安世高，名清，原为安息国太子。父死，他让位于叔，出家为僧，游历西域各国。汉桓帝初年，世高进入内地，在洛阳从事译经，以后的20余年中，共译出佛经34部、40卷（《开元录》订正为95部，115卷），主要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人本欲生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修行道地经》等。《高僧传》评其所译为“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

安世高大师

安世高系统地介绍了早期的小乖思想，晋释道安评论说，安世高“博学稽古，特专阿毗昙学，其所出经，禅数最悉。”所谓“禅数”之禅，即是禅定；所谓“数”，指用四谛、五阴、十二因缘等解释佛教基本教义的“事数”，从佛典的文体上说，属于“阿毗昙”，通过它使人能够懂得佛教的道理，称之为“慧”。

其实，“禅数”也就是后来中国佛教常说的“定慧”“止观”。安世高所传禅法，影响最大的是“数息观”，也就是意指呼吸的“安般守意”，这种修禅方法与中国仙家方术的呼吸吐纳、食气守一的养生之道颇为相似。

它要求用自一至十反复数念气息出入的方法，守持意念，专心一境，从而达到至静的境界，因之可以导致“制天地、住寿命”，“存亡自由”。安世高的“数”学，即指佛教教理，集中反映在《阴持入经》上。

“阴持入”亦称佛教三科，新译作蕴、处、界。它着重讲人生和世界之所以存在及其本质。它把人的世俗观念，说成是苦的远因，把人的食与性，看作是苦的近因。它认为只有通过禁欲主义的途径，才能达到出世的目的。

安世高所介绍的教理，在汉魏两晋都有影响。当时临淮（今江苏盱眙县）人严佛调撰《沙弥十慧章句》，发挥安世高的学说；三国吴康僧会曾从安世高弟子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随学，并与陈慧共注《安般守意经》；晋僧道发，为大小《十二门经》《安般守意》《阴持入经》《人本欲生》等经作序作注；东晋名士谢敷也曾为《安般守意》作序。可见安世高的译籍，影响广泛，流传时间也长。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月支人，桓帝末年游于洛阳，在灵帝光和、中平年间（公元178—179年）译出佛经14部，27卷，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

晋支敏度在《合首楞严经纪》中称其“凡所出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他是在中国第一个翻译和传布大乖佛教般若学理论的僧人。《道行般若经》亦称《般若道行品》，与三国吴支谦译《大明度无极经》，姚秦鸠摩罗什译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属同本异译，相当于唐玄奘所译《大般若经》第四会。

支谶在翻译中，把“真如”译为“本无”、“自然”、“璞”等，与《老子》的概念极为相近。《道行般若经》在陈述“缘起性空”时，强调相对主义的方法，又与《庄子》相通，它把“性空”视作绝对真理，又把“缘起”当作“性空”的表现与展开，从而导向了拆衷主义的双重真理标准。

《般舟三昧经》和《首楞严三昧经》都是讲大乖禅法的。其中讲到的禅定，在于用幻想示现种种境界，证明行者有超人的神通，因而能激励精进，超度众生。支谶还特别宣扬，只要专心思念西方阿弥陀佛，并在禅定中得见，死后便可以往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这为中国净土信仰奠定了基础。

三国时期，魏、吴两国对《般若》的讲习都有相当的开展。释朱士行有感于《小品般若》文句艰涩，难以理解，于公元260的（魏甘露五年）西渡流沙，至于阗求得《放光般若经》（亦称《大品般若》），胡本，后遣弟子送回洛阳，在公元291年（晋惠帝元康元年）由竺叔兰、无罗叉等译为《放光般若经》28卷。见于僧传的译者，则有沙门昙柯迦罗昙帝、康僧铠等。

昙柯迦罗系是印度人，于公元249~254年（魏嘉平年间）至洛阳从事译经工作，《高僧本传》记：“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有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祗戒心》，止备朝夕。更请楚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

吴都建业的般若学，较之洛阳更加发达。支谦是当时最负盛名的人物。支谦，一名支越，字恭明，原籍月支，其祖在汉灵帝时归汉，本人曾师从支谶的弟子支亮就学，“备通六国言”，有相当高的汉文水平，被孙权拜为博士。

在吴30余年间，支谦译出《大明度无极经》《维摩诘经》《大阿弥陀经》《本业经》《本起经》《首楞严经》《大般泥洹经》等大小乖经典36部、48卷。《大明度无极经》是《道行般若》的改译本，此处之“大明”就是“般若”的意译，“无极”则是对“大明度”威力无限的形容。

《维摩诘经》同《般若》的空观思想相通，对小乖出世苦行主义有所批评，它认为，修道成佛不一定落发出家，只要证得佛教义理，居士也能超凡脱俗，并在享受“资财无量”的世俗生活中，也能达到涅槃解脱的境界。此经在西晋时还有竺法护、竺叔兰的两个异译本，至姚秦鸠摩罗什、唐玄奘也有重译本。

支谦还有一些异译也很在影响，其中《太子瑞应本起经》是康孟详、竺大力于汉末所译《修行本起经》的异译，是讲释迦牟尼佛本生的故事，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对促进文学的发展发生过作用。

支谦还改定过维祗难、竺将炎合译的《法句经》，因他的改定，这部带有入门性质的佛典更归于系统的概括，更便于流广。支谦深谙文辞音律，据说他曾根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应该说，三国是中国佛教音乐的创始斯。

吴地另外一个佛教传播者是康僧会（？—280年），他原籍康居，世居天竺，因父母经商，移居交趾；十余岁时，父母双亡，遂出家。康僧会“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公元247年（赤乌十年）至建业，劝说孙权修“建初寺”，是为江南有寺之始。

《出三藏记集》录有康僧会译经2部，14卷。最能代表他思想的是《六度集经》，共8卷，按大乘菩萨“六度”分为6章，编译各种佛经共91篇。

其旨意主要在于用佛教的菩萨行发挥儒家的“仁道”说，他把孟子的“仁道”作为“三界上宝”，要求“王治以仁，化民以恕”，体现了他所谓“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的观点，为儒释结合开辟了路径。

西晋皇祚历史不长，只有52年（公元265—316年），但所译佛教典籍在中国佛教译经史上却是值得重视的。现存几个经录所载数字很不一致，取《开元释教录》卷二所记，为333部，590卷。

西晋的佛经翻译主要在洛阳和长安等地进行，著名的译者有月支后裔竺法护、印度后裔竺叔兰和汉僧白法祖、居士聂承远和聂道真父子，还有于阗人无罗叉（无叉罗）、西域人疆梁娄至、安息人安法钦以及籍贯不详的法立、法炬、支法度等。

竺法护，音译昙摩罗刹，是西晋最有成就的译经家。他世居敦煌，8岁出家，曾随师游历西域各国，搜集大量胡本佛经，回归长安，他除诵读佛经外，还博览《六经》和百家之言。据说他遍学36种语言。

他一生译经154部、309卷，大部分为大乖经典，包括《般若》类的《光赞般若波罗蜜经》，《华严》类的《渐备一切智德经》，《宝积》类的《密迹金刚力士经》，《法华》类的《正法华经》，《涅槃》类的《方等般泥洹经》等。

这些佛籍内容十分庞杂，包括多种哲学流派，大体反映了当时由天竺到西域佛教的基本面貌。《高僧传》本传评论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可见，在沟通西域与内地的早期文化交流方面，竺法护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

他的《正法华经》10卷，于公元286年（晋泰康七年）译于长安，其中心思想是“会三归一”、“藉权显实”。他肯定佛教在传播过程中融摄其他宗教流派的作法，认为这是佛陀的化生手段。

这样不仅给原始佛教恰当的地位——它不过是同一“佛乘”的不同表现形式，而且调和了佛教内部的派别斗争，同时也把其他民族的信仰崇拜纳入了佛教的轨道。

他的《渐备一切智德经》10卷，译于公元297年（元康七年），与鸠摩罗什所译《十住经》同为《华严经·十地品》的异译本。此经讲的是大乘菩萨修行所必须经历的10个阶段，其中所谓“其三界者，心之所为”的命题（鸠摩罗什等译作“三界虚妄，但是心作”），标志着大乘佛教由般若学向唯识学转变的契机，在佛教哲学发展史上，地位甚为重要。

佛教居士聂承远、聂道真父子是竺法护译经的得力助手，聂承远才华甚高，对竺法护所译诸经，多有参正，如《正当华经》《光赞般若经》等；他本人译有《越难经》1卷。聂道真译有《文殊师利般涅槃经》《异出菩萨本起经》等24部、36卷；此外，他还撰有《众经录目》，记载竺法护所译部分佛经目录。

大约同时在长安译经的，还有帛法祖。法祖一名帛远，姓万氏，河内（河南沁阳）人。他的影响远及关陇，“崤函之右，奉之若神”，在西北少数民族中威信极高。道士祭酒王浮曾与佛教争邪正，每为法祖所屈，王愤而作《老子化胡经》，攻击佛教，成为佛道之争的一大公案。法祖精通胡汉语，译有《弟子本》《五部僧》等，并注《首楞严》。东晋的孙绰将他比作竹林七贤中的稽康。

在北方十六国中，影响最大的是佛图澄、道安和鸠摩罗什。

佛图澄

佛图澄（公元232？—348年），以通神异著名。《高僧传》载，佛图澄本姓帛，西域（龟滋？）人，晋怀帝永嘉四年（310）来洛阳。时值晋末大乱，他通过预知“行军吉凶”、烧香咒水生莲华等道术取得石勒的信服，被尊为“大和尚”，且“有事必咨而后行”。

石虎继位，对佛图澄倍加推崇，誉为“国之大宝”，并予以极高的礼遇，佛图澄成为越石政权的精神支柱。佛图澄传播的佛教，充塞着妖妄；他一生的活动，多由诡秘的预言构成。据《高僧传》本传记载，他“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

以麻油燕脂涂掌，千进而外事皆彻见掌中”；又能“听铃音以言事，无不效验”。其他如治病复生，观天象知休咎，敕龙出水降雨，与天神交通，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西域佛教融摄原始巫术的情况。

石勒、石虎是残暴之君，佛图澄多次以佛教劝说石氏“德化”、“不杀”，“不为暴虐，不害无辜”，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僧传》说佛图澄“亦妙解深经，旁通世论。讲说之日，止标宗教，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来自天竺、康居等地的数十名僧人，足涉流沙诣澄受训；道安、竺法雅等内地名僧也听澄讲说。

佛图澄是戒学的阐扬和践 行者，其声望远播，随从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达一万，所历州郡立佛寺893所。佛图澄在中国北方活动了30多年，他把巫术神异和参与军国机要同佛教教义三者治为一体，使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最高统治者所崇奉，并纳入国家的支持之下。

道安（公元312—385年），俗姓卫，常山五柳（河水正定南）人，少孤，12岁出家，驱役田舍，劳务3年。道安年轻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在邺向佛图澄学律。中年以后，道安经历了石越的内部之乱，冉魏挑起的民族之战，慕容燕与冉魏、东晋之战，以至辗转逃亡，受尽艰辛。

但他不论身在何处，总是研习佛理，教授学徒，聚集在他周围的僧众也日渐增多，声望达东晋领地。道安在北方避难时期（公元365年以前），研习的主要是小乘教义，即安世高的禅教之学。

他将对这些教义的解释，与《老》《庄》和贵无派玄学结合起来，他最重要的命题是“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道安有极其强烈的民族感，时刻不忘夷夏之辨，他行文中时露悲壮之气，并以佛教“佐化”自任。他告诫门下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原则。

公元365—379年，道安南下止于襄阳，时襄阳是抗胡的前沿阵地，道安为了安抚军士，稳定民心，一居就是15年。道安在此讲学，既不用会术惑人，又无威势吓人，“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予民风以很好的影响。

在这时期，道安着重研习般若学，他除了著述解经之外，每年为大众讲《放光》两遍，他把“智度”提高到至高的地位，不再用“禅数”去说教；他特别清算了“贵无贱有”、“卑高有差”的旧主张，建立了“本末等尔”、“有无均净”的新主张，这反映了道安由消极出世到积极入世的转变。

公元378年春，苻坚兵围襄阳。次年2月，城破，道安被俘。后苻坚安置他于长安五重寺内，并视为“神器”。早在公元375年，苻坚下诏“尊崇儒教，禁老庄、图谶之学”，道安的到来，对这个禁令有所突破。

道安由政府资助的重点是小乘有部论著和小乘经典，包括《{革卑}婆沙》《阿毗昙心》《僧伽罗刹集经》等，由此开创了一门佛教“毗昙学”。其实“毗昙学”是“禅数学”的继续和深入。道安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习凿齿称他“内外群书，皆略遍睹，阴阳算数，亦皆能通”。道安又长于诗赋文章，熟悉鼎铭篆书、古制斛斗，还著有《西域记》，可谓全才。

道安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有如下方面。第一，确立了佛教唯依国主才能成立的原则，主动承担对社会施行“教化”的使命。第二，总结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

他编纂了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佛教目录《缩理众经目录》，开始了中国佛教史料学和目录学。道安对古来译经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著名说法。“五失本”即在佛经翻译中失去原经本来表达方式的情形况，“三不易”是指《般若经》等在翻译过程中有三种很不容易的情形，他认为当年阿罗汉结集佛经尚不容易，如今未得正果的译者表达佛经原意则更加困难。

他还认为翻译始终有文质两派，“质派”近于原著，但文辞不雅；“文饰”适于今俗但难辨原义。故他主张译胡为汉应特别慎重。第三，由道安制定的“僧尼轨范”为开端，中国僧侣自身的日常宗教修习和活动仪轨开始照之施行，“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汉魏以来，僧尼名前多加异国或异族名称为姓氏，不少汉人也以胡音为姓。道安以为，佛徒莫不尊崇释迦，“乃以释命氏”，遂为永式。这在当时分裂的局势下，维系一种稳定的共同文化心理是十分有意义的。

道安影响深远，时人称其为“手印菩萨”，居于西域的鸠摩罗什则有“东方菩萨”的美称。

鸠摩罗什，意译“童寿”，祖籍天竺，其父迁居龟兹。他7岁随母出家学毗昙，少年以后从师出身莎车的贵州名僧须利耶苏摩，遂由小乘杂学转向大乘中观派，受诵《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20岁受戒，更从卑摩罗义学《十诵律》。

鸠摩罗什尊者

罗什回龟兹后，披读《放光》和其他大乘经论，一时声誉鹊起，名满西域。公元382年，苻坚遣骁骑将军吕光率军西伐，384年攻陷龟兹，获鸠摩罗什，并妻以龟兹王女。淝水之战后，吕光占领凉州，建后凉国，建者姑臧，罗什在此羁留16年，以说阴阳灾异等为吕氏充当军政咨询，于佛教宣化方面却无施展。

公元401年，后秦姚兴出兵击破凉州，凉军大败，鸠摩罗什被邀进长安，受国师礼。姚兴请罗什住逍遥园西明阁，组织了庞大的译经集团和讲经活动，时有沙门僧契、僧达、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又}、僧肇等800余人聚于罗什麾下，汇集于长安的僧尼达5000余人，其影响远播于江南和西域。

罗什从公元401年（弘始三年）到413年（弘始十五年）去世，前后10余年，与弟子共译十小乘经、律、论，《祜录》列为35部、294卷，《开元录》勘定为74部、384卷。

所译佛经可分两类：一类是应长安僧侣的要求，新译和重译的佛典，如自行编译的适应中土禅法的《坐禅三昧经》，重译的《妙法莲华经》《小品般若经》《维摩诘经》等；另一类是罗什着重弘扬的龙树、提婆的中观学派的代表论著，如《中》《百》《十二门》三论等和《大智度论》。此外，《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成实论》亦很有影响。

罗什的翻译，为中国翻译史树起了一块里程碑。他译文简练流畅，表达原著的思想清晰明朗，其中有的已达“信达雅”的境界。同时，在翻译的过程中，他把自己一套独立的哲学观念顽强地表达出来了。

鸠摩罗什所译的佛教典籍，对中国佛教的宗教哲学和教义影响极大，后来中国佛教宗派所依据的重要经典，都是这一时期译成汉文的，他的门人后来分布于全国，对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佛教学派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如有阐发佛性论的道生，有主持建业译场的慧观，有的彭城讲学的道融；僧嵩的《成实学》，影响整个北魏一代；昙影“会通二谛”，慧仪擅长“实相”之说，都能影响一时。其中最有成就者，当数僧{睿又}和僧肇。

据《高僧传》卷六载，僧{睿又}是魏郡长乐（今河南安阳市东）人，18岁出家，22岁博通经论，24岁游历各邦说法。

僧{睿又}曾师事道安，罗什的重要译籍，大都要经他的手笔，且多有序言。他也是最早的中国佛教思想史学家和佛教思想评论家。他晚年所作的《喻疑》一文说：“三藏（小乘）祛其染滞，《般若》除其虚妄，《法华》开一究竟，《泥洹》阐其实化。

此三津开照，照无遗矣。”他指出自魏晋以来，一直居于佛教理论统治地位的般若学起到了尽头，起而代之的是罗什所传播的中观派。此外，僧{睿又}还对罗什关于无神无佛性的主张，作了婉转的批评。

僧肇（？—414年），俗姓张，京兆（陕西西安）人，是罗什门下年纪最轻、最有才华的学僧。

他幼年家贫，以佣书为业，原崇信老庄，及读《维摩诘经》，披寻玩味，因而出家。鸠摩罗什译出三论以后，肇与道融、僧{睿又}、僧导、昙影等常常讲习，被称为“解空第第一”。僧肇论著颇多，尤以《肇论》著名。《肇论》由四篇论文组成，为《物不迁》《不真空》《般若无知》和《涅槃无名》。

《肇论》是一个完整的神学思想体系，它把郭象一派的《庄》学同《维摩》的般若观点相融会，同时协调三世因果和后出的《涅槃》，对当时玄学和佛学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了总结性的回答。《肇论》把神学问题同哲学认识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表现出高度的理论思辨能力，标志着中国佛教理论和当时的玄学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南方，慧远为佛教的传播与佛经翻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慧远（公元334—416年），雁门楼烦（山西宁武附近）人。他13岁游学于洛阳、许昌一带，之后被称为“博综六经，尤善老庄”，他曾投于道安门下，成为道安和竺法汰的得力助手。公元378年，前秦围攻襄阳，道安分遣徒众，慧远率弟子数十人南下，定居于庐山，时在公元381年。

他住庐山“影不出山，迹不入俗”，30余年，直到逝世。公元402年（元兴元年），在慧远倡导下，集“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于庐山般若台精舍阿弥陀像前建斋，誓相提携，共登西方神界，史称此次集结为“白莲社”或“莲社”，作为中国净土宗之始。

慧远在庐山传播佛教，得到了东晋各种统治力量的支持，历届江州刺史都与他结交；同时东晋士大夫中的隐居者，与他也有深厚的交往，他们不仅向他求教于佛学，而且也讨论儒道，可见慧远对儒释道都有极深的造诣。

慧远继承了道安研习和弘扬佛教的根本学风，一方面广为介绍外来佛典，以求把握佛教原旨；另一方面，又坚持佛教必须适应于中土的需要，不惜“失本”地将其纳入我国传统文化的轨道。

慧远有感于江东禅典未备，律藏残阙，入山不久，即派弟子西行求经。公元392年（太元十六年）宾沙门僧伽提婆受慧远之请，自长安转至庐山，重译《阿毗昙心论》，改译《阿{钅含}暮钞解》为《三法度论》，因此推动了毗昙学的向南流通。

公元410年，佛驮跋陀罗及弟子慧观等人受慧远之请，至庐山译出《修行方便禅经》，此中禅法比安世高和鸠摩罗什所译介之禅法更加系统，对于增强修禅者的师承观念起了重要作用。另外，慧远听说昙流支进入关中，乃请他续译姚秦时弗若多罗未译完的一说一切有部《十诵律》。

由于慧远在译经事业上的重要作用，梁释僧佑说：“葱外妙集，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者，远之力也。”

慧远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佛教同儒家的政治伦理和道家的出世哲学结合起来。慧远与桓玄论沙门不敬王者，明确提出佛教“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的两大任务，“处俗”与“出家”都能令“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起到“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的作用。

他大力提倡“禅不灭”论，并详细论述了神与情、识的关系，指出了去情识、存神明的解脱之路，为中国佛教奠定了最牢固的神学理论基石。

自朱士行取经于阗，陆续西去取经求法和观瞻圣迹的僧人不断，至于晋宋之际，掀起一个高潮。最有代表性的，南方是法显、智严、宝云等，北方是宋云、惠生等。

法显（约公元337—约422年），本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3岁出家做沙经济危机，20岁受大戒。

法显大师

他慨律藏残缺，誓志寻求，于公元399（晋隆安三年）和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从长安出发，西度流沙，跨越葱岭，赴印求法；遍历北、西、中、东天竺，后搭乘商船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由海路回国，途又经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于公元412年达到青州长广郡牢山（今青岛崂山），第二年到达建康。

法显历多种艰险，游30余国，首尾合15年，每一次实行了自陆路游历印度，并由斯里兰卡经南洋群岛航归的伟大旅行。他带回的主要经典有《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杂藏》《摩诃僧祗律》《萨婆多律》《杂阿毗昙心》《方等泥洹经》《摩诃僧祗阿毗昙》等。回国后，他在建康道场寺，与宝云等共译出经律等6部63卷，其中《大般泥洹经》，影响甚大。他撰写的《佛国记》，是研究当时沿途佛教及史地文化概貌的极为重要的文献。

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是中国佛教全面持续高涨的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史上产生译人与译典最多的时期。据《开元录》记载，从公元420年（南朝宋永福元年）到公元589年（陈后主祯明三年），共8个朝代169年，译者67人，译籍750部，1750卷。

译经活动由姚秦鸠摩罗什译经集团为中心，向大江南北铺展开来。北方有敦煌、姑臧、长安、洛阳、邺城等；南方除建康之外，还有广州、豫章及沿江地区江陵、襄阳、庐山等。佛教典籍译介的范围，也比以前广泛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佛性论和唯识论这一佛学新的领域，几乎成为南北朝以至隋唐的佛教显学；同时，无著、世亲创始的瑜伽行学派的著作，也经南北两途分别传进，如《十地经论》《摄大乘论》等。

在《大般涅槃经》《华严经》等与《般若》经类迥异的大乘经典竞相译出的同时，小乘经论的传译也日趋完备。作为小乘经典丛书的四《阿含》，自苻秦开译《增一阿含》至南朝宋译出《杂阿含》，即全部完成。关于净土思想的佛经，重译与新译至此显著增多，其中《观弥勒菩萨生兜率天经》《观世音授记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观无量寿佛经》等，颇有影响。

佛教戒律在此时的译传非常集中，属于小乘的有萨婆多部（有部）的《十诵律》、昙无德（法藏）部的《四分律》、大众部的《摩诃们祗律》、化地部的《五分律》（《弥沙塞律》）、上座部的《善见律毗婆沙》、犊子部的《五分律》（《弥沙塞律》）、上座部的《善见律毗婆沙》、犊子部的《律二十二明了论》等；大乘戒律如《善萨或本》《优婆塞戒经》等，也开始传进。有关佛教逻辑的专著，包括大乘空宗和有宗，如《方便心论》《回诤论》《如实论》等也开始传入。另外，有关天竺佛教史料、历法和数论名师的著作也相继译出。

晋宋之际和南北朝的译经事业，按地理分布，可分4个集团：

凉州的昙无谶译经集团

自竺法护之后，沿河西走廊建立的诸凉和西秦等国，译经之事从未中断，但与沮渠氏建立的北凉（公元410~439年）相比，仍算寥落。

在北京政权用事的38年中，有译者9人，所出佛典82部，311卷（包括新旧擒地），这是历史上河西地区译经的第二个高峰，此后未再复兴。昙无谶，原籍天竺，游历过 宾、龟兹、鄯善等，最后转至敦煌、姑臧，西域人称他为“大神咒师”；他所译佛籍，《祜录》列11部、104卷，《开元录》刊定为19部、131卷，内容为《涅槃》《大集》《菩萨戒》之类，其显著特点是强化鬼神系统和禁术咒语，反映了西域各族的土著信仰与佛教杂糅的特色。

此外，浮陀跋摩译出《阿毗昙毗婆沙》100卷，是有部前期的重要巨著。参与译事的义学僧侣有慧嵩、道朗和道泰、道挺等300多人。

南朝的佛驮跋陀罗和求那跋陀罗译经集团

据《开元录》，在南朝宋的近60年（公元420—479年）中，共有译者22人，所出佛典（包括失译）465部、717卷，是南北朝诸国中最有成果的朝代。

公元413年，鸠摩罗什卒，之后北地战事又起，迫使沙门大批南逃，从而促进了刘宋一代译经事业的开展。先是北天竺的觉贤（佛驮跋陀罗）在建康译出佛典13部，125卷。其中他与法显等共译的《大般小组洹经》10卷，系《大般涅槃经》的前部，在鸠摩罗什门人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僧壑说，“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是《泥洹经》的基本观点，使长期困惑于般若空观的学僧们豁然开朗，此经也是中国佛教思潮由般若学转到佛性论的重要标志。

觉贤还译出了在中国早期禅思想发展中占重要地位的《达磨多罗禅经》。他还与百名僧人共同译出《大方广华严经》60卷，此经特别推崇毗卢舍那佛，为密宗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偶像。觉贤死于公元429年。

435年，中天竺求那跋陀罗经狮子国至广州登陆，进入扬都（建康），至468年卒，《开元录》记其所译佛籍52部，134卷。他最主要的译籍是《杂阿含经》。另有觉贤弟子慧观笔受的《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广经》（《胜鬘经》），由此经形成所谓“如来藏缘起”的理论体系，对中国佛学影响甚大。

北朝译经和菩提流支译经集团

自鸠摩罗什死后，北方译事不振。自北魏孝文帝（公元516—522年）起，佛事渐兴，据《开元录》载，有魏一代155年，共出译者12人，译经83部、274卷，主要集中在宣武帝至迁邺后的35年（公元508—543年）中。菩提流支，北印度人，公元508年（魏永平初）至洛阳，后为魏帝所重，迁至邺城（公元534年）。

他共译出佛籍30部、101卷，他重译4卷《楞伽经》为10卷《入楞伽经》，其中解释“如来藏缘起”，同后传的《大乘起信论》的思想相近。

比菩提流支稍后的佛陀扇多，自公元525—539年，译出佛籍10部、11卷；勒那摩提，公元508年至洛阳，译经3部9卷；瞿昙般若流支，公元538年到543年，译经18部，92卷；毗目智仙，从公元538—541年，译出佛籍5部5卷。以上五僧的译经主要围绕着无著、世亲的瑜伽行派经论。

南朝真谛译经集团

刘宋之后，南朝译事相对沉寂，自齐至陈（公元479—589年）的110年中，译者15人，译籍92部，260卷。其中梁陈之际的真谛（公元499—569年）是译经史上成就显赫的人物。

真谛，优禅尼国人，后游学扶南，梁大同中（公元535—546年）受命抵梁，后南朝战乱，他颠沛流离，艰难辗转，却译事不辍，但他主要的经典翻译是在广州完成的。

在这里，有以慧恺为主，形成了有僧宗、法忍、法泰、法准等学僧参与的民间译场。据《续高僧传》传记，真谛来华23年，共出经论记传64部、278卷；《开元录》记译籍为49部、142卷，所撰义疏19部、134卷。

真谛的译介和注疏主要是瑜伽行派无著、世亲、陈那等人的论著。他在译介同一瑜伽行体系中，与元魏菩提流支相近，同唐玄奘所传差别较大，因此在中国形成了“相宗”的新旧两译，在佛教史上，也产生了有无两个世亲的疑问。

真谛有代表性的译籍是《摄大乖论》及其《释论》《俱舍论》大乘唯识论《无相思尘间》《十八空论》《佛性论》《解秦论》《三无性论》等。

隋唐时代是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佛教各大宗派纷纷建立，发展徒众，著书弘教，创造各自的理论体系。从翻译史上来看，译事却远远落后于前300年。

这其中的客观原因是，隋唐译事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民间几乎无法进行；主观原因是，中国佛教已基本走过学习阶段，开始塑造自己的面貌与精神气质了。

据《开元录》和《贞元录》统计，自公元581年（隋天皇元年）到800年（唐贞元十六年）的220年中，约有僧俗译著者49人，共译出经籍传录491部、2622卷，其卷数显然多于南北朝时期的1750卷，部类却少于南北朝时期的750卷。其卷增多，主要是编译的丛书量大，如《大般若经》有600卷，《大宝积经》有120卷；一些重译的经论，也加大了部头，像《大毗婆沙论》200卷，《华严经》80卷。隋唐驻地经特点有二，其一是重译多，其二是密教多。

隋代最大的译家是阇那崛多，共译39部、192卷，其中重译20部，明显的密教经籍15部；唐代第一大译家玄奘，共译出76部、1347卷，占隋唐全部译经卷数的1/2强，但也多数属重译；至于号称中国四大译家之一的不空，共译111部、143卷，几乎占隋唐全部译籍部类的1/4，全都是密教的经典仪轨。这也说明，隋唐之际至于开元以后，密教在中国的发展颇有势头。

玄奘（公元600~664年），本姓陈，名{礻韦}，洛州缑氏（河南偃师缑氏镇）人，年13，破格受度为僧，后在成都参与讲席；年22，与商侣结伴游至长安，继续多方参学；年29，他孤身一人，私出边卡，抵达高昌；在高昌王和突厥叶护可汗的大力赞助下，玄奘艰难地通过了中亚地区，进入北印度。

玄奘大师

他又从北印度游学于中印度，达王舍城，入那烂陀寺，在寺期间被推为十大德之一；公元638年（贞观十二年），玄奘继续游学于东印、南印和西印诸国，中途回到那烂陀寺，又出，于公元642年（贞观十六年）再回那烂陀寺，为寺众主讲《摄大乘》《唯识决择》。

玄奘在五印学界的声誉日高，受到戒日王和拘摩罗王的特别尊重，他们在曲女城为玄奘召开五印论师大会，到会者有18位国王，僧众3000余人，婆罗门及尼乾外道2000余人，那烂陀寺僧1000余人。

论主玄奘，将论意读示大众并别悬一本于会场门外，请人问难，竟18日无人发问，玄奘大胜，被美誉为“大乘天”和“解脱天”。玄奘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唐太宗按照他的意愿，安排他到长安弘福寺译经。

玄奘从印度带回梵经520夹、657部，唐太宗为之译籍作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玄奘译介重点为瑜伽行派和说一切有部论著，并对般若经类作了系统的编纂。

玄奘的翻译，代表着译经史上的的最高成就。他的梵文造诣精深，又亲任主译，故名相的安立，文义的贯练，无不精确无比，并且矫正旧译的讹谬，被后人通称其译籍为新译。

玄奘译籍的内容，反映出公元5世纪以后印度佛学的全貌，当时的印度佛教已显然分为五科，即因明、对法、戒律、中观和瑜伽。他于五科都有精到的译籍，尤其于瑜伽科，则“一本（《瑜伽》）十支（《显扬》《庄严》等）”，几乎全部译出，而于最后发展的“唯识”说，则纂了完备的《成唯识论》。

在对翻译要求上，玄奘提出了“五不翻”的原则，规定凡汉文中无可对应和佛教特用的词，只音译而不意译，避免望文生义。此前隋彦{忄宗}在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基础上，对历来的译经做了总结，提出“十条”、“八备”的新要求他认为译经事业同译经者的道德素质、理解能力和汉梵水平统一起来，译文才能达到完善的程度。以此来衡量玄奘的译经，他做了大师群的的佼佼者都是当之无愧的。

官方支持译经从鸠摩罗什开始，姚兴在长安逍遥园建西门阁，专为鸠氏译经所用。北魏迁都洛阳后，译经事业十分兴盛，译场永宁寺规模世未曾有，此进译出的经典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到了隋代，隋炀帝在洛阳上林园为彦{忄宗}建立了翻经馆；唐代，唐太宗为玄奘在大慈恩寺设立翻经院；中宗又为义净在大荐福寺设立翻经院。

可以看出，自东晋十六国以来，佛教重要的典籍，几乎全出于官办译场；此外，主持翻译的高僧大德，还担负着传播佛学知识、培养佛教人才的任务，鸠摩罗什与玄奘门下，不少就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人物，前者如僧{睿又}和僧肇，后者如圆测和窥基。

译场制度完备于唐代，严密于宋代。宋代的著名官办译场落成于公元982年（太平兴国七年）。宋太宗效法唐太宗李世民，由国家建立译经院，诏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灾、施护和懂梵学的汉僧及朝廷官员等，共同组成译经集团，由官方直接控制译经活动，当时最著名的汉僧译家是惟净。

公元1035年（景祜二年）后，译经活动渐渐消沉；公元1071年（熙宁四年）废译经院。截止到公元1111年，佛经译家共有15人，所译佛籍284部、758卷，其中密教占绝大部分，只有少数属于龙树、陈那、安慧、寂天等人的著作。

佛经翻译，尤其密教经典的翻译是有选择的，受国家控制的。公元994年（淳化五年）诏谕当众毁焚译就的《大乘秘藏经》，因为其译被查出“文久乖戾”65处，宋太宗以为这是“邪伪”；公元1017年（元禧元年）译出的《频那夜迦经》，被宋真宗认为其宣扬“荤血之祀”，有“厌祖之词”，禁止入藏。北宋末年，译经事业寥落，译场也日见式微，后来，就不见于史书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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