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孙中山到毛泽东)
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就是我国的三峡大坝,这项旷古绝今的工程,是中国人智慧、勇气和奉献精神的体现。
从最初提出设想,到国家层面的决议通过,乃至最后的全线竣工,中国人用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壮举。
这期间,包括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在内的等中国重要人物,都与三峡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
本期内容就简单地为您介绍一下,这些大人物与三峡工程之间的故事。希望它能为您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一些帮助,您的点赞评论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三峡是指从重庆,到湖北宜昌一带的长江水域,因为其中有瞿塘峡、巫峡、西陵峡而得名“三峡”。
长江在流出三峡以后,水量充沛落差较大,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
近代以来,当中国人知道了利用水力可以产生电力后,就萌生了在长江三峡修建水坝的想法,目前公认的第一个提出这种设想的人,便是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
早在1894年,28岁的孙中山就曾向李鸿章上书,希望能开发水电资源,但并没有得到李鸿章的回应。
1918年,孙中山在自己的《实业计划》里提出了“六大建设计划”,其中就包括了三峡工程的建设,他写道: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意思就是说要在三峡修大坝水闸,这样既可以便于行船,也可以利用水力来发电。
1924年,正在筹划革命运动的孙中山,根据外国专家的考察结果,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又提及了开发三峡水电的设想:“让这么大的电力来替我们做工,那便是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是可以变贫为富的。”然而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四分五裂,中国的老百姓也在生死线上挣扎,孙中山的设想根本无力付诸实践,1925年,他留下“革命尚未成功”的遗言,抱憾而终。
后来执掌政权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在1933年前后,完成了对长江三峡水力资源的首次勘测、设计工作,尽管后来也因为国力虚弱未能变成现实,但他们选中的地址,却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三峡大坝地点所在,新中国建成的有着“万里长江第一坝”之称的葛洲坝,也和1933年的这次勘查有关系。
抗战胜利前后,美国人潘绥和萨凡奇,曾向蒋介石建言在三峡修建大坝,前期勘测等工作花费了100万美元之后,因为内战的爆发,财力上捉襟见肘的蒋介石,不得不在1947年5月中止了这项计划。
当时许多参与工作的科技人员都非常遗憾,后来成为新中国两院院士、水利专家的张光斗,也参与了这段夭折的工作,但他还是说道:三峡工程的理想,终有一天会付诸实施。
1949年败退至台湾前,蒋介石曾下令把所有三峡工程的资料都带走,张光斗认为这批资料去往台湾毫无用处,便以假乱真,把资料留了下来,一同留下来的还有很多其他工程技术人员,他们继续为中国水利事业贡献力量,尤其是在与三峡工程有关的工作中,他们起到了很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对长江颇为关注。
1953年2月,他乘船视察长江,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提及洪水问题,两人讨论如何变害为利,毛主席指着地图上的三峡出口说道:为何不在这个口子上修一个水库,毕其功于一役?
林一山向毛主席介绍了当年蒋介石也想修建水库的计划,毛主席深知此时的新中国虽然有了一些起色,但还是非常落后,根本没有财力建这样一个大工程,便不再提及此事,等到下船时他说道:三峡问题暂时还不考虑开工,我只是摸个底。
你们回去之后抓紧研究,有了结果赶快向我报告,现在对外面先不要讲。
之后水利部的工作人员便对三峡工程进行初步勘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三峡工程是必要的,唯有如此才可根本解除长江中下游的洪水威胁。
1954年长江流域再次发生大洪水,毛主席意识到长江水患不能不解决,他把林一山找来,两人又谈及了三峡工程。林一山报告说如果有苏联专家,我们可以较早地修建三峡工程,如果不需要苏联,我们自己也可以稍晚几年独立完成。
等到苏联专家到来之后,两国专家却发生了分歧,因为苏联基本上不会为洪水所困扰,所以没有考虑到中国修建三峡工程首要目的是为了防洪,苏联人把水库的地址选在了重庆附近的猫儿峡,没有为中方所接受,因为那样会淹没四川大批农田。
经过争论,苏联专家接受了中方的观点,并帮助中国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双方在1956年取得了初步成果,为此毛主席在武汉游长江之后,写下了“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词句,描绘的就是三峡建设后的壮丽景象。负责三峡工程规划的林一山,在1956年发表了《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其中提及水库蓄水位为235米,这样可以根本解决长江中下游的洪水灾害,并且可改善上游的通航条件,为国家提供巨大的发电量。
《人民日报》在1956年9月1日也长篇报道了开发长江的愿景,似乎这项大工程就要马上动工了。
但反对之声也随之而起,时任电力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的李锐,与林一山进行了激烈论辩。
李锐批评林一山过分考虑防洪问题,三峡水库如果蓄水235米,将会淹没120万亩土地和包括重庆在内的十几座城市,需要移民的人口超过200万,这些地方的工厂也都要迁移,损失是巨大的。
此外论辩还涉及技术、地质、通航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论辩惊动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人,毛主席专门把两人都找来,当面听他们陈述己见,后来又让他们写文章总结,印发给中央领导传阅。
结果李锐的观点受到了毛主席等人的称赞,不过毛主席还是提出了三峡工程的方针:积极准备,充分可靠。
后来人们把林一山和李锐之间的这场争论,称为“林李之争”,实际上“林李之争”也只是三峡工程正反交锋的一个缩影,然而毛主席、周总理等人其实已经有了主意: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
在接下来的六七十年代,战争威胁让毛主席一度搁置了修建三峡工程的想法,当时湖北省领导提出要建三峡大坝,毛主席说道:头顶两百亿立方水,你怕不怕?
不过修建葛洲坝的请示获得了毛主席的批准,并在1970年12月30日开工兴建。
这座葛洲坝同样也是一座横跨长江的大坝,但不如三峡工程险要,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比较小,同时也可以为三峡工程积累经验。
葛洲坝动工后,三峡工程又被提上日程,却始终未能取得完全一致意见。
直到1980年,邓小平乘船视察三峡地区和葛洲坝工程,在视察过基本完成一期工程的葛洲坝后,邓小平发表谈话指出:“效益很大,轻易否定三峡工程不好”,三峡工程决策这才算有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
不过三峡工程毕竟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仅仅是把三峡地区的上百万老百姓向外迁徙,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所以必须要慎之又慎。尽管邓小平是赞同三峡建设的,但在对外国友人谈话时他也说道:兴建三峡大坝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中国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中国是绝不会草率从事的。
于是从1980年至1992年,中国掀起了一场关于三峡工程的大讨论,水文、地质、生态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中央到许多地方上的党政军负责人,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们有的赞同,有的反对,还有不少人认为三峡大坝可以建,但不应该是现在,总而言之,分歧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八十年代的特殊环境中,争论颇为激烈。
中央一度规划从四川、湖北两省划出一些市、县,建立新的“三峡省”,最后也因为争议过大而取消。
争论进行到1991年仍未有确论,这一年淮河流域和太湖地区发生水灾,经济损失非常巨大,三峡工程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愈发体现出来,人们意识到越是拖延就越是被动,因为洪水是不会等人的。
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推动下,1992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建设三峡工程的方案,并由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会议审议,4月3日下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对三峡工程进行了投票表决,在当天出席会议的2633名人大代表中,有1767人赞成,177人反对,另外有664人弃权,25人没有按下表决器,尽管赞成票超过了三分之二,但也只是勉强超过而已,足见三峡工程的争议还是非常大的。
之后国务院成立了专门的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成员由公安、民政、能源等十几个部门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则多由总理或副总理担任。
1994年12月,三峡工程正式动工,此后历经三期工程,至2009年才正式竣工,前后历时长达15年,三峡水库的长江水位也逐渐蓄水至175米。
伴随着长江的不断上涨,有近130万人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他们为三峡工程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其实,当我们提及大人物时,这些“小人物”何尝不值得我们铭记呢?
内容来源:陈夕:《中国共产党与三峡工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
李锐:《论三峡工程》,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武菲:《三峡工程决策研究》,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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