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文学常识（闵福德译聊斋志异副文本）

本文来源：《外语研究》2022年第1期

转自：外语研究编辑部

摘 要：

闵福德译《聊斋志异》是文学和商业的巨大成功，其副文本严谨、丰富，集学术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本文研究了闵译文副文本的构成、功能、成因及启示。文章介绍了译文内副文本（封面、插图、导言、注释）和外副文本（译者访谈、读者评价）的内容和旨趣，探讨了其副文本具有的揭示文本特征、阐释文学精神、描绘中国文化、表达译者观点、促进商业成功五大功能，挖掘了译文背后的“五代汉学家”传统、《聊斋志异》翻译立场、副文本创作惯习三个成因。最后基于闵译《聊斋志异》副文本的成就，作者为中国文学以及典籍外译的副文本生产提出了十条建议。

关键词：《聊斋志异》；闵福德；副文本；典籍外译

作者简介：

王树槐，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经典英译；翻译批评；翻译教学。韦雅琪，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文理学院，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学。

基金信息：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企鹅版中国文学经典的翻译与传播模式研究”（编号：18BYY025）的阶段性成果。

0. 引 言

根据李海军等（2019：1-7）的统计，海外学者参与《聊斋志异》英译的已逾25位，如果加上中国国内译者，译者人数便超过了30位。根据笔者的观察，在这些刊登于杂志，或者集结成书的选篇翻译中，于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是翟理斯（Herbert Giles）译文（1880）、邝如丝（Rose Quong）译文（1946）、梅维恒和梅丹理（Victor & Dennis Mair）译文（1989）、闵福德（John Minford）译文（2006）、宋贤德（Sidney Sondergard）译文（2008）；于当代普通西方读者影响最大的则是闵福德译文。一则是闵福德潜心研究《聊斋志异》，耗时14载译出，文笔优美，读之如饴，兼顾了娱乐性和学术性；二则是其译文作为“经典”在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而企鹅出版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出版社之一，对英语世界读者有着广泛和深入的影响。目前对于闵译本的研究尚不多，对于其副文本的研究就更少。本文将就闵译文副文本的内容、功能、成因及启示做深入的探讨。

1.副文本概念及闵译本特殊类型

副文本概念最先由Gérard Genette提出，在《副文本：阐释的门槛》（Paratexts: Threshholds of Interpretation）一书中，他指出副文本具有物质性，它像一道进出文本的“门槛”，是文本内部要素和外部世界话语之间的未严格界定的区域（Genette 1997：2）。副文本还具有事实性，它隐含着评价文本和影响文本接受的信息（ibid.: 7）。副文本可分为内副文本（peritext）和外副文本（epitext），前者位于文本之内，包括书名标题和副标题、作者署名、献辞或赠言、题记或引语、序跋、内标题、注释等；后者是书籍公开的和私人的历史，又包括“公开外副文本”“私人外副文本”，内容为作者访谈、书信、日记等（ibid.：xviii）。

副文本研究的另一位重要学者 Kathryn Batchelor认为，“副文本包含任何为文本提供评论、将文本呈现给读者、影响文本接受的元素。副文本元素以实体形式或非实体形式呈现，它既可以附加在文本上（内副文本），也可以与文本分开（外副文本）”（Batchelor 2018: 12）。根据这一界定，内副文本与外副文本均具有功能性。同时，Batchelor将这一理论拓展至翻译领域。她为译作界定了双重身份，译作可以被视为原作的副文本，也可以是自身带有副文本的著作。她扩展了译作副文本的功能性，指出其包含指示性、自我指示性、装饰性、语类性、元交际性、信息性、阐释性、意识形态性、评价性、商业性、法律性、教育性、指导性及互动性（ibid.: 160-161）。

副文本与正文本关系紧密、相辅相成，它服务于正文本，“是作品、作者、出版者和读者之间的纽带，具有协调的功能”（黄培希 2018：74）。鉴于此，我们认为，下面三种类型也属于副文本。（1）读者评价。它是出版社、译者、读者之间的重要纽带。Genette（1997：xix）称这一类文本为元文本（metatextuality），但Batchelor（2018：151）认为是副文本。（2）电影/电视剧。根据小说拍摄的电影/电视剧一旦在译入语中受到欢迎，就会成为特殊的多模态副文本，会推动译作的广泛阅读。Genette（1997：xix）称这一类文本为超文本（hypertextuality），但Batchelor（2018：58）也认为其是副文本。

2.闵译《聊斋志异》副文本内容构成

2.1 内副文本

闵译文内副文本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在正文本前，包含封面、目录、致谢辞、导言及说明。这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导言，它包括四个部分。（1）引言，介绍了蒲松龄生平、《聊斋志异》成书过程（1页）。（2）五个主题，分别是：i.文学传统：志怪与传奇，《聊斋志异》是两种传统的融合（3页）。ii.素材来源、作品趣味、“聊斋”寓意（6页）。iii.情色：明代情色传统以及《聊斋志异》情色模式（1页）。iv.狐狸精：她们的善与恶、中西方选择狐狸作为精怪的缘由（3页）。v.（狐狸精之外的）鬼怪与超自然精怪（2页）。（3）阅读方法：推荐清人冯镇峦的阅读方式（2页）。（4）导言的33条参考文献（4页）。另外还有两个说明，分别是：（1）文本说明：所参考的底本以及清代学者的注释，对古人名/字/号的选译，对所译104个故事的选择情况（5页）。（2）名字与汉语拼音读法说明（2页）。

第二部分为正文中的98幅插图，它们展示了中国的风俗、建筑、服饰和书法。

第三部分为正文后的内副文本，包括六个部分。（1）蒲松龄原作前言《聊斋自志》译文（4页）及注解（《聊斋自志》的典故及情怀，11页）。（2）术语表：对译文中术语的注解（18页/72条）。（3）地图：古代中国和山东疆域地图（4页/2幅）。（4）查询目录：所选条目与张友鹤编《聊斋志异》（1962） 的对应情况。（5）进一步阅读书单：包括中文11部，西文16部，批评性文章13篇，相关兴趣书籍40部（8页）。（6）故事注释：88条注释对应88个故事（64页）。

就页数而言，闵译本副文本近250页，占全书比例超出40%；就文字而言，副文本字数为48,700余字，占据全书字数的30%多。我们还可以看到，副文本文字部分重心依次在于故事注释（64页）、术语解释（18页）、作品主题（15页）、蒲松龄《聊斋自志》（15页）、进一步阅读书单（8页）。这些项目涉及了蒲松龄人物介绍、他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因陈关系、作品主题，以及中国宗教与制度、人文与典故、传统与习俗，是读者进入正文本的门槛。

2.2 外副文本

闵译文主要的外副文本包括译者访谈和读者评价；电影/电视剧外副文本在第5部分论述。

2.2.1 译者访谈

中国学者对闵福德的访谈涉及了他对翻译原则、翻译教学、中国经典的看法，本文只介绍他的翻译原则。闵福德认为好的翻译要做到四点。（1）投降（Surrendering）：译者必须抛掉自我，尽心尽力为原作者服务，不把自己的观点、思想感情带进翻译里面；（2）重生（Reincarnating）：要让译作完美地在译语中投胎转世；（3）重铸（Recasting）：译文在语言结构上要重新铸造；（4）耐性（Eternalpatience）：译者必须有永恒无尽的耐性。（李雅言，闵福德 2018）

2.2.2 读者评价

我们先看专家型读者的评论。汉学家白亚仁（Allen Barr）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发表评论称，闵福德译文现在已经取代了翟理斯译文，但是所选故事没有均衡地再现蒲松龄的故事构成（Barr 2015）。谢菲尔德大学（Sheffield University）教授Grayson（2018：218）在《民间故事》（Folklore）上评论说，闵译文是当代最好的《聊斋志异》译文。Dirda（2019）在《华盛顿邮报》上评论说，《聊斋志异》是魔幻的、神奇的、趣味盎然的。虽然《聊斋志异》已有多个译本，但是他更加关注闵译本，部分原因是该译本学术性的导言和注释。Catalani（2008）在《亚洲记者报》（The Asian Reporter）上评论说，蒲松龄用平静的口吻，低调的辉煌，讲述了让人快乐的故事，其功劳应归于译者闵福德。

我们再看普通读者评论。在Amazon图书网站上，共有178条读者评分，5分的占到79%，4分的占到13%，二者加起来有92%，平均打分为4.7分（满分为5分）。Amazon网站有61条正面评论，6条负面评论。如读者Gromer评论说，闵译文令人愉悦，易于理解，有精彩背景介绍和注释，闵福德对于蒲松龄的热情，让译文光彩熠熠。又如读者Roof评论说，这是一本伟大的书。它以导言开始，接着是故事，再是原作者的序言，最后是译者丰富的注释和词汇表。对于想进一步研究《聊斋志异》的读者来说，该书是理想的选择。给予负面评价的读者意见是，重复、乏味，没有情节和可以记住的人物。

在Goodreads上，有1,364条评分，总评分数为4.13分。绝大部分读者评价都是正面的，比如读者Gabrielle的评分是4分，他评论说，“这是中国版的‘一千零一夜’。闵福德对于作者序言用诗歌体翻译，并融有自己深邃的思考，对于读者了解故事的背景世界很有帮助。文化注释珍贵并且有趣。故事的插图精美，让阅读过程更加愉悦。”Oakes和Inkspill两位读者都给了5分，并评论说《聊斋志异》故事鲜活，相比较翟理斯译文，她们认为闵译文更生动，更流畅。

3. 闵译文副文本功能分析

3.1 揭示文本特征

闵福德对中国文学和哲学经典的研究系统而深入，对《聊斋志异》区别于其他经典的特征，也体会深刻。在导言中他阐明《聊斋志异》“奇”的特点：内容情节奇异，写作风格奇特。在内容情节方面，多为交错出现的狐鬼、超自然力、性爱；在写作风格方面，行文基调为普通语言和典故，又杂含文言诗歌，文风是低调的幽默，并蕴含悲愤情怀。整体上，闵福德从三个方面强化读者对“奇”的印象，加深读者对“奇”的理解。

第一，在导言部分，闵福德变换使用7种不同的词汇表达“奇”的概念。它们分别是strange（43次），weird（6次），unusual（3次），magical 和peculiar（各2次），grotesque和eccentric（各1次），总频次达58次。通过检索语料库我们发现，strange, weird的语义韵为中性，包括积极和消极语义，magical, unusual多为积极语义，peculiar, grotesque, eccentric多为消极语义。可见，闵福德通过这些词汇暗示，《聊斋志异》故事中的狐鬼既有好的、善良的，也有坏的、凶恶的。

第二，在导言中，闵福德从《聊斋志异》追溯了更久远的文学传统。它深受两种文学样类的影响。一是志怪小说，内容为对各种奇怪的人物、动物或奇异事件的简要叙述，二是传奇小说，它源于唐朝、盛行于宋明清，相对于志怪小说，其情节、人物更加饱满。《聊斋志异》融二为一，形式和内容多样，是一场中国文学的盛宴。

第三，他向读者展示奇异背后的深层原因：作品之奇是中国传统宗教、思想、制度及时代的共同产物。蒲松龄生活的年代时政动荡、朝代更迭；文人除了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还受到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一些文人出于对现实的无奈，转而追求“奇异”，体现之一便是狐鬼、性爱与超自然故事。闵福德向读者介绍，狐狸精、鬼的形象折射出男性对女性既爱又怕的双重态度，《聊斋志异》是“性爱病理学集锦”（Minford 2006：xxi）。

3.2 阐释文学精神

作为翻译过《红楼梦》《易经》《道德经》《孙子兵法》并编写过《中国古典文学：含英咀华集》（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的汉学大家，闵福德非常注重向西方读者传达中国的文学精神。翻译《聊斋志异》时，闵福德既参考了张友鹤编《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和朱其铠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又贯通了《聊斋志异》百余年的研究成果，因此能充分诠释其背后深层的文学精神。

首先，《聊斋志异》不是一本孤立的小说，它深受《庄子》《左传》《史记》《汉书》等中国文学经典影响，与它们的精神气脉息息相通。在《序言》中他说，若称《红楼梦》是中国白话小说的巅峰之作，那么《聊斋志异》便是中国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蒲松龄整体上是一个戏谑性（playful）的作者：戏谑性地看待人类情境，戏谑性地用语言讲故事。这种风格源自《庄子》。《聊斋志异》还使用了文言诗歌，其影响源自屈原和李贺。蒲松龄用典甚多，写作目的不是为了普通读者，而是学者仕人。其文体极其优雅，阅读难度很大。另一方面，其行文语调轻松，偶然间露出玩世不恭，文字间充满歧义词趣、甘甜的幽默、压抑不住的愉悦，还有读者随时能察觉到的孤愤。这些集合在一起，构成了《聊斋志异》的“趣味”（flavour）。（Minford 2006: xviii-xix）

第二，蒲松龄通过《聊斋志异》故事揭示了这样一些主题：佛教道教中自大的灵怪、炼金术的怪癖；幻术与启迪；人类虚荣心和腐败行为。这些主题通过奇异自然现象、超常能力、奇特动物等来表现，构成了《聊斋志异》多彩的景观。这之中蒲松龄倾注了自己的心魂、愤怒与痛苦，以此来影射他对社会制度、伦理、道德、规范的评价。

第三，介绍了《聊斋志异》的阅读方式。闵福德借用冯镇峦的评述指出，如果正确地阅读《聊斋》，读者会变得勇敢强大；如果错误地阅读，则会心生痴狂。（Minford 2006: xxvi-xxvii）阅读需要耐心；要抓住精神而非细节；注意文采而非情节；还要联系《左传》《庄子》《汉书》《论语》进行阅读：《左传》叙事宏大而《聊斋》叙事微小；《庄子》狂放抽象而《聊斋》艰深细致；《汉书》勇烈惊人而《聊斋》幽暗低调；《论语》意旨雅洁；《聊斋》也寓意纯洁（ibid.）。闵福德推荐的阅读方式得到Goodreads上读者Nancy Oakes的高度评价，她认为这种阅读方式对她帮助很大。

第四，中国古代文人历来有读书著述的书斋，其环境幽静，远离喧嚣，寄托了文人独立而丰富的精神和思绪。蒲松龄的书斋名为“聊”，从根本上说是不可翻译的。它既有休闲之意，又是山东一个地方的名字，同时还蕴涵“逝去的热情或奇想，无助或缺乏信心的孤独”（Minford 2006：xx）。“聊斋”是故事集的名称，是蒲松龄想象力的熔炉，也是窥视中国学者仕人内心世界的棱镜（ibid.）。闵福德对“聊斋”的阐释，是对翟理斯（Giles 1880: xxviii）“聊斋”阐释的丰富和推进。

3.3 描绘中国文化

《聊斋志异》虽然是狐鬼故事，反映的却是真实的明清风俗、人情世故，是明清文化的真实记载。闵译文副文本运用多种调节手段，对中国明清文化做了细致的介绍，描绘了中国文化的“他者”形象。

第一，闵福德所选98幅插图均选自1886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的《详注聊斋志异图咏》。通过插图，读者能够了解到中国的楼台馆宇、庭院花草、室内家具与装饰、用具与服饰等细节，还能领略中国画、中国书法追求的艺术意境。这些插图精美，虽然不是蒲松龄同时代的人物、服饰，但它们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形象。

第二，在译文后面有多达18页、72条术语，解释了中国文化关键词，几乎涉及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按照数量排序分别是：物品/饮食（12条）、儒教及教育制度（10）、中国哲学/精神（10）、佛教（9）、行政/官宦制度（8）、习俗（7）、狐鬼（7）、道教（5）、度量衡（4）；按照篇幅排序，则分别是儒教及教育制度、佛教、中国哲学/精神、道教、狐鬼、习俗、物品/饮食、度量衡。

在文化的内容方面，首先，闵福德为读者构建了中国古代三大宗教的思想框架。他指出，儒家思想源自孔子，基础思想为 “忠孝”“仁义”，即忠于皇帝、孝敬父母、维护社会安定；佛教思想源自释伽牟尼的四圣谛说，基本理论为因果报应与重生；道教思想源于老庄，《道德经》《庄子》是进一步阅读的读物，道术则是关于驱邪斩妖、炼金术、长生不老等法术。第二，他诠释了中国哲学以及中国人的信仰，如龙的图腾、阴阳、气、缘分等。第三，他介绍了古代中国的制度。行政/官宦制度包括行政区划、司法机构与官职等，教育制度包括国子监、翰林院、科举考试、八股文等。第四，闵福德还通过介绍习俗、物品、饮食，为西方读者展示了异域的中国风情。如在女子生活方面，有缠足、歌妓；在礼仪方面，有觐见皇帝行叩头礼、拜访他人递交名刺、见面行拱手礼；在物品/饮食方面，有琵琶、轿子、马褂、门帘、酒、粥等等。

闵福德在介绍中国文化的时候，方法有二。一是用“极端异化 注释”。如《黄九郎》是同性恋故事，译文题目为Cut Sleeve。闵福德解释，“断袖”本是中国典故，汉哀帝与男宠董贤共榻，哀帝醒来，董贤尚睡，哀帝不忍打搅割袖离去，此后“断袖”喻指同性恋。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比如“五父衢”（Five-Fathers Crossroad）、“三生石”（Three-Lives Rock）等。通过“极端异化 注释”，他存留了大量的中国典故。二是闵福德有12处将中西文化做比较，便于读者理解。比如，在解释中国的“秀才、举人、进士”的时候，他用西方的学士、硕士、博士做类比；在解释“菩萨”的时候，用西方的仁爱女神做类比；在解释“龙”的时候，对比了西方文化中的dragon，指出它是需要征服的敌人，而中国的“龙”是吉祥与性灵的动物，代表了宇宙能量和“阳”的原则。

3.4 表达译者观点

副文本是译者活动操控的空间（黄培希 2018：74），也是译者灵活隐身和显现价值观的空间，内外副文本都具有评价性。

第一，闵福德多次引用评论家的评论，高度赞扬《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如在导言中，借法国学者Jacques Dars的评论“故事情节、衔接、悬念处理巧妙，语言生动活泼，令人惊喜，是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Minford 2006: xvi），表达他对《聊斋志异》的景仰。同时，他还多次引用清代评论家何守奇、但明伦、冯镇峦等人的观点，并且在《莲香》的译文中以斜体字样加入了王士贞、王金范、冯镇峦、何守奇、吕湛恩、何垠、但明伦七位学者的点评，帮助读者充分理解原作的写作目的、寓意和艺术。

第二，不同于翟理斯将“异史氏曰”大部分删去，梅维恒、梅丹理将其全部保留在正文的做法，闵福德将“异史氏曰”移动至正文后的注释中。这种处理反映了闵福德对英语读者接受诗学和蒲松龄价值观的同等尊重。对于“异史氏曰”，闵福德有些时候是对应全译，有些时候是部分翻译，有些时候是浓缩翻译。文体主要是散文体，少数也用诗歌体，如《犬奸》《叶生》。闵福德也会在“异史氏曰”后面为读者提供互文信息，如提供与《偷桃》相似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故事；与《妖术》相关的毛主席指示翻译《不怕鬼的故事》时的教导。

第三，通过正文后的注释，闵福德表达了对《聊斋志异》主题的认同。其一，讴歌了传统的儒家美德，如在《考城隍》注释中借用但明伦与何守奇的评语，赞美了仁爱、孝道；在《丁前溪》注释中借用但明伦的评语赞扬了侠肝义胆、轻生重义。其二，批判了道教的缺陷，比如在第一篇故事《耳中人》注释中指出，“这是一篇批判道家炼金术和修仙之术缺陷的文章”；在《画壁》注释中他借用汉学家蔡九迪（Judith T. Zeitlin）的评语，批判了人们缠结于心的幻痴，这种幻痴使人失去基本的思考能力和追求宗教真理的能力；在《崂山道士》注释中他不仅批判学道之人的意志不坚，更批判其心术不正、为人不善。其三，批判了社会制度的缺陷以及官员的腐败，比如《鬼哭》的注释揭露了满人滥杀无辜的残暴、王七襄之类官员丧失骨气；《叶生》注释揭示故事主题，即蒲松龄通过描写被科举制度毒害的书生，影射了自己坎坷的命运。其四，闵福德指出，蒲松龄既嫉恶如仇，又愤慨于芸芸众生的麻木，如《种梨》注释讽刺了那些吝啬之人的可笑；《黑兽》注释表达了对百姓不敢抗争、任人摆布的感慨。

3.5 促进商业成功

企鹅出版社出版了100多部中国文学哲学典籍，在国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获得了一批中国文学哲学的海外拥趸，成功的原因是企鹅的经典化策略。闵译《聊斋志异》同样完美地执行了企鹅策略。

首先，闵福德在副文本和正文本中运用了“流畅”的“企鹅兵法”（tactics of penguinification）（Connor 2014：426），迎合了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梅维恒、梅丹理译文典雅芬芳、定位于高端读者的翻译目的不同，闵译文用鲜活、生动的语言来讲故事，文风平易近人，让普通读者津津乐道，喜于阅读。

第二，企鹅中国经典丛书副文本的策略是，“除了序言、导言、后记、参考文献之外，还包含大量注释和附录，表现为术语、年代表、地图、进一步阅读书单等，为读者提供了广泛的资料”，内容涉及“原作者信息、时代背景、作品主题、文学成就”以及“中文名物翻译与发音规则、关键术语与基本概念的讨论等”（Qian 2017：305）。闵译文副文本与此完全一致。

第三，企鹅出版社既注重“宣传中国作品的普世价值、让译作为认识中国提供信息资源”，又强调表现“让人舒适的他族特征和令人钦羡的异域风格”（ibid.: 308）。闵译本的封面是《蛰龙》的插图，一位身着红衣的中国古代仕人（明代官员曲迁乔）手持书卷，站在楼宇之前，一条红色巨龙离卷横飞，腾霄而去。封底则点明《聊斋志异》主题：跨越人类经验边界，给人启迪，悦人身心。另外还有一小段文字高度评价了闵福德的翻译造诣：其精湛的翻译，准确地捕捉了蒲松龄高超的写作技巧和低调的幽默。

4. 闵德福译《聊斋志异》副文本的成因

4.1 继承前辈学脉并完善“五代汉学家”传统

闵福德于2016年2月18日到3月12日在香港恒生大学做了七次系列讲座，讲述了四位伟大的汉学家，即理雅各（James Legge）、翟理斯（Herbert Giles）、韦利（Arthur Waley）、霍克思（David Hawkes）的身世和汉学成就。这些学者将汉学代代相传，而作为霍克思的学生，闵福德是第五代传人。对于这样一个汉学的传统学脉（linage），闵福德认为必须予以存留和发展（preserve and continue）。闵福德指出，理雅各翻译重心在于中国儒学经典，其阐释准确，翻译的模式是“中文 译文 注释”，在同一页里他用不同的排版体例并置这三个部分：最上面是中文，中间是译文，底部是注释。其译文简洁（concise）、易懂（simple）、准确（accurate）。翟理斯更喜欢的是中国故事以及其讲述方式。他洞悉中国文化，因而做了很多细致的注释，对有违维多利亚伦理的性描写，或者低俗的内容都做了改动，有时候加上脚注使译文天衣无缝。翟理斯译文文笔优美、语言精彩（wonderful）。韦利翻译中国经典的时候，能够进入作品的内心（going into the heart of it），译文语言清晰，而且具有创造性（creative）。对于汉语诗歌，他不采用押韵，但神奇地找到了英语中有效的表达方式。霍克思翻译《红楼梦》的时候，首先把它当作一部中国小说，然后才看作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所以翻译时他更注重小说的中国文化特征（Chineseness）。霍克思是语言重铸（recasting）的大师，其译文准确（precise），戏谑（playful），让人享受（recreation）。同时霍克思从英语、法语、拉丁语文学中“走私”（smuggle）了很多古典因素到译文中，让译文增添了古雅的光彩。这四位汉学家还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热爱中国的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重视中国文学经典的人文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对于中国文化，他们并不是从西方文化视角居高临下地俯视，而是尊重、平等地对待。此外他们都广泛地阅读了拉丁文文学、古希腊文学、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这一人文、治学和翻译传统深深地影响了闵福德，在他翻译的包括《聊斋志异》在内的中国文学哲学经典的正文本和副文本中，都体现出对中国儒释道思想的尊重，对中国文化的细致阐释，而语言又简洁、易读、准确、生动，间或也会有拉丁文、希腊典故互文嵌入和映照。

4.2 闵福德翻译《聊斋志异》的译者立场

闵福德2016年2月27日在香港恒生大学所做的“翟理斯与蒲松龄《聊斋志异》”讲座中，表达了一些自己翻译《聊斋志异》的立场。中西两种神话故事有着不同的传统，西方强调内容的纯洁性，而蒲松龄以鬼神、狐狸精作为隐喻来反映人类本性，比如《聊斋志异》中狐狸精与人同性相爱的故事非常感人，所以他选译了《黄九郎》。《聊斋志异》通过典故与中国文学经典相戏，为了体现内涵式的幽默，他特别注重用注释来阐释这些典故。闵福德将作者的风格看得非常重要，认为蒲松龄的语言是乐律性的（lyric），因此他特别注重译文的内部节奏和情节的缓急。闵福德认为《聊斋志异》不是色情（pornographic）小说，翟理斯对故事中含有“性”的部分做了改写，他的改写被上下文掩饰得天衣无缝，这样的处理是与他当时的意识形态相适应的，评论者无须苛责。再看今天，他本人对“性”的原样翻译不是在传播色情，而是将情色（erotic）文化以及明清文人的思想行为忠实传递给英语读者。比如《犬奸》是一篇虽然短小却震撼（powerful）、深刻（poignant）的小说，小说的主题不是淫秽的，它描写了明清社会以及当时人们的心理。这样的性主题对于翟理斯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但是闵福德认为是非常好的故事，所以选译了。闵福德认为以韵译诗是徒劳无益的，所以他在《聊斋志异》的诗歌翻译中，以及前言《聊斋自志》的翻译中，都选择了无韵翻译。然而翟理斯的韵体诗歌翻译却非常成功，是个例外。闵福德认为插图对于《聊斋志异》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与企鹅出版社据理力争，将98幅插图加在译文之中。最后，闵福德并不认为自己的译文是中国某位评论者所说的“消费主义”、迎合西方低层次的读者，他只是在忠实地传达蒲松龄的故事旨趣和艺术主题，而这些旨趣和主题正是西方读者了解古代中国的窗口。

此外，闵福德还秉持“游戏地学术”的翻译立场，他希望自己的译作能让读者觉得轻松而有意义，自己是仿效古人蒲松龄、曹雪芹的写作目的：风雅游戏、悦己娱人（任璐蔓 2019）。这不仅体现在译文正文本语言的幽默性，也体现在副文本的趣味性，比如，使用丰富的插图；在《婴宁》注释中解释“木香”的时候，讲述了英译名（banksia rose）与Joseph Banks爵士的关系（以他的名字命名），以及他从中国带到英国的诸种常见的植物花卉；在《金陵女子》《三生》注释中结合汉语谚语或西方哲学讲述人生哲理；在《狐惩淫》注释中通过“异史氏曰”表达自己对“纵淫”的反对，之后又详细介绍了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著作中与本故事相关的四种“媚药”（春药）等等。

4.3 闵福德翻译经典文本时的副文本写作惯习

作为资深汉学家，闵福德翻译每一部文学哲学经典都会出备详细的副文本，这已成为他翻译惯习的一部分。在副文本中他总会介绍作者生平，论述作品的历史背景以及对中西方文学、哲学、思想的影响，并详细描写、解释中国文化。闵译另外的四部中国哲学文学经典《孙子兵法》《易经》《道德经》《鹿鼎记》，都有丰富的副文本，限于篇幅，我们只介绍《孙子兵法》的副文本。

闵译《孙子兵法》（Minford 2002a）有导言25页，文本说明（包括底本选择、译文体例、中外学者简评）2页，汉语拼音读法2页，进一步阅读书单（中英文）7页，中国历代代表性《孙子兵法》研究学者名单及简介4页，中国历史年代表2页，中国历史大事件3页。其中导言由五个部分构成：（1）狡猾的计谋与通俗的文化，包括诸葛亮的空城计，《孙子兵法》对中国文化的影响。（2）孙武生平，包括孙武演兵阖闾后宫的故事，战国时代与“百家争鸣”。（3）《孙子兵法》的生命之旅，包括竹简这一书的早期形式，《孙子兵法》的写作风格和这一体裁的来源，以及有关中国远古的黄帝曾从“黑暗神女”（Dark Girl）那里获得一卷“兵法”的传说。（4）欺诈之书，它的影响涉及后世道教的“采补”、柏杨所批判的“染缸”、李宗吾的《厚黑学》等，进而表达了自己对《孙子兵法》价值观的否定。（5）《孙子兵法》的阅读方法。在译文之后是历代研究者对《孙子兵法》的评注，包括曹操、杜牧、杜佑、梅尧臣、张预、何延锡、王皙、李筌、翟理斯、闵福德等，以及《易经》《庄子》《商君》《墨子》等著作与它的互文观照。这一部分内容超过了正文本。

5. 对中国文学经典外译副文本生产的启示

作为学术和商业的巨大成功，闵译《聊斋志异》对副文本的组织、设计已成为副文本写作的典范，它为中国文学经典外译的副文本生产提供了诸多启示。首先，在内副文本方面，可以借鉴以下四种方法。（1）匠心设计封面，仔细选择、制作插图。前封新奇的异域图片加上文学经典的统一徽标，尾封对作品、作者、译者简要、深入的介绍，文内丰富多彩的插图，都能在第一时间抓住西方读者，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2）精心组织导言。导言应包括作家的生平，作品的哲学与人文主题，以及历史背景、写作手法，甚至背后的中国文学传统。（3）合理设置注释。注释可以对中国文化进行补充说明，也可以通过互文手段对中西文化做比较，或者将本作品与其他作品主题做比较。（4）巧设文内评注。在中国文学（乃至人文、哲学）经典的翻译中，可以在文内加上著名学者的评论，用不同的字体表现，以帮助读者理解文本的主题和艺术手法。

第二，在外副文本方面，可以借鉴以下六种方法。（1）专家书评。专家型读者对作品主题和艺术成就所做的专业导读、评论，能让读者迅速了解到作品的价值，从而增加阅读的动力和信心。出版社需要与专家读者群保持长期合作。（2）普通读者评论。对代表性的普通读者，出版社需要长期跟踪，了解他们从日常视角对译文的认识和体会，并聘请他/她们在读书网站上撰写评论。（3）译絮飨读。译絮是译文的片段，让读者在出版前或出版的同时飨读。比如在企鹅出版社出版闵译《孙子兵法》的同时，New England Review（Minford 2002b）曾刊登译文花絮，用24页篇幅展示了十三章兵法中十章的部分内容，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作用。（4）译者访谈。对翻译家的访谈，可以让读者了解译者对中国文学、文化的理解，他们对传统儒释道的态度，以及对翻译所持的理念和立场。（5）译者讲座。闵福德曾在香港和其他地方，就他本人和其他汉学家所译经典作过多次讲座。这些讲座的录像，读者在互联网上很容易下载并观看，进而了解他和其他汉学家的价值观、翻译方法。（6）电影/电视剧副文本。《聊斋志异》有两个故事拍成的电影在西方获得巨大成功：1987年《倩女幽魂》（配有英文字幕）在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电影节三次获奖，1997年它由Ocean Productions英文配音，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首映；2009年《画皮》（配有英文字幕）在美国发行。2006年电视剧《聊斋》配上英文字幕，在美国发行，同样受到欢迎。电影/电视剧作为一种特殊的副文本，直接推动了《聊斋志异》在海外的传播，也带动了译文的大众阅读。

6. 结 语

中国文学经典走向世界，既需要优秀的正文本译文，又需要严密的副文本配合彰益。闵福德译《聊斋志异》译文优美生动，清冽甘醇，其副文本则充满学术严谨性和趣味性，两者性质不同，但互相补充、互为关照。本文在分析闵译文副文本内容、功能、成因的基础上，揭示了其对中国文学经典外译副文本生产的启示。让副文本对正文本行使介绍、铺垫、导引、补充、互文、拓展的功能，能够加速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成为经典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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