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苏联的作战计划（美国战略大师是如何拖垮苏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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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滨 历史专栏作者，为《凤凰周刊》《国家人文历史》等媒体供稿，主攻时政、历史、军事

2019年3月26日，美国国防部“战略大师”安德鲁·马歇尔逝世，享年97岁。

对大多数人来说，安德鲁·马歇尔是个陌生的名字。提到美国历史上的马歇尔，人们通常会想到二战中的美国陆军参谋长，战后调停过中国内战、出任过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并提出复兴欧洲计划的那位乔治·马歇尔。此外，熟悉美国历史的人还会想到约翰·马歇尔与瑟古德·马歇尔两位相差百余年的最高法院大法官。

最近去世的这位马歇尔，虽然不如前三位那么声名远扬，但他对历史的影响却毫不逊色——美国国家安全领域很多人称他为世界末日的巫师、五角大楼幕后的掌权人。在美国长期的敌手苏联\俄罗斯人口中，这位马歇尔被认为是美国国防部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五角大楼中的灰衣主教”（Gray Cardinal）。

1921年9月13日，安德鲁·马歇尔出生在底特律一户家境贫寒、受教育有限的英国移民家庭。

马歇尔天资聪颖、求知欲异常旺盛，日常通过大量阅读汲取了众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高中毕业后，正逢二战爆发，马歇尔因身体原因免服兵役，在兵工厂工作期间他还攻读夜校。二战胜利后，马歇尔在芝加哥大学拿到经济学研究生学位。在此期间，马歇尔深受哈耶克思想的影响。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派非常有名，拥有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等著名经济学家，以反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而闻名于世的著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F·A·哈耶克也曾在那里任教。当年美国有很多因为大萧条而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失去信心的经济学家，这些人热衷于贬低哈耶克并醉心计划经济。马歇尔在芝加哥大学时听了不少哈耶克的讲座，深受其影响，结合后来的历史，他讽刺那些哈耶克的反对者们 “就像从不向窗外看的那类天气预报员”。

马歇尔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信念以及对计划经济的反感，影响了他此后的整个人生经历。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后，马歇尔决定不再继续攻读这个专业的博士，转而研究统计学问题。1949年一个很偶然的因素，让他和兰德公司发生交集。二战中美国出现大批战场创伤后精神障碍患者，兰德公司想搞明白，美国适龄男性人群精神病例是否比过去的战争后更多了？马歇尔被邀请参加这个研究项目。

二战中，美国空军的前身陆军航空队深感战时军方和大学、研究机构三方密切合作，对军队的科研和规划有极大帮助，军队从民间智库汲取了不可替代的智慧财富。战后为了将这种合作关系长期保持下去，在美国空军大力支持下，一批前军方人士与民间大学、研究机构共同创办了综合性研究机构RAND公司（由英文研究与发展两个单词开头字母合在一起，音译为兰德公司）。草创时代的兰德公司就创建起延续至今的企业文化：英雄不问出处，无论多高的学历、多显赫的头衔与背景，兰德公司只承认被事实证明正确贡献真知灼见的人。

在兰德公司里，马歇尔很快就涉足他真正喜爱的领域——国防战略研究。在少年时代阅读城里图书馆中的《简氏世界舰船》、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利德尔·哈特关于军事战略和一战历史的书籍时，他就建立起对政治、军事和历史的浓厚兴趣。

冷战初期，美国最关心的是核战争与核战略问题，兰德公司很快成为参与制订美国核战略的主要机构之一。而立之年的马歇尔在与核战略相关的一系列研究领域中展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分析能力，发表的一些论文和研究报告引起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防部的重视，很快，军方和情报部门邀请马歇尔参与敏感课题研究，并授予他接触美国最核心机密的权限。在这个十年里，马歇尔与伯纳德·布罗迪、赫尔曼·康恩、亨利·基辛格、詹姆斯·施莱辛格等著名战略学者相识相知。

在5、60年代，马歇尔在幕后默默进行国家安全领域问题研究，当时一些年轻学者接受了马歇尔的指导或启发后，写出的作品取得极大反响。1957年著名女学者罗伯塔·沃尔斯泰特就是第一批受益者之一。她的成名作《珍珠港：警告与决策》一书指出，美国当时共计有15个不同的情报来源，都清楚预示着对珍珠港的一场袭击即将到来，然而最终突袭仍然发生了，根本原因在于情报部门缺乏统一管理和清晰的权限划分，大量未经甄别的真真假假、重要或不重要的情报如洪流般输入，形成了巨大的背景噪音，将真正关键的情报信号淹没其中。

这本书出版后深受赞誉，被列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典推荐名著之一，成为研究珍珠港事件的权威著作之一。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本书最初的写作灵感来自我的朋友安德鲁·马歇尔，他在5年的研究期间不断给予作者鼓励和建议。”可悲的是，四十多年后，美国再次重蹈同样覆辙，9·11事件的情报失误，本质上非常类似当年沃尔斯泰特女士揭示的珍珠港事件。

马歇尔众多的学生中，最有名的也许是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首任院长的格雷厄姆·艾利森，中文世界至今在传播是他提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艾利森的成名作是发表于1971年的《决策的本质》一书，以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作为案例，解释了政府如何以特殊行为方式来制定和执行决策，事后这些决策在对手看来，而且很多情况下在自己的领导人看来，往往都是非理性的行为。

《决策的本质》这本书其实来自于1968年左右马歇尔和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牵头的一个研究小组，艾利森正是小组的记录员，他将小组研究的课题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并最终扩展成书。阿里森在书中提到，他撰写该书时有4个人给予他极大帮助，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安德鲁·马歇尔，正是马歇尔10年来一直在传播一些理念，如提倡从组织行为学角度研究决策过程，给作者以极大启发和影响。

肯尼迪时代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将系统分析管理法引入国防管理领域，简言之，就是以系统的整体最优为目标，对系统的各个方面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麦克纳马拉的这套管理办法杜绝了过去美国国防决策中存在的随意拍脑瓜、拍胸脯拍板的草莽现象，极大提高了决策效率，减少浪费和重复建设，但是也存在诸多弊端。比如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就被讥讽道无论麦克纳马拉的神童们用了多么科学和先进的方法，也分析不出越共的抵抗决心，更分析不出美国如何才能赢得南越的人心并打败北越对南方的渗透和颠覆。

马歇尔天性内向，喜欢钻研问题，但不重名利，不喜欢抛头露面。从60年代初肯尼迪时代开始，他就以兰德公司专家的身份成为五角大楼的坐上宾，参与研究美国最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问题。马歇尔在60年代花了不少精力去研究和解决系统分析方法存在的弊端和有限性，同时寻求新的途径，分析苏联的真实情况和美苏力量对比，以改进美国在与苏联对抗中采取的战略，这促成了后来被称为净评估分析方法的诞生。

净评估分析方法的核心，是从宏观和长远角度分析问题，并指出问题的症结，但并不负责给出解决办法。怎么解决具体问题，还留待掌权者们拍板。

詹姆斯·施莱辛格当年是一位研究国防经济学问题而声名鹊起的学者，他与马歇尔相识后，两人彼此欣赏对方的才情且脾气相投，很快成为密友。1969年尼克松政府上台后，施莱辛格成为尼克松倚重的内阁重臣，先后担任过中情局局长和国防部部长。

1973年，施莱辛格在国防部给马歇尔提供了一个永久性职位：管理净评估办公室，充当国防部长本人的智库。从此，直到2015年退休，马歇尔一直稳稳的居于五角大楼决策中枢附近。

美国在冷战中长期苦于苏联密不透风的体制，搞不清苏联真实的综合国力、经济和军事实力。对于苏联武装力量的实际情况，美国也经常处于盲人摸象的状态。苏联解体后的历史证明，马歇尔是美国少数对苏联认识清醒的专家之一。

马歇尔认真研究过苏军和深受苏军影响的东方阵营各国军队的指导思想，他明确点出，美苏军事理论核心存在明显差别。在马歇尔看来，苏军军事理论的核心是一直追求在所谓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尝试寻找并准确把握打赢战争的客观规律或曰“公式”。美国等西方国家则强调发挥各级官兵主观能动性，消除战场迷雾来完成任务，达到既定目的。

马歇尔举例说，在历次中东战争中，信奉苏联教条的阿拉伯军队屡屡被以色列打垮后，俄国人还不认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错了，而是执拗的认为“公式”尚不完善；以色列能打赢，肯定有苏联老师教给阿拉伯学生的“公式”还没揭示出的奥妙，或者苏联的“公式”并没错，是阿拉伯学生太笨，学不通、弄不懂苏联高级而精妙的“公式”。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情局和美国国务院的精英专家们，仍坚持预测苏联防务支出占其经济负担的6%~7%。马歇尔则从种种迹象研究分析后认为苏联的经济实际远远不如美国，他对苏联防务负担的独立评估结果是认为苏联军费支出至少占其政府年度支出的25%-35%。冷战结束后，事实证明马歇尔的研究更接近事实，按照美国的统计口径，冷战后期有些年份苏联军费支出甚至占到政府支出的50%以上，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都承认，苏联军费支出庞大到成了谁也说不清楚的糊涂账。

基于美苏之间巨大的经济规模差距和苏联沉重的军备负担，马歇尔在60年代末就提出了竞争性战略，也被称作“强加成本战略”，这个理念非常简单但相当深刻，他指出美国无需以“兵来将挡”的办法去被动应对苏联威胁，而应当寻找机会发挥美国在技术方面的优势，削弱或抵销苏联在军备方面投入的价值，亦即70年代末卡特时代美国正式开始奉行的“抵消战略”。

马歇尔举例指出，苏联从40年代末开始，在全国投入巨额资金建设跨越11个时区、涵盖全国的防空系统，这些防空系统由各种雷达、高炮、地空导弹和截击战斗机组成。到60年代基本建成时，苏联在防空系统上花的钱比苏军同期在进攻性核力量上花的钱还多，而防空系统还得不断更新升级。

美国给苏联放血最好的办法，不是对等搞一套类似的防空体系，而是花相对小的代价搞进攻性战略武器系统，让苏联继续花钱。马歇尔和连续几任国防部长从施莱辛格、拉姆斯菲尔德到哈罗德·布朗都坚信，作为“一个抽水马桶都没能普及的民族”，苏联经济绝对不如中情局估计的那么好（CIA认为70年代苏联经济相当于美国三分之二，但实际可能只达到美国30%），苏联军费投入肯定要比中情局估计的比例高得多。美国只要不断诱使苏联在军备建设上血拼下注，凭借美国巨大的经济体量，绝对可以在经济上拖垮他们，不战而胜。

最终，美国正是按照上述设想，先后开发了B-2隐形轰炸机、半途而废的“星球大战”导弹防御体系、“三叉戟”核潜艇等，让苏联痛感越来越无力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最终苏联只能拱手认输。这一切结局，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正困扰于越南战争和国内频繁的动乱而苏联正如日中天时，就由马歇尔带领一小群智囊专家们闭门设想过了。

马歇尔的见解，他的思路和研究方法，曾影响了60年代以后的历届美国总统、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领导人的决策。美国战略学界的一些人把马歇尔称为“你从没听说过的最有影响力的人”。他的经验和智慧，还有多年来对众多学者和高级官员的指导，都赢得了相应领域专家的景仰。接受过他指导的很多人，都借用乔治·卢卡斯著名的《星球大战》系列电影里的概念，把马歇尔称为“尤达”，他关系密切的徒弟们则被称作“绝地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