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尔斯基和谁一大（中共一大上一个曾被忽视的名字）

文/方宁

1921年7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马林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进程。这次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长期以来，由于材料的缺失和当事人的误解，人们对尼克尔斯基的情况了解甚少，他与中共创建的关系也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近年来，随着相关档案材料的披露和国内外学者的深入研究，尼克尔斯基对中共创建的影响和贡献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分析和肯定。

◆尼克尔斯基

一

以往的回忆和论述文章主要强调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主导性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包惠僧的回忆。包惠僧于1979年6月回忆说，1921年初夏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中国与上海早期党组织同志计划召开中共一大，“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当然马林是执行第三国际的命令，也就是按照列宁命令办事的。至于掌握时机、发动人员、调动力量是完全出于马林之手。”事实果真如此吗?

1921年6月，马林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派遣来到了中国，他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充满热情前来中国。马林来华之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情况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前来中国并没有肩负督促中共建党的任务。马林在1922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就说：“在第二次世界大会之后，我奉命赴上海，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马林后来还在与伊罗生的谈话中说得很清楚，共产国际执委会派他前来中国“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我仅有的事先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提纲。之所以，没有其它指示是由于没有什么指示可给，因为只有伊尔库茨克局了解一些中国动态的情况。”由此可见，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其实对中国的情况了解甚少，派马林前来中国主要还是了解和推动中国的革命工作，不会直接要求其参与中共建党活动。帮助中共建党并不是马林此行的任务，而恰恰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的工作内容。

◆马林

其实早在1920年，共产国际就已经派人前来中国帮助中共建党，就是维经斯基。1920年4月，维经斯基率领的俄共（布）党员小组一行前来中国。维经斯基先来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等人。之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见了陈独秀，其主要工作就是指导和帮助中共建党。维经斯基为中共创建做了大量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1921年初，维经斯基启程返俄归国，在回国之前经过北京时他还不忘建议中国同志，“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形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维经斯基回国后即任职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尼克尔斯基前来中国，就是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继续完成维经斯基的工作任务的。根据俄罗斯学者卡尔图诺娃博士的考证：弗拉基米尔·阿布拉莫维奇·内曼—尼克尔斯基，即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贝尔格，1921年起为俄共（布）党员。他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派遣赴华，主要任务就是“应同马林一起帮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筹备和举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马林还说过，尼克尔斯基还被要求出席中国党的所有会议。

马林来到中国后，迅速与尼克尔斯基等人建立了联系，了解了中国的情况。不久，他接到伊尔库茨克来的信使的通知，告知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指定他为远东书记处的成员。但他只是名义上参加了书记处，并没有收到过远东书记处直接寄给他的任何文件，也没有参与书记处的决策和全盘工作。马林自述，“我和尼克尔斯基同志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很明显，马林自己也认为他主要是帮助尼克尔斯基完成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交办的召开中共一大、促成中国建党的任务。由此可见，在帮助中共建党方面，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尼克尔斯基，马林只是辅助。

二

上海早期党组织的负责人李达曾模糊回忆说：“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1921年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但新发现的共产国际档案显示，其实在1920年6月之前，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宣告党的成立的相关动议就已经存在了。时在中国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于1921年4月21日的报告中提到：“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张国焘在回忆中也有提到：“一九二一年四月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觉得各地的工作都已有一个良好的开始，组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然而我们根据当时中国国内各地中共早期组织的实际活动和工作情况，却很难找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前有准备和筹备召开中共一大相关工作的任何迹象。在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中，除了张国焘也都没有人提到过有筹备召开代表大会的具体内容。而且张国焘回忆其到上海的时间（大约在五月中旬）与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和马林、尼克尔斯基等到中国的实际时间也不相符。中国共产党两位主要创始人南陈北李都因故没有参加中共一大，这也从侧面显示了大会召开的匆忙，缺乏事先的周密安排和筹备。而且从中共一大会议的具体召开情况看，所有重要内容都是边开会边商量的，会议的相关文件如纲领、决议等都还是休会期间中临时开始起草的。这样综合来看，在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前，在中共内部可能已经有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想法和动议，但并没有任何具体和实际的筹备活动，真正建议和直接推动中共一大召开的还是共产国际，李达的这个回忆应该还是可靠的。

◆李达、李汉俊

李达的回忆中并没有具体明确说是谁提出了召开中共一大的建议。根据上文分析的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二人来华的身份、任务和主次地位，笔者认为向李达、李汉俊等中国同志提出召开中共一大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就是尼克尔斯基。

三

经过多方商谈确定召开中共一大后，上海早期党组织的李达、李汉俊开始给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发信，请各地派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同时，考虑到各地代表来上海路途遥远，经费困难，他们还给每位代表寄出了路费。关于这些经费的来源，包惠僧明确说：“钱由马林拿出来，张国焘用。当时我们来上海，每个代表发了一百元路费，回去时又每人给五十元。”其他也有代表回忆说是发了路费，但具体是谁提供并没有详细说明。现在通行的说法采用了包惠僧的回忆，说是这笔钱是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里出的。

◆包惠僧

然而根据卡尔图诺娃博士的考证，来华时“尼克尔斯基掌管一定数额的资金，负责向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以及当时在这个国家工作的其他苏俄共产党人提供经费。”当初，维经斯基一行前来中国，随行即带来了相关的活动经费，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工作提供了重要条件。李达还回忆，维经斯基回国后，党的许多工作就因为经费无着而停滞了，因为经费困难，《共产党》月刊这样重要的理论刊物也无法维持而中止了。近年新发现的共产国际档案材料披露， 1921年1月21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第一任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在给共产国际科别茨基的信中说：“由于远东工作已经全部转归[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管辖，而迄今为止所有的人都想伸手，情况混乱，互相掣肘，又由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一度支绌，今年1月份后半个月，工作出现停滞。为使之重新启动并得以改善，我不得不采取大胆的办法，举借贷款和使用其他手段，这才挽回了局面”。另还有材料说，1921年4月维经斯基还曾带着文件和今后工作的经费，动身前往中国准备参加中共成立会议，但他“遇到了麻烦”没有完成使命。这些都充分说明，当时负责为中国共产主义者活动提供经费的就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而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指派接替维经斯基工作的尼克尔斯基肯定是明确掌握经费的，至于马林是否带有相关经费则没有直接材料证明。而且马林在1921年7月9日致科别茨基的信中还提到：“希望本月底我们要召开的代表大会将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同志们那些为数不多的而分散的小组将会联合起来。以后就可以开始集中统一的工作了。我认为，现阶段还不需要把太多的钱花在此地的工作上。也许过上一年就能形成一个真正组织完善的政党，届时情况定会好转。我希望过几个月就离开此地。”这样看来，提供中共一大召开经费以及外地代表往返路费的也应该是尼克尔斯基。

四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李书城兄弟寓所里开幕了。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党组织和旅日党组织派出的13名代表，代表着全国当时的50多名党员，马林、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这次开幕会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只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开幕会议和7月30日晚的会议，而且由于后一次会议受到密探和法国巡捕的干扰实际没有开成，之后的嘉兴南湖会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均没有参加，因此他们实际上只参加了第一次会议。关于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在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中只有零星描述，总的看法似乎是马林做了长篇大论，给中国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对尼克尔斯基则没有太多评价。

李达曾回忆说，在中共一大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们交换了一些意见之后，马林即席讲话，大意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党添了一个东方的朋友。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他在演说中，强调着要致电第三国际，报告中共的成立。并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努力革命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有一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它是直接记载中共一大的少有档案资料，史料价值十分珍贵。其中记载：“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指出，希夫廖特同志和尼柯尔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希夫廖特同志在其发言中谈到了他在爪哇的活动，并向我们建议，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尼柯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消息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讲述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根据尼柯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们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比较而言，档案材料的真实性更可靠。这个材料表明尼克尔斯基在中共一大上发了言，并将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情况告诉了中国同志，对中共一大按照其原先的构想顺利进行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与其前来中国的身份和任务也是完全吻合的。

除了直接推动召开和参与中共一大以外，尼克尔斯基还参与了组织中共代表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职责。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中共代表张国焘回忆在启程赴莫斯科之前见到了尼克尔斯基，“尼科罗夫斯基引我到他的工作室坐下，开始用他那生硬的英语和我交谈。他将中俄边境满洲里一带的情形摘要相告，并问我是否已准备了御寒的衣服。我答称一切均已准备齐全，可以即日启程。他便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极普通的商店名片，指点着说：‘这张名片就是你的护照，上面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针孔乃是暗号。’要我持这张名片，用不露形迹的方法，去找满洲里某某理发店的老板，由他护送出境等等。这位俄国人，平常不见他多说话，只像是一个安分的助手，可是从他处理这一类的事情看起来，倒是精细而有经验的。”卡尔图诺娃博士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发现了尼克尔斯基给张国焘开具的证明，证明了张国焘这段回忆的准确性。

尼克尔斯基1921年6月来到上海，12月即离开，前后只有半年的时间。在中国时间虽短，但他圆满完成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交办的的任务，直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参加会议的代表提供经费，并参与了大会的相关筹备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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