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英国的议会制度 对英国早期议会制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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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Sessions是根据1542年《威尔士法律法》成立的，在1830年被废除以前，它一直作为威尔士的高等法院运作。

该法案以拥有首都的英国县为蓝本，统辖共计12个郡，分为四个司法巡回法院：切斯特（包括弗林特郡、登比郡和蒙哥马利郡）；北威尔士（包括安格尔西郡、卡纳丰郡和梅里奥内斯郡）；布雷肯郡（包括布雷肯郡、格拉摩根郡和拉德诺郡）；以及卡马森郡（包括卡马森郡、卡迪根郡和彭布罗克郡）。

法案规定，由一名法官主持的大开庭法院应每年举行两次，为期6天，通常在春季和秋季举行。此外，该法案还设立了由治安法官主持的季度会议。大会议的所有法律事务都以英国传统进行。

与英国巡回法院一样，它同样具有民事和刑事管辖权。但英国和威尔士法院的主要实际区别在于，英国法官每半年一次的巡回演出经常将他们带到不同的巡回法院，威尔士法官总是访问同一个巡回法院。此外，威尔士法官还被允许在英格兰律师协会执业进行。

与一些英国巡回法庭不同，Great Sessions的记录通常保存得很好。从1540年代到1830年的法院记录保存在阿伯里斯特威斯的威尔士国家图书馆（NLW），保存下来档案中包含起诉书以及其他重要文件，如检查、证词、认罪和陪审团名单。

不仅如此，该组织还托管了一个犯罪和惩罚数据库，其中包含1730年至1830.2年间Great Sessions近21,000起起诉书的信息。尽管历经百年，这个数据库部分资料已经遗失掉了，但它仍然允许用户通过被告姓名、被指控犯罪发生的县、犯罪类别、被指控犯罪日期和判刑来搜索起诉书。每个条目还包含一个文件号，用户可以通过搜索系统来找到与每份起诉书相关的其他文件的详细信息。

从1805年到1830年，Great Sessions的犯罪登记册可以在国家档案馆实际访问，也可以通过订阅Ancestry.co.uk在线访问。

在使用上述记录构建在此期间威尔士司法形象时，存在以下问题。首先，高尔文件的存活率在电路之间差异很大。虽然据估计，切斯特、北威尔士赛道和布雷肯巡回法庭资料分别只有0.3%、0.5%和3%的gaol文件丢失，但卡马森赛道的缺失率却达到了14%。此外，根据Parry的说法，一些记录随意法案通常不被视为官方文件，也因此，它们经常被销毁。

在某些情况下，起诉书要么丢失，要么起诉书存在，但没有记录在会议档案中。实际文件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转录记录上都存在一些错误。例如，在监狱档案中，囚犯的住所经常被列为被指控犯罪发生的地区。

与这一时期的法庭记录一样，男性通常被归类为“劳动者”或“yeoman”，而不是他们的特定职业，而女性则根据他们与男性的关系进行分类；分为“spinster”、“已婚”或“寡妇”。

起诉书上给出的日期也不是审判发生的时间，而是据称被指控的罪行发生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对同一人存在多项起诉。

在记录时，法院书记员既包括了包含错误的初始版本，也包括了正确的版本。

更为严重的是，在许多情况下，文件中既没有做出判决，也没有判刑。

例如，在1760年至1830年间关于布雷肯巡回法院的工作中，提交人发现，在4437项起诉书中，1226项遗漏了一项判决（28%），1017项有罪判决中有86项没有提供有关判决的细节（8%）。虽然可以通过将文件与其他来源三角化来克服其中一些问题，但这些都是重大限制，给后世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提供了识别难度。

起诉的模式

威尔士和英格兰司法行政的第一个重要区别是，在大会议上被起诉的人数比英国巡回法官少得多。在1750年至1830年期间，威尔士所有大开庭法院每年平均有168人被起诉。一些法院，如卡纳丰郡安格尔西、梅里奥内斯郡，平均每年起诉不到10人。即使是格拉摩根郡最繁忙的法院，每年平均也只起诉27人。相比之下，在类似的时期，兰开夏郡和肯特县巡回审判每年平均有67人和136人被起诉。鲍威尔将1733年至1830年间布雷肯郡的法官描述为“就业不足”，1791年春季至1815年春季有19次开庭，处理不到4项起诉书，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刑事事务可处理。

时至今日，当代人也注意到了司法工作量的这些差异，1830年废除大开庭法院的一个关键原因也正是如此。随着庭审工作的开展，人们认为，与英格兰的其他地区相比，威尔士法官的工作严重不足，其他地区法官的职责包括与一年两次巡回赛一起定期在老贝利开庭。

威尔士法官休·莱斯特在1817年向威尔士司法特别委员会提供的证据中指出，他审判的平均囚犯人数“非常少；有时是两个、三个、四个或五个；我碰巧去了两个巡回法院，而有些地方没有一个囚犯”。

历史学家提供了几个理由来解释这种状况。首先，这反映了在此期间，与一些英国县相比，威尔士的人口较少。虽然直到1801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前还没有可靠的官方人口数据，但据估计1750年威尔士人口为450,994人，而约克郡、德文郡和兰开夏郡西区分别为325,716人、329,398人和341,451人。

显然，在一切相同的情况下，较少的人口将反映在起诉书中。其次，与英格兰的情况一样，许多受害者可能更喜欢或被鼓励与被指控的罪犯达成私人和解，而不是承担寻求正式法律制裁的成本和不便。邻居之间的这种法律外谈判将节省受害者通过法院追捕被指控罪犯的成本和不便，将确保在受害者和社区眼中实现一定程度的正义，再者，采用和解的方式，也有助于维护社区的声誉。正如Richard Ireland所指出的，正式的法律诉讼不仅代表试图发现特定罪犯的清白或有罪，然后对罪犯实施法律制裁，还代表了他所谓的“对农村的道德审计”——一种由来自社区以外的人通过外部强加的法律制度进行的审计。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区可能觉得最好在社区内处理他们的问题和有问题的邻居，而不是“在公共场合洗他们的脏亚麻布”。他建议，强奸和杀害婴儿等道德犯罪尤其如此，这对社区产生了更广泛的不良影响。

尽管大会议法院审判的广泛罪行与英国巡回法院审判的罪行相似，对盗窃的起诉在两者中占主导地位，前者以对各种形式的非致命暴力和暴乱的起诉比例很高而闻名。

因此，尽管1760年至1830年期间在肯特郡、兰开夏郡和牛津郡巡回法院被起诉的人中，只有2%被指控犯有包括刺伤在内的非致命袭击和伤害，但在布雷肯巡回法院被起诉的人中，却只有五分之一以上受到如此指控（21%）。

事实上，在此期间，拉德诺郡大开庭法院的所有起诉书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是针对这些形式的犯罪。对骚乱的起诉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模式；在上述英国县巡回法院被起诉的人中，只有1%被指控犯有骚乱，但在布雷肯巡回法院被起诉的人中，只有五分之一以上被指控（22%）。

显然，从起诉书来看，威尔士似乎比边境对面的暴力程度要暴力得多，至少就非致命暴力和暴乱的社会而言是如此。正如大卫·豪厄尔苦心所观察到的：

阅读十八世纪大会议的档案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一个粗糙、残酷和不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男人和女人都自然而然地转向攻击那些以任何方式冒犯他们的人。对许多人来说，生活是廉价的。

这种暴乱行为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Howell和Sharon Howard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到详细介绍——从食物和工资骚乱到针对陌生人和当局的暴力。然而，Melvin Humphreys却告诫后世学者不要得出结论，威尔士是一个明显暴力和不守规矩的社会，相反，他认为，在大会议上的大量此类起诉书可能会“......更多地说明检察官的焦虑，而不是他们对这个社区暴力的性质”。

在许多情况下，在争端中寻求攻击支持的官员向法院提出了袭击指控，或者是家庭之间持续争斗的一部分。被安置的家庭尤其如此，汉弗莱斯声称，对他们来说，“......以这种方式使用法院是一种已确认的习惯”。在其他情况下，简单袭击的受害者使用“暴乱”的说法来增加他们对被指控袭击者的指控的重视。

沉默地定罪

威尔士陪审团在同时代人中也享有盛誉，而这种声誉只是在随后的伟大会议史学中才有所提高。也因为他们的无罪释放率很高。威尔士陪审团经常在实践中缓解《基本法》的严重性，要么是在大陪审团的情况下，将起诉书作为无知的代名词，要么在小陪审团的情况下，认定被告要么无罪，要么在较轻的非死刑指控上无罪。虽然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所说的“虔诚的伪证”的这种形式在这段时间的英国很常见，但无疑在威尔士法院成了这一现象的重灾区。

国王法庭支持在1720年代试图将两名被指控的凶手从彭布罗克郡驱逐出来，以便他们可以在赫里福德巡回审判，并声称：

...在威尔士很难让威尔士人陪审团伸张正义，因为他们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宁愿宣布罪犯无罪，也不愿出现让他们的亲戚被绞死的丑闻；在威尔士审判一名谋杀男子就像在苏格兰以叛国罪审判一名男子一样，这些罪行在他们各自的地方没有得到太多重视。

最近，梅尔文·汉弗莱斯注意到1760年至1819年蒙哥马利郡大会议的法学家：

无论陪审团对罪犯感到同情，无论哪里有当地需要，无论被盗物品不是马，或者罪犯不是一个顽固和臭名昭著的违法者，蒙哥马利郡陪审团都极有可能做出部分判决。

1760年至1784年间蒙哥马利郡抽样年份对资本财产犯罪的25项有罪判决中有15项通过部分判决（60%）减少为非死刑。

在对1760年至1830年间布雷肯巡回法院和四个英国县的比较分析中，虽然英国大陪审团退还了他们认为是“真实法案”的84%的法案，但布雷肯巡回法院的大陪审员只退还了70%多于70%的法案。Brecon巡回法院的士官返回有罪判决的可能性也明显低于英格兰的同行（32%/67%），对严重死罪做出部分判决的可能性也是他们（21%/11%）的两倍。

入室盗窃尤其如此，在被指控犯有这种罪行的人中，略超过五分之二（41%）的人获得了部分判决，而英国四个县只有28%。

这种状况的原因似乎源于文化和法律规范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保持社区内部正义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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