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智深文殊院剃度为僧(制禅杖吃狗肉重修文殊院)
《水浒传》其实就是一部隐藏着历史的大书,作者(施耐庵)以绝无仅有的笔法,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以水泊梁山故事为线索,穿针引线,构织了一副漫长的历史画卷,把真实的历史深深的隐藏在文本字里行间。
在这部鸿篇巨制中,鲁达-鲁智深的故事最具代表性,作者塑造了一个深受读者喜爱的艺术形象。同时,又以其精彩的故事、高妙的笔法,讲述了一段北宋历史,揭示了北宋王朝败亡的一大根由。
那么,施耐庵又是如何通过鲁达-鲁智深的故事,将一段北宋历史隐藏文本之中的呢?这段历史又有何深刻的寓意呢?
讲鲁达-鲁智深的故事,必定绕不开赵员外这个关键人物,这是鲁达成为鲁智深的关键节点。
且说小种经略相公府提辖鲁达三拳打死渭州城屠户郑屠,畏罪潜逃,踏上了漫漫征途,开始了传奇的人生。鲁达一路狂奔,来到了山西雁门县,遇到了金老父女。金老把鲁达领到了赵员外的外宅,打算把恩人藏在这里。赵员外则认为,雁门县人多眼杂,做公的又多,便把鲁达转移到自己的庄园——七宝村。
七宝村,寓意佛门七宝,指的是金、银、琉璃、珊瑚、砗磲、赤珠、玛瑙,其中,砗磲是海洋中最大的双体贝类。赵员外此人来历不凡,手握佛门七宝。
在七宝村不过五七日,金老便来报告说,雁门县有三四个公人到赵员外的宅子外边打听前几日来的不速之客。于是,赵员外便建议鲁达到五台山出家。按照北宋法令,鲁达能够出家做和尚吗?
宋真宗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曾经颁诏,规定刑责、奸细、恶党、山林亡命贼徒负罪潜窜,及曾在军带瑕痕者,并不得出家。
显然,鲁达刚刚打死人,属于负罪潜窜之人,是不允许出家做和尚的。这一点,赵员外十分清楚。那么,赵员外又是如何让鲁提辖成为花和尚的呢?当时,赵员外对鲁达说:
离此间三十余里有座山,唤做五台山。山上有一个文殊院,原是文殊菩萨道场。寺里有五七百僧人,为头智真长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舍钱在寺里,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许下剃度一僧在寺里,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个心腹之人,了这条愿心。
赵员外的这段话中,有这样几条信息,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寺里的方丈智真,与赵员外弟兄相称。赵员外的祖上就是本寺的施主,但他本人是不是继续舍钱,不得而知。虽然赵员外被智真长老叫做“赵檀越”,但书上却没写赵员外给五台山文殊院有过施舍。这其中恐有缘故,下文再讲。
还有一条,便是赵员外早就预备好了一道五花度牒,是买下来的。北宋时期,对于出家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必须在十五岁前带发修行,称为“童行”。然后通过州府一级的考试,颁发度牒,等于拿到了合法资格。度牒上签压相关印信,如赵员外所说,大概有五个压花吧,所以才叫“五花度牒”。
由于出家可以免除徭役、兵役,不需耕作,所以,失去土地和不愿意出力的人都愿意选择出家做和尚。因而,北宋时期,便有大量的百姓进入了佛门。为了限制这种现象,保证耕种和军队人员,天圣八年(1030)时规定,年满二十岁的男子才能带发修行做“童行”。童行尚不具备剃度为僧的资格,还得有一张度牒才行。于是,度牒便成了抢手货,买卖度牒便更加盛行起来。
度牒不仅私底下交易,而且,还成为一种奖励或者报酬。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 年)下诏:明州育王山寺掌管仁宗御容僧行可,赐师号,度牒各二道,用为酬奖。
买一道五花度牒,价格不菲,宋哲宗元祐年间,定价为三百千,也就是三百贯银子,一般老百姓是买不起的。熙宁新法实施后,宋神宗便经常以度牒作为奖励,或做青苗法本钱,放高利贷。《宋史·食货志》就讲了这样一件事:“河北转运司干当公事王广廉尝奏乞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于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法”。类似情况,在宋神宗时期发生过多次,度牒甚至成了推动新法的一项得力措施。北宋时期的宗教状况,大抵如斯。
看来,度牒竟然收归皇帝直接管控了。这样,流民失所,想出家做和尚都难。《水浒传》中,只有赵员外这样的人才拿得出度牒。武松的度牒是孙二娘给的,孙二娘则是杀死了一个头陀,得到了度牒。因而,五台山周边的百姓没资格做和尚,便大量依附寺院,靠文殊院的本钱讨生活。
施耐庵写《水浒传》非常尊重历史,五台山文殊院及周边市井的情况,就是北宋末期的真实写照。
赵员外有“七宝村”,祖上曾经给文殊院舍过钱,手中又有皇帝直接管控的五花度牒,还能把一个“亡命贼徒负罪潜窜”顺利弄进寺院出家。这到底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赵员外把智真送到了五台山,这回却大方的给智真长老带了很多礼物。智真长老收了礼物,赵员外便开口要剃度鲁达。智真长老答道:“这个因缘是光辉老僧山门,容易容易”。
长老答应得爽快,五台山僧众却不干了。知客僧把赵员外、鲁达带去客馆里坐地。支开了客人后,首座便带着僧众来劝谏长老,说:“却才这个要出家的人,形容丑恶,相貌凶顽,不可剃度他,恐久后累及山门。”智真长老经此一说,似乎也有些动摇了,但是,“他是赵员外檀越的兄弟。如何撇得他的面皮?”既然是赵员外的面皮,智真自然不敢怠慢,接着说“你等众人且休疑心,待我看一看。”
智真长老燃气一炷香,上禅椅,盘膝而坐,口诵咒语,入定去了。一炷香燃尽,长老真魂回归,淡定的对僧众说:“只顾剃度他。此人上应天星,心地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久后却得清净。证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不仅如此,智真长老还“立帖为证”,说:“可记吾言,勿得推阻。”
智真长老真魂出窍去了哪儿呢?大概是去了道家紫府,查看了北斗七星群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名册,知道鲁达来历不凡,上应天星。不仅了解到鲁达的“前世”,智真长老还准确的预知了鲁智深的“今生”,这个“心地刚直”的凶顽之人正果非凡。金圣叹先生在此处夹批道:“维摩诘经云:菩萨直心是道场,无谄曲众生来生其国。”这就意味着,鲁达的正果恐怕要达到“菩萨”级别,竟然可以成佛。但是,智真长老却不是这样预言的,鲁达若进入佛门,也就是个“汝等皆不及他”的正果。这样的正果又将是什么呢?
鲁智深顺利得以剃度,长老拿著空头度牒而说偈曰:“灵光一点,价值千金;佛法广大,赐名智深。”看看,此处再次点到赵员外度牒造假,是个“空头度牒”。其实,按照上文所言,空头度牒也不是造假,而是北宋时期的真实情况,这种现象十分普遍,皇帝老子都这么干,把出家文凭当做银子使,简直就成了硬通货。
令人奇怪的是,智真长老给鲁达赐法名“智深”,刚刚进入佛门,竟然与智真长老平辈。这岂不是五台山僧众除长老而外,“汝等皆不及他”吗?
按照文本逻辑,施耐庵是这样“蒙”读者的:赵员外与智真长老称兄道弟,又把鲁达说成是自己的表弟,自然就与智真长老平辈了。其实,文本背后,施耐庵要讲的是,鲁智深的正果就是要做到某个大寺院的住持方丈。鲁智深也是《水浒传》货真价实的长老——这是智真长老亲口预言的。
智真长老能够入定,灵魂漫游上界,一点都不弱于公孙胜的师傅罗真人,在《水浒传》中简直就可与张天师、九天玄女这等额外高人相提并论了。
《水浒传》中知道梁山好汉上应天星者,不过寥寥数“人”,后来晁盖归天,也知道了这个机密。因为,“托塔天王”说的就是毗沙门天王,佛教四大护法天王之一。然而,智真长老是活着的神僧,难道世上真有这样通天彻地的神僧吗?施耐庵写得是不是太玄乎了,岂不是在宣扬封建迷信吗?
其实,《宋史》中还真记载了这样一位神僧,结合“赵员外”的身份,历史中的那位神僧是这样的情况:
汉初,漫游无所遇,舍襄阳僧寺。有老僧善术数,顾曰:"吾厚赆汝,北往则有遇矣。"会周祖以枢密使征李守真,应募居帐下。
这段记载出自《宋史·本纪第一·太祖》,讲的是赵匡胤发迹之前的一段经历。“香孩儿”在后汉之初四处漫游,想为自己找一份满意的工作,但却总不能如愿。在襄阳“漫游”时,赵匡胤慷慨施舍了佛门寺院。在得到赵匡胤实施的僧众当中,有一个老和尚懂得先天神数,大概是看了赵匡胤的面相,便对他说,我给你一笔钱,你往北边去吧,一定会碰到好机遇的。赵匡胤拿着老和尚这一大笔盘缠,到了陕西一带,正遇到后周枢密使带兵攻打李守真(应为李守贞)。于是,便投奔到枢密使的帐下,开始了发达之路,开创了北宋王朝。
赵员外曾说过,他的祖上曾经给五台山文殊院舍过钱,“祖上”大概就是暗指赵匡胤。而那位懂得先天神数,给赵匡胤指路的老僧,难道不就是《水浒传》中智真和尚吗?
那么,施耐庵为什么要这样写呢?他的寓意到底在哪里?
鲁智深为何叫“鲁智深”
鲁达剃度,《水浒传》接下来就要讲鲁智深的故事了。
上文讲到,鲁智深的这个法号有点怪怪的,一入佛门便与长老平辈。其实,还有一处更怪,施耐庵一直把花和尚叫“鲁智深”。出家人都是“释家”弟子,哪能保留俗姓呢?李叔同大师出家后,便是“弘一大法师”,肯定不能叫“李弘一”了。是不是施耐庵不懂佛教,又写错了?
施耐庵其实没有写错,但凡人物对话时,都叫花和尚为“智深”,尤其是智真、智清两大长老,他们嘴中绝对不会出现“鲁智深”三个字。看来,施耐庵这样写,也是有用意的。
却说鲁智深做了和尚,丝毫不守三皈五戒,赵员外却还时常送来酒肉。在寺院里搅扰了四五个月,赵员外又有好几天没送东西来了,鲁智深“口中淡出鸟来”。于是,私自溜出了山门,在半山亭上强喝了一桶酒。花和尚借酒闹事,大闹五台山。
又过了三四个月,天气暴暖,到了二月时节,鲁智深再次下山。花和尚这次下山,施耐庵在这个故事中,继续按照历史的节点,讲述了鲁智深二次大闹五台山的故事。
花和尚来到了一处市井,先去了铁匠铺打制戒刀、禅杖。施耐庵在此明确告诉读者,铁匠铺的掌柜叫“待诏”。这不是作者的笔误,也不是版本讹误,所有版本都把铁匠铺的掌柜写做“待诏”。
最初,民间把剃头匠叫做“待招”,大意是客人挨个等候,理发师忙完一个,便招呼下一个。后来,这个称呼引申为所有民间手艺人,应该是“待招”。
“待诏”确实翰林院专门为皇帝服务的文人画士,陪皇帝附庸风雅,代皇帝作诗、作画,侍皇帝下棋、玩射虎等等游戏。
铁匠铺的掌柜竟然也叫做“待诏”,难道五台山下的铁匠铺是皇帝开的?当然不是。施耐庵这样写,寓意鲁智深的故事与宋徽宗有关。
且说鲁智深先说定了一把戒刀,然后与待诏一番讨论,便按照待诏的意思,定制了一条六十二斤的水磨禅杖。六十二斤是待诏讲出来的数字,暗示此时就是宋徽宗宣和元年二月。
鲁智深是宋仁宗嘉佑三年三月放出来的妖魔,过了六十二年,被待诏“唤醒”。嘉佑三年是公元1058年,宣和元年是公元1119年,中间恰好就是六十二年。书中交代,鲁智深第二次下山,“天气暴暖,是二月间天气”。那么,花和尚这次私自下山,就应当是宋徽宗宣和元年二月了。
从铁匠铺出来,鲁智深沿街找酒喝,所有酒家都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本钱,谁也不敢违抗智真长老的法旨,把酒卖给五台山的和尚。狡猾的鲁智深便来到市稍的一家酒店,谎称自己是云游僧人,骗得了一顿酒喝。这顿酒,施耐庵写得很特别,说是鲁智深差不多吃了半条狗,只剩下一条腿。然后,花和尚怀揣着这条狗腿醉打山门,还试图用狗腿破了五台山僧众的戒。
狗,在此处是隐喻宋徽宗的。赵佶生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这一年干支壬戌,也就是说,宋徽宗属狗。既然如此,第二次大闹五台山,到底是谁在闹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时,正是宋徽宗宣和元年,这一年的正月,宋徽宗下“革佛诏”:
"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
佛就是释迦摩尼佛,宋徽宗把佛划进了道教系列,封为大觉真仙。没了“佛”,自然就没了“释家”,僧人就得以姓氏相称,与道士一样,以“何道士”、“王道长”之类名之了。所以,施耐庵写的就是这个历史,“智深”便成了“鲁智深”。
书中还特意写到了瓦罐寺,这座寺庙极其破败,被一僧一道所占。道士叫丘小乙,和尚则叫崔道成。生铁佛这个古怪的“法号”,更明显的揭露了北宋“崇道抑佛”的历史。宋徽宗革佛之前,于政和六年“置道学”,大概,崔道成这个名字便是入了道学时的“学名”了。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第二次被“待诏”唤醒,按照“狗”的指令,对佛门造成了更深刻的破坏。鲁智深大闹五台山,隐喻的就是北宋革佛历史。
《水浒传》第三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讲的是鲁达出家做了和尚之后不安分,大闹了五台山。僧众很不满鲁智深,要求智真长老将他驱逐出佛门。智真长老却说:“无奈何,且看赵员外檀越之面,容恕他这一番。”
过了三四个月,鲁智深再次喝醉酒,变本加厉的醉打山门。这回,智真长老没有饶过花和尚,也不看赵员外之面,不仅将鲁智深打发出了五台山,还以不容商量的口气,给赵员外写了封信,要他赔偿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为何智真长老在同一件事情上,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呢?
上文讲到,鲁智深第二次大闹五台山时,正是宋徽宗“崇道抑佛”到达最高潮的时候。那么,第一次大闹五台山的时间,应当就是书中所说的,三四个月前。照此推算,就应当是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的十月。
革佛诏的颁布,并非宋徽宗一时头脑发热,而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前奏。在此之前的政和六年“置道学”,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会道士二千余人于上清宝箓宫,诏通真先生林灵素谕以帝君降临事……,册己为教主道君皇帝(《宋史·徽宗本纪》)。”重和元年时,以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元妙先生,张虚白为通元冲妙先生。 九月,“诏视中大夫林灵素、视中奉大夫张虚白并特授本品真官。”
宋徽宗崇道,在重和元年九月达到了高潮,除了给林灵素等人封官外,大修道家经典,收集佛教中与道教相冲突的佛经,予以焚毁。这样的行为与宣和元年的“革佛诏”相比,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对佛教的冲击和破坏远未达到顶峰。
《水浒传》在这回书中如实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赵员外带着鲁达来到文殊院,给智真长老带了些礼盒。智真客套了一番,便叫“道人、行童收了”。此时,“道人”俨然出现在了佛门寺院。宋徽宗对佛教的渗透,被施耐庵悄然隐藏在这样一句话中。
鲁智深第一次大闹五台山,只是犯了酒戒,打伤了二三十个老郎、火工、直厅、轿夫,并没有对五台山文殊院造成很大的危害。智真长老是额外高人,对这次事件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无奈何,且看赵员外檀越之面,容恕他这一番。”有赵员外罩着,破坏又不大,赵员外也写了信来,给被打伤的僧人陪话,智真长老只有忍了。
“革佛诏”颁布后,鲁智深第二次大闹五台山,这回可就闹大事了。书中写道:
(鲁智深)拿起一根折木头,去那金刚腿上便打,簌簌地泥和颜色都脱下来。……调转身来,看着右边金刚,……便跳过右边台基上,把那金刚脚上打了两下,只听得一声震天价响,那尊金刚从台基上倒撞下来。
打坏金刚之后,又将狗肉硬塞给和尚吃。鲁智深如此无礼取闹,极端亵渎佛门,激起了众怒,监寺、都寺点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厅、轿夫,约有一二百人,都执杖叉棍棒,尽使手巾盘头,一齐打入僧堂来。鲁智深是行伍出身,一身好本事,一场混战下来,打伤了数十个,大获全胜。
监寺无奈,只得跑到智真长老那里告状。这回,智真长老态度立即强硬起来,说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汉,何况老僧乎?若是打坏了金刚,请他的施主赵员外自来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盖。这个且由他。”你赵员外不是很牛逼吗?鲁智深所作所为,你老弟是脱不了干系的,一切都要你恢复原样。
即便智真长老态度强硬,但是,在这场革佛运动中,还是无可奈何:“休说坏了金刚,便是打坏了殿上三世佛,也没奈何。”
三世佛指的是东方药师佛、中央释迦摩尼佛、西方阿弥陀佛“横向三世佛”,又指过去佛燃灯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未来佛弥勒佛“纵向三世佛”。看来,当时的革佛运动来势汹汹,佛门已经做好了佛教全部被摧毁的准备。
但是,面对这场“革佛诏”,佛门也不断的进行反击。当时,一批僧人要辩论“革佛诏”的是与非,为首者如日华严、明觉等七位僧人被杖杀。智真长老的反击,便是等待时机,要“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却说赵员外第二次接到智真长老的书信,把鲁智深的行为详细的予以告知,信中肯定还提到了索赔的要求。赵员外接到书信,“好生不然”。但是,赵员外还是自知理亏,回信说道:“坏了的金刚亭子,赵某随即备价来修。智深任从长老发遣。”
智真长老的反击获得成功,此时,应当到了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正月,这一年,正月“罢道学”、五月“复寺院额 ”、九月“复德士为僧 ”。赵员外毕竟重修了“文殊院”。
鲁智深也被打发去了东京大相国寺,且去赵员外身边闹吧。果然,鲁智深“遇林而起”,与杨志联手拿下了二龙山,夺取了宝珠寺。
鲁智深、赵员外还会有故事吗《水浒传》作为一部小说,高度浓缩了历史,把宋徽宗崇道抑佛、毁佛革佛的历史压缩在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中,隐藏了一段北宋末年的历史。
上文讲到,赵匡胤与佛家有很深的渊源。施耐庵在开篇故事中,几乎是摘录了《宋史·本纪第一·太祖》的出生记载。因而,也必定知道《宋史》中,赵匡胤的发迹与佛门有关。“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以“智真、智深、赵员外”这三个符码,对写开篇故事,主题还是“替天行道”。宋徽宗违背“祖上”施舍寺院,主张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宗教政策,背祖失道,招致天下大乱直至亡国。
鲁智深与赵员外共同演绎的故事,大闹五台山之后便结束了。但是,施耐庵却在接下来的故事中继续暗中演绎他们的传奇。
且说鲁智深离开了五台山,途中经过瓦罐寺,施耐庵再次写到宋徽宗革佛后,佛教寺院的惨状。这座瓦罐寺仿佛很宏大,但是却是十分破败,“上有一面旧朱红牌额,内有四个金字,都昏了”。宋徽宗宣和二年“复寺院额”,好歹瓦罐寺这块金字招牌还悬挂着,但是“都昏了”。
据崔道成说,“在先敝寺十分好个去处,田庄又广,僧众极多”。崔道成的这句话并没有瞎说,五台山文殊院的情况大抵也是如此。鲁智深在半山亭遇到卖酒的,想买一桶酒喝,挑酒的汉子就是不敢卖,因他的本钱是智真长老给的,得遵守寺院的规矩,不能把酒卖给和尚。市井的酒家都是寺院的本钱,甚至连住房都是寺里的。市稍处给鲁智深吃狗肉的那家酒店,也是不敢把酒肉卖给五台山的和尚吃,违了长老法旨,“便要追了小人们本钱,又赶出屋。”
北宋时期,寺院非常阔气,教众甚广,据史载,宋徽宗时期,仅寺院在籍僧众就达到了三十万,依附于佛门寺院的民众则不知几何了。一方面是北宋皇帝们看到了佛教商机,把度牒当成了搜刮民众的发财工具。另一方面,则是不断的土地兼并,造成大量的百姓流离失所。正如《水浒传》中所描写的那样,大量的民众依附于寺院,佛门的影响恐怕直接威胁了各级官府乃至朝廷的统治力。
宋徽宗所采取的措施并不是调整政策,减除负担,疏导民众来限制佛教的扩张,反倒是以非常严厉的手段毁佛、革佛。那么,再度失去生计的民众也就只好选择另外一条路,变成乱民,甚至上山落草。
《水浒传》蓝本故事《大宋宣和遗事》在讲到鲁智深入伙梁山时,只有一句话:“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判,亦来投奔宋江。”如宋徽宗这般对待佛门,和尚也是要造反的。
这回书讲的就是北宋徽宗时期革佛的历史,施耐庵还以“崔道成”这个人物,暗喻宋徽宗的革佛与魏太武帝灭佛如出一辙,具有同等的危害。
北魏司徒崔浩精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深得魏太武帝信任。后来,魏太武帝又认识了道士寇谦之,开始信奉道教。寇谦之魏太武帝上道书,主张朝廷信道,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推波助澜,上书劝谏太武帝。崔浩的上书产生了效果,魏太武帝便自称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开始灭佛。魏太武帝下令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一幸免于难。这场佛门浩劫,史称“太武法难”。后来,寇谦之病死,崔浩被腰斩,魏太武帝也在毁佛之后的第六年驾崩。
历史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施耐庵把破坏瓦罐寺的和尚叫做“崔道成”,为何不叫“王道成”、“刘道成”呢?看来,“崔道成”是有如此用意的。施耐庵一反史家之说,把宋徽宗的“崇道抑佛”与魏太武帝的灭佛视为同等浩劫。
宋徽宗违背祖制,导致天下大乱,盗寇蜂拥。鲁智深在东京大相国寺“遇林而起”,杀上二龙山,夺了宝珠寺。前文讲过,赵员外有一座七宝村,恰好“二龙山”却是个收藏佛门珍宝之地。所谓“二龙山”,对应的是“宋公明遇九天玄女”故事中的“二龙相戏”、“二龙戏水”。被“待诏”唤醒的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最终却走到了赵员外的反面,夺了他的藏宝寺。
《水浒传》故事到梁山大聚义时就戛然而止,从二龙山“遇山而富”,到打青州上梁山之后,鲁智深的故事似乎也就此终结。施耐庵的《水浒传》是不是写完了,不得而知。现在的一百二十回“水浒传”,后面的故事都是续书,几乎完全不照应前七十回所预设的伏线。
从前七十回书没有讲完的故事来看,至少智真长老的预言是要有情节来验证的,正如这位高僧对五台山和尚们说的:“切记吾言”,鲁智深的正果是要做到名寺大刹的住持方丈,智真、智清、智真的级别是一样的。
从鲁智深到达东京大相国寺这段经历来看,花和尚住持的寺院应当就是大相国寺。这个“正果”,应当还是与赵员外有关。梁山好汉的故事大线索基本忠于历史,在海州被张叔夜战败之后招安,鲁智深也在“三十六人同拜爵”之列,“赵员外”将他封到东京大相国寺,是完全可以照应前七十回故事伏线的。
至于鲁智深“遇江而止”,大概就是他的结局了。这个结局也很难探知,但绝不是续书《征四寇》所讲的,在浙江坐化了。有一种可能是宋徽宗在镇江复辟,鲁智深继续追随,然后终结于此。
当年,赵匡胤施舍僧寺,得到高僧资助指引,大有“遇僧而起”的意思。从而建立了北宋王朝。“赵员外”资助鲁智深却大肆革佛,最终落得个“二龙戏水”的结局,与鲁智深的“遇江而止”何尝不是同一种隐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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