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叙述李普曼的书籍（李普曼与我们的世纪）

作者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我们这一代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命运多舛。”

“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经历了如此的情形：从精神思想的巅峰到道德上的堕落深渊。”

面对不同的世纪：茨威格与李普曼

我们对世纪的迷恋总是有些奇怪。这种时间度量该如何应用于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生命周期？政治实体本身是没有明确寿命的社会建构。罗马在前基督教时代崛起，并于公元117年达到顶峰，但西罗马帝国大约3.5个世纪之后瓦解，而东罗马帝国一直坚持到1453年。

就中国而言，世纪的概念其实与我们的传统历史观无关。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他是从天生圣人创造一代王朝的历史观出发的，说到底，这是一种圣贤史观，也就是英雄史观。

孟子的时间周期是五百年，而西方自近代以来，寻常的时间框架是一百年。比如，英国作家伊安·莫蒂默（Ian Mortimer）的书《变革的世纪》（Centuries of Change: Which Century Saw the Most Change? 2014），主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哪个世纪我们看到的变革最多？他一边讨论一边承认，很多最重要的发展并不单单局限于一个世纪，该如何考虑变革的时代归属问题呢？是发展伊始，还是其影响最大之时？

尽管存在此类难以划定的问题，一些分析家和历史学家仍试图辨别主导国家生命周期中的百年模式。不过，总是很难预测即将发生的事情。例如，在18世纪英国失去北美殖民地之后，政治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感叹英国沦为一个像撒丁岛这样可悲的小岛。他是在工业革命带来的“英国世纪”前夕发表这种大错特错的判断的。

从1815年到1914年，在这段称为英国的“帝国世纪”里，大英帝国增加了大约26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4亿的人口。

英国与世界各国广泛进行货物和资本贸易，1840年后采取了自由贸易政策。皇家海军控制了大部分关键的海上贸易路线，享有无可挑战的海上力量。除了对自己的殖民地进行正式控制外，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它有效地控制了许多地区的通道，如亚洲、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

这是为什么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是大英帝国真正瓦解的标志。当然在此之前，英帝国就开始了缓慢的衰落。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因奥斯曼帝国消亡以及普法战争后意大利和德国等新民族国家的出现等而紧张到崩溃。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工业化在19世纪末促成了英国工业优势的相对下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又给了英帝国以重重一击。

不过，放眼欧洲大陆，它的美好年代也是在1914年结束的。“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这个专门的称谓是后起的，从1871年到1914年这40余年光景，被看成欧洲的“黄金时代”，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英国，它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时代重叠；在德国，它是威廉二世时代；在俄罗斯，则是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在美国，它是从1870年代到1900年、处于南北战争和进步时代之间的“镀金时代”，是美国的财富突飞猛进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和平与繁荣，技术、科学和文化创新层出不穷，殖民帝国也攀至顶峰。它是那个被茨威格称之为“昨日的世界”的所在，而茨威格之所以为自传如此起名，是因为他感觉到，“那个我曾经在其中长大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以及横亘在过去和今天之间的那个世界，变成完全不同的世界”。

如果按照百年来断代，属于“昨日的世界”的，就是十九世纪。茨威格曾说，十九世纪顽固地囿于这样一种妄想：以为人能够用理性解决一切冲突。但在那些十九世纪的残余被扫荡的日子里（希特勒上台，战争爆发），茨威格经常与他的同乡弗洛伊德谈天，他发现，后者的观点当时以最让人震惊的方式得到证实——野蛮，即那种人的灵魂当中根本性的灭绝本能，是无法绝迹的。“也许在未来的世纪里能够找到一种形式，至少能在各民族的共同存在中将本能控制在低水准上，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在最内在的本性当中，它们是无法消灭的，或许它们也是必要的张力。”这样的倾向思想自然无助于相信前途的光明，茨威格如此写下他的家园——无论是现实的还是精神的——被摧毁的感觉：

我们这一代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命运多舛。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哪怕是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人，内心的最深处也被我们欧洲大地上无休止的、火山喷发般的天摇地动所搅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群当中，没有谁比我更首当其冲了：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每一个身份都处于天崩地裂时的风口浪尖上。它们三次倾覆了我的家园，毁掉我的生存基础，将我从那个“先前”和“往昔”中剥离出来，以突如其来的猛力将我抛入虚空之中，抛入那我早已经熟悉的“不知该去哪里”的状态中。

三次抛弃，三次幻灭，其间的绝望感不难想象。茨威格丧失了新时代会到来的信念，他叹道：60岁的年纪，他已经太累了，不能再有个新开端。于是，他选择弃世，和爱人一起，《昨日的世界》最后一句是：“不过，每个影子毕竟也都是光的孩子。只有那些经历过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衰败的人，才算真正生活过。”

1914年给另一个人的生活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罗纳德·斯蒂尔（Ronald Steel）所著的《李普曼传》开篇这样描述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生平：

沃尔特·李普曼的生涯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歌舞升平的年代。在那些日子里，人类的进步似乎前途无量、势不可挡；在那些日子里，诗人们在广场上翩翩起舞，科学允诺要让所有人生活得悠闲自在、丰衣足食。李普曼的生涯结束时，伴随着他的却是越南战争的创伤、水门事件的耻辱和街头横冲直撞的闹事者。李普曼的生涯跨越了一个世纪，这是美利坚帝国诞生而成长壮大而开始衰落的世纪，这是一个被一些人最初豪情满怀、后来却又愁思满腹地称为“美国世纪”的时代。

和茨威格一样，李普曼是横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人。只不过茨威格的生命意外中断了。他见证了欧洲的衰落，但他曾经带着发自内心最深处的自由作为一个欧洲人生活过。在欧洲的理念沉沦之际（1942年茨威格自杀时，看起来就是如此），他也走向了毁灭。可以说，他生于欧洲，死于欧洲（尽管他实际上殁于遥远的巴西）。

如果让李普曼写自传，大概他也会写道，“我们这一代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命运多舛。”“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经历了如此的情形：从精神思想的巅峰到道德上的堕落深渊。”只不过，李普曼面对的不是十九世纪的欧洲，而是美国世纪。

《李普曼传》

（美）罗纳德·斯蒂尔/著

于滨、陈小平、谈锋/译

中信出版社

2008年11月

将李普曼放入美国世纪

罗纳德·斯蒂尔的李普曼传记读起来就好比二十世纪前四分之三的历史。事实上，这本书的英文原名就叫做《李普曼与美国世纪》（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1981）。可以说，李普曼度过并帮助形成了美国生活中一段非同寻常的转变时期。

我们不断地回到1914年，它真是个太重要的年份，美国的转折点也可以从彼时算起。或者，更准确地，按照李普曼的话来说，在1917年4月6日之前，美国仍然是一个“觉得把花在战舰上的钱最好花在校舍上的国家”；然而，在这一天，美国对德国宣战，并在1918年取得胜利，随后开始了最终被称为“美国世纪”的历程。

当然，美国世纪的起点和终点都有争议。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认为，美国世纪始于1914年，因为美国进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它结束于2014年，因为在当年，美国的外交政策处于崩溃状态，经济状况不佳，民主制度也破裂了。很明显，这样的划分，还是有百年情结在作祟。

另一些人相信，将美国世纪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联系起来更为准确。战后，由于英国太虚弱而无法支持1947年的希腊和土耳其，美国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并于1948年投资了马歇尔计划，1949年主导成立了北约。

也有人说1991年才是美国世纪的开始标志——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军事力量的国家。但这一视角显然太短了。

客观地说，美国世纪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一个时期，用来描述全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主要由美国主导的一种情势。它可与1815-1914年间的英帝国世纪相提并论。美国的影响力在整个20世纪不断增长，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变得尤为主导，当时仅剩下两个超级大国，即美国和苏联。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保持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成为世界霸权，或某些人所说的“特级大国”（hyperpower）——这一术语被用来形容美国所处的冷战后仅存的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

“美国世纪”这个说法是由杂志出版大亨亨利·卢斯（Henry Luce）创造的，用以描述他自己认为美国在二十世纪将会并且应该扮演的角色。作为一位传教士之子，卢斯在1941年2月17日的《生活》杂志社论中敦促美国放弃孤立主义，以发挥传教士的作用，扮演世界上的好撒玛利亚人并传播民主。

根据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观点，卢斯认为“美国被赋予的权力是全球性的、普世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因此卢斯更喜欢谈论美国世纪而不是帝国。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呼吁美国“以我们认为合适的目的和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将我们的全部影响力施加于世界”。

从根本上来说，“美国世纪”这个主张一直有些武断。卢斯提出这个词是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旨在扭转该时期的孤立主义并迫使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但其行为却非常不相称。十九世纪通常被视为“英国世纪”，而卢斯的“美国世纪”构想旨在吸引美国对其力量和全球领导地位的关注，并与英国的衰弱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

然而，虽然美国最终占据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但其实一直有很多虚构的神话与美国世纪的事实混杂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尽管表现出色，但它从未建立起真正的全球秩序。而且，就算在影响力达到顶峰的那段时期，在不少事情上，美国也常常无法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

而随着新千年——另一个其实没有多大意义的时间划分——的到来，出现了一个在国际关系领域产生巨大争议的论题：美国是否正在失去其超级大国的地位，而被崛起的中国所取代？

至此，有关美国世纪的终点的讨论引入了新的因素。一种更新的说法是，美国世纪介于美国于1917年第一次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2017年第45任总统就职之间（又是一个百年）。《大西洋月刊》在特朗普宣誓就职之际发文称，他终止了美国作为全球自由和法治的典范和保证者的作用。

不过，知名的国际关系专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不这样想。他认为力量——也即影响他人获得你想要的东西的能力——具备三个方面：胁迫、购买和吸引力。如果用这三个维度来衡量，美国世纪是的确存在的。经济实力只是地缘政治方程式的一部分。即使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人们也不会自动见证美国世纪的终结。就算是用经济实力来衡量，中国的人均收入仍落后，而这是对经济成熟度的更好衡量。

在人口方面，美国是排名第三的主要发达国家（而不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不是人口减少，就是被其他国家超过）。它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在减少；它在关键技术（生物、纳米、信息等）的开发方面始终处于前沿，而这些关键技术对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美国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占主导地位，并且其文化保持开放，充满企业家精神。其他国家要想同美国争夺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可能至少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还没有进入“后美国世界”。

在此情况下，重拾李普曼的书，你会震惊于他在今天的相关性。于世纪的视角出发，对李普曼的遗产进行再审视，这样做是基于三个原因，此处列举一、二，第三个原因详见后文。

第一，李普曼漫长而卓越的职业生涯体现了卢斯所说的“美国世纪”。李普曼为这个世纪编写编年史，试图理解并帮助别人理解它，最终在美国的政治、外交和新闻业留下了独特的个人影响。

他的主要生涯横跨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越南战争。他充当公共表达者长达六十年，成为美国、也许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他一共写下20多本著作，巩固了其作为公共哲学家的声誉。《尼曼报告》（NiemanReports）纪念李普曼的文章认为，他的大部分评论所立基的哲学是自由主义，尽管这种自由主义有时被精英主义所掩盖。

第二，如果说李普曼是个编年史家，我们需要洞察李普曼的史观。毕竟，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处于美国政治生活的中心，也是他将“冷战”一词变成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和政治术语。

“国家位于他们的身体中”

从史观上来说，1950年李普曼在接受采访时说到戴高乐：“像那样的人总是让我着迷。就好像国家位于他们的身体中，而不是他们在国家内部运筹一样。”换言之，李普曼专注于那些决定他人命运的人，而并不关心普通人的困境。例如，在茨威格陷入空前痛苦的那个年代，就一个非常了解欧洲的人而言，李普曼对那些渴望逃离欧洲大陆的拥挤人群极其冷漠，而这些人面对的是，整个大陆在1930年代不断朝着暴力和更猛烈的仇恨行进。

在1933年的一篇专栏中，他描述阿道夫·希特勒的讲话“具有政治家风采”，代表着“真正文明的人民的真实声音”，他敦促读者不要谴责所有德国人，仅仅因为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一些不文明的事情。

1938年，欧洲犹太人的命运对他来说是一个“人口过剩”的问题。他夸张地建议，一些“多余”的人（大概是那些没有被拘留或杀害的人）可以运到非洲。他还认为，在二战期间拘禁日裔美国人的想法是一个好主意。

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授权军事当局将其选定的任何人从西海岸的军事区驱逐出去。日裔美国人被给予48小时的时间收拾家当，出售一生积攒的财产，之后被运送到拘留营。十万余人（其中多数是美国公民）被关在铁丝网围栏后面的营房中，就像是罪犯或战俘一样。李普曼对如此压制性措施的辩护反映了战争当中普遍的歇斯底里情绪，这也证明了记者在事件不断发展而又没有时间和距离的情况下，清楚地评估事件有多么困难。

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李普曼作为一个记者，选择站在大人物一边，给后边的新闻业留下一个巨大的问题：谁值得我们作为新闻工作者加以关注，是富有的和有影响力的人，还是被边缘化和忽视的人？也许最重要的是，新闻工作者与权力的关系该是怎样的——新闻工作者应当是局外人还是局内人，当他们从局内转向局外、或者从局外转向局内时，会发生什么？

李普曼堪称“局内人当中的局内人”。克里斯托弗·戴利（Christopher Daly）在他的著作《报道美国：一个国家新闻业的叙事史》（Covering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 Nation’s Journalism）中写道：“李普曼可能是二十世纪以来，尽管从未获选公职，但却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人。”他认识的总统、国王和领导人，在极近的地方目睹的重大事件，他写作的论文、书籍和创建的媒体，他拥护或帮助的事业，他遇到和阐明的想法、课题和问题，都令人生畏，而且，正如斯蒂尔公正地评论的，所有这些“赋予他以舆论的巨大力量”。

《Covering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 Nation's Journalism》

Christopher B. Daly/著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7-11-30

戴利认为，李普曼的影响力是全球性的，他每年的国际访问使他扮演的角色“就像是无任所的美国国务卿”。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曾要求李普曼推迟访苏，因为他正在应对一场紧急事务。当李普曼拒绝时，赫鲁晓夫重新安排了自己的计划以适应他。

所以，李普曼对戴高乐的评论，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然而，同样见过许多大人物、也经历过许多大事件的茨威格，却是从失败的小人物视角看待历史：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感到，人在面对世界大事时的无助是那么残忍。……在不为人所见的某个地方，另外在柏林威廉大街、巴黎盖陀赛（即法国外交部所在地）、罗马威尼斯宫以及伦敦唐宁街的十几个人，这些至少到那时为止表现得最为聪明和机敏的人，没有人认识他们，没有人见过他们，他们在说、在写、在通电话、在做一些人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在做出决定，人们对此不能参与，不能知晓其中的细节，但是这些决定了我自己和每个欧洲人最终的生活。我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但是没有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他们摧毁或者保全我们这些无权势者，让我们获得自由或者强迫我们受奴役，他们决定几百万人的和平与战争。而这时的我，如同其他人一样，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像一只苍蝇一样毫无抵抗能力，像一只蜗牛一样一筹莫展，而这些却关乎死与生，关乎内心最深处的“我”与我的未来，关乎我的大脑中正在形成的想法，关乎已经成形与尚未成形的计划，关乎我的无眠和安睡，关乎我的意志，我的所有，我的全部存在。我坐在那里，僵直地盯视着空虚，如同一位被判决的囚犯坐在监狱里，被囚禁、被锁在这无端的、无力的等待再等待中，跟左右周围的同道囚犯打听、询问、攀谈，好像我们当中的某个人知道或者能够知道，人家要拿我们怎么样。……他们这样大笔一挥，我整个一生的意义就变成了荒谬。

1916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邀请李普曼参加一个盛大的晚宴招待会，此后，李普曼结识了每一位继任的美国总统，直到理查德·尼克松。对于博学的汉德法官、豪斯上校等人，用《时代》杂志的描述，他是“他们的摩西，他们的自由主义先知”。在艾奇逊的回忆录里，他是“那个矛盾的耶利米”。李普曼为威尔逊准备了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中的数条，但威尔逊却断言他的判断是“最不可靠的”；对林登·约翰逊来说，最终结果比这更糟：1967年春，李普曼辍笔传奇般的“今天与明天”专栏，并离开了华盛顿。许多人说他离开的原因是，他无法再忍受与林登·约翰逊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李普曼与政治家们的密切关系可能会令现代记者感觉不适。他乐于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似乎不愿意以威胁到这种成员身份的方式来写作。要到很晚的时候，他才开始反思记者和当权者之间的关系。1964年，他告诉一位电视采访者：“在报纸记者和高级官员——即当权者——之间的关系中，存在某些健康规则是非常重要的……在高级政府官员和新闻工作者之间总是要有一定的距离。我不会说那是一堵墙或一道栅栏，而是一个呼吸空间，这是非常必要的。”

李普曼从不谄媚，也不畏惧与总统和华盛顿的机构对抗。他批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他激烈地反对哈里·杜鲁门在二战后遏制苏联的战略，对杜鲁门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好战行为的批评甚至更为尖锐。对于久拖不决的越南战争，李普曼一直坚持两个核心断言，即任何美国保卫南越的战争注定归于失败，而在任何情况下，这种防御对美国和西方来说皆无必要。尽管不乏这些对抗，李普曼所提到的政治家和记者之间应该存在的“呼吸空间”，在他看来，通常是相当小的。

最纯粹的“现实政治”

如果把李普曼不仅当做记者，而是认定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大家，我们更需要了解李普曼的思想脉络。围绕权力政治，人们一直进行着广泛的尝试来理解国家的兴衰。在世界大战的推动下，政治学家和战略家在1930年代发展了一种理论，并在1940年代流行起来，相信它是观察世界的唯一现实方法。也因此，这个理论流派的通称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的直接追求是国家利益：一个放弃自我保护作为政策主要动机的国家，会冒着生存的风险。

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在建立对国际事务的现实主义解释方面，做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多。1948年，他发表了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认为争取权力的斗争是国际事务的本质。

摩根索从旧世界带来对人的天性和世界状况的悲观情绪，而他的学术研究使他相信关于政治的客观真理可以通过人为的理性发现。他提出追求权力是国家行为的根源。无论国家的最终目标是自由、安全还是繁荣，其近期目标都是权力。权力是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而政治权力意味着“人对他人思想和行为的控制”。随之而来的是，权力也是“行使权力的人与被行使权力的人之间的心理关系”，这种关系使某些人可以通过命令、威胁、说服或这些方式的组合来控制他人的行为。

摩根索对道德情感或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没有丝毫耐心，认为追求权力不一定是不道德的。他在1946年的《科学人与权力政治》（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中写道：“成功地采取行动是政治智慧。绝望地知道政治行为不可避免地是邪恶的，但却仍然采取行动，是道义上的勇气。在几种权宜之计当中选择最不邪恶的一种是道德判断。通过政治智慧、道德勇气和道德判断的结合，人将其政治本性与道德命运融为一体。”

现实主义者的主要反对者是人道主义者，他们从不同的伦理视角看待世界。在十九世纪的悠久传统中，包括许多哲学家和作家将美国日益崛起的世界影响力不是归因于外部力量，而是归因于社会的内部示范。他们反对欧洲的强权政治和帝国主义。道德主义者意识到过去的世界大国都是帝国和君主专制，因此认为美国不应模仿它们采取不道德的举动，而是要通过展示自身民主社会的成功来指出一条改革之路。

在持道德观点的所有发言人中，伍德罗·威尔逊是最有说服力的，他的思想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他的信念深深扎根于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基督教和加尔文主义神学的道德标准。他的信念是民主和宪政政府将缓和大国的操纵行为。

现实主义者反驳说，威尔逊设想“为民主创造安全的世界”，但他却不得不依靠美国军队实现自己的目标。威尔逊当然充分认识到美国经济崛起的历史意义，但是他想根据民主的道德原则帮助塑造凡尔赛的和平。他于1919年返回美国后，在洛杉矶宣布：“我们离开的那一天……是势力均衡的时代被甩在身后的一天。”然而美国国会却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国联除了其成员国资格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权力，既无法阻止日本在中国扩张，也无力干涉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以及希特勒对凡尔赛和约的公然蔑视。

这些危机使美国对世界的思考陷入动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推动了现实主义者的思想传统。战争结束后，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可能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教科书，无数人遵循了他为世界事务提供的框架。现实主义进入了政府和外交领域。将理论应用于政策的现实主义者当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他是历史学家、外交官、政策分析师和苏联事务专家。凯南认为，美国政策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他所谓的“对国际问题的法治-道德路径”。他将这种取向称为“理想主义的”，因为它将美国法律和政治的共识概念投射到了国际关系中。凯南在从莫斯科发回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强烈敦促（与他后来的著作，包括《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一样）将与俄罗斯的关系完全置于“现实和事实的基础上”，“不是以道德或利他主义为指导，而是以国家的优势和劣势为指导”。

此后的美国总统一直沿着一个现实与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连续体行事。不过，在外交政策上，李普曼始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导致他有些时候支持某位总统，另一些时候反对另一位总统。他很少对其他国家的内部镇压表现出愤怒，因为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在国家间实现势力均衡以维护国际和平。

到1965年，李普曼75岁，进行了一生中最后一次伟大的努力。斯蒂尔写道：“他没有介入美国干涉越南的道德争论，因为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从不将外交政策视为道德问题。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和对国家利益的冷漠计算。”出于同样的考虑，李普曼支持那一年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占领，不是因为需要“到处制止共产主义”，而是因为多米尼加共和国就在美国的后院，而越南显然不是。随着美国人的参与加深，李普曼坚定地认为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错误。他认为对北方的轰炸行动是徒劳的。因为越南人“不珍惜他们的财产（本来就很少），甚至不珍惜他们短暂而不幸的生活”。他对整个反越战运动的情绪很少共鸣，那种情绪认为，对美国而言，轰炸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但最终，他和反战人士的结论是相似的。

斯蒂尔总结道：“以势力均衡的名义进行干预是合理且必要的；为了支持遥远的且不稳定的附庸政权而进行不加选择的干预，既是一种浪费，又会带来危险。”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的深层回声，也就是当他谈到那块遥远的土地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

相同的现实主义使李普曼在1938年就认为张伯伦是明智的，因为面对更强大的力量，他行使了“权宜之计”：“与这些以战士面貌出现的政治家打交道，民主国家在掂量自己是否要进入战争时，决不能以存在任何不流血的廉价的替代物的想法来欺骗自己。集体安全、经济制裁、道德压力，只在那些愿意在必要时开战的国家那里才有效力。如果不存在战斗的意愿，那么张伯伦先生得出的结论是，他必须设法与独裁者达成可以容忍的条件，而这样做是对的。”

这堪称最纯粹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它提供了李普曼著名的教义，即可行的外交政策“意味着国家承诺和国家力量之间取得平衡，最后保证适度的力量储存”。在力量（包括国家意志）受到限制的地方，承诺也应做相应的限制。今天，如果我们说，英国、法国和美国最好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决心，即在1930年代中期坚决抵抗德国的侵略，尽管他们自己的人民不愿冒重新爆发战争的危险，这显然是一种后见之明。与李普曼的严酷现实主义相比，没有人知道，当时如果采取了这样的联盟政策，在每个国家引发的政治风暴会把世界带到哪里。当然，我们都知道，慕尼黑最后导向了哪里。

当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外蒙古时，李普曼写道：“在日本宣称拥有优势的整个区域，我们没有自己的特别政治利益需要保护。如果要采取某些一致行动，那么就让政策出自在该地区具有绝对利益的各国政府——俄罗斯、中国、欧洲列强。这是‘现实主义政策’ 。”

与东方相比，欧洲却完全不同。李普曼很早就为“马歇尔计划”背书，的确，斯蒂尔的叙述表明，欧洲的复苏计划最好称为“李普曼计划”。至少，他的专栏帮助赢得了足够的公众支持，使该计划在政治上成为可能。如果欧洲变得强大起来，这种实力再加上对俄罗斯保护自己与附庸国边界的合法关注的认可，会导致该地区真正的势力均衡，并且，如果西方避免过分致力于维持其他地方的不稳定政权，那么和平是可能的。他写信给朋友：“我坚信战争或和平问题取决于苏联发动全面战争的意愿，而不是取决于世界任何地方的地方性防御力量。因此，我从来不相信国务院所倡导的遏制政策。”

如此想法促使李普曼提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西方承认并尊重苏联在东欧的主导影响力，该地区被认为对苏联的安全至关重要。他认为，苏联的主张不算破格，毕竟，美国在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也拥有“特权区”。大国需要友好的缓冲区。他纯粹从领土利益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认为相互承认将确保和平。

如果俄国人让人感到困难，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西方对他们发起了敌对行动，决心否决历史表明为他们所需的霸权缓冲地带。李普曼认为，给予苏联势力范围将减轻他们的焦虑，并使和平成为可能。问题不是出在苏联固有的冒险精神上，而是出在苏联的恐惧上。所以，杜鲁门演说和艾奇逊政策中出现的“全球主义”令他格外生气。

斯蒂尔的传记对李普曼在这方面的看法是矛盾的。他钦佩李普曼对现实政治的坚持，即李普曼总是使用“军事力量、势力范围和大西洋同盟”一类的语言，而不是去寻找一种难以捉摸的“安全感”；然而，他同时指出，这种取向自有其局限性。斯蒂尔写道：“他批评某些美国政策……之时尽管很有穿透力，却始终局限于政治‘现实主义’的自我强加的限制内……除了实用主义之外，他没有坚定的指导方针，缺乏哲学方法或意识形态承诺，不愿接受经济需求或帝国野心可能在解释美国外交政策中扮演的角色，正因如此，李普曼无法对他所谈论的话题采取首尾一致的态度。”比如，他“在似乎涉及势力均衡的情况下，也会以接受遏制的逻辑而告终”。

李普曼从1930年代开始发表的评论一直在呼吁人们承认限度：承认自己的力量和根本利益的局限性。承认同等强大的势力也有根本利益，为了避免战争，必须维护其利益，以保持安宁。这不是绥靖的建议，在李普曼看来，它是现实主义的态度。

他一直支持殖民主义，并一再谴责民族自决的思想。他的外交政策通常围绕着如何最大程度地削弱苏联和实现美帝国主义霸权的主题。正是基于此，李普曼率先提出“大西洋共同体”的概念——这是冷战的基本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就如此主张。与此相对应的是，李普曼坚持移民中的种族配额原则，认为加勒比海的居民是“劣等种族”，对第三世界感到无聊和不自在。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对李普曼有一针见血的批评：在李普曼那里，“平衡和超然无私不是产生于公平和对人的关切，而是源于一个阶级的视角，它从大西洋西部张望世界，依靠毫无疑问的特权与财富力量为自己提供视野的焦点，其他人都在它居高临下的俯视之下。”

萨义德很严厉地指责说：“考虑一下，一个人从事政治和新闻事业，但却从未被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弄脏，其含义是什么。再考虑一下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他为大众写作，但他对大众的看法往好了说也是傲慢的，往坏了说是充满鄙夷的。或者，此人几乎被每个人都视为一位伟岸的知识分子，但除了反对越战之外，他无法以良心为由维持一个他认为是对的立场。”

迷惑的羊群与后排的聋哑观众

萨义德最后这段批评把我们带到讨论李普曼与我们的世纪的第三点原因上。

常常听到一种说法，说李普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新闻记者。这个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说新闻是匆忙的历史，那么李普曼的新闻通常是自上而下的历史。《大西洋月刊》打了一个比方：“他游历在拥有财富和影响力的群岛上，与居住在这些岛上的统治阶级成员共进晚餐，但并不关心群岛间的海域中的人的生生死死。”

他对大萧条时期普通美国人的苦难的评论是无情的。他说，人们应该节俭，控制自己的食欲。他反对最低工资法，并谴责1935年的《全国劳资关系法》，而后者所确立的劳资集体谈判对整个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奠基与推动作用。

很多记者和编辑心中有个信条，认为他们的作用是“安抚苦难者，折磨舒适者”。李普曼从来不这么想，以至于汤姆·沃尔夫（Tom Wolfe）辛辣地讽刺说：“我记得李普曼想要的唯一报道形式是偶尔去对国家元首举行红地毯访问，在此期间，他有机会坐在用高级护墙板装饰的办公室的编织椅子上，亲口吞下高贵的官员的官方谎言。”

然而，公平地说，李普曼从未将自己视为记者，而是评论员或政治哲学家。他以自己的写作参与并尝试影响公共事务。他一生中确实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不过是在政治系统中那一个个非常精巧的小角落里。然而，如此行事符合他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幻影公众》（The Phantom Public,1925）中他写道：“必须把公众放在其位上……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每个人都免于迷惑的羊群的践踏和嘶吼。”

《幻影公众》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

林牧茵/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在李普曼的眼里，“迷惑的羊群”是民主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李普曼的书强烈批评了民主理论中有关“公众”概念的误解，例如相信它由拥有主权的和全知全能的公民组成；“人民”是一种具有意志和思想的超人，或者是“具有统一性的有机体，其中个人是细胞”；公众指导事件的发展过程；它是一个具有固定成员资格的可确认的机构；它体现了世界性的、普遍的、无私的直觉；它是法律或道德的散发者。李普曼反驳说，公众不是所有这些东西，而仅仅是“幻像”，即嵌入“虚假哲学”中的一个抽象物，而虚假哲学则依赖于有关“社会的神秘概念”。他辩驳说，民主理论模糊地认为，公众可以胜任对公共事务的指挥，而政府的职能代表着人民的意愿，然而这种公众能力不过是虚构。

李普曼认为社会是由两种人组成的：行动者和旁观者（也称为局内人和局外人）。行动者是可以“执行”自己的意见以解决问题实质的人，而旁观者是公众，只能旁观行动。只有足够熟悉问题实质的人才能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以采取“执行措施”。没有人时刻都具有执行能力，这是无所不能的主权公民的神话。现实是，个人随时在这些能力中移进和移出：“一件事情中的行动者是另一件事情的旁观者，而人们则在他们作为执行者的领域与作为公众成员的领域之间不断地来回移动。行动者和旁观者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区别。”但是，公众只是“坐在剧院后排的聋哑观众”，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私人事务和个人关系的兴趣要大于对社会事务的兴趣。

但是，根据李普曼的观点，公众在社会动荡或“失调危机”期间可以进行干预，此时，公众具有一种特定的作用和一种特殊的能力。舆论由此登场，其职能是通过使用自己的力量阻止武力的使用。舆论通过投票决定是让一个政党还是另一个政党来回应政府管理的失败。然而，公众采取这种行动不是凭自己的意愿，而是由局内人领导，他们可以识别并评估其处境。公众无法理性地决定是否存在危机：“舆论不是理性力量……它并不推理，调查，发明，说服，讨价还价或解决。”它只能通过判断哪个团体更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对那些可以采取直接行动的人施加力量：“当人们就他人的目的而采取立场时，他们就是公众。”对专断性武力的制止是公众最大的期望。这是舆论的高度受限的“特殊目的”。

李普曼可以说是一位公开的精英主义者。尽管他写了数本以公众为主题的著名著作，他的社会理论却是“把信任安置在直接相关的个体”（也即内部人而不是“公众”）身上的理论。他们是发起者、管理者和问题解决者，应该尽可能使他们免受来自无知的和爱管闲事的的局外人也即公众的干扰。这种社会安排“使人作为公众的注意力得到了节约，并要求他们在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上尽量少加掺乎”。由于它“限制了人们作为公众的努力……这样的干预措施，可以帮助减轻（社会）骚动，从而使人们回到自己的事务中，由于那是对特殊事务的追求，因而也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

正如斯蒂尔所解释的那样，李普曼的这些想法象征着他坚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是对的：大众，远非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设想的，构成了共和国的良性骨干，实际上，他们是无知的暴民，必须保护共和国免受其侵害。

李普曼在他的前几本书中都发展了这个主题，为这位年轻作家赢得了极大赞誉。他问道，一国的命运赖以安放其上的广大人民，如何拥有在一个如此复杂的国家和世界中作出清醒而明智的政治判断所必需的大量知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但他最著名的是他的核心论点（尽管后来他予以否认），即只有一个知识渊博且训练有素的精英阶层才能抵御大众的善变热情，并最终可加以信任来引导国家事务。

《舆论》

（美） 沃尔特·李普曼/著

常江 肖寒/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4月

再向上追溯的话，李普曼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相信真理，但不相信民主。李普曼于1922年发表《舆论》（Public Opinion），一开始就引用了柏拉图的洞穴寓言，结尾处完全放弃了新闻界或公众可以辨别然后重视真相的想法。相反，他想建立“政治观测站”（我们现在称之为智库），将专家的建议提供给饱受感激、不知所措的政治家，使新闻界和公众都在政府决策中扮演次要角色。

我们甚至可以说，柏拉图在大约2500年前就理解了后真相状况。而他在现代社会中最勤奋的学生就是李普曼。《舆论》乃是始于柏拉图的洞穴。阴影似乎是真实的，对于那些留在山洞中的人来说，知识是不可能的；而那些逃出来看到真实东西的解放者所展现的图景，对于许多人来说要么可笑、要么令人恐惧。李普曼否决了公众可以被启蒙的民主教诲，即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实行民主制度，可以教育公民成为政策或治理的理性参与者。对于公民组成社区而致力于某些更高公共利益的想法，他实施了最具破坏性的攻击之一。

更多信息也可能导致更多无知

这就要说到李普曼与杜威（John Dewey）之间进行的那场著名的辩论。李普曼就是现代的柏拉图：他的理想国将由一班富有思想的领导人领导。公众所知甚少，无法进行有关政治或政策的良好决策。杜威的观点和他相反，认为通过适当的教育，可以形成知识社区以实现自治。

民主的问题实质是个知识的问题。占主导地位的民主思想流派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问题，因为它的拥护者认为公民有能力掌握必要的知识以做出合理的判断。李普曼将这种“无所不能的公民”的想法上溯到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谈到了一个村庄规模的民主，所有公民都对自己的环境有足够的了解，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合理的选择（不得不说，杰斐逊这时想到的是白人、男性、拥有财产的农民，他们了解他们的当地环境，认识他们的邻居，并且没有生活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但李普曼认为，卢梭（甚至更重要的是美国开国元勋）所构想的古典民主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只有“全能公民”才能发展出指导政府运作的真实民意或“众意”，可这种理论仅能满足非常小的、自足的社区的需求，对于二十世纪的大型民主国家、甚至更大的州来说，都是完全不够的。李普曼所描述的不完美的公众不可能构建民主的真正基础，这就是《舆论》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正如他所说，“杰斐逊塑造的民主理想由一个理想的环境和一个选定的阶级组成”。

杜威在《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1927）中对李普曼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公众有能力接受所需的教育，只不过他也承认，发展理性公民有很多障碍。出于娱乐目的，公民正在放弃公共广场，因此也更容易受到宣传的影响。同时，新技术也成为繁荣的民主社区的障碍。

《公众及其问题》

[美] 约翰·杜威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3

杜威明确认定李普曼的技术官僚主义视野与柏拉图欣赏的暴政是一致的，李普曼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过于聪明了，因为如果公众真的像他所声称的那样不可避免地落后，为什么会相信他们允许实行专家政治？杜威指出：“据称极度的无知、偏见、轻浮、嫉妒、不稳定，使公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但那就必然使他们更不适合被动屈服于知识分子的统治。”杜威问道，李普曼如何期望在不引发全面革命的情况下执行他提出的“民主问题”解决方案？如果李普曼试图在不引发平民百姓反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想法，那么他的专家要么在幕后活动，要么与财阀统治合作，要么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与群众结盟，而这将给后者在桌子旁留出席位。

除此之外，杜威认为，还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与群众隔绝开来，知识分子又如何发现最好的政策？正如杜威所说：“……在没有代表群众的明确声音的情况下，最好的人就不是最好的，也不能保持为最好的，智者也不再是智者。”杜威通过对鞋匠和穿鞋者的类比说明了这一点。后者最清楚鞋子带来的不适，尽管他需要鞋匠的帮助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杜威警告说，李普曼指望对社会进行正确管理的客观性本身就会受到威胁。与其说保持客观性、与真实的公民和真实环境展开接触，不如说专家更可能导向“寡头统治”，只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管理。开放专家与群众之间的交流渠道至关重要，杜威认为这里的关键是“改善辩论、讨论和说服的方法和条件”。

杜威坚持，在一个民主国家，政治知识只能通过公民之间的对话来实现。唯一重要的现实是公民集体构建的现实。如果像李普曼那样，接受公众被原子化并永远与公共事务相隔绝，那么就削弱了民主的可能性。杜威说得好：

当社会智慧在当地社区的交流中口口相传时，它的智力禀赋可以从智慧的流动中获得，并且是没有限制的。正是这一点、也是唯一的一点，能够使舆论成为现实。恰如爱默生（Emerson）所说，我们躺在巨大的智慧怀抱里。但这种智慧是休眠的，它的交流是破碎的、无声的和微弱的，直到它拥有当地社区作为媒介。

在《舆论》问世100周年之际，回望这场辩论，我们可以说李普曼和杜威都没有过时。他们100年前写下的担忧与以往一样重要。关于解决方案，有人指出，尽管我们对杜威的参与性民主表达了所有支持，但现实实际上与李普曼的构想更加接近。李普曼强调的根本问题并没有消失，杜威的担忧和建议也一如既往地切题。实际上，我们可以辩称，在选民的政治知识像以往一样糟糕、媒体集团制定规范的时代，这种担忧变得更加严重和紧迫了。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作为论敌，杜威说，李普曼是个“失望的理想主义者”。李普曼的《舆论》，今天我们大多作为新闻学和传播学著作来读，事实上，它是我读过的最具说服力的对民主的评论。作为民主的伟大捍卫者和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在此书出版不久后就意识到李普曼问题的有效性，将李普曼的书称为“目前所构想的最有效的民主起诉书”。他认为，李普曼显然不是在真正地攻击民主，而只是在争论是否有必要超越传统的民主理论来思考。

李普曼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公民能否获得对公共事务的基础知识，然后就该采取什么行动做出合理的选择？他的回答是“否”，所以，《舆论》这本书的重点就是要披露我们所说的民主与我们对人类实际行为的了解之间的差距。

20世纪大多数民主理论家认为，更多的信息将产生更多的知情公民，而知情更多的公民将兑现民主的核心承诺。他们很可能错了。更多信息并不一定会导致受启蒙的公民参与，也可能会带来更多噪音、更多派别和更多的无知。

21世纪的民主会是什么样？知情公民的理念还成立吗？这样的问题至今还在提出，宣示着李普曼的写作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意义。

众人是愚蠢的，但物种是明智的

李普曼的写作生涯主要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之后，那时他的政治观发生了转变。“1914年的冬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也许我已经变得保守了。”李普曼在那年7月穿越大西洋时在日记中写道，“无论如何，我发现对革命者的同情越来越少……而对行政问题和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越来越感兴趣。”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无数人批评李普曼对客观性和经验主义的执着。但是，重读《舆论》，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超然无私的报道”（也即不支持任何党派观点的报道）值得重新考虑，尤其是看到世界范围内的事实核查运动正作为对错误信息和宣传的解毒剂而蓬勃兴起。

青年时期，李普曼被社会主义和费边主义所吸引，但他很快转变为进步主义。李普曼是西奥多·罗斯福的仰慕者，后来是伍德罗·威尔逊的钦佩者，是第一批呼吁美国干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之一。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宣传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李普曼对民意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考虑到这一点，很显然他的工作重点并非传播理论，而是民主的局限。那时他是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的组成部分，该机构的任务是进行宣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争取支持。这段经历让他知道公众是多么容易被操纵，人们又有多么容易屈服于引人注目的叙述。

对于代议民主制的共同假设产生怀疑，并非只有李普曼一人。战争年代也在公共信息委员会工作的爱德华·伯纳斯（Edward Bernays）也被同一话题所吸引。伯纳斯自称“公共关系之父”并从事商业广告领域的工作，出版了数本舆论主题的书，包括他最著名的《凝结舆论》（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 1923）和《宣传》（Propaganda，1928）。与此同时，芝加哥学派的几名成员也对类似问题表现出了兴趣。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写作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术》（Propaganda Technique in World War I,1927）；杜威，如上所述，是李普曼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主要著作的敏锐评论者，《公众及其问题》像是对李普曼的民主和民意理论的一篇长而乐观的回答。

民主（不是舆论、宣传或传播）确实是李普曼思想的中心，也是参与辩论的许多其他知识分子思想的中心。战争宣传在世界历史上首次证明了塑造共识和形成意见的可操作性。人们在看到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在经历事情之前就想象它们，而社会成员就这样成为先入为主的成见的人质。一旦发现可以轻易做到这一切，民主显然就面临严重的问题了。

在那几年里，李普曼一直在试图证明信息系统中的缺陷。例如，他在1920年展示了权威的《纽约时报》如何无法向其读者充分报道布尔什维克革命。李普曼和他的合著者查尔斯·梅尔兹（Charles Merz）断言“没有新闻就无法存在健全的公众舆论”，而他们的质问显示了“确实无法获取新闻”（A Test of the News）。同年，李普曼出版了题为《自由与新闻》（Liberty and the News）的小册子，认为当前的民主危机是新闻业危机的后果，因为新闻业无法正确履行其职责，并建议对新闻业的专业主义进行提升。

李普曼说，新闻就像一盏漫游的聚光灯，从一个话题到另一个话题，从一个故事到另一个故事，当它照亮某物或某人时，能显示不少东西，但它会继续前行，让原来的地方变得黑暗，而去追逐新的目标。所以，新闻业所做的并不是发现真相，而是构建叙事，但这些叙事反映了我们的偏见、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无知、我们的希望和我们的困惑。我们透过黑暗的玻璃窥见现实。

这些书不是任何政治传统的一部分，但它们是对政治理论中最相关的关键概念的明确攻击：《自由与新闻》中的“自由”，《舆论》和《幻影公众》中的“民主”以及在某种程度上鲜为人知的《美国的检查官》（American Inquisitors，1928）中的“多数统治”。李普曼并不是要消灭这些政治思想范畴，而是要重新考虑它们，以使其适合于当代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创造新的定义或新的概念，但是他的批评对于随后几年相关观点的发展至关重要。

1922年李普曼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著作《舆论》。受到柏拉图知识理论的强烈影响，李普曼认为，从街上的人到新闻工作者再到美国总统，没有人可以拥有对外部世界的第一手足够知识。他运用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的作品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来说明多种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的特征，这些拟态环境与外部世界截然不同。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将外部世界简化为刻板印象（stereotype）以便吸收，但实际上，他们很难理解当代世界的复杂性。由此，李普曼对真正的民意的存在表示怀疑，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充分了解公共事务并对其感兴趣的人们的共同看法。李普曼对“舆论”的含义作了简短定义：

在一些事情上，我们的行为与他人的行为相互勾连，亦即我们的行为会对他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他人的行为也对我们的行为意义重大——我们通常笼统地将这类事情称为公共事务，而公共事务是我们所处的世界的一个重要层面。“他人”头脑中关于自我，关于其他人，以及关于自身需求、目标和社会关系的认知图景，就构成了他们个人的意见；而这些图景一旦成为社会中某个群体的行动指南，或以社会群体的名义由一些个体去付诸实践，那么就成了更宏大意义上的舆论。

费边协会的创始人沃拉斯是李普曼思想的一个先驱。沃拉斯以他的《政治中的人性》（Human Nature in Politics，1908）而闻名。该书中表达的政治观点帮助塑造了李普曼后来关于公众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思想。

沃拉斯论述了公众对周围环境的理解。他指出，宇宙给公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感觉和回忆，每一种感觉和回忆都互不相同，在这些感觉和回忆之前，除非人们能够选择、认识和简化，否则将无力思考或行动。因此，人必须创建实体，作为其推理的素材。这样，沃拉斯表明公众没有能力了解他们的环境。呈现给他们的刺激太多，使他们无法获得精通的理解。斯蒂尔声称，这个想法是沃拉斯对李普曼未来作品的最大影响之一，特别是在《舆论》中。在这本书里，李普曼扩展了沃拉斯关于公众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最初想法，并证明公众无法从他们的环境中吸收真正需要的所有知识，以作用于他们的治理。

在李普曼的下一本书《幻影公众》中，他发展了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42）一书中提出的理论有些相似。李普曼说，民主已被简化为在定期协商（选举和全民投票）中表达人民意见的方式，在这种协商中，公民只能在少数几个名字或政党中选择，或者在“是”或“否”之间进行选择。这种新的民主理论显然具有精英主义的味道。其中的假设可以在这段时期内被李普曼的阅读所支持——罗伯特·米歇尔（Robert Michels）、莫伊西·奥斯特罗戈尔斯基（Moisei Ostrogorski）和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的著作都倾向于某种形式的精英主义。

相似的想法也是《幻影公众》的中心。这项工作不仅仅是对著名的《舆论》的简单整合或续作。从《舆论》的结论出发，《幻影公众》反映出对人类状况和民主的更大悲观主义。在这里，李普曼观察到，普通百姓“已经背负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被要求实践一项无法实现的理想”。

该书的第二部分尝试解决第一部分中发现的所有问题。李普曼悲惨地失败了，因为他对民主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放弃一切使民主有价值的东西。他无法弄清楚如何明智地指导舆论，因此他试图通过创建一个“专家部门”来完全超越它，以代表公众决定公共政策。但这根本不是民主，充其量是技术官僚主义，最糟糕的是寡头政治，正如杜威已经雄辩指出的。

可是到今天，李普曼的悲观情绪反而成为时尚。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后，一整套理论著作应运而生，试图解释民主制如何消亡，或西方自由主义为何退缩。分析人士认为，民主正在全球范围内“腐朽”，而美国逐渐演变成一个专制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指出，李普曼对民主缺陷的诊断虽然和以前一样有力，但它似乎错过了有关民主制度弹性的一些基本知识。毕竟，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世界来到今天这个地方，变得更有力量，更加宽容，更加富有，甚至更加民主。

乔治城大学的政治理论家杰森·布伦南（Jason Brennan）主张用李普曼式的认识论来取代传统民主。但布伦南和李普曼一样，恰恰把事情弄颠倒了。与其说放弃民主，也许我们需要的是更多、更好的民主。也许，正如杜威所教导的，我们更需要做的是，教育和赋权更多的公民。

李普曼的一生是无尽发现的一生。不可否认，许多公众人物都曾征询李普曼的建议，他的书和专栏也说服了数百万读者。单靠风格无法做到这一点，长期保持观点的一致性也不然。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最吸引他的读者并赢得他们信任的，是他不断保持公正的努力；他的基本保守主义；以及他愿意以自己的头脑对几乎所有政治观点加以遍历。他年轻时是社会主义者，但他的自由主义头脑使他异常担心大萧条所招致的法西斯主义模式下的独裁统治的可能性。他与哈耶克（F.A. Hayek）友好，后者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旨在警告“进步主义者”，经济集体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暴政。

后来，他在科学的“无利害关系”中发现了健全政府的关键。经历过对人民进行神化的选举后，他开始相信民主人士完全无法理解周围的复杂世界，因此，为了自身的利益，应该将公共事务交由专家管理。但最终，他在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激烈咆哮中，谴责了策划越南战争的专家。在这一生的传奇中，最重要的不是他的观点各不相同，而是他的诚实，即勇于接受构成真理的许多相互冲突的层面，哪怕只是在一段时间内。

斯蒂尔说：“李普曼教给我的是，一个人可以成为时代的一部分而不向时代屈服，纵然是他这般成就，也是三分努力，一分天才，最大的陷阱不是世俗的名声，而是不再相信自己能令世界变得有所不同。”李普曼非常像他年轻时的偶像H.G.威尔斯（H.G.Wells），他曾仰慕对方“似乎通过不断的更新努力而获胜，拒绝沉浸于对世界的平静接纳，也拒绝沉沦于对个人愿景的自我满足”。

回顾李普曼的一生，斯蒂尔得出结论，再也不可能有第二个李普曼。铸造他的模子已不复存在。很少有公共哲学家能达到李普曼那样的受众，甚至更少有人能够连续几十年每周同时撰写多个专栏。不用说，新闻和政治的条件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普曼对新闻的看法在1922年就已经很准确了，放在今天更是无可争议。媒体更加分散，竞争更加激烈，更受利益驱动。因此，新闻消费变得像购物一样：找到最能反映你观点的信息来源，并以你的忠诚度表明你的偏好。

1967年，当李普曼决定离开华盛顿前往纽约，并停止撰写他的定期专栏时，他在一次告别晚宴上告诉同事们，他的离开不是因为“我不再非常接近王子的宝座，也不再在他的宫廷里表现出色”，而是因为“时间在流逝”。

抵达退休之际，李普曼意识到了时间的力量。今天，与其依靠李普曼的解决方案——即与技术官僚、精英主义、反民主的政治调情——来摆脱民主的困境，不如首先提醒自己，时间的进展本身就倾向于解决这个困境，至少是部分解决。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一个民主国家保持开放的话语和合理的辩论渠道，事情的真相总会浮现出来。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话说：“个人是愚蠢的。众人暂时是愚蠢的，当他们未经深思熟虑就采取行动时；然而物种是明智的，当把时间交给它，作为一个物种，它的行为几乎总是正确的。”

李普曼自己也承认，从长远来看，他所提出的民主困境的严重性会减弱。公民自由主义者怀有一种信念，“相信在意见的竞争中，最真实的人会获胜，因为真理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如果你允许竞争延伸到足够长的时间，那么这种信念可能是合理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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