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踏飞燕谁厉害（马踏飞燕还是）

来源：绿色中国

听一位“老新华”半个世纪的求真故事

-- 马建国

位于北京宣武门大街新华社总社大院砖木结构的清末红楼前的玉兰花正破苞初放，红楼北侧社长楼前榴园里的几棵老石榴树还没有苏醒，但园子里的丁香和兰草已抽出油绿的嫩芽。淅淅沥沥的春雨洒落在身上，在片片水洼的路面疾行，有恍若走入烟雨江南之感……

冒雨如约来到新华社社长楼二楼新华社前副社长、资深记者何东君的住所，蓦然浸润于弥漫在客厅的书香、墨香、茶香、花香之中 -- 画案上，一张泛黄的仿古宣纸上，毛主席的《沁园春·雪》行草书法好像还墨迹未干、茶几上几盆粉紫色蝴蝶兰开的正盛、靠近阳台的茶案上，咕咕地冒着热气的电茶壶里飘来阵阵茶香……

3月20日那个周末的下午，从下午4点半转眼到晚上7点半，几个小时内，时间、空间，似乎一切都在莫名之中穿越。

在新华社，人们都习惯尊称何东君为“何社长”或“老何”。1954年，何东君告别老家江山到宁波求学，1963年秋，从新安江畔的严州中学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他先后在新华社甘肃分社、内蒙古分社和四川分社担任记者、分社社长，后又进京担任新华社秘书长和新华社副社长。当年意气风发的“小何”也就成了今天德高望重的“老何”。

老何人缘好，涉猎广。因书画同道的缘分，特别是他对我在传统绘画追求上的鼓励，让我感觉与这位前辈很亲近。偶尔到老何家享受一杯“下午茶”，听他谈天说地，让我觉得长见识、很温馨、很受用。

雨天的“下午茶”似乎注定是为故事准备的。

落座品茗，当下媒体热议的三星堆考古新发现成了我们的话题。

据称，这场考古盛筵吸引了全国34家科研院所和高校参与，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今年正值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三星堆新坑的发掘工作意义非常。此事引起曾在四川工作的老何与我这个曾在四川大学读书的一对新华人关注也在情理之中。

老何说，考古对地方政府而言一般重在文化保护、历史传承和对旅游经济效益的期待；对专家学者而言，考古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千载难逢；对新闻媒体而言是要提高关注度，借以倡导全社会对文化保护的自觉，同时，也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但他认为考古本身与我们人类自身一样，最根本要解决的也是亘古不变的哲学三问：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虽然多数历史故事都淹没在历史烟云之中，不知所终，但人们从来也没有终止对考古背后故事的探究。

聊着三星堆，老何忽然话锋一转，指着我身后书架上的一个被当做中国旅游标志的奔马青铜器说，“说到考古，我与你身后的这个50年前在甘肃出土的青铜器还真有些故事呢。”

“是这个‘马踏飞燕’？”我回头看着这尊青铜器问道。

“不是，应该叫‘马超龙雀’。”老何回答，“我的故事关键就在探究它究竟应该叫是‘马踏飞燕’还是‘马超龙雀’上。”

1968年，何东君大学毕业。当年，毛主席号召大学生分配要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于是乎，他被分配到到宁夏贺兰山下的兰州军区的一个工程兵农场锻炼。此后20余年，他一直辗转在大西北从事新闻工作。

1969年10月的一天下午，甘肃省武威县新鲜公社的几个农民，用他们日常装草料和杂物的麻袋, 给县府文化部送来了一麻袋劳动时挖出来的文物。据专家考证，这些文物由东汉时期镇守张掖的军事长官张某及其妻合葬墓中出土。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武威雷台东汉墓铜车马。其中一件文物是日后被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的铜奔马 -- 也就是老何所说的“马超龙雀”。

1970年大年初一，武威，鹅毛大雪。风雪之中，一望无际的祁连山远远望去更加巍峨、神秘。结束农场锻炼的何东君独自来到武威地委，在地委招待所住下等待工作安排 。闲来翻看桌上的一份《光明日报》，一篇郭沫若写的有关武威雷台发现东汉时期古墓，有青铜奔马和铜车马等重大发现的文章让他突然兴奋起来。

上世纪70年代的武威县城并不大，而雷台距离地委招待所不是很远。何东君拿着报纸边问边走，纷飞的大雪中，步行大概30分钟，他就赶到了雷台的古墓挖掘现场。风裹着雪，雪借着风，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被简易木栏围起来的发掘现场。不要说看不到日后举世关注的铜奔马，一个在临时搭建的窝棚也空空如也，不见一人。

这时，何东君才想到，几个月前的考古发掘成果肯定早已存放在博物馆或什么地方了。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祁连山脚下风雪之中的大年初一，何东君突然想到了唐人诗句。

风雪、大漠、土坑、一人。

在挖掘现场的风雪中，空发一阵思古之幽情，也算是成就了他与铜奔马这个重大发现的第一次缘分。

时间到了1971年9月，郭沫若陪同柬埔寨宾奴亲王访问兰州，看到这尊珍藏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稀世珍宝。铜奔马三只蹄悬空，支撑点是一只后蹄下踩着一只展翅飞行的鸟儿。郭沫若说，马蹄下的鸟儿是一只燕子，古人如此设计，是说马跑得比飞燕还快。他当即给铜奔马定名为“马踏飞燕”，并泼墨挥毫写下了“四海盛赞铜奔马，人人争说金缕衣”的诗句。

郭沫若还发出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就是拿到世界上去，都是一流的艺术珍品”的慨叹。因由学术权威郭沫若，铜奔马声名远播，名扬海内外：1983年10月，铜奔马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5年，武威市将铜奔马定为城标；1986年，铜奔马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后经郭老推荐，“马踏飞燕”与一批国宝级文物一起，赴世界各地巡回展览，掀起了一场“文物外交”。

然而,一直以来，学术界对郭沫若命名的“马踏飞燕”多有疑问。

铜奔马蹄下所踏之物为何？是飞廉（一种神鸟，又称龙雀）？还是燕子？鹰隼？乌鸦？多种说法，莫衷一是。霍去病曾着戎装、跨战马在祁连山下巡逻。他的墓雕图像是马踏匈奴，于是乎，又有人认为铜奔马蹄下之物可能表示匈奴。

1983年8月，兰州大学教师牛龙菲在召开的敦煌学术讨论会上，以《说甘肃武威雷台出土之“天马”》为题发言，认为铜奔马是“天马”，马蹄下踏的那只鸟是古代传说中的神禽 -- 龙雀，亦即飞廉风神。

1983年底的一天下午，牛龙菲拿着一大堆材料， 找到时任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的何东君。何东君在认真研读牛龙菲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了科学分析，认可“马超龙雀”之说，并撰写《“马超龙雀”析》一文，发表于1984年第12期的《瞭望》杂志。文章一出，“马超龙雀说”广为传播。

谈及在《瞭望》杂志发表文章一事，老何依然记忆犹新。他说，记得当年这位牛龙菲看到他写刊发《瞭望》杂志的文章还说，“你们记者就是厉害，我写的拉拉杂杂的那么一大篇文字，你三下五除二，用简单的文字就表达的特别清楚，结论更让人信服。”

《“马超龙雀”析》一文的发表成就了老何与铜奔马的一生的缘分。

老何说，天马、奔马、走马之争，其实意义不大，而马蹄下的飞禽究竟是什么，整个画面到底表达了什么, 才是关键所在，遗憾的是人们都回避了这个问题。

指着书架上的这个青铜器，老何说，“这件青铜器是2004年我到新疆调研回京，顺便故地重游，武威的一位领导送的礼物。当时，这个铜奔马刚被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得到如此礼物也该算我与这件青铜器的又一次缘分啦。这么多年来，这个青铜器一直是我最喜爱的物件儿。”

一匹躯体庞大的马，踏在一只正疾驰的龙雀背上。小龙雀吃惊地回过头来观望，表现了骏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其大胆的构思，浪漫的手法，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在堆满书籍、字画、摆件等陈设中，这个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复制品看上去那么活灵活现、特立独行。

老何说，郭沫若虽然在考古和中国文化上很有研究，但当时乍一看到这件稀世珍宝很兴奋的他随口说出的“马踏飞燕”，倒也符合他诗人的性格。“马踏飞燕”被不少人记住也属自然。

他说，在对待这件事关重大历史问题的青铜器身世问题上，专家学者和官方认证总体上还是很严肃的，时至今日，“铜奔马”依然是官方通用的名字。当然，这个名字有些笼统，不够准确。

老何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完成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实现所谓的“车同轨，书同文”，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龙雀作为风的化身在秦代备受尊崇。龙雀是传说中秦人祖先的化身。秦人认为其祖先的精灵象风一样无时无处不在,主宰着一切。但到了汉代，尚武之风盛行，宝马良驹被视为国之上品。

老何说，“从社会心理学上分析，用当时备受尊崇的天马超越前朝的龙雀表示汉朝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时代自信、文化自信。”

如此看来，“马超龙雀”应该是这尊青铜器最恰当的名字。老何说，马超龙雀也理应是炎黄子孙的精神图腾。

老何说，毛主席诗文里“倶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是在更高层面概括了今朝胜前朝、今人超古人，不薄古人颂今人的胸怀、壮志和革命浪漫主义情怀。“马超龙雀”不但给我们呈现了古人高超绝伦的审美艺术，也包含着一种敢超历史的强大精神力量。

虽然自信“马超龙雀”是最恰当、最科学的解释，但龙雀到底是什么模样，他始终不曾谋面，这似乎成了何东君魂牵梦绕的心结。无论采访还是旅游，数十年间，所到之地，何东君都要到当地的博物馆查询龙雀身影，但每次都查无所获。

2004年秋天，他到了河南鹤壁煤矿古典艺术博物馆参观，离开之前，突然发现门口有两尊怪异的禽兽石雕，貌似走兽，身似鸟雀，尾巴更是奇怪。求问馆长，答曰此乃龙雀!

“龙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闻听大喜，何东君随即请随行的新华社河南分社副社长王耕拍照存证。

鹤壁的龙雀邂逅，更加坚定了他的三十多年来的想法。

老何指着我身后书架上的摆件说， “你看，秦人心中图腾的龙雀多么霸悍？而天马要轻踏而超越，是多么神骏 、豪迈啊! 天马脚下是燕子还是龙雀不言自明啊。”

老何说，围绕这尊铜奔马，有学者根据铜奔马的工艺和设计构思推测它应是当时的帝王命人铸造的“国器”。在武威发现的这件青铜奔马则是一件仿制品。如此说来，作为“国器”的铜奔马原件在哪里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待进一步的考古破解，也许将成不解之谜。

老何说，照此推理，这位镇守一方的地方官吏或许是有“非分之想”，或许只是笃爱收藏，竟私自命人铸造了当时的“国器”。要知道，当时那个历史时代，私藏“国器”有叛逆之嫌，会招致杀身之祸的。这位地方官何以家藏仿冒“国器”而安然无恙不得而知。

“时隔半个世纪，今天再看这个青铜艺术品，我突然又有一个想法 ：两千年前的设计者把这个飞禽放在马蹄之下并不是表示马要踏在鸟身上，而是有意表示骏马比飞鸟更快。这一点，郭沫若判断的很对。我要说的是，汉朝人可能是为了在铜器铸造设计时为了表达前朝图腾龙雀被当朝帝王推崇的天马赶超的那一刹那，刻意把龙雀置于奔腾的天马蹄下。这样，从侧面看，似乎是一匹奔腾的骏马踏上了一只飞禽。这正是古人设计的妙思所在！所以说，即使从这个角度分析，这尊青铜器也应该‘马超龙雀’，而不是‘马踏飞燕’。”

春雨仍没停歇，围绕“马超龙雀”展开的这个灯下夜话已近三个小时，听得如痴如醉的我蓦然发现，眼前这位“老新华”的眼神里似乎闪烁着几个字 -- “认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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