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仁自由自在（从西方到东方南怀仁）

他是一位比利时传教士，见证了中国清代两朝皇位的更替。他是清初来华的最有影响的传教士之一。他传播了西方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物理学、机械学及火炮方面的知识，对于清初的历法改革、天文仪器制造及铸炮技术均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一系列发明创造被载入史册，去世后被康熙皇帝赐谥号“勤敏”，他就是——南怀仁。

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再度将天主教传入中国，1619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来到中国，他们把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中国，这使得中西方文化交流取得进一步发展。在那之后，又有很多传教士追随利玛窦和汤若望的足迹来到中国，而南怀仁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到中国的，他与康熙皇帝亦师亦友，一方面促进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帮助康熙皇帝在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上做了不少事情。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贡献超过了他的前辈利玛窦和汤若望。

南怀仁的父亲是比利时当地的官员，家庭比较富裕。南怀仁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系统的教育，1635年他先在布鲁日上中学， 1640年又在鲁汶大学文理学院攻读哲学。鲁汶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主教会大学之一。南怀仁在鲁汶大学期间，学习了天文学、数学、历法计算、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并开始系统地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尤其是逻辑学和哲学体系。他接触到了很多新的思想，亲身感受到新的理论对传统学说的挑战。1653年，南怀仁被派往西班牙，在塞维利亚（Seville）的耶稣会学院继续他的学业。在这里，南怀仁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神学研究。1654年他获得神学博士学位。至此，南怀仁成为来华传教士学历最高、知识最渊博的人。

在此期间，南怀仁一直申请去中美洲的墨西哥传教，但是三次都遭到拒绝。正当他为不能如愿而烦恼的时候。一个对他的前途将产生深远影响的人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卫匡国。这位刚刚从中国返回欧洲的神父，在访问鲁汶耶稣会神学院时，给年轻的神父们讲述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还将自己绘制的中国地图展示给所有的人。从卫匡国那里，南怀仁第一次知道，在遥远的东方，还有这样一片神秘的国土，带着无限憧憬，他决定和卫匡国一起前往那个神奇的国家——中国。

1657年，南怀仁随卫匡国由葡萄牙的里斯本出发，历时一年于1658年7月17日抵达澳门。由于清政府当时只给外来的传教士开放澳门一个城市暂住，如果想到中国其他城市则需要一段时间的审批。利用这段时间，南怀仁认真学习汉语，并且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南怀仁。他自己对名字的解释是：怀着一颗仁慈的心来到中国的南方。

1659年顺治16年，南怀仁获得批准到陕西西安传教。在西安传教期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知道只有了解中国文化才能够更好地把天主教的思想传播给东方天国的子民。他熟读四书五经，学习满语，他对孔子非常的敬重，《论语》更是能够倒背如流。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熟知，也在一定程度上把中国文化推广到欧洲，他们在写往欧洲的书信，字里行间无处不流露出对中国文化的欣赏，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正是由于南怀仁既掌握西方科学知识，又深谙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他日后成为康熙皇帝的贴身顾问创造了条件。而此时身在北京的汤若望，已经68岁的高龄，他已是顺治皇帝钦点的一品大员，后辈皆可享受封荫的高级顾问。但是由于汤若望年事已高，急需找一个合适人选来接替自己，经过教会推荐和多方了解，汤若望得知南怀仁在数学及天文学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可以接替自己在钦天监制定立法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南怀仁也是传教士，同时还可以肩负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在1660年，汤若望把南怀仁推荐给了顺治皇帝。

当年卫匡国想尽办法都没有得到的机会，让南怀仁得到了。汤若望对南怀仁也很满意。在一封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他对南怀仁在钦天监的工作是这样评价的：

利用闲暇，南怀仁协助汤若望完成了一件相当困难的任务，就是设法把一口重达12万斤的大钟悬挂在钟楼里。汤若望和南怀仁经过实地勘察后，商定了移动并吊起大钟的方案——使用定滑轮、动滑轮和滑轮组。1661年4月的一天，在他们的指挥下，200名工匠齐心协力，终于将大钟移到了预定位置。南怀仁很好地展示了自己的才能。得到了教会和清王朝的认可。正当南怀仁认为自己可以顺利在北京发展时，由于顺治皇帝的去世，汤若望等传教士失去了保护伞。而此时，他们与反对天主教的保守派官员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清王朝中有相当数量的官员由于担心天主教和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极力反对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他们与南怀仁等人的初次交锋发生在顺治十八年，也就是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的那一年，北京耶稣会住院神长安文思被控窝藏“不义”之财而入狱，其他神父也有随时被捕的危险。而此时，8岁的玄烨继承皇位，改年号为康熙，鳌拜等4位大臣辅政。虽然在选择顺治皇帝的继承人时，汤若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刚刚继位且年龄尚小的康熙皇帝对汤若望等传教士的不利处境也爱莫能助。

汤若望所在的钦天监负责制定历法，观测天象，同时还要通过五行推算为皇家的婚丧嫁娶选择黄道吉日。在选择顺治皇帝下葬日期上，汤若望的推算出现了严重偏差，加之1663年2月和5月两位皇太后又相继去世，此事让辅政大臣们抓住把柄，说是因为汤若望的错误推断导致了两位皇太后的去世。1664年9月15日，依附于鳌拜的杨光先和四名辅政大臣于上疏康熙皇帝要求惩处汤若望等人。此时的康熙皇帝年龄尚小，无法在这件事情上表明态度。9月24日，鳌拜等人密旨刑部会同吏部会审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也被牵扯了进来。1665年4月5号，清王朝判处汤若望死刑。正当辅臣们准备要把汤若望问斩时，北京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地震和接连几天的余震，同时还出现了彗星。迷信的辅臣们以为上天警示，就按惯例大赦天下。南怀仁等人获赦，被暂扣留在北京，其他各省被拘传教士都押解到广州。但是全国的天主教堂均被关闭。这就是清初有名的“历法之争”事件。

事情出现转机是在1667年，康熙六年七月，年仅14岁的玄烨亲政了。他一方面对鳌拜的专权早已不满，另一方面也迫切需要找到一种外部力量帮助自己治理国家。

1668年，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康熙皇帝命令钦天监官员杨光先等人与南怀仁等人比较各自历法的优劣。康熙先是让南怀仁和杨先光在天文台上推测正午日影的长度，南怀仁测出表高8.49尺，中午日影为16.66尺。杨先光等不会推算，却又不肯认输，杨说应该比南怀仁算得多9分，到中午时候测量，日影的长度与南怀仁推测的恰好吻合。第二天，较量的地点又移至午门进行。南怀仁拿着木表又准确说出日影的长度。三天的比试，南怀仁均推算准确。康熙皇帝痛责杨氏等人，革去职位，命南怀仁担任钦天监监副。负责管理钦天监，每年俸禄100两，米25石。

身为皇帝的玄烨也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南怀仁供职钦天监后做的一件事是奉命改造观象台，重造适用于西洋新法的天文仪器。于1669年的康熙八年八月开工建造，经过四年多努力，于康熙十二年铸成六件大型铜制天文仪器，它们是：测定天体黄道坐标的黄道经纬仪、测定天体赤道坐标的赤道经纬仪、测定天体地平坐标的地平经仪和地平纬仪、测定两个天体间角距离的纪限仪和表演天象的天体仪。这些仪器取代了当时深仪和简仪等传统仪器。南怀仁设计监制的仪器，典雅精美，它们不仅是观测天象的仪器，而且也是瑰丽的艺术品，最有代表性的一件就是天体仪，也称天球仪。它是清初六仪的代表作品，无论在工艺难度，工期，用料，用途等相比较，天体仪皆是诸仪之冠。

中国有着悠久的敬天传统，天文仪器必然是敬天礼器，从帝王礼天的角度来看，天体仪则象征着所崇拜的星象主体。按照古老的祭天礼治，天子祭天于南郊，祭地与北郊。故南怀仁在《灵台仪象·志》中把天体仪放在观象台顶南侧居中，从安放的位置上也体现出对天体仪的重视程度。利用南怀仁制造的这些仪器，中国的天文学家们进行了200多年的观测工作，其中包括两次星表的编制。今天在比利时的南怀仁研究所还陈列着一件复制品，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

南怀仁后来还制造了简平仪、地平半圆日晷仪等当时在世界上领先的天文仪器，并著有《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和《简平规总星图》等天象图，这些天文仪器也成了康熙皇帝个人的把玩之物。有一次康熙帝叫来南怀仁和几个皇亲国戚一起在河边赏月，康熙皇帝让南怀仁念出它所能看到的主要星座的中英文名称，拿着南怀仁给他准备的一份天体星辰图，并以星辰的位置来判断时刻，康熙也在这方面充分展示自己的知识和才能。

1671年，康熙皇帝大修孝陵，以示对逝去的先皇和母后的孝心。在修建陵墓的过程中，有一件事却难住了施工的大臣，就是如何运送修造孝陵大石牌坊的石料通过卢沟桥。这块石料重达12万斤，放在16个轮子的特大平板上，套300匹马才能拉动，这么多的马匹挤在狭窄的桥上，不易驾驭，如果不能统一步调，马匹拥挤蹦跳，可能造成巨大震动，卢沟桥这数百年的老桥恐怕难以承受。大臣们一时找不出解决办法，就请康熙皇帝定夺。康熙皇帝自然请来自己的老师兼顾问南怀仁来拿主意。

经过实地考察，南怀仁认为改用绞盘来牵引最为稳妥。他的方案被工部采纳，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制成了足以拉动巨石的滑轮和绞盘。运石过桥那天，一声令下，鼓乐齐鸣，绞盘拉动绳索，绳索牵引着十轮运石车稳稳当当地通过了卢沟桥，以同样的办法又把修建陵墓所用的其他巨形石料安全地运过了卢沟桥。

南怀仁的方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正值康熙皇帝狩猎回来，获悉此消息，立即把捕获的两只鹿，一只御赏给南怀仁，另一只赏赐给主持这个工程的官员，本来此事只是利用了一般的力学原理，但是南怀仁却有意把它夸大和神秘化，说他的成功有赖于对天主教的信仰南怀仁不放弃任何机会向康熙皇帝和周围的大臣宣扬天主教，但却收效甚微。

南怀仁不仅对中国天文历法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还改善了当时中国的火炮铸造技术。1673年11月，镇守云南的吴三桂发动叛乱，镇守福建的耿精忠和镇守广东的尚之信同时起兵响应。一时间战火烧遍了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康熙皇帝力排众议，决定武力平叛。然而，各个战场上的清朝军队却接连失利，主要原因是吴三桂势力强大，加之叛军有盘踞在山水纵横，交通不便的湖广，江西等地，易守难攻。康熙皇帝意识到若是要在军事上压倒敌人，就必须的重视武器中装备的制造和改良，特别需要“多制轻便火炮，能越山渡水以利行军之用。”于是，他要求南怀仁想办法制造出一种轻巧的火炮。虽然南怀仁当时并不愿制造这些杀人武器，但帝命难违，又出于对清王朝安危的考虑，南怀仁很快就制造出一种类似于今天迫击炮一样的小型火炮，起名叫“冲天炮”，这种火炮不但火力强大，而且十分轻便，可以安置在马背上运输。康熙皇帝亲自前往卢沟桥跑场验炮，并把南怀仁大加赞赏了一番。为表彰南怀仁造炮有功，康熙加封南怀仁工部右侍郎职衔，为正二品。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获得的最高官职。

南怀仁制造的火炮在1683年收复台湾、1686年雅克萨之战时都派上了很大用场，可以说南怀仁为清王朝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南怀仁对清王朝所作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更好地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他的付出也得到了康熙皇帝一定的回报。1675年7月12日，年仅21岁的康熙前往北京的耶稣会教堂和寓所，他恭敬的走入教堂，参观教士们寓所，看到寓所内存放着大量的科学仪器，甚至还有文房四宝，康熙皇帝兴致大发，提起毛笔写下了“敬天”两个大字，并盖上了自己的玉玺。以后刻有这两个字的匾额被悬挂在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耶稣会堂门口，用以保护天主教。

古代中国人一直坚信“天圆地方”说，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带动了地图绘制技术的发展。通过实地勘测，南怀仁于1674年完成了《坤舆全图》的绘制。地图由两个半球图组成。东半球为亚洲、欧洲和非洲；西半球为北美洲和南美洲。该图采用球极平面投影，这是在欧洲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初期流行的地图绘制方法。南怀仁的《坤舆全图》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一样，是来华耶稣会士绘制的最具影响的世界地图。但是就整体而言，南怀仁的地图在某种程度上更具艺术美感。《坤舆全图》中的两个半球均匀分布，同时遵从了中国传统的天朝大国思想，把中国放在了地图的中心位置。地图上采用了具有东西方风格两种样式的14种装饰物。在地图上能看到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图案及航行在公海上的船只。相比利玛窦的地图，南怀仁制作的地图对中国水系及长城的描绘与现在的地图没有什么明显差别，台湾也被准确地标注出来。而利玛窦在他的地图上称台湾为“大硫球”。

南怀仁与康熙皇帝关系超出了一般的君臣关系。南怀仁得到的殊遇是许多朝臣和贵戚所不可企及的。跟随康熙外出巡视，其他官员都是自备巨额款项，而南怀仁的费用完全由皇帝支付。当然，南怀仁也经常讨好康熙皇帝，制作新奇的东西供康熙把玩。其中最令人赞叹就是“自动车”。南怀仁在一本专著里这样描述这部车：字幕：我用轻质木料制作了一辆有轮子的车，能以它4个轮子灵活的运动。

后来南怀仁还把这个设计用在木船上，用蒸汽推动一艘木船在水面上行使，但包括南怀仁在内，没有人能认识到这个发明可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只是作为皇帝个人消遣玩乐的玩具罢了。今天，在南怀仁家乡——比利时皮藤的博物馆里，还陈列着一个南怀仁当年制造的“自动车”的仿制品，

南怀仁在中国居住了30年，大部分时间是与康熙皇帝一起度过的，虽然康熙皇帝最终都没有皈依天主教，但是他允许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存在。在南怀仁的晚年，康熙给予了南怀仁和其他耶稣会士更大的特权。1687年8月5日，康熙皇帝下诏：

诏书中康熙皇帝还授予南怀仁可以到各地自由传教的特权。为此，只要神父们持有南怀仁的印鉴，即被允许自由通行。神父们纷纷把这份御笔的官方文件挂在教堂里，以示他们在这个国家受到的最大敬慕与尊重。

1688年，南怀仁在去上朝的路上由于所骑的马受惊，不慎从马上摔落下来，重病不起，不幸去世，享年65岁， 康熙皇帝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并赐谥号。西方传教士死后获得谥号殊荣者，只有南怀仁。康熙皇帝所赐谥号“勤敏”二字，恰好是对南怀仁在钦天监供职期间勤勉、聪敏的恰当评价。在南怀仁的墓碑上，使用满、汉及拉丁文铭刻了皇帝所赐谥号及碑文。

南怀人死后葬在“滕公栅栏”，很巧合的是它的家乡是一个叫“皮滕”的小镇，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南怀仁应该以其籍贯被叫做“南滕公”，有时历史本身就是一位很杰出的导演，竟能在一个墓地的名字上，找到中西文化的最好契合点。

南怀仁与利玛窦、汤若望两位神父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对西方科学有很深造诣，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希望通过影响中国的皇帝传播宗教文化，但客观上为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中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