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东渡去了几次（鉴真东渡的历史真相）

“东赢有多远，盲履难丈量，袈裟作舟帆，风雨莫阻挡。合十望生死，宏愿心中藏，普度众生苦，悲悯万里长。天苍苍，海茫茫，佛陀在，北斗亮。千金一诺终无悔，人生只作一事又何妨。”

这是电视剧连续剧《鉴真东渡》的主题歌。该剧讲述的是我国唐朝高僧鉴真大师历经磨难，东渡日本弘扬佛法的故事。鉴真是佛教南山律宗传人，晚年受日本僧人礼请东渡传律，历尽坎坷，双目失明，终于在第六次东渡成功，后成为日本佛教律宗开山祖师。鉴真东渡对日本的佛教、建筑、雕塑、医药、文学、饮食等诸方面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被誉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盏明灯”。

然而，许多观众可能想不到，鉴真实际上是一个偷渡分子。他东渡日本并没有得到唐朝政府的批准。他几次东渡失败，同唐朝政府的阻挠也有很大的关系。

鉴真第一次东渡是在公元742年。当时，日本国民虽然推崇佛教，但对于戒律的理解却五花八门。由于寺院可以免征租税，许多人便将寺院作为逃税的避风港，不经正式的程序，便自己剃掉头发，穿上袈裟做了僧尼，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受损。鱼目混珠的僧尼也使佛界声誉下降。为了规范受戒制度，提高僧侣的佛学修养，日本朝廷于公元733年派遣留学僧荣睿和普照随第10次遣唐使来唐，负责招聘高僧前去日本传戒。鉴真是闻名大唐的授戒大师，据说经他剃度得戒的弟子达4万余人。所以，荣睿和普照于公元742年来到扬州大明寺，恳请鉴真东渡日本，传授“真正的”佛教。当时鉴真虽然已经55岁了，可还是被日僧的诚意所打动，欣然接受了邀请。

可是，鉴真东渡的申请没有得到朝廷批准。不批准的原因据说是当时的皇帝唐玄宗崇信道教，意欲派道士去日本，但被日本拒绝，因此不许鉴真东渡。正常的出国渠道走不通，鉴真只有选择偷渡了。当时朝廷海防甚严，为避人耳目，鉴真以准备供具去天台山国清寺供养众僧的名义造船及备办干粮。又因日僧荣睿和普照在长安时曾求得宰相李林甫之兄林宗的书信，所以造船得到了时任扬州仓曹参军的李林甫的侄儿李凑的帮助。

本来，筹备工作还算顺利，可没想到关键时候内部出了乱子。在出发前的一次会议上，鉴真的弟子道航，开了大不不小的玩笑：“今向他国，为传戒法，人皆高德，行业肃清。如海等人学道未久，是否可以暂留国内，不预此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鉴真的另一弟子如海听了，一气之下跑到衙门诬告鉴真一行造船是与海盗勾结，准备攻打扬州。衙门闻讯大惊，立即派人拘捕了鉴真等人。虽然经审问后鉴真被无罪释放，但所造的船被没收。日本僧人被囚禁了四个月后，奉旨送还本国。荣睿、普照不愿官送，留了下来。第一次东渡就此夭折。

公元744年1月，鉴真购买了一艘兵船，第二次东渡。然而，船刚开到长江口，就遭巨浪袭击受损，不得不登岸修理。一个月后，船修好了，他们重新出发。但航行到舟山群岛海面时，船触礁沉没，鉴真一行人流落荒岛。五天后被人救起，送往余姚阿育王寺安顿。第二次东渡宣告失败。由于这次东渡是两度出发，有些学者将这次东渡算作两次，因此以前的历史教科书上有“鉴真七次东渡”之说。

鉴真在阿育王寺安顿下来后，一度应邀去越州等地寺院巡回讲法。巡回讲法结束后，鉴真准备再次东渡。此事被越州僧人得知后，为挽留鉴真，他们向官府告发日本僧人潜藏中国，目的是“引诱”鉴真去日本。于是官府将日僧荣睿拘捕，押送京城。途经杭州时，荣睿诈称病死，才得以逃脱。第三次东渡就此作罢。

鉴于鉴真有过多次偷渡的前科，官府加强了对他的监视，若再从江浙一带出海，显然非常困难。因此，第四次东渡，鉴真决定从福州买船出海。但刚走到温州，便被截住。原来鉴真留在大明寺的弟子灵佑担心师父安危，苦求扬州官府阻拦，官府遂派人将鉴真一行截回扬州。第四次东渡不了了之。

公元748年，日僧荣睿和普照再次来到大明寺恳请鉴真东渡。经过一番筹备后，鉴真一行从扬州崇福寺出发。但出海后不幸遭遇风暴，所乘之船在海上漂流了半个月，上岸之后才发现被吹到海南岛。鉴真一行从海南岛辗转数千里，三年后才回到扬州。途中，日僧荣睿病死于端州龙兴寺，鉴真的得意弟子彦祥死于吉州。鉴真因水土不服，加之劳累及忧伤过度，双目失明。第五次东渡再告失败。此次东渡对鉴真的打击最为沉重。

公元753年，日本第11次遣唐使团回国。途径扬州时，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晁衡等人特地到扬州延光寺拜访鉴真。他们告诉鉴真，尽管朝廷仍然坚持不允许鉴真东渡，但他们愿意协助鉴真偷渡。此时的鉴真已经是66岁高龄，五次东渡的失败，仍然没有打垮他的意志，毅然决定再次东渡。为了逃避官府的监视，鉴真先秘密乘船至苏州黄泗浦，再上遣唐使的大船。遣唐使团一共有四船，鉴真被安排在第二船。据说，这样安排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万一被唐朝的边防检查人员发现，可以推脱责任，说坐在第一船的遣唐大使毫不知情。

天佑鉴真，幸好他坐了第二船。后来遣唐使船队在海上遇到了风暴，第一船与其他三船失去联系，被吹到了今越南中部。登陆后又惨遭当地土人袭击，全船一百七十多人，绝大多数惨遭杀戮，只有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十余人幸免于难。而其它三船却奇迹般地脱险回到了日本。鉴真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

虽然今天我们把鉴真尊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并用各种方式颂扬他不屈不挠义无反顾的高贵精神，但在他所处的时代，他显然是个异类。鉴真的六次东渡，无一次是经过唐朝政府批准的，全属偷渡，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胆、最执着、最著名的偷渡分子。敢于挑战皇帝不准他出国的命令，还不大胆吗？十年偷渡六次，多次死里逃生，还不执着吗？著名就不用说了，正是由于鉴真是闻名大唐的高僧，才被日本作为重点引进人才。

鉴真的偷渡行为无疑触犯了唐朝法律，而且是屡犯重犯。唐朝政府没抓他坐牢，已经非常宽容。如果不是他到了日本以后弘扬佛法功绩卓绝，恐怕永远也难以洗脱偷渡分子的罪名。

不过，如果鉴真不偷渡去日本，而是留守大唐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和尚，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非凡成就。那么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可能没几个人知道他是谁了。也许，这正是佛祖所说的：“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 （文/谢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