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游击队刘金山的近况（飞虎神鹰铁道队）

1938年3月，日寇侵占山东枣庄，鲁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1940年2月，鲁南军区派杜季伟来到枣庄洪振海、王志胜开的炭场，以帐房先生为职业掩护做地下工作，并很快正式建立了鲁南铁道队，队长洪振海，副队长王志胜、赵连有，政委杜季伟，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铁道游击队刘金山的近况?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铁道游击队刘金山的近况

1938年3月，日寇侵占山东枣庄，鲁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1940年2月，鲁南军区派杜季伟来到枣庄洪振海、王志胜开的炭场，以帐房先生为职业掩护做地下工作，并很快正式建立了鲁南铁道队，队长洪振海，副队长王志胜、赵连有，政委杜季伟。

鲁南铁道队成立后，扒火车、搞枪支、打洋行、除汉奸，神出鬼没，威震敌胆，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主力作战。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思绪万千：我忘不了无数先烈用身躯和鲜血换来的和平，更忘不了由内祸和外患带来的战乱。不能忘，在我们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一些民族败类是如何甘当敌人的鹰犬鱼肉人民；更不能忘，那些茹毛饮血、杀人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如何的凶残。在这里，我讲几个铁道队抗日斗争的真实故事，以弘扬我民族之正气，以对已牺牲的前任队长洪振海和战友们表示深切怀念。

一、捉日伪汉奸，杀一儆百

从1941年夏开始，鲁南的抗日斗争进入艰难阶段，日军扫荡频繁，我主力部队暂时撤离临城（今山东枣庄薛城区）以东一带。鲁南铁道大队奉命坚持地方游击战。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铁道队以微山湖畔的蒋集一带为活动基地，活跃在韩庄至滕县间的津浦线上，对敌频频出击，来无影去无踪，给敌人造成很大的威胁。

驻临城的日军为了对付我们，专程从济南搬来特务头子高岗和杀人不眨眼的少校队长松尾。临城宪兵队有100多人，他们曾多次清剿、“扫荡”，还是不能消灭铁道队，高岗便采取利用汉奸特务收买铁道队情报的办法，妄图暗地里杀害铁道队骨干。高岗是个中国通，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对我国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比较了解。

为达到目的，高岗通过搞封建迷信活动、拜把兄弟、认干亲等手段笼络人心。他曾认种庄的一个地主的老婆做干娘，认伪保长的儿子做干儿子，并与伪乡长常尚德结拜为把兄弟。临城附近的50多个伪乡、保长，先后有40多个同他拜了把兄弟。高岗这么一搞，他的耳目就多了起来，我们的活动受到限制，铁路西侧仅剩下六炉店和乔庙两个村可以活动了。

高岗稳住阵脚以后，立即采取阴险毒辣的办法来对付我们：一是夜间盯梢，拂晓包围；二是化装成我铁道队员，突然对我基点村袭击，抓捕群众，破坏我群众基础；三是强迫老百姓前面带路，后面跟着宪兵队。遭遇战常常使我们措手不及，我铁道队经常处于挨打的局面，直至无法在村内活动，被迫撤到野外。当时的生活非常艰苦，我们不怕，就怕完不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经过研究，我们认为要扭转被动局面，必须除掉高岗这个祸根。要除掉高岗，必须首先使高岗变成聋子瞎子，搞掉他们的情报网，干掉他的耳目，然后再消灭高岗就容易了。从谁开刀呢？擒贼先擒王，这一带要数常尚德影响最大，它又住在高岗的鼻子底下。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我们决定首先拔掉常尚德这颗钉子。

常尚德家里有十几支长短枪。这人来去都没有规律，外出时有两个带枪的家丁跟着，很难下手。经调查，常家有个大菜园子，种有各种蔬菜，由菜贩子弄到城里去卖。常家的后门通往菜园，常尚德每天下午从乡公所回家后，总要到后菜园去转转。我们认为这是个可利用的机会。

一天下午，我和徐德功两人化装成菜贩子，挑着担子进了常家的菜园子。当我们正向雇工打听蔬菜的价钱时，徐德功用脚碰了我一下，我顺着他的眼光看去，只见常手托水烟袋，一步三摇地向我们走来。我使了个眼色给徐德功，两人立即放下肩上的担子。当他走到我们跟前，没等他开口说话，我们唰的一下跃上前去，用手枪顶住了这家伙的前胸。常见势不好，又不好逃脱，忙说：“弟兄们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忙，尽管说，尽管说。”他还以为我们是化装的伪军来敲他的竹杠呢。

为不声张，我们将计就计，故意向临城方向一指，命令他走。就这样，我和徐德功两人把他夹在中间走出了菜园子。常一看向着临城方向走，紧绷绷的脸顿时放松了许多，满不在乎地说：“上临城就上临城，看你们能把我怎样？”

当我们向临城方向走了100多米，突然将他向东南方向拖去。这时他才慌了神，知道我们不是伪军，而是铁道队。他鬼哭狼嚎地大喊：“来人啊！抓铁道队，抓毛猴子啊！”

随着喊声，他的家丁从屋里跑出来，见其主子被架走，慌忙开了枪，子弹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我们断定他的家丁是不会真向我们射击的，因为怕打着他的主子。常尚德听到密集的枪声后，叫喊得更凶了。我们拼命地拖，他没命地喊。又向前拖了约30多米，来到一片高粱地边上。我们把他扔在地上，我立即用手枪顶住他的脑门，“叭、叭、叭”三响，就送这家伙上西天了。我们迅速钻进高粱地里。青纱帐沙沙作响，为我们奏起了欢快胜利的乐曲。

以后，我们又除掉几个作恶多端的伪保长、伪乡长，其余的那些伪乡、保长再也不敢那么嚣张了。

二、杀日寇高岗，一箭双雕

我们根据鲁南军区“要控制津浦铁路沿线”的指示，决定在临城周围的伪乡、保长不敢轻举妄动的情况下，立即干掉特务头子高岗。

高岗接替黑木任临城站长后，行动诡密、狡猾。这小子一般白天不出来，总是晚上8点钟上班，夜里出来和他的情报员接头，这是他的活动规律。看来，我们晚上行动更为有利。但是，车站戒备森严，为摸清他住处周围的环境，做到行动万无一失，我们决定进行详细侦察后再行动。

1941年7月的一天晚上，我们从六炉店出发，直奔临城车站。我和王志胜、徐广田三人化装成铁路工人顺利地进了车站，还没有抵达站台，突然从北面开来一列军车，慢吞吞地在临城站停下来。

我们马上躲到停在另一条铁道上的几节空车皮底下，经过商量后，由王志胜用红灯和后面的人联系，让他们不要马上进站，我拿着小榔头装作检车工，靠近了高岗的房子，详细地侦察了周围的环境：高岗的办公地点东面300米便是驻车站日军的兵营；北面80多米是站台，有日军警戒；南面500米处是一座碉堡，驻有日军一个小分队；西面古井村里驻着伪军阎团的团部。车站外墙架着高高的电网，墙外是封锁沟，封锁沟有5米宽3米深。就是进了站，枪一响，要想安全撤出也是不容易的。

高岗的办公室两扇门各有一个一尺左右的长方形小窗，透过小窗，我看到里面有两张桌子，东面坐着一个比较年轻的日本兵，他是高岗的卫兵石川。

坐在正中间桌子上的一定是高岗，他正写什么东西。南边有个套间，靠后墙摆着一排步枪和两挺机枪。可以断定，套间里住着敌人的两个班，一切情况都清楚了。

由于敌人的军列停下两小时以后才能走，挡住了我们的退路，并且从车上下来了一批日军。如果等军列开走，天已大亮，就不能按原计划行动了。我向王志胜示意，他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忙拿起信号灯照了几下。在外围负责接应的杜季伟等人就撤了下去。这次虽然没干掉高岗，但对情况掌握得更详细了。

第二天晚上10点多钟，我们根据前一天晚上侦察到的情况，重新组织了3个战斗小组。

第一组是我和王志胜、徐广田，化装成铁路工人，任务是：进去后由我负责打死高岗和卫兵石川，并把他们的枪收了。王志胜负责堵住套间里的敌人，撤出时抱一挺轻机枪和部分子弹。徐广田只要扛一挺轻机枪出来就行了。

第二组是由曹德清、孟庆海两同志组成，化装成伪军，任务是：负责堵住鬼子营房的大门。

第三组由李云生、梁传德等6个同志组成。负责扛步枪和弹药。另外，外围还有一个组负责监视伪军阎团的行动。整个战斗由政委杜季伟指挥。

我们经过严密的分工之后，立即分头准备。待夜深人静时，我们的队伍准时悄悄地来到了目的地。

临城站灯光昏暗，高墙上的电网因漏电，不时发出蓝光，显得格外阴森。车站候车室象一头巨大的黑狗熊横卧在铁路旁，一切都格外寂静。

我们第一组首先进站，越过封锁沟，爬过电网，几个箭步靠上了高岗的房门。高冈仍然伏在桌子上写字，只是卫兵石川的桌子搬到靠近门口处，正扒在桌上打盹儿。我们用力将门推开，石川仍在梦中，而高岗却随着推门声猛然抬起头来，只见他立即扔掉手中的笔，顺手想摸放桌子左前方的二十响手枪。

说时迟那时快，我立即扔掉手中的铁榔头，从腰间拔出手枪，还没有等到他的手碰到枪，“叭”的一声枪响，子弹钻进了他的脑袋。高岗没有来得及哼一声就倒在办公桌下面。石川听到枪响，惊恐地抬起头来，惺忪的双眼还没有看清怎么回事，我的枪口顶住了他的脑门，一缕青烟就让他随高岗一起回东洋老家去了。

随着我的枪声，王志胜和徐广田冲进屋里，直奔套间。徐广田顺手拿了倒在桌子上面的卫兵的枪，又抓起高岗的二十响。我一个箭步跳过高岗的桌子，拖了挺机枪，王志胜右手举枪对准套间的门，左手去抓子弹袋，把摸到的子弹袋挂在身上后，又去摸机枪，但没摸到，靠近他的机枪早被手疾眼快的徐广田扛走了。

在他做这一系列动作的同时，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套间的门。套间里的敌人听到枪响乱喊乱叫，有一个脑袋刚刚伸出来，就被王志胜一枪打掉了鼻子，只见那个敌兵两手急忙捂着鼻子怪叫一声缩回去了。

这时，第三组的队员也冲进来。王志胜一看，两挺机枪已被我们拿走，他顺手抱起了三支步枪。第三组收缴了套间里的所有枪支和弹药。我们刚出屋，就听到第二组的队员向敌兵营房里投掷几枚手榴弹，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敌兵鬼哭狼嚎。

我们一切行动都按计划顺利地进行着。我们闪电般地通过接应队员预先放在电网上的木板，全部安全撤出。这次袭击，从进站到出站，前后仅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

我们撤出车站，跨过封锁沟，向驻地奔去。路上曹德清对我说，在过铁路时，他和李云生等把化装成伪军用的帽子扔在铁路上了。帽子里面有阎团的番号，鬼子发现后，肯定要收拾阎团，我们就可“一箭双雕”了。这一仗我们共缴获步枪30余支、机枪两挺、手枪3支和子弹数千发，我铁道队无一伤亡。我们一口气跑出约5里路时，才听到整个临城到处是枪声和狗叫声……。

高岗被我们除掉后的第二天上午，从济南来了个日军少将。他先到临城车站验尸和勘察现场。小小的临城站，到处是日伪军，戒‘严3天，敌人挖空心思地搜查嫌疑犯，但除在现场上找到两顶伪军的帽子外，什么也没搜到。

那个少将在站台上指手划脚，大发雷霆，认为八路军游击队不可能进来，肯定是内部搞的。伪军的帽子成了分析的焦点。他一怒之下，将伪军阎团的枪支全部收缴，并把阎成田和几个主要伪军头目都绑走，后来杀掉了。日军把阎团的许多官兵都押解到东北做苦力去了。

半个月后，敌人才从我们的宣传中得知，高岗和石川是铁道队杀掉的，吓得日本特务头子目瞪口呆。那些干过坏事的伪乡、保长更是吓得六神不安，特别是与高岗结拜过把兄弟的人更是害怕。他们清楚地知道，高岗住在那样保险的地方都被铁道队杀了，何况乡野小庄，字是，纷纷自动向铁道队认罪，表示痛改前非，保证以后不再干坏事。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除首恶分子外，一律采取宽大政策，争取他们为我们做事。这样，我们又回到了路西，再次打开了这一带抗日的局面。

三、护送中央首长安全过路

1942年8月，鲁南军区交给铁道大队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护送刘少奇通过敌占区回延安。我们接到护送中央首长的任务后，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我们能有机会见到党的中央领导人，当面聆听刘少奇的教诲；担心的是我们铁道大队力量薄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不好交待。我们都暗暗下定决心，真要有个什么不测的话，宁愿牺牲自己，也要确保首长的绝对安全。

按照护送计划，刘少奇等由我们从军区接来后，稍加休息再过路。一天晚上刘少奇要接见铁道大队负责人，于是，我和杜季伟、王志胜以及负责护送的几个中队长一起朝少奇的驻地小北庄走去。在路上，我们高兴得恨不得一步跨到中央首长那里。

可是，到了少奇同志的住所，我们却显得很腼腆，一个个都象大姑娘似的，倒是少奇同志主动地迎了上来，和蔼可亲地同我们一一亲切握手，询问了每个队员的名字，家离这儿有多远，家里生活情况等。

接着又问起从这里到微山湖要途经哪些地方，路程有多远，1小时能走多少路，经过敌人多少哨卡，我们把情况如实地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

当我们讲到这里敌情复杂，敌人防守严密，护送人员不宜过多时，他立即看出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怕什么！你们有枪，我也有枪，你们能走，我也能走，你们能打，我也能打，你们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都是一样的人嘛。”几句话就把我们原来的思想顾虑打消了。

接着，刘少奇对我们铁道队的工作给予了表扬，同时也指出我们在发动和依靠群方面还有不够的地方。他强调说：“群众是我们开展游击活动的基础，基础打不好，就立不住脚，脚都立不住，怎么能谈得上狠狠打击敌人呢？你们说对不对呀？”

少奇同志又说：“你们在敌占区是不是可以多建立一些‘基点村’呀？所谓基点村，一是要把村里的群众发动起来，使群众都拥护我们；二是村里要有坚强的骨干，要注意发展党员；三是能掌握住与敌伪军通气挂钩的人。这样的村子越多，我们的活动范围就越大，我们的基础就越牢。”

刘少奇又问我们对敌伪军的工作做得怎样？我们回答说：“这一带伪军炮楼和伪乡公所里面，多数都有我们争取过来的人，我们都能控制得住。里面许多人都是明为鬼子办事，暗中帮助抗日。”他听了很高兴，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对，很好。我们不要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要对他们中的成员作具体分析，要扩大依靠力量，争取中间力量，打击首恶分子。”

少奇同志还特别指出：“叛徒、特务都是敌人的耳目。这些入对我们的威胁最大，要特别警惕。”少奇同志对我们的情况了解得那么透彻，对我们的指示又是那样及时，我们越听越想听，越听越高兴。要不是晚上还得行军赶路，我们真舍不得离开他的住所。

为了确保少奇同志等人的安全，杜季伟政委带铁道队的6名队员提前到路西准备接应，王志胜副大队长带两名队员到伪军炮楼再次疏通关系。我带领两个中队长、两个指导员和5名队员担负护送任务。我们出发时，天空布满乌云，铁路两旁的敌人碉堡里闪着鬼火一样的灯光，偶尔传来一两声冷枪。枪声在这宁静的夜空里显得格外清脆。刘少奇骑了一匹骡子，我们一行20多人护送着他悄悄地离开了小北庄。

从小北庄到铁路有十几里路，我们的过路点选择在沙沟附近的干沙河，因为顺着这条沙河可以从铁路下的涵洞里穿过去，这样不容易暴露目标，比在路面上通过要安全些。同时也可以避开铁路两旁又宽又深的封锁沟。

这里是敌人重兵把守的交通要道，公路铁路交错，岗楼碉堡林立。尽管我们对沿途的炮楼和村镇都派了队员进行监视，心情仍很紧张；刘少奇自己却始终镇定自若，看他那神态，仿佛不是在敌人鼻子底下的封锁线上，而是在平平常常地赶路。因而，使我们的心情也稍微平静了些。

晚上10点多钟，我们护送着少奇等人经过1个多小时的夜行军到了铁路边。刘少奇跳下骡子，同我们一行人刚走到涵洞口，不料那骡子掉在一条沟里怎么也拉不上来。几名队员立即跳进沟里，才将骡子托上来。

这时，突然从北面闪出一道白光，远处的轨道上传来了突突地响声，接着敌人的一辆巡逻装甲车从临城方向驶了过来，刺眼的探照灯光束在我们头上扫来扫去，一挺轻机枪哒哒哒地无目标地扫射着。我们赶快沿着沙河边隐蔽下来，敌人巡逻装甲车在我们前边不远的地方停下了，敌兵向四周观察了一番，没有发现什么，瞎打一阵机枪，又向沙沟方向开去了。

我们赶快将刘少奇扶上骡子，沿着干沙河一溜小跑，从涵洞下穿过铁路，直向微山湖进发。大家一口气走了七、八里路，到乔庙时，我们才松了口气。

当夜，我们陪刘少奇等住在乔庙。这个村离沙沟和临城据点只有十几里路。是我们的基点村，群众基础很好。我们住下后，联络员来报告，说附近的临城、夏镇、沙沟等几个敌据点又增加了兵力。我们考虑到刘少奇的安全，决定到微山湖里去住，等天黑后再去湖西。刘少奇同意我们的安排。于是，我们在微湖大队的协助下弄来了3条小船，我和杜季伟政委同少奇同志住一条船，其他10多名同志分住另外两条船。

第三天晚上，我们正准备到湖西去，不料敌情又有了变化，敌人在湖西一带疯狂“扫荡”，封锁严密，上级指示暂时不要通过。就这样，刘少奇和我们共同度过了难忘的5天5夜。

在微山湖里的这些天，刘少奇醒来就工作，不是看书，就是写文章。还经常给我们讲全国的抗战形势，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战术。有一次，他招手叫我们3条船靠拢，他自己坐在船头上，对我们铁道队如何扩大，如何更好地开展对敌斗争，以及怎样巩固根据地等问题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他说：“你们在这里坚持斗争，我看要注意3条。第一，既要有力地打击敌人，又不要过于暴露自己，做到出其不意，掌握主动。第二，对伪乡长、伪保长等，要打与拉相结合，坏的不打不行，但光打不拉也不行。在敌占区工作要讲政策和策略，该团结的要团结，该镇压的要镇压。第三，要重视根据地的建设，蜘蛛在网上为什么能蹲得住？就因为它拉了网。这网就是它的根据地，小虫飞来撞上，一触网就粘住了。我们打游击也要学蜘蛛拉网，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就有人有粮，就能在群众中站住脚。”少奇同志的教导语重心长，我至今记忆犹新。

又过了几天，湖西的形势趋于好转，军区决定护送刘少奇一行继续西行。这天，我们参加护送的队员来到微山湖里刘少奇的船上，他又一次同我们一一握手，连声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最后鼓励我们说：“相信你们一定会更好地完成党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

这次我们荣幸地见到了刘少奇，并有机会直接聆听他的指示。他给我们铁道队指明了抗日斗争的方向，我们后来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与刘少奇的亲切关怀是分不开的。

四、入虎穴龙潭，牵制日军

1945年9月下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抢夺胜利果实，．准备对我发起大规模的内战。我军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

一天，我铁道大队接到上级命令，让我们配合新四军十九旅解放沙沟镇。沙沟在津浦线上，是临城南边的一个重要车站。镇上驻有伪军一个团。这些家伙在抗日战争中就无耻地投靠了日军，充当敌人的忠实走狗，追捕屠杀共产党人和抗日人士。现在他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国军”，执行蒋介石所谓“维护地方治安”的命令，妄图以沙沟为据点，控制铁路线，作为蒋介石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桥头堡。

根据当时的局势，沙沟是我军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必争之地。因此，火速解放沙沟，已成为我军的当务之急。在我们正要进攻沙沟的时候，却从北面铁路线上开来约一个团的日军，并在沙沟车站附近的姬庄驻扎下来。虽然他们政府已经宣布投降，但这些日军尚未放下武器。他们的到来给我军解放沙沟设了障碍。

鲁南军区决定，我军在解放沙沟时，不许这些日军增援伪军。这样，在进攻前必须派人到日军兵营去同他们谈判，向他们申明我军对战俘的政策，并监视他们的行动。这时，新四军十九旅旅长林维先也向我们传达了陈毅军长要牵制日军的指示。

我们铁道大队的领导同志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了行动方案，并决定由我去沙沟同日军铁甲列车大队长谈判，牵制他们的行动，做到我新四军解放沙沟时，绝对不准他们去支援沙沟镇的伪军。政委郑惕去姬庄同日军联队长官谈判，任务同我一样。

临行前，林旅长亲切地告诉我们，“你们要多向他们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对他们讲清利害关系，去时要穿身新军装，精神点。为证明我军诚意，去时一不带枪，二不带警卫员，要孤身入敌营。”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便马上进行准备。

这时，我想了很多。当年关云长单刀赴会时还带了个周仓和青龙偃月刀呢。如今，我赤手空拳深入敌穴，万一这些输红了眼的法西斯狗急跳墙怎么办？我一个人牺牲了是小事，完不成任务可要贻误战机啊！

但我又一想：这批日军是我们铁道队手下的败将，有党、有军队、有人民作为我的后盾，再狡猾的敌人我也能对付，用舌战来战胜它。想到这里，我增添了勇气和力量，准备好之后，便迈开大步向沙沟车站旁的日军兵营走去。

沙沟车站外围有日军的工事，当我走近兵营时，门口几个担负警戒的日本兵非常警惕，马上端起上了明晃晃的刺刀的枪喝道：“什么的干活？”我镇静地用日语回答是找黑木的。于是，一个敌兵速向黑木报告，其他的几个家伙将我团团包围起来，好象我要端他们的老窝似的。过了约10分钟，兵营里出来几个日本兵，对门岗叽哩咕噜地讲了几句日本话，就引我进去了。

日军的大队部，设在一个堂屋，正中间还挂着膏药旗，办公桌后坐着一个少校军衔的日军官，这个人我不认识，经介绍，他就是铁甲列车大队长太田。他的旁边站着一个少佐军官，我挺熟悉。这就是和我们铁道队较量五、六年之久的败将黑木。

“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太田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问。我环顾了一下充满惊恐气氛的四周，严肃地说：“我是八路军铁道队大队长。今天，我代表鲁南军区向你们申明几个问题。”他多少懂得些中国话，旁边虽有翻译，他没有去问，只是把头向前倾斜了一些，脸上露出用心听讲的表情。

他听完这几句话之后，马上站了起来。我接着说：“沙沟的伪军在你们发起的侵华战争期间，以你们为靠山，屠杀共产党人，危害人民群众，民愤很大，我军区决定惩处这些汉奸。在我军行动时，不准你们支援他们。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请考虑一下，马上给明确答复。”太田听完我的话后，立即变得像另一个人一样，马上命令勤务员给我泡上一杯茶，并拿出一盒烟，殷勤地请我坐下。

接着，手一摆，命令屋子里的人退出去，笑嘻嘻地对我说：“我的接受你们的意见，但你们要保证不打我们，否则我们要自卫。”看他说话时那吞吞吐吐的样子，好象是对我们很不信任。我就再次重申了我们的意图，最后指出：“只要你们不支援伪军，我们保证不打你们。”谈完之后，我立即离开沙沟回到驻地，找到林旅长汇报了情况。

林旅长说：“金山同志，在我们发动进攻的时候，你再去鬼子那里监视他们的行动，以免出意外，增加部队伤亡。消灭伪军之后再回来。”我欣然答应后，一阵风似地向沙沟跑去。站岗的日军笑嘻嘻地把我领到司令部。我这一去，日本兵象拿到了保险凭证似的。我怕发生意外，一夜没有合眼。

当晚，我军向沙沟发起进攻。由于牵制住了日本兵，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在第二天拂晓前，结束战斗。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刚刚宁静下来的夜空，突然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机枪声。听枪声，象是朝日军兵营的方向打来的。

我赶忙跑出室外，只见几副担架抬着被打伤的日本兵朝我这里走来。我感到很奇怪，这时那个太田气冲冲地带几个全副武装的卫兵走到我面前说：“你，你们的说话怎么不算数，你的人朝我们开枪了！”

我坚定地回答：“在事实真相没弄清之前，就下结论是不对的……”没等我说完，那个家伙就下命令将我扣押起来。我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

透过窗户，我看到日本兵个个荷枪实弹，并对着小屋架起了机枪，好像要和我决一死战。而我随时都有被他们处死的危险。我马上想到了突围。突围有两种可能，一是成功，二是牺牲。但是，现在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我盲目突围会打乱上级的作战计划，日本人也可能找我们部队报复。这样，就会给我军带来不必要的伤亡。

想到这里，我横下一条心，即使日本人处死我，我也不能突围，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把情况弄清楚。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我苦思冥想着。这时，一位日本翻译朝我这间小屋走来，我冲着那个翻译提高了嗓门说：“你过来。”他走到我眼前，说道：“大队长，有什么事？需要什么东西吗？”

我看出他有心事，便单刀直入地说：“我现在什么也不要，只向你提出几个问题。现在日寇投降了，日本兵马上要撤离我们中国国土，你是想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还是想找一条光明的出路呢？”

翻译结结巴巴地说：“我想找条光明出路。”“那好，你在日寇占领时期为鬼子做事，可能是出于生活所迫，但现在要悬崖勒马，别再做伤害人民的事，人民或许会原谅你。”他连忙说：“是，我一定争取人民原谅。大队长，你现在很危险，鬼子准备处死你。要不要我想办法帮你逃跑？”

我回答道：“我不用你帮我逃跑，在没弄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让我走，我也不会走的。你只要老实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他马上说：“请说，请说。”“早晨打枪时有没有伪军往这里跑？”“有，有二三十人，其中有伤兵和军官，现在正在车站的票房里面要饭吃，日本人还没发现这些伪军。”听他这一说，打枪的原因我已经清楚了。就叫翻译把黑木找来。

黑木来了，我理气直壮地对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扣押我？”“因为你们的军队违反协定，打伤了我们的人。”“不对！违反协定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我们的条件是只要你们不帮助伪军，我们就不打你们，你们为什么让他们向你们的兵营方向跑呢？你们的人所以受伤，是我军追击伪军时误伤的，是你们说话不算数，责任完全在你们方面。”

日本人并不知道伪军进入车站之事。因此他凶狠地说：“如果车站上没有伪军怎么办?”“我可用脑袋担保！”“那好，我们一言为定，如果车站上有伪军，万事一笔勾销。如果车站上没有伪军，你自己已经说过了，就别怨我不客气了。”

我说道：“万事一笔勾销不行，你们得把伪军逮起来交给我们。”他得意洋洋地答应了，并同太田一起带了约一个中队的全副武装的日本兵领我向车站走去。他认为，这一下可找到处死我的借口了。

一进车站，里面果然有许多伪军，他们见我穿着八路军服装，带了一队日本兵走过来，顿时“哗”地一下站了起来，立即端起枪，有的把子弹推上枪膛，企图作垂死挣扎。我坦然地看了太田一眼；他呆了半晌，才结结巴巴地说：“佩服，佩服，你的说得对。”他立即让黑木缴了伪军的武器。

这批伪军对其东洋主子倒是挺驯服，“唰”地一下把枪全放下了。太田以失败者的口气对我说：“大队长，你看应该……”我说：“先把他们押起来。等一会儿，我派人把他们带走。”鬼子兵押着伪军进了兵营。我回头望着他们那副狼狈相，真叫人好笑。

我马上回部队带了几十名铁道队员，到日军兵营押着这批伪军，胜利返回了驻地。这时，郑惕政委在姬庄同日军联队头目谈判也已结束返回。我们高兴地交流着同日军谈判的经过，并立即研究了下一步对敌斗争方案。

五、迫日军，沙沟受降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驻在枣庄一带的鬼子1000多人集结在临城，准备逃跑。我军根据朱总司令的命令，继续向敌占区进攻，收缴日伪军武器，接受日军投降。

当时，国民党十九集团军司令陈大庆部有一个师驻临城街。陈大庆命令该师缴日军的枪，但日军不交。该师便和车站的鬼子打了起来。由于该部不敢进入车站，车站上的鬼子也不到街上来，所以，战斗相持了两天没有结果。

我们铁道队接鲁南军区指示，要尽快迫使日军向我军缴械，沿路保证他们的安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切断了陈大庆的运输线，同时为防止鬼子南逃，将韩庄北的铁路也扒了。陈大庆部队没有吃的，就到临城附近六炉店一带的村庄去抢粮。

有一次，陈大庆又派一个团出来抢粮。当时新四军七师十九旅驻沙沟，我们就请示林维先旅长，问他能不能打。林旅长说：“能打，但要想办法如何打。国民党的部队出来抢粮，必定要到老百姓的家里去，我们就分别埋伏在老百姓的大门后面，顽军进来一个捉一个，进来两个捉一双，这样不是很好吗？”

林旅长派了两个连队配合我们行动，埋伏好后，顽军就来了。他们一部分人进入老百姓家搜粮，另一部分在外面放哨。凡是进入老百姓家的人都被我们活捉了。在外面放哨的顽军见进去的好长时间不出来，知道中了埋伏，就急忙向村外逃跑，又被我们埋伏在村外的部队俘虏了很多。

陈大庆部没抢到粮食，反而损伤了许多人马，气急败坏，但又不敢出来报复我们。

当夜，聚集在临城车站的日军及其随行人员和家属集中上了一辆铁甲列车，准备南逃徐州。当时，我们以为是陈大庆的人出来报复我们，就在铁道底下埋了炸药。只要车上的人一打枪，我们就拉弦。当我看清是日本兵时，就拉响了炸药，炸毁了铁道。

日军看到前面的铁道被炸毁，想把车开回临城。但是铁甲列车已欲进不能，欲退无路，只好停下。我们的队伍马上把日军包围起来，并写了一封信，叫通讯员张书太送给他们，命令他们交械投降。日军头目回信说，交枪可以，但必须要见大太君，不能交给铁道队。这时，他们已在铁甲列车周围挖了工事。看来，如果我们硬要他们交枪，他们是准备抵抗的。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一面散开队伍把列车包围住，一面派人到鲁南军区（当时鲁南军区司令部设在南山）去请示，能否消灭这些日军。张光中司令说：“不要打，日本已经投降了，他们跑不了，为几支枪造成我们一些伤亡不值得。”但怎样才能使他们交枪呢？我们找到了沙沟车站的日本站长黑木，叫他把我们的信送给其上司，开始黑木害怕上司杀他，不敢去。后来，我们给他找了匹白马，硬逼着他去了。黑木见了太田大队长，把信交给他，太田看了信后，还是不答应交枪，并说一定要见大太君。张司令命令我和郑惕政委分别到沙沟和姬庄去交涉。

临走时，张司令对我们说：“你们去谈判的任务就是要他们交械投降，别的条件不允许。”第二天上午，我到了沙沟日军大队部，铁甲列车大队长太田，很热情地出来接待我。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讲：“太田先生，咱们是老相识了，我这次来是奉军区首长指示，命令你们立即交械投降，私人的财产我们不要，光缴武器。”

接着，我义正辞严地告诉他：“我们共产党的部队，是中国军队的合法代表，凡是八路军、新四军，不管是哪个部队开的条子，在全国都能通行。因此，不要为你们的人身安全担心，你们不交枪是不能走的。”太田无奈，只好答应请示后再作答复。当天下午，日军送来信，说马上按我们提出的条件缴械投降。

这天下午，太田带着全体日本官兵及家属，在距沙沟车站不远的一片开阔地里集合在一起，以分队为单位向我们铁道队交了带来的武器弹药。我们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出现在敌人面前了，那种既激动又兴奋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日军共交出山炮两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130多挺，步枪1400多支，手枪数十箱，子弹百余箱。我们用20辆牛车才把这些武器送到南山，交给军区司令部。

第二天上午，我们听说鬼子手里还有枪，便马上派长枪队队长孙茂生去查看。孙回来后说，鬼子手里的枪还多着呢。我们又叫黑木去见太田，命令他把武器全部交出来，否则就坚决消灭他们。太田回话说：一定要见大太君，要不，死也不交枪。我们只得把这事向张司令作了汇报，张司令说：“好！我亲自去。告诉太田，叫他们在沙沟等我。”

我们根据张司令的指示写了一封信，命令通信员张书太送给太田。他接到信后非常害怕，好象是让他上断头台似的，他把信拿起来又搁下，搁下又拿起来，张书太厉声喝道：“太田，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太田这才动手写回信。

张书太说：“不要写信了，马上跟我走！”太田只得战战兢兢地随他出来了。他们快到沙沟的时候，我派四五个全副武装的队员去“欢迎”他。太田见我们的人都带着枪，吓得他躲到张书太的身后去了。

这时，张光中司令员也到了沙沟。太田见张司令就鞠躬。张司令严正地对他说：“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彻底交枪投降。交枪后，我们给你开路条，并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他见张司令员说了话，只好同意。随后，我们还请他吃了一顿饭。饭后，张司令就走了。太田看到十几匹马护送张司令，就问旁边的人：“什么的太君？”“鲁南军区司令！”一个队员回答他。太田马上伸出姆指说：“大大的太君！”

这次又缴了500多支步枪和手枪，还有许多子弹。

日军在沙沟缴械投降后，我们给他们开了路条，他们惶惶如丧家之犬，由我们鲁南铁道队员押送，向徐州方向开去。（田家民、石正春整理）

刘金山同志：1915年生，山东枣庄市中区永安乡蔡庄村人，鲁南铁道大队第二任大队长，小说《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原型之一。祖父刘凤祥早年死于矿难，8岁时父亲和叔父被本村恶霸地主杀害，12岁进中兴煤矿公司铁路专线当童工，14岁起上井干临时工，为机车守夜灯，有时捡煤炭、打扫残煤，经常爬火车搞煤炭，造就了坚强、刚毅的性格。 1938年3月，在滕峄边区参加人民抗日武装。7月，在反顽战斗中负伤。1939年8月，重返部队后在大队部当通讯员。1940年春，开始做铁道队外围情报工作。9月，鲁南铁道队转移到临城一带活动，参加铁道队后在大队部当通讯员，不久任分队长。194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铁道队骨干成员。1942年4月，铁道大队大队长洪振海牺牲后，被鲁南军区任命为大队长，带领铁道大队一次次袭击敌军列车，破袭铁路，断敌交通，夺取大批武器弹药、药品、布匹、粮食等军用物资，有力地配合山区反“扫荡”行动。率队员3次化装摸进临城侦察，并以拜把兄弟名义争取了两名特务，获得大批情报，出其不意杀死作恶多端的伪乡长常尚德，使日军失去耳目。然后又和王志胜、徐广田3人化装成铁路工人三进临城，以奇袭战术将临城日军特务头子高岗及其警卫员石川击毙于办公室内，在制服车站伪军，缴获一批武器后，安全撤出战斗。撤退时故意将伪军的一顶帽子丢在现场，使日军宪兵高级特务据此误认为高岗被杀为伪军阎成田部所为，阎成田等伪军头目被处决。此后，安全护送刘少奇、陈毅、萧华、陈光、朱瑞等千余名过路领导干部赴延安，受到被护送干部和鲁南军区首长高度赞扬。为此，解放后在南通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特意接见。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奉命率铁道大队配合新四军某部发起姬庄战斗，全歼伪军70余名。尔后率队破坏临城至沙沟的部分铁路、桥梁，使拒绝向八路军缴械的日军千余人全部滞留沙沟、姬庄一带。和政委郑惕一起进入日军据点谈判，迫使日军缴械投降。收缴山炮2门，轻重机枪百余挺，步枪800余支及大批弹药、通讯器材等。 1946年2月，任新组建的鲁南铁路管理局副局长、中共津浦铁道工委委员。8月，国民党军队进犯鲁南解放区，鲁南军区重新组建190余人的鲁南铁道大队，复任大队长。年底任新改编的鲁南军区特务团副团长兼二营营长。1947年1月，率部参加鲁南战役，出色完成阻击打援任务。1948年10月，任华东野战军第47师139团副团长，率部参加淮海战役。全国解放后，任103师307团团长，兼任中共浙江省兰溪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第八军分区参谋长和浙江省军区103师、105师、公安17师参谋长。 1953年，奉命去朝鲜战场实地考察学习，回国后调入南京军区17速成中学学习。1957年，任江苏省军区南通军分区副司令员，授上校军衔，后晋升为大校。1968年，任苏州军分区司令员并兼任苏州地区革委会主任和地委书记。1978年任南通军分区顾问，1980年8月离职休养，1982年9月享受副军级待遇。1997年8月在苏州病故，安葬于枣庄市薛城区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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