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城市有音乐节(一场音乐节让这座)
后半夜2点,67岁的辽宁阜新农民齐长胜,揣着苞米饼子,赶了10多里地,要去做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白天绕了一圈,矿坑外围全是警察。
这是阜新老矿区新邱的一处废弃矿坑,在最深处80米的坑底,将举办一场当地人从未见过的音乐节。齐长胜想趁夜黑溜进现场,他把这场“草莓音乐节”称之为“庆祝草莓丰收”的演出。对此,他不容置疑,“我就这儿的人,我还不知道吗?”
不光是齐长胜,在音乐节前一个月,不少当地人都以为这是采摘草莓的活动。直到他们在外上学、工作的孩子们,来打听这场在家乡举办的音乐节,老人们才弄明白——“草莓”是品牌,这是年轻人的音乐狂欢。
7月17日、18日,东北小城辽宁阜新一下子涌进了3万多个“小嘎达”——老百姓口中的年轻人。这些年来,这座资源枯竭、人口流失的城市,从不曾迎来这么多年轻人。
2001年,阜新被确定为全国首个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在北京工作的阜新人王雅文口中,“这是几乎没有年轻人的城市”。但现在,情况似乎开始有了转变。
音乐节那两天,新邱区近2300名机关干部和社区工作人员,站在辖区每一个街路口等待迎接年轻人们。尽管,街头挂着1100面刀旗,近500条横幅和300多个导引标识,他们不用导航也能前往现场。
7月17日晚,俯拍的阜新草莓音乐节现场,矿坑里挤满了人。摩登天空微信公众号
“我们一定要有希望”
7月16日,共青团阜新市委组织了300多个志愿者,迎候在当地2个火车站和4个高速口。这些志愿者的平均年龄在35岁,他们要等候的年轻人们——裤子上垂着流苏,鞋上带着刺,穿着露腰的吊带,有的还绑着脏辫,脸上印着颗草莓……
根据音乐节后台售票数据,这些观众85%不到26岁。小城的志愿者们一度以为这都是歌手明星,有人商量着要个签名。40岁的志愿者钱东强装镇定,“瞧咱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能不能有点出息”。
从高铁站出来时,山西阳泉人张晗露对阜新小城有种莫名的熟悉感。她的家乡也是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小时候常能见到火车拉煤从城区穿过。阜新小城不大,出租车起步价5元,从城区南边到北边,或是从东头到西头,用不上20分钟。花两三百块钱,就能在最豪华的宾馆住上一晚。
一路上都是画着箭头的路标。满城出租车车顶广告,循环滚动着“预祝2021阜新草莓音乐节成功举办”。这是小城近期最大的盛事,旅店前台工作人员问她,是不是去音乐节?“欢迎你来玩。”
离高铁站10分钟左右车程的商城,涌进一拨拨拉着行李箱的年轻人,餐馆排满了等位者。“我们都懵了”,一家只有4个服务员的餐饮店忙得团团转,经理和老板娘也赶来帮忙。
张晗露往更深处走,临街店铺是低矮的平房,有些外头还贴着瓷砖。这让她觉得回到了上个世纪,有一种“往老家矿区走的感觉”。广告牌上,同时写着细长的蒙语和汉语。走下坡道,才来到音乐节的场地——一处废弃的矿坑。主舞台右侧,在长着野草的峭壁上方,立着一栋没有窗户,赤裸露出红砖的烂尾楼。
9月5日,举办草莓音乐节的废弃矿坑,黑色的煤层在山体上留下痕迹,上方有一处烂尾楼。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7月17日、18日,三万张门票售罄。有人挥舞写着“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蓝旗;还有人牵着充气的懒人沙发跑,空气钻进沙发鼓鼓囊囊的;更多人高举着手,同时竖起拇指、食指和小指,跟着节拍摇动——这是音乐节通用的“我爱你”手势。
音乐节的晚上,痛仰乐队主唱高虎,张开双手,似乎是想拥抱观众:“我今天听说,这个城市很久没见到这么多年轻人的面孔了,我希望每年都可以有这么几天,好吗?”人们向他挥着手,高声用“好”和尖叫回应。
壹〇叁乐队主唱段清瀚是辽宁铁岭人,他的乐队此前没去过任何音乐节,“东北音乐节太少了”。7月18日,段清瀚站在正对着太阳的分舞台上。哑着嗓子,扫一眼跟着节奏蹦跳的观众,又扫一眼矿坑,煤层在崖壁上留下黑色的痕迹,吼出《鸟儿》的歌词:“我们一定要有希望”。
看着台下乌泱泱的人群,他鼻子一酸,“这么多人来废弃的矿坑,够了。”以前矿坑里挖煤机器轰隆,如今弹唱摇滚,算是一个回响,“荷尔蒙就到那了”——第一首歌,他就弹折了吉他琴弦。
“大家好像都从外地回来了”,王雅文说。这场在家门口办的音乐节,把平日不怎么联系的人炸了出来。大伙儿在朋友圈评论,私聊发信息,“你也在音乐节啊?”一些没能入场的本地人,在附近的山头露营,整点小啤酒、小烧烤想感受音浪——但这可能是场泡影。赛道城工作人员说,矿坑构造收音效果好,外头几乎听不到声响。
“能站直溜的都没有”
从阜新市市区,往矿区走,沿路能见到被荒草覆盖的铁道线和铁门紧闭的煤矿单位。
而在煤矿兴盛时期,铁路曾昼夜不歇运送煤炭和矿上工人。截至1988年底,累计探明阜新煤田地质储量近20亿吨。1995年出版的《阜新矿务局志》矿区分布概况图上,自西向东,分布着清河门、艾友、王营、五龙等多处煤矿。
但随着煤炭资源逐渐枯竭,原阜新市委书记王琼曾在《探索中国特色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之路——以辽宁省阜新市的转型实践为例》中写到,2000年矿区已报废主体矿井58对,2002年又有3大主体煤矿关闭破产。阜新市自然资源局局长孙战说,2016年起,当地去产能又政策性关闭了65家煤矿。
9月7日,阜新郊区一处废弃的竖井,围墙外堆着煤炭。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15岁就在王营子矿下井作业的张海国再清楚不过,阜新煤炭质量好,煤像石头那样硬,燃烧的时候,炉子盖都能被掀起来。矿工三班倒,每次下井干活都超过8小时。
那时坐闷罐下1000多米深的竖井,不到一分钟就到底了。张海国腰带里勒着包方便面,井下冬夏都闷热,拿凉水泡一个多点,往嘴里倒,“连解渴带解饿”。干完活上井,被烟瘾憋坏的矿工,要连着抽上两三根烟。舍不得用沐浴露,拿廉价的洗衣粉,搓上几遍澡,“不然晚上睡觉还有煤渣”。
直到1993年,张海国因工伤离开煤矿前,从未准点下过班。下井前领导训话,会强调一嘴,“你们下去好好干,多出点煤。”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所在的煤矿效益下滑,最长一次,18个月没有开支,张海国吃饭也得找爹妈要钱。到了1995年左右,煤矿上清退了年满45岁的工人,此前55岁才退休。
在上述文章中,原阜新市委书记王琼提到了一组数据:由于煤炭资源逐渐减少等原因,2000年阜新全市下岗失业人员达15.6万人,其中下岗职工12.9万人,占全市职工总数的36.7%;处在156元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城镇贫困居民达19.8万人,占全市人口的25.6%。
张海国在北山社区54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20多年,不少居民是矿工或矿工家属。作为最早一批住户,他曾经常能同熟人打个招呼,“市场一天能卖上五六头猪”。而现在凑不齐打牌的人,他只能在电脑上斗地主。
如今,在北山社区,只有上了岁数的人在溜达。最热闹的转盘附近,几辆拉客的电动四轮车,迟迟等不到客人。几乎见不到年轻人,张海国说,“能站直溜的都没有”。
9月7日,矿工和矿工家属聚居的北山社区,街道空空荡荡。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他的儿子,在当地工厂干了三年后也跑到西安,现在一个月能拿七八千。前不久,给张海国寄来了五大瓶沐浴露。
这不是特例,根据2019年阜新市档案馆(市史志办公室)编写的《阜新年鉴》,2018年阜新全市人口比上年减少11655人,全市人口出现负增长。当地出租车司机最直观的感受是,有时在这座小城跑近20分钟,还拉不到客人。
“摆脱恋煤情结”
早在多年前,阜新市就提出“摆脱恋煤情结”,培育新能源、绿色食品、高端制造和精细化工等接替产业。
2005年,曾是亚洲最大的机械化露天煤矿——海州露天矿宣告破产。次年,阜新首次提出工业遗产旅游概念。到了2009年初,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全国首家工业遗产旅游示范区。天气好时,能看到废弃矿坑里残煤自燃,零星冒出白烟,而远处的山头,架着一排用于新能源发电的风车。
9月7日,海州露天矿经过治理后的矿坑,残余的煤自燃冒出几缕白烟。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2018年,新邱区引进赛道城项目。通过对废弃矿坑进行综合治理,建设赛道,发展现代文旅业。
赛道城运营管理中心副主任刘胜鹏,第一次来新邱区24平方公里的废弃矿坑群。汽车开过,黄烟漫天。如果下车,衣服上便全是土,得先在车里坐上十分钟,等黄土散去。黑黄相间的浮土,厚到能覆盖鞋面。道上甚至挡着两座50多米高的矸石山——新邱区曾为国家贡献1.4亿吨煤炭,这是因煤矿开采,遗留下的由煤矸石堆成的山体。
刘胜鹏曾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做过赛事运营,“赛车在中国是一个小众的行业,票房没那么乐观”。但在阜新,50元一张的票,曾被场外黄牛炒到一两百元。单天入场七八千人,这甚至让维持秩序的警察惊讶,“他们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的大型活动”。刘胜鹏事后分析,或许小城百姓看赛车比赛机会少,“是新颖的”。
他想,也许阜新这座小城,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但2019年的一次招聘,给了他当头一棒,“想在阜新招点年轻人,特别难”。对外地人来说,阜新的吸引力不够强;好些在沈阳、北京工作的阜新人投简历,但回来的人并不多,“更想留在大城市”。刘胜鹏说,“要改观的话,一定要有特别吸引他们回来的理由”。
2019年末,在部门讨论2020年工作计划时,刘胜鹏提出举办音乐节的设想。除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被考虑其中。
刘胜鹏去过北京的音乐节,发现观众多是90后和00后,“阜新的年轻人,是不是最起码要回家乡来看音乐节?”
早先,草莓音乐节主办方并不看好阜新。“在东北举办音乐节,我们还是很谨慎的”,阜新草莓音乐节项目经理李双喜说,东北本土的年轻人会少些,此前长春和哈尔滨的票房并不理想。
但阜新草莓音乐节的票房,出乎他的意料——没有公布任何演出阵容的早鸟票,不到一分钟售罄。开放全票种时,第一天单日票房,是他从业12年来,除北京外最高的一场。阜新草莓音乐节的售票数据,也印证了刘胜鹏的判断,其中90后、00后占比97%。
“这场面多少年都没有了”
音乐节结束近两个月后,当时在场的阜新市自然资源局局长孙战,仍连声说“震撼”。
音乐节主舞台对面的山上,是一行白色大字“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每个登台的歌手都能望到。过去,孙战在做的是废弃矿坑上恢复植被。现在,他不得不承认,“在产业发展上,我们的思维还是有一定局限性”。
9月5日,阜新百年国际赛道城,山头上立着“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标语。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赛车比赛和音乐节,在保护、修复的前提下,进行开发式治理。“真是没敢想过”,孙战由此得到启发,“不能闭门造车,要跳出阜新来谋划阜新”。
对新邱区副区长王迪而言,这场音乐节是对当地政府空前的考验,但也将带来消费的增量和转型的希望,“音乐节来了是好事”。
根据阜新市有关部门的统计,音乐节门票收入达1100万元,共吸引省内外3.2万人次,带动当地住宿、餐饮、购物等行业收入总计4500万元。其中餐饮接待人数10万人次,住宿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中型以上宾馆、旅店入住率达90%。
“新经济新业态”这个词,新邱区副区长王迪过去常能在材料中看到,在报告中听到。但这六个字的意义真正在音乐节中展现出来了——“那天大家在现场,感受到了新经济新业态带来的经济活力,很多人很受教育”,他说。
这或许是个契机,让王迪觉得“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转型之路开始清晰——引入产业完成地质灾害的治理,完成治理后在废弃矿坑上植入更多的产业,“实现产业发展和地质灾害治理的双向良性互动。”
在这场大型活动中,问题也暴露出来了。王迪意识到,阜新这座小城在有效供给和社会管理经验上的不足。音乐节前期摸底,算上最便宜20块钱一晚的旅店,阜新市5个县区,有效接待床位只有11814张。他在政府机关工作20多年,头脑中对3万多人也没有概念,“以前只是材料上的描述”。草莓音乐节对当地政府也是难得的机会,“把这些短板有效补齐”。
似乎所有人都开始满怀期望。2018年,赛道城刚开工建设,老矿工郑百里就拿起相机记录。过去那个一刮风,大道上就飘着黑灰色尘土的废弃矿坑。随着引入赛道城项目,“尘土飞扬的日子过去了,人们抱有很大的希望”。音乐节那两天,他拍了照片,向外地的朋友吆喝,“欢迎你们上阜新来玩,我在新邱等着你们”。
7月18日,音乐节结束那晚,废弃矿坑循环响起广播:“请带走身边的垃圾,让我们爱护环境,明年阜新草莓再见。”21岁的段清瀚录了下来,“留个证据,它说明年来,就得来。”
新邱区副区长王迪,也收藏了一个视频——音乐节当晚,有人站在高处,矿坑里密密麻麻全是人,说了句“这场面多少年都没有了”。
这个视频让王迪和同事们感受到了转型振兴的希望,上市里开会腰杆也更直了。王迪说,东北是年轻人严重外流地区,通过草莓音乐节,他们实现了让年轻人回阜新消费。“尽管我们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和风险,但我们现在愿意干”。
他心里有笔账,60周岁以上人口占新邱区总人口的31%,这是个深度老龄化社会。“3万多个年轻人在音乐节期间涌入,不会改变新邱区人口结构,这些年轻人看完音乐节之后,是要走的”,王迪说,随着赛道城和当地循环经济产业的发展,相信今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这安家落户,“那时候我们人口结构才有真正的改变”。
9月4日晚上八点半,新邱区工人文化宫前的广场,灯光熄灭——这离举办草莓音乐节的废弃矿坑,百米之遥。
萨克斯的声响,在黑暗中戛然而止。广场上空空荡荡,依稀能看到一人多高的标语:因地制宜,治废为宝,探索老矿区转型新路。
9月4日,夜幕降临,有人在新邱区工人文化宫广场吹奏乐器,一群人围着看。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那天凌晨,想溜进音乐节场地的老农民齐长胜,还是被执勤的警察拦下了。不过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当地新闻老是提“转型”,“矿也黄了,把没用的矿坑利用上,办音乐节,这就是转型呗。”
(文中王雅文、张晗露、张海国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实习生杨润苗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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