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户籍演变的原因（户籍制度与城乡二元）

宋代城市繁荣

最近国家有消息出来，要对大城市的落户政策松绑。大致是要取消之前的户籍制度了，但似乎又反应平平。大家对这项政策反应不是太大，或许是要“听其言观其行”。毕竟这个制度要一下子打破，极不容易。从政策方面讲，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考虑；由传统心理上来论，二元格局实在是主流而非变态。今日就来试论近世时期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

城乡户籍固然是现代的制度，但城乡二元结构则早已形成，只是现代人矫枉过正，将现实状况予以制度确认，而把农村里的人限制在土地之上。认为如此一来，就可小葱点豆腐，一清二白。殊不知二元结构是个历史自然形成的产物，应当设法依靠城市亦或是其他手段打破，而非一味将其作为制度定下来。

四川刘家庄园

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是农村强而城市弱，这是一般规律。而城市规模也有个线性发展的过程，到唐朝时期就有好多超大城市，至南宋时已形成顶峰。总体上还是维系着一个农业社会的本质，农业人口巨大，城市人口占比小，当时还称不上城市化或是农民工进城，因为人口的流动完全是自由的。

传统中国，没有像印度一样产生种姓制度，这是需要感谢我们的老祖宗政治早熟，又富于智慧。孟子很早就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说法，又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很早，我们的老祖宗就有这样的阶级概念，就有了士、农、工、商的阶级划分。实际上这里也只有士人是治人之人，其他人都是治于人的。

士绅合影

士这个身份的历史发展，在汉代之前是道德之士的含义，因为当时的人才选拔制度是举孝廉，即道德好的人才能参与国家管理。之后，这个阶层为门阀士族所把持，到了隋唐之后一变而为学问之士，因为有了更科学的科举制度。但这个制度越到后来就越显得专门化，士人阶层渐渐成为一个固化的阶层。固然可以将它对应为是西方所谓的中产阶级，但他们却以一种特殊的身份与统治集团结合在一起：他们进可以为官为吏，成为统治集团的一部分；退可以为是生大致地方，而与统治集团勾兑。

相对的，在这个排序中最末的商人，也可以通过巨大的财力为自己或者一个政治地位。诚然在多数中国人的印象里，商人是传统社会的低等阶级。--但，这不过是儒家学者们的一厢情愿。--商人本身衣食无忧，无需获得额外的保障，但他想要一个更多更高的生活格调，就必须用金钱来换取政治地位。这才是事实。

在传统中国一个人的生活格调、身份地位以及种种特权都取决于政治地位而非经济基础。士绅和儒吏有民众无法比拟的优势和特权：他们控制舆论，与虎谋皮，共同分享政治利益；又可以横行乡里，欺男霸女，甚至有时可以代替法律。他们唯一不能做的是推翻政权，虽然他们完全可以，但比起自己操纵政权，依附于政权明显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而介于中间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则是妥妥的被统治阶级。

士绅培训的起点--私塾

天真的人会觉得科举制度使平民有了上升的途径，故而传统社会是彼此上下流动、相对开放的。阶级转化也是经常发生。有所谓“富不过三代”，但是三代以后家道中落，并非是有人取而代之，而往往是子孙的不争气。而且三代以后不是变得穷困潦倒，而只是不怎么富而已；又有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道理更多的是鼓励别人与他的对手博长命而已。这些说辞，并不是社会事实。

科举制度作为一项人才选拔制度，固然可以视为社会开放的象征，但它的预筛选也是真实存在的。比如特殊身份的人及其子女无法参加，没有担保的人不能参加。而且越发展到后来越走到一个考验社会关系的方向上去。门生故吏、士绅大家成为把持此项制度的幕后黑手，尤其明清两代则更为严重，只有极少比例的人来自真正的底层。那些毫无背景的人纵然是能够获得进士，职业选择与升迁也是受到限制的。故而地方阶级与士人阶层浑然而为一体，如果还说科举体现的是社会公平，那么请看看范进中举的经历，或者再看看洪秀全是如何由疯成魔的吧。

清代农村

既然社会如此撕裂，则必然形成城乡二元。农民作为底层，牢牢地被限制在土地之上，而城市市民阶层则化身为一个特殊的集团。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无疑，都市的形成以及尚不具备条件的城市化使人口仍多数集中在农村，城市市民阶层与士人阶层的占比比较少。但他们却是意识形态的操控者，农村人口虽然庞大，却无法改变自己受奴役的境地。为何这样的撕裂可以持续？我想一方面是当时有相对的开放性，因为城市并不排斥农村人口，而且通过科举同时吸收他们当中的异秀分子；另一方面，就是所谓家族观念的作用。

传统社会个人不是自己的，而是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家族的。家庭抑或家族间具有强调个人的道德准则与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功能：即既要强调个人的行为操守，符合规划，又要求它能够为社会所接受。忠君爱国，如此云云。这种影响的结果是充分磨灭了个人作为一个个体的独立性。他不是一个人，他背负了数千年的道德与数代人的希望；另一方面，社会变得只讲身份而不讲究契约，这一点我们在现在也能看到，诸如搞裙带关系，搞家族式企业。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为什么很多小作坊的老板在用人的时候往往不把能力放在第一位，而是一味的讲究忠诚。

儒家核心价值的缔造者--孔子

孝道是整个传统中国的核心价值，可以延伸出其他价值。所谓五伦就是建立在这个价值基础上的身份系统。这个是身份取向的，强调身份之间的道德恪守，这些基本价值在很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

因此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就是这么一个相对封闭缺乏流动，各阶层固化的二元社会结构，由于结构封闭缺乏流动，就造成身份同化，故而近代的变革早期只是上层的事情，只有在西方的技术与宗教深入到中国社会以后，才开始有了社会变迁。但由于社会结构的稳定，故而意识形态上的任务要等到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回头再来讲落户政策的实施，有了这么个复杂的二元结构的成因，故而取消户籍，只是恢复到最初的形态而已，对实质的二元取消并无太大帮助。若要彻底取消压在中国人身上的身份枷锁，我怕是要再做一番努力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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