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艳字诗句（话说艳词）

“艳词”也叫“侧艳之词”，起源于隋唐到五代这一时期，本来是个正经的本来诗词体裁概念。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着，竟成为题材艳冶、辞藻艳丽词作的专称，变成了词的内容、风格的分类概念。

”艳词”在文学史上是个很大的概念，其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欢乐姿”，指的是欢娱的艳词；二是“发直言”，指的是针砭现实的艳词；三是“哭古恨”，指的是吊古伤今的艳词。严格的说，这三类中，只有“欢乐姿”可以算是真正的艳情词，符合提问者的要求。

白居易在 《与元九书》 中留下了被称为艳词的一组作品：“今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颂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破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

陈寅格先生经过考察，在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认为：元、白春游城南时所说的“艳体诗”，主要包括描写妇女的奇装异服和男女艳情的诗。比如这首《重到城七绝句-其一》：“容貌一减一日，心情十分无九分。每逢陌路犹哇叹，何况今朝是见君。”还有这首《刘家花》：“刘家墙上花还发，李十门前草又春。处处伤心心始悟，多情不及少情人。”

元、白的这些诗词主旨为感时伤事，或因故友重逢而唤起心底感慨，或是感伤年华易逝、人生多难，题材既不艳冶，辞藻也不艳丽，几乎无涉于男女艳情，所以唐朝的“艳词”算不得严格上的“艳词”。

唐朝“艳词”的题材内容十分宽广而丰富。既可以表现男欢女爱、男女相思、狭邪艳情，也可以反映民生疾苦、针破社会时弊、歌颂天下大治、颂扬君主圣明，吊古伤今、思归怀乡、伤时感事等等。在作品的题材内容方面，唐朝的“艳词”与诗没有太明显的区别。总之，在唐朝，“艳词”不是用来专门概括艳情词或辞藻艳丽的词的术语，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泛指在酒宴、聚会等场合用于演唱的歌词。

“艳曲”不同于“艳词”，它是个音乐概念。《宋诗话辑佚》中说：”李煌作红罗亭，四面栽红梅花，作艳曲歌之“，说的就是这种聚会时演唱的曲子。但您不要误会，这个”艳“，并非男女之情的露骨描写，而是指宴会的雅乐里又另外加进了华丽而婉转的抒情部分。

正如《乐志 》中记载的那样：”隋场帝解音律，大制艳曲，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 《纳刑乐》、《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长乐花》 等曲。皆掩抑摧藏，哀音断绝。“

隋唐燕乐是词体起源时期的词乐，艳曲正是隋唐燕乐的组成部分。艳曲的特点是乐体短小，”短歌能驻日，艳舞欲娇风“。由于它易记易唱，因此流行于各种饮宴聚会，成为当时的流行音乐，文人们也便于即席填词。在唐末及五代时期，凡是能填入艳曲的歌词就叫“艳词”，艳词也就是配合艳曲的歌词。

何为“侧艳之词”？“侧”，就是不严肃、不正当的意思；“艳”，就是那些香艳美丽的写爱情跟美女的歌词。温庭筠是写“侧艳之词”的专家。《旧唐书-温庭筠传》上说：“( 温庭筠) 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

让提问者失望的是，“侧艳”之“侧”与“艳”都是音乐术语。“艳”就是指艳曲，而“侧”则是指“侧调”。清商三调为清调、平调、瑟调，三调中的“瑟调”被称作“侧调”。侧调来自楚音，属于与雅乐相对立的俗乐，“侧艳”一词本不含有狭邪艳情之义。虽然温庭筠是侧艳词的专家，温词的绝大多数是以妓女、宫女、战士妻子、商人妇、采莲女为描写对象，但其所着重描写的，不外是这些女子的容色服饰之美和离合悲欢之情。因此我们绝对不能把温词”侧艳”的特点理解为狭邪艳情。

那种露骨而又直白的“艳词”，到底有没有呢？当然有。这种词在宋朝开始出现，其创作的主流一定是读者诸君没有想到的一类人，因为创作“艳词”最著名的，居然是和尚。

和尚也多情，做了和尚还大写爱情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乏其人。现代有苏曼殊，西藏有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宋代则有仲殊 、惠洪等 “情僧 ”。

对于和尚写艳词一事，历代评论家在多半持嘲讽 、抨击的态度 。前人在评论惠洪诗词时说：“忘情绝爱，此瞿昙氏之所训 。惠洪身为衲子 , 词句有 `一枕思归泪 ' 及 `十分春瘦 '之语 ，岂所当然!”所以，大家得出的结论是：“此僧风流蕴藉，不减少年，然恐非莲社本色也 。”

宋代的艳词，一般指的是带有男女情爱色彩的词。宋代和尚写艳词，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其原因又是什么呢？

仲殊的是宋代著名诗僧，“世传僧仲殊清才丽藻，雅能缀属小词，每一阕出，人争传玩”，可见他的诗词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他是一位与贺铸齐名的诗人，他的词在当时很有影响。

仲殊是个男人，又是个和尚，但他的艳词却带有男女情爱色调，甚至具有明显的女性人格倾向。比如他的《虞美人》：“一番雨过年芳浅。 袅袅心情懒。 章台人过马嘶声，小眉不展恨盈盈。 怨清明。烟柔露软湖东岸 。 恼乱春风惯。 一声莺是故园莺。 乃至如今 见闻处，又多情。”

仲殊还有一首《荷花 》诗：“水中仙子并红腮， 一点芳心两处开。想是鸳鸯头白死，双魂化作好花来 ”。这两首作品，一咏杨柳，一咏荷花，借咏物来写爱情。词用了大量形容女性身体、体态、心理的常用词语来比拟、描绘景物，显得柔情如似水，完全是对思春少女形象的惟妙惟肖的整体勾勒。

仲殊最有名的词作是《柳梢青 ·吴中》：“岸草平沙。 吴王故苑，柳袅烟斜。 雨后轻寒，风前香软，春在梨花。 行人一棹天涯。酒醒处， 残阳乱鸦。门外秋千，墙头红粉，深院谁家。”这首词里。作者就像工笔淡彩画家，慢慢地点染出一幅赏心悦目的水光山色，而最后才画龙点睛地画出露出墙头的美人 。所谓万绿丛中红一点 ，美人才是仲殊心中最美的景观。

如果说写女性尚可理解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出家人，在作品中公然追思艳遇 ，就让人大跌眼镜了。仲殊的 《南歌子·忆旧 》就是这样的另类：“十里青山远， 潮平路带沙。 数声啼鸟怨年华 。 又是凄凉时候，在天涯。白露收残月, 清风散晓霞。 绿杨堤畔闹荷花 。 记得年时沽酒， 那人家?”

这首诗看似写景，实是留情。词人在孤独远游时突然想到的那 “人家 ”，肯定是非常温馨美丽的。这首词就是在追思他本人曾有过的艳遇。这个艳遇的对象是他俗世的妻子，还是他的另一位异性知己? 我们无从得知 。僧人的身份决定了仲殊的动情只能是电光石的一刹那，是业已逝去的一场美丽梦幻。

宋代诗僧艳词虽艳而 “雅 ” ， 艳而 “美 ” ，但绝不艳而“俗 ”，艳而 “淫 ”。以仲殊为例，宋代诗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士人出身，他们的出家多是情不得已 。仲殊本人就是因身患麻风 ，才不得已出家的 。他本身并无坚定的宗教信仰，虽托空门，却依然眷恋尘世，曾有的情爱体验无法完全释怀。创作情诗艳词尤正是他们身为凡夫 , 六根未净的典型表现。

唐代开始的禅宗南北宗之争，在宋代以南宗胜利为结束。南宗“一切皆空 ”、“触处皆真”的禅学思想，凸现了所有的世俗现象与日常生活。所谓烦恼即菩提，人欲即妙道，在 “自然” 、“适意”的观念提倡下，给僧人们七情六欲的放纵开了一个方便之门 。在宋代禅林“戒律不必持，定慧不必习，道德不必修，嗜欲不必去”的思想引导下，僧人们往往能直面正视人性、人情尤其是人欲问题。

北宋城市经济及商业文化的日渐繁荣，士林风俗中的宴乐文化弥漫到社会各阶层，歌妓歌舞侑酒与文士填词听曲为一体的宴乐之风成为社会风俗，也是士大夫日常生活的一种行为模式 。宋人喜作词，是因为词更多地承担了与儒家诗教 、诗文道统迥异的文化功能 ，即文学的消遣性、游戏性 、审美性等功能，这种娱宾遣兴式的文化功能体现出宋人对人性人情的理性认识，以及宋人对人之主体价值和独立意识的觉悟。

就算是苏轼、黄庭坚、晁补之、秦观 、贺铸这样的大词人，也流连于个人精神享受，对词文体情有所衷，喜作艳词和赠妓词且津津乐道 。北宋前期的晏殊、柳永自不必说，连欧阳修甚至王安石都写过艳词。黄庭坚好作艳词 ，还被人呵责为 “笔墨劝淫 ”。这些文坛领袖都好写艳词，与他们交好的诗僧写几首，当然一点都不奇怪了。

宋代统治者对佛教采取扶植 、利用政策 ，寺院经济非常发达。 有些寺院月收房租在一万五千以上，每年收粮食百石以上，寺院之富有可想而知。但是宋代僧人出家需要度牒，经考试合格者方可剃度为僧。这种考试通过的名额极为有限，要想出家还真得要有点真才实学。这也造成宋代僧人的文化水平较高，往往以没落不得意的知识分子为主，他们有能力，有情趣去创作虽艳而 “雅 ”的作品。

在中国的抒情文学中，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当着任情而发的原初状态的文学到了 “淫”（过分）的程度时，就会受到儒家哲学思想的规范。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是周而复始的。

以偏于言情的诗歌为例：《诗经》中的情歌，至梁陈.间的宮体诗而走上极端，于是有陈子昂大力号召风雅比兴以矫之；而在杜诗成为普遍的审美规范后，发展到明代，又出现了绮艳之作，于是清代诸批评家再起而矫之。词的发展过程中也遵循着同样的规律，在中国的文学中，风雅教化是最重要的批评观念，所以从本质上说，超越这一观念的标准并不存在。 .

当然，一些底层知识分子可能在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时间点创作过一些露骨的诗词，这种诗词只能算是“淫词”而不是”艳词“。这种“淫词”香软猥亵，格调低下，绝对是文学的糟粕，还是收起好奇心，远离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