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首富周莹（从奴婢到女首富）

戴桃疆

热播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已进入尾声。为了丰富剧情，强化戏剧冲突，剧中对原型人物吴周氏的身世做了重大改动。朝廷命妇“安吴寡妇”吴周氏本是陕西泾阳破落户周家的养女，以良人身份嫁入吴家，而剧中孙俪饰演的周莹则是江湖艺人周老四的养女，被养父卖入沈家做婢女，从沈家出逃被吴家少爷容留，后又成了吴家的少奶奶。“奴婢”是这部七十多集女性传奇故事的起点。

《那年花开月正圆》剧照

《那年花开月正圆》的时代背景设定在清朝末年。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仍旧延续前代的社会治理手段，将人以身份作良贱之分，赋予不同的法律地位，使之相殊有别，从而分割社会群体，制造一种明显的身份等差的社会秩序，以便巩固专制统治。依照清代律法，士农工商之外皆为贱民，奴婢则是贱民的代表。

清代奴婢的来源主要有三：一是入关前后被掠、被迫投充为奴婢者；二是因各种罪名被没入“奴籍”的；三是价卖为奴者。奴婢在法律上并不具有完整的人格，在属性上人、物参半：一方面，奴婢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有行使部分民事行为的能力（比如婚姻、收养、财产继承等）、在程序法上也有诉讼能力；而另一方面，奴婢可以被作价买卖，一切人身权利听凭买主处置，且多数情况下“物”的特征较人的属性更为明显。

中国历史上，为奴之历史可追溯至夏商周三代。三代盛时，惟罪犯为奴；周衰，始有鬻身一说；秦汉以后变本加厉。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以前，存养奴婢是身份特权的一部分。清顺治三年《大清律》第一次颁布时，照抄了明代户律中“立嫡子违法”条关于庶民之家存养奴婢的相关规定，附加注释变为“若庶民之家存养（良家男女为）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下放了存养奴婢的权利，其主要目的在于，依靠维系游牧民族的奴隶制的遗存以维持满洲旗人的特权。放权之余，清政府通过条例的形式对法律进行变通，进一步为民间人口买卖打开法律缺口。

立契价卖奴婢的交易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加盖有官印的契约，即红契。官方规定的奴婢交易程序参见《大清律例·刑律·盗贼下·略人略卖人》相关条例：“凡买卖男妇人口，平官媒询明来历，定价立契，开载姓名、住址、男女、年庚，送官钤印……倘契中无官媒花押，及数过三人者，即究其略卖之罪。倘官媒同棍图兴贩，及不送官印契者，俱照例治罪。”

然而民间最广泛的奴婢流通形式仍然是有刑事风险的、无官方钤印的白契。依照法律，白契所买奴婢等同于雇工，但在康熙十一年到嘉庆六年，一百二十四年间清政府共计十三次颁布条例承认白契奴婢的合法性，将白契价买奴婢与“奴生奴仆、印契所卖奴仆”在法律地位上等同起来，统一“造册报官存案”，只在是否可赎身问题上加以区分。法律禁止性规定在实践中被架空。

《那年花开月正圆》开篇时间大致清道光年间，在这一时期，民间立契价卖奴婢的交易模式已经形成，卖家以官牙人、牙人为交易中介，与买方订立契约。

通过《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中收录的道光年间奴婢买卖契约三份，可以一窥当时奴婢买卖情况：三份契约皆为白契，形式仿照红契，记载出卖人身份，标的奴婢来源、年龄，买受人身份，合同金额，价款交付方式，标的奴婢健康状况、生辰八字、出让人身权利范围，标的奴婢合法性声明，出卖人责任。契约结尾标注定立日期，附出卖人、中介画押，有时也有标的奴婢本人、代笔人、其他介绍人（称“引领人”）画押。

奴婢交易价上下浮动较大，最低的是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安徽歙县江长发林转卖十三岁婢女荣娣，“三面言定的受身价洋银拾叁两五钱正”，最高的为道光二十四年福建闽清县江清辉转卖婢女十五岁云鸾，“三面言议，卖断出身价钱七十八千钱文正”，是荣娣身价的六倍多。安徽徽州钱邦贵出卖十四岁亲生女领儿的文契中，“当日请凭引牙说合，卖得价处大钱贰万文整”，按照一两等于一千文的等价关系，《那年花开月正圆》中周莹十五两的身价显然属于偏低的。

晚清婢女，苏格兰摄影师、探险家约翰·汤普森（John Thomson）摄于1868

无论价格高低，都不影响奴婢买卖的性质。由于外部法律环境的不确定性，奴婢买卖伴随着致使买家受到法律惩罚和财产损失的双重风险，法律虽然剥夺了奴婢的人格权利，但却不能束缚住奴婢的双脚，奴婢买卖风险再添一重。因此，奴婢买卖十分重视标的物（奴婢）来源的合法性，同时强调卖方提供足够的担保。

奴婢买卖中的卖方多半“钱粮无错”、“衣食不周，难以度日”，急着用钱，为了促成交易，出卖方几乎负担全部的风险，“如有来历不明以及走失拐逃，并一切等情，据系出笔人一面承当”，“身家不得私自择许，亦不得引诱潜逃，以偷窃衣物等情。若有此情坐，身即行寻交归偿……抑若逃出疏虞，不干东人之事”。更有甚者会在契约签订的同时，由出卖人与中介共同出具担保文书（时称“包字”），承诺对奴婢逃跑等情况承担连带责任。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歙县江长发凭媒出卖婢女荣娣与黟邑（今安徽省黄山市黟县）胡某。买卖双方居住地相距三十里，每年三月杏花极盛，观者云集，十分热闹，外来人口多，人口流动性大，买方“尤恐隔邑，人性不定，私窃物潜逃”，江长发同媒人王百弟、王黑塔立包字存据，约定“如有逃走等情坐，身及媒人等找寻送门。倘若不获，甘陪身家无辞”，承诺若婢女私逃，出卖方及媒人负责寻人，寻人不得则赔偿损失。

可当风险真正发生时，出卖人和保人根本无力履行合同，买受人的利益难以通过契约得到充分保障，往往只能自行向官府寻求救济。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人汪松如出卖“一仆名唤登科”与“同都十图汪名下为仆”，约定“如有偷窃逃走等情，尽是承当”，且有中介人程孔友出具包字。交易完成之后，“登科”被新东家更名为“进禄”，不到一年便逃走。新东家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向巢县（今安徽省巢湖市）知县禀状告诉，“伏乞宪天太老爷殿准赏案，永杜祸害。”

满清建国立法以满洲为本位，极力维护奴隶制度，奴婢被视为主人的财产，奴婢私逃即是对主人财产权利的侵害，构成“盗人罪”，犯罪主体是私逃奴婢，客体是主人的财产权益，需要负刑事责任。康熙年间对逃奴问题进行改革后，对于私逃奴婢的处罚有所减轻。《大清律例·刑律·斗殴下》规定：“有背主逃匿者，照满洲家人逃走例，折责四十板，面上刺字，交与本主，仍行存案。”

白契价买奴婢通常未经报官造册，法律地位仍等同于雇佣工人，买受人权利并不当然地依据清朝律法进行保护，官府是否插手寻人几乎全凭官员意志。进禄的新东家为了寻人，没有强调自己所受的经济损失，而是强调奴婢逃走后“恐入匪类”，对社会治安造成的潜在威胁。在权利得不到保护的情况下，发生类似电视剧中沈家少爷自行寻人的情形也不是不可能的。

《那年花开月正圆》剧照

奴婢买卖是所有人口买卖类型中最为普遍的，每当国家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或是发生社会动乱，人口买卖，尤其是非法人口买卖难以避免。而这种买卖牵涉到身份转换，奴婢由良入贱，直到获赎、获放，与主人始终存在隶属关系。由良入贱易，由贱从良难，女性、儿童往往屈居于父权家长的掌控之下，难以自保，常常被物化、沦为被贩卖的客体，迎接这些妇幼的通常不是传奇的创富故事，更不是“五个男人爱上我”的爱情童话，而是被一纸契约束缚、被蹂躏、被压迫的悲惨人生。

本期编辑 彭炜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