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处世篇（颜氏家训学问传家）

中古家训最著名者，非颜之推《颜氏家训》莫属。颜之推历官南梁、北齐、北周、隋四朝，晚年作此书，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颜氏家训》非常重视传统家族伦理，举凡教育、学问、语言、技艺、处世等都有涉及，是我国首部系统性家训专著，其所倡导的优良家风家教，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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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问 传 家

南北朝时期，选官注重品第。《颜氏家训·勉学》云：“梁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贵族子弟多不学无术，仅凭门第就可获得著作郎、秘书郎等清闲的起家官。颜之推目睹南北朝士族的兴衰，总结说“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他深切地认识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立身之本在于学习。“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既然一切只能靠自己，“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哉！”

颜氏家风素以儒雅严谨著称，颜之推说“吾家风教，素为整密”，“世以儒雅为业”。他自幼在此环境中熏陶与磨砺，深刻地感受到学习的重要性。颜氏主张早教和终身学习，即“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针对一些人成年后不学习并以为时已晚为借口，他指出这种观念是非常愚蠢的：“世人婚冠未学，便称迟暮，因循面墙，亦为愚耳。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他认为学习并没有年龄限制，任何时候都不为迟，只要学习就会受益。

颜之推勉励子弟，“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读书学问“开心明目，利于行耳”，是日后入仕为官的根本，“莫以年老而不学，莫以家贫而不学”，“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门第优势逐渐丧失，证明了颜氏以学问传家的深远卓识。唐人元稹告诫子侄，“佩服《诗》《书》，以求荣达”，韩愈训诫儿子“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清人朱柏庐《治家格言》劝勉子弟，“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流传至今的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均与这种思想一脉相承。

02

务 本 崇 实

颜氏提倡学问，并非要求子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南北朝时期，清谈之风盛行，时俗尚浮名，鄙视实务。“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颜氏家训·涉务》亦云：当时“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颜氏告诫子弟：“干浮华之虚构，非所以得名也”，“清谈推论，刻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娱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玄谈能修身怡情，但并非当务之本。诸如“杂艺”算术“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真草书迹，微须留意”但“不须过精”，“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愦，废丧实多，不可常也。”

颜之推认为，“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明确主张务本崇实。“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沈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居官任职，尽职尽责，“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为了达到知行结合，要向各行各业的人学习，“爰及农商工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但对某些教子之法，他并不苟同，例如“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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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 奢 崇 俭

奢侈历来是衰败之源。《国语·晋语》云：“及桓子（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栾黡——引者注），骄泰奢侈，贪欲无艺，略则行志。”奢侈总是伴随着骄纵、贪婪、腐化、无德等各种问题。南朝时期，“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特权滋养南朝门阀的同时，也逐渐腐蚀了他们的进取之心。《颜氏家训·治家》云：“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唐人李商隐这首《咏史》诗可作为南朝统一于北朝的注脚。

家庭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当时骄奢之风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注意。南齐宗室萧嶷《诫诸子》提出警醒：“凡富贵少不骄奢，以约失之者鲜矣。汉世以来，侯王子弟，以骄恣之故，大者灭身丧族，小者消夺邑地，可不戒哉。”针对骄奢之风，颜氏指出：“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少欲知足”、“天地鬼神之道，皆恶满盈，谦虚冲损，可以免害”。

他告诫子弟“可俭而不可吝”，“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可矣”，认为节俭并不是吝啬，不可贪吝，并举出例子：“邺下有一领军，贪积已甚，家僮八百，誓满一千；朝夕每人肴膳，以十五钱为率，遇有客旅，更无以兼。后坐事伏法，籍其家产，麻鞋一屋，弊衣数库，其余财宝，不可胜言。”

颜氏教育子弟诫奢崇俭并非特例。当时及其后均有不少家训，告诫子弟切勿骄奢贪吝。北朝大臣杨椿诫子孙曰：“汝等若能存礼节，不为奢淫骄慢，假不胜人，足免尤诮，足成名家。”北朝大将源贺遗令诸子云：“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问，言思审，行思恭，服思度；目观必真，耳属必正；遏恶扬善，亲贤远佞；诚勤以事君，清约以行己。”唐太宗去世前著《帝范》，专列“崇俭”篇告诫子女“奢俭由人，安危在己”；宋代名臣司马光作《训俭示康》劝诫儿子康，“俭则可以成家，俭则可以立身”，“奢则掩身，奢则破家”；曾国藩告诫子弟“人人需以勤俭二字自勉”等等，均可视作诫奢崇俭思想的继承。

总之，《颜氏家训》提倡的学问传家、务本崇实、诫奢崇俭等优良家风家教观念，不仅对颜氏后人优秀品格的塑造起到关键作用，而且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林生海），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