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诗刊诗歌版第三十一期（川渝诗歌是时候走出）

封面新闻记者 何晞宇

12月10日，在2020第四届成都国际诗歌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诗歌表达”主题沙龙中，来自川渝以及全国各地的近20名诗人畅所欲言，谈论了川渝这座诗歌重镇的历史与未来，以及自己对两地未来诗歌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看法。

成都国际诗歌周沙龙现场

活跃于川渝两地的诗人们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掀起了中国新诗一个高潮，他们脱离了朦胧诗派的影响，引入了后现代等现代诗歌流派的创作方法，创立了“莽汉主义”、“非非主义”等大量流派，并以其先锋和创新性，被称为中国第三代诗歌群体。但近40年过去，川渝地区再没有产生可以与“第三代”并肩诗人群体。如今，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的提出，给两地经济文化交融发展注入新的一股力量。

《草堂》诗刊执行主编熊焱表示，第三代诗群在川渝地区出现有时代的因素，而今新的机会已至，如何内观自我，外观现实，洞察时代，砥砺出新是摆在川渝两地新老两代诗人面前共同的课题。

川渝仙山道水养诗灵

四川盆地地形多变，物产丰富，用诗人凸凹的话说，除了海，这里什么都有，“这里就是一个微观的中国，有冰川有草原有热带有超七千米的高山，啥都有。所以这里能生长无数诗歌品种。”

诗人凸凹

58岁的诗人凸凹，原名魏平，是成都《芙蓉锦江》诗刊主编。凸凹表示成渝两地地理相依，同为长江文明源头，文化上无可分割。而巴蜀之地上古以来巫术繁盛，仙道盛行，这个传统给此地的诗歌敷上独特的色彩。凸凹说，诗歌从巫术里面诞生，上古巫师的语言在灾难时能给人希望和慰藉，使人坦然面对无常与死亡，“巫术也罢，仙也罢，道也罢都是这里诗歌的重要元素。”广博的地理形制以及独特的仙道文化滋养，让巴蜀诗人不拘一格，不畏形制，善于在各种诗歌文学形式中游走。

而诗歌通灵通神的传统，对于彝族诗人阿库乌雾来说，更是深有体会。阿库乌雾表示，万物有灵的淳朴思想在少数民族地区非常普遍，“即便现在生活有所改变，但诗歌或者人文传统上，他们（少数民族同胞）还是遵循这片土地上原有一些信仰和习惯。他们的写作中也会有这种民间文化背景。”阿库乌雾的代表作之一《招魂》的灵感即从彝族古老的招魂仪式而来。

阿库乌雾说，巴蜀地区不仅拥有丰富的地貌，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的文化熔炉。他表示川渝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聚集地，上古时期这里就有多民族迁徙交往的情况，这里孕育的长江上游文明如今逐渐被学界重视，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这些（历史渊源）都是成渝两地诗歌的底蕴，”

多元化的诗歌才是自由的诗歌

重庆诗人唐力表示，成渝双城圈是国家战略，但文化圈早于经济圈已经行动起来。这对双子星原本地理相依，文化同源，在行政分离后的一段时期内，各自为政，龟缩在自己的地域内反而造成一种封闭，“而现在联合起来，沟通交流起来，就带来的一种开放性。”

56岁的诗人吕历认为讨论成渝双城经济圈的诗歌表达，其实是在谈论双城的时代审美。两地同根的历史，多元的文化面向，使得两地诗歌表达上的可塑性极强。吕历出生于四川蓬溪，著有多本诗集，其中《隐约的花朵》曾获四川省文学奖，现任蓬溪县旅游局长。吕历说，诗歌是语言最高形式，是经济文化圈的核心构成之一，也是经济文化圈出口入口，“所谓诗歌表达，就是对所处历史时代现实社会的诗意提炼和精神解码，通过有效的诗意表达，可为双城经济圈和文化圈不断植入创造力。”

诗人吕历

在谈到巴蜀现代诗歌发展时，阿库乌雾表示川渝两地除了有一脉相承的地域文化链接，同时也具备中国新诗发展中的一些共性。比如西方思潮、当代美学的观念影响以及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话题，

“既然是以两个城市为核心，形成新的经济文化圈，要形成新的巴蜀诗歌风格或者风气，就要有城市因素”，阿库乌雾说，“农村不断城镇化的过程中，第一代离开农村的（知识分子）和第二代离开农村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笔下的农耕文明文化元素也会影响到新的城市诗歌和城市诗人群。”在这个过程中，外来思潮的影响、地域文化的根基、个体的感悟和觉悟再加上城市的塑造，都会令巴蜀地区的诗歌呈现更加丰富多元的面貌，“多元化之路才诗歌自由之路。”

阿库乌雾表示借由成渝双城战略的机遇，以及成都国际诗歌周这个平台，他希望川渝两地的诗歌文学能够牵手走出去，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立足，“比较文学研究中有研究方法就是‘影响’与‘反影响’。我希望川渝诗歌，乃至中国文学能够走出去，反过来影响西方。这是我的一个理想。”

多批评！不要怕掀翻友谊的小船

50岁的诗人唐力出生于重庆大足区，曾成都担任《诗刊》杂志编辑，2016年回到重庆任重庆文学院专业作家。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川渝两地的诗歌盛况，唐力表示当时川渝地区诗人贡献之一就是让诗歌回归“温柔的讲述”。“（当时第三代诗人）把以前政治性，呼告宣告式的高声调写作方式降低下来。”比如诗人张枣和他的《镜中》。张枣不是四川人，但张枣早期写作最重要的时段都在四川。《镜中》的名句“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当时风靡文学圈，以其轻灵的质感飞身跳出彼时厚重的文化环境，“这种音调的降低，反而有力地成为对高音调的反驳，极大了影响后世现代诗歌写作。”

诗人唐力

51岁的诗人李龙炳说在四川写诗是福分，也是难题。李龙炳出身成都郊区农村，其诗歌主题总与土地相连，与底层现实相关，风格纯正有力，曾获评为“中国十大农民诗人”，现在为成都市青白江区龙王乡红树村村委会主任。他表示在四川写作的福气在于这里聚集了许多优秀的诗坛前辈，难处也在于这些前辈留下太多优秀的文本，使得新生代诗人总是活在这些文本的阴影中，“其他地方有一两位出名的诗人，（新生代）他们说没事，把这些大人供起来，我们写我们的；在四川就不行，我们这里大神太多了，供不赢（四川方言，意思为供不过来）。”

李龙炳感叹“第三代”已走远，而“年轻一代已经不和我们一起玩儿了”。他觉得现在有一种误会，即川渝在“第三代”以后后继无人，但其实川渝新一代诗人想象力，技巧都不逊色于“第三代”，但总是被“第三代”所遮蔽，因此认可度不够高。他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川渝新生代诗人能得到更多的关注。

《环球人文地理》刊系总编辑、48岁的诗人李海洲则觉得新生代诗人不需要呵护，“就该让他们胡乱野蛮的生长，我们那一代人，也是横七竖八地冲出来的。”李海洲直白地说，“第三代”以后，川渝诗人的写作就是有问题，“不是读者不买账，是真的不好。诗的内容经不起分析，重复写作，同质化太严重。”

诗人李海洲

“四川人有拉帮结派的习惯，感情太好了就不敢谈诗（的好坏）。一谈诗船就翻了”，李海洲说，“诗人们需要再沉淀一下。”

《草堂》诗刊执行主编熊焱也表示，现在回过头去看“第三代诗人”，他们的写作其实很粗糙，然而他们依旧能冲出省外，能够出圈，除了大环境的因素，也有他们的长处。

“（年轻一代诗人）缺乏对写作的真诚和敬畏。自媒体时代，让人容易陷入到写作狂欢里，自认为写作的水平很高，其实是自我认识不准确。在舒适安逸环境里，也让年轻诗人容易沉浸在小圈子自娱自乐中，容易满足”，熊焱说，年轻一代有他们的特点，他们的创作更加多元开放，更注重向内心探寻，技艺上更加成熟，但常常起点很高，出手不凡，但不够勤奋以至于后续乏力，对人生的思考深度不够不如前辈们坚韧。

“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现在川渝年轻一代中，几乎找不到评论家”，而“第三代诗群”当年得以树立，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强大的理论支撑，熊焱认为这个境况说明新一代诗人缺乏开拓探索精神，缺乏理论上的深入，对诗歌对写作也缺乏独到的认知。熊焱希望川渝年轻一代诗人能更加勤奋一些，“年长的诗人们也不要总是躺在过去的荣光中。”

本届成都国际诗歌周由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指导，四川省作协、四川省文联、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等支持，成都市文联、成都市文广旅局、五粮液集团公司主办，成都市文联《草堂》诗刊社等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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