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是真实的么（荆轲刺秦的结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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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刺秦是真实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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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谈到，荆轲图穷匕见，在咸阳宫的正殿里边追杀秦王嬴政，嬴政仓促之下，只能绕着柱子躲闪，腰间明明佩戴有一把长剑，却怎么都拔不出鞘。大殿之上的秦国群臣一边赤手空拳和荆轲肉搏，一边高声提醒嬴政“王负剑”。但是，所谓“负剑”到底是怎么一个动作呢？

从字面上看，“负剑”就是把悬在腰间的剑背到背后，嬴政似乎就是这样拔剑出鞘的，但如果我们拿一把剑试验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方式只会加大拔剑的难度。

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当时特殊的佩剑方式。

前边讲过，齐国名将田单攻打狄城，久攻不下，于是谣言四起，齐国的小孩子唱起了一支奇怪的歌谣：“大冠若箕，修剑拄颐，攻狄不能下，垒枯骨成丘。”意思是说：头上的武士冠有簸箕那么大，长剑拄着下巴，攻打狄城久攻不下，营垒凋敝，战士的尸骨堆成了小山。在这首歌谣里，形容田单“修剑拄颐”，长剑的剑柄竟然挨到了下巴。那么问题来了：剑柄的位置为什么这么高呢？就算这里有点夸张成分，但夸张背后一定存在事实基础。

这样的佩剑方式貌似很不合理，会直接给拔剑制造困难，但我们需要想到一件事，就是当时没有桌椅，佩剑的人如果采用我们熟悉的方式，剑柄略高于腰部的话，那么在跪坐的时候就会相当别扭。长剑与其说是战斗用的武器，不如说是礼仪性的武器，仪式意义远高于实战意义。如果我们要更多地考虑跪坐时候的便利和仪态，那么在佩剑的时候，剑柄的位置就必须上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把长剑悬在腰间，人取站立姿态，剑柄位于胸口的高度，跪坐下来之后，剑柄就能挨到脸上。人在跪坐姿态下，左臂可以自然顺势环抱剑身，左手反握剑柄。无论站姿还是坐姿，虽然很有范儿，但要想拔剑出鞘，实在太不容易了。

怎么才能拔剑出鞘呢？办法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剑鞘向后推，左手握住剑鞘的上端，压到腰部高度，右手才能够顺利拔剑。所谓“负剑”，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关于“负剑”，《燕丹子》的记载更有戏剧色彩，说荆轲图穷匕见之后，左手抓住嬴政的衣袖，右手拿淬毒的匕首抵住嬴政的胸口，但并没有刺下去，而是成功采取了胁迫的姿态，然后历数嬴政的各种暴行。嬴政很奸诈，打商量说：“事已至此，当然都依你，我只希望死前能听一段音乐。”

荆轲竟然同意了，完全不担心夜长梦多，于是有美女被召来弹琴，琴声是这样的：“罗穀(hú)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这是原话，意思是说：丝绸织成的单衣，一扯就能扯断；八尺高的屏风，一翻身就能跳过去；鹿卢长剑，把剑鞘向后推就能把剑拔出来。

荆轲不解琴音，意识不到美女正在用琴音传递密码，但嬴政听懂了，当即依照琴音的指点，挣断衣袖，翻越屏风，拔出长剑。

在这段记载里，琴声被作者神秘化了。今天我们知道，音乐是一种纯粹的形式艺术，高度抽象，只有形式美感，而没有具体的内容指向。在西方古典美学里，一度把所有的艺术形式高低有序做出排列，排序的标准就是抽象程度的多寡，纯音乐因为是没有内容的纯形式，所以高踞首位，至高无上。有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说法，说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但音乐也是这样吗？如果是的话，那就意味着音乐是对现实生活当中的某种事物的模仿，在模仿之上又有升华。

但是，当我们随便拿一张唱片出来，比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它到底在模仿什么呢？叔本华就有过论述，说音乐虽然被我们想当然地当作一种艺术形式，其实却独立于整个艺术形式的序列之外。

但古代中国的主流看法就不一样了，认为音乐是可以传达具象内容的，所以俞伯牙弹琴的时候，钟子期就能听出来这一段弹的是“巍巍乎高山”，那一段弹的是“洋洋乎流水”。俞伯牙大为赞叹，因为自己在弹琴的时候，弹的正是“巍巍乎高山”和“洋洋乎流水”，自己的琴声正是对自然山水风光的模仿和升华，钟子期把这种模仿和升华的对应关系完全听懂了，所以全都说对了，这就叫知音。

在这种认知模式里，嬴政的音乐修为显然比钟子期还高，而所谓音乐修为，竟然无关于审美，而是一种很机械的解码能力。荆轲吃亏就吃亏在缺乏这种解码能力，结果明明和嬴政一道听琴，但他听到的只是音乐，嬴政听到的却是密码。

就在这电光石火、兔起鹃落之间，强弱之势逆转，嬴政拔出长剑展开反击。《资治通鉴》采录《史记·刺客列传》的记载，说嬴政一剑砍断了荆轲的左大腿，荆轲无力再做追杀，于是把匕首当飞刀用，掷向嬴政，可惜掷偏了，击中了铜柱。

这段记载可能有点夸大，因为长剑的攻击力基本靠刺，劈砍能力相当有限。正常情况下不可能一剑砍断人的大腿，只有古代欧洲那种双手抡动的长剑才勉强能做得到。

荆轲身受重伤，又失去了唯一的武器，知道回天乏术了，于是骂道：“之所以没能杀了你，只怪我太想活捉你，逼你立下契约，回报太子。”《资治通鉴》就是这么简明扼要，《史记》给出了鲜活生动的细节——荆轲同样说这番话，但说话的姿态是“倚柱而笑，箕踞以骂”，因为腿被砍断了，被嬴政连斩八剑，所以勉强靠着柱子挺直上身，双腿叉开向前伸展，这就叫“箕踞”。前边讲过，箕踞这种姿态虽然很放松，但也很不雅。如果当着别人的面“箕踞”而坐，这就等于骂街。历史上最著名的箕踞事件有两个：一个是孟子回家看见老婆箕踞，马上怒不可遏，闹离婚；一个是荆轲刺秦王，受伤失去战斗力了，以箕踞的姿态破口大骂。

接下来，依照《史记·刺客列传》和《战国策》的记载，嬴政左右一拥而上，把荆轲杀了，而《资治通鉴》采录《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说法“体解荆轲以徇”。“体解”就是肢解，俗称大卸八块，“徇”的意思是“示众”。这显然更像嬴政的风格。

荆轲虽然死了，危机解除，但嬴政险死还生，精神上遭受的冲击太大，久久都没能回过神来。受了这样的惊吓，嬴政自然怒不可遏，向赵国占领区增兵，命令王翦出兵伐燕。

就这样，王翦在易水之西击破了燕国和代王赵嘉的联军。

至此，燕国距离亡国只有一步之遥。

荆轲的功亏一篑，在后世千百年间不断让人唏嘘叹惋。在所有吟诵荆轲的诗作里，最有名的是陶渊明的五言古诗《咏荆轲》，尤其是结尾四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这首诗慷慨悲凉，和陶渊明一贯的田园恬淡色彩反差很大，以至于有人认为这首诗才是陶渊明不经意间的真情流露。

清朝诗人龚自珍就是这么想的。他写过《舟中读陶诗》三首，最响亮的是这一首：“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荆轲身上的“江湖侠骨”在陶渊明的时代就已经成为绝响了，在龚自珍的时代更是绝响中的绝响，只能隔着千年故纸堆凭空缅怀。荆轲死后不久，古代中国的政治格局就迎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重义轻生的游侠在大一统的政权下成为被严厉打击、高度防范的对象。

荆轲就这样死了，太子丹又会有怎样的结局呢？我们下一讲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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